黄志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488)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①。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做出奠基性贡献的李大钊，在建党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行了初步探索。研究该探索作出的理论创新和历史贡献，对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有重大意义。
(一)要不要建党的思想准备
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理论探索，也进行了积极的革命实践，说清楚了为什么要建党。列宁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继承者和积极实践者，不仅建立了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和苏联卫国战争中发挥了中坚作用，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起到了引领的作用。列宁立足苏联的国情，初步回答了建设一个怎样的共产党。
20世纪初期，中国革命缺乏一个先进政党的领导。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政治势力新旧交织、思想潮流此起彼伏的急剧变化时期，现实表现就是政党林立、利益纷争。处于乱局的国人急需一个明确的思想、一个坚强的政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这条道路因为要秉承为民初心，必然触及权贵和利益集团，建党之路必然是充满荆棘和坎坷乃至牺牲生命的。即便如此，李大钊在有机会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看到了它的先进性和人民性，接纳了它，并一步步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建党需要坚持真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克服建党的艰难险阻都凝结成为建党精神的充分养料，李大钊用实际行动为建党精神的勃发撒下了火种。
李大钊接受的中西方教育为建党做了充分的知识准备。1889年，李大钊出生于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从小接受了完整的传统教育，又切身感受到旧式社会与新式思潮的激荡，看到了普通百姓在民族危亡下的苦难与无助。1905年，李大钊考入永平府中学，接触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观点，“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②1907年，又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接受了新式的教育，“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③，希望用所学知识改变中国命运。相比同龄人，李大钊具备了丰富的文化基础，接触了早期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做好了投身革命的初期准备。法政专门学堂在辛亥革命前夕已经有革命党人活动，李大钊在这里开始投身社会活动，进行了革新理想的初期实践。但是，现实给他上了一课。看到辛亥革命后新生共和国的命运多舛，他深感忧虑，写下了最早的一篇文献《隐忧篇》。在这篇文稿中，他首次对党争进行了深刻批判。他认为，党派不是必定祸国，好的党派有积极作用，“用之得当，相为政竞，国且赖以昌焉”。④但如果发生党争，就不是国之幸事了。他从当时的形势，已看到因党争导致潜在军阀混战的隐患。“试观今日之政党……则将来党争之时，即兵争之时矣。”⑤此时的李大钊，对近代中国的政治乱象有了切肤之痛，对政党争斗带来的民间疾苦深感忧虑。随着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宋教仁被暗杀，李大钊将他的隐忧转变成了怒吼，在1913年4月1日的《言治》创刊号上，发表了感慨激愤的《大哀篇》，尖锐抨击了当时的军阀官僚政治。同年，李大钊自法政专门学堂毕业后，进入北京，此时正值孙中山领导的讨袁“二次革命”失败，与他相知的社会党人陈翼龙也被袁世凯杀害。国内的政治氛围和革命形势迫使他思考新的出路。1913年，他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大量学习研究了欧洲的理论和实践。就是在这时候，欧洲已极为成熟的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他的视野。同时，他积极组织了大量反袁活动，使自己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斗争中蓬勃发展起来。在日本的留学生涯，一方面丰富了他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锻炼了他的斗争本领，实现了他思想上的第一次转型，即从一个爱国青年向革命青年的转变，并树立了他理想信念的种子，从此为之矢志不渝。
李大钊倡导马克思主义的青春观，为建党做了精神信念的准备。1916年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二卷一号上发表了著名文献《青春》，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他从青春的宇宙观出发，提出青春的人生观，“奋其回春再造之努力”，使衰老者复为青春，青春者终不衰老，从而实现“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青年的“青春中华之创造”使命⑥，鼓励青年人肩负起中流砥柱的责任。号召广大青年起来冲破旧时代的桎梏，与旧的传统思想决裂，创建青春的国家和民族，进而创建青春的人类和地球。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前，李大钊的青春观，唤醒了青年人的救亡图存热情，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启蒙基础，为建党精神的勃发播下了种子。
李大钊用新文化运动燃起了建党的火花，做好了社会的动员和准备。1918年12月，他创办以时政短评为主的《每周评论》，与《新青年》一起，抨击专制统治和封建腐朽文化，传播十月革命新思想，介绍马克思主义新理论，为饱受封建思想和军阀压迫的民众带来了思想的力量，为整个时代思想的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时期的李大钊不仅在思想上披荆斩棘，还亲自带领学生和青年开展新思想研究和新文化传播。让中国丧权辱国的巴黎和会召开后，李大钊扛起了反抗的大旗，以《每周评论》为阵地，接连发表《山东问题》《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等，揭露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面目，掀起了全国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上海产业工人加入运动行列后，运动进入新的阶段，李大钊发出了“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的号召。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最终迫使北洋军阀政府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取得运动的初步胜利。在这次运动中，李大钊用行动给知识青年和革命群众上了一课，先进思想的启迪和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有组织行为，是运动成功的根本保证。一年之后的1920年，李大钊就和陈独秀酝酿建党了，并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开展相关活动。
(二)建什么样的党的理论求索
摒弃落后政党的弊病，建立一个全新的、顺应时代潮流的政党，是李大钊的首要考虑。民国初年大大小小几百个政党，没有带来新气象，而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⑦他想要创建一种新的“拥有国民的势力”，“顺世界文明之潮流”⑧。但具体采用什么主义来指导政党建设，他还没有做好理论准备。为此，他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热潮，既是建党的铺垫，也是厘清自身理论核心的需要。社会需要一场革新的精神扫清障碍，广大的革命志士需要精神支柱来扛起建党的大旗。他在《晨报》和《新青年》两个发行量较大的刊物上开辟马克思主义专栏，向社会上的广大青年传播新理念。在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讲台开设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课程，组织学生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带头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等。
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寻求主义的真理。通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传播。他组织集体学习研究，把北大进步青年学子聚集起来，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大家共同讨论，共同收集资料，组成名为“亢慕义斋”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书籍图书馆。他极为重视教学相长，在课堂上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史学要论等课程，甚至还到师范大学开设社会学等。这时对唯物史观的教学，为今后建党的骨干力量奠定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他还注重在社会尤其是工人中普及马克思主义，壮大群众基础。他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从五四运动爆发到共产党成立，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发表了130多篇文章讲义。这些文字成为冲破反动统治的武器，极大教育了处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启蒙期的革命青年。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号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学生走到工人中去，让学生切实感受到了近代产业工人的悲惨生活。他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在长辛店等铁路工人中产生巨大影响。通过他的组织和发动，北方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为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做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李大钊明确了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他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中看到党的力量，他引用郭冷苔(Collontay)的话说“他们的目的……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⑨筹备建党之时，他就从政党性质、指导思想、纲领和策略上指导建党实践。当陈独秀询问李大钊党的名称时，李大钊定名“共产党”，就是要亮明工人阶级的属性和身份，正如他说的，“这个团体……即是社会主义团体”⑩。就指导思想而言，在与胡适争论问题与主义之时，他就明确强调了主义的理论指导性，“我们惟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在选择何种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历史关头，李大钊用他熟稔的中西对比研究视野，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然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者宣言》……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俄国革命的胜利，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胜利，给了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信心。长期以来的理论研究和工人运动实践，也坚定了他选择旨在解放全人类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心。
(三)推动建党的理论交锋
在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李大钊与胡适就问题与主义之争为切入点，通过思想交锋，对社会主义进行“深研政理”。他知道，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是必然的，但要循序渐进。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应首先翻译各国最简明扼要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名著”，提高社会普及度，“进而深入研究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行的方法”。他在理论论战中维护社会主义的科学性。针对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认为，解决社会问题需要集体的力量，而要凝聚力量，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主义。他看到了中国的问题是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由此，他大声疾呼：“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李大钊在向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认识到了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从1920年9月开始，李大钊就在北京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原理相关课程。在课堂上，他向学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结合当地国情的重要性，“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他的这些真知灼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基石，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李大钊还运用批判的武器，通过理论斗争捍卫党的正确主张。党的二大后，吹响了反帝反封建的号角，但理论界的声音并不一致。李大钊在北方开展了一系列理论斗争，在传播我党正确主张的同时有效批判了错误思潮。他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无人能置身事外，只有联合抵抗。他倡导被压迫的国家都“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合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他积极开展反封建宣传，并有针对性地强调无产阶级领导的“平民政治”将取代资产阶级领导的“平民政治”。他着重批判了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对一些标榜“不过问政治”，想用“振兴实业”来“改造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妥协思想进行了坚决批判。1922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的杭州大会上，李大钊联合邓中夏、黄日葵等六个会员，提出了“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即民主主义)”的提案，使得大会在经过激烈的争辩之后，终于通过了旨在“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谋军阀势力的推翻”的《本会对时局的主张》。可见，还在建党初期，李大钊就娴熟地运用多重斗争手段，有效捍卫了党的中国化时代化正确主张。
(一)在建党实践中坚持中国化时代化
李大钊立足中国国情建党，推进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中国实践。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先期成立了理论性研究小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年十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办公室里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已经具备了政党的雏形，做了相应的理论和组织准备。当时，与此类似的党的早期组织已经有8个，党员50余名。这种先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小组，进行充分的理论组织和思想准备，再集中召开党的一大并宣布建党的做法，开了世界政党史的先河。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环境下，这种创新做法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纵观各国马克思主义或者左翼政党成立历史，基本在建党前期，反动势力强大，如何建党是摆在早期革命家面前的普遍难题。从一开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就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指导，但中国的形势和面临的困境与俄国有显著的不同。军阀割据混战，但在反对社会主义思潮方面却态度一致。经历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群众运动基础较好，但各种思潮激荡，各种党派林立。李大钊和陈独秀作为党的创始人，一北一南遥相呼应，先在北京和上海两个主要政治经济中心先行成立早期组织，并联络全国主要城市先进分子同步成立组织。这种做法，一是确保了政党的纯洁性，能够广泛邀请志同道合的同志加入党组织；
二是锻炼了党的干部，提高了党组织的生存能力；
三是建立了革命基地，确保党组织成立后就能快速打开工作局面。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经验，为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很好的中国方案。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召开，完成了建党的伟大使命。过程虽然惊心动魄，结果却是顺理成章的。基于前期李大钊做的丰富理论传播以及党的早期组织的活动，建党的理念已达成共识。这充分体现了李大钊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认识及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意义。
关于党的纲领，李大钊既坚持了理想信仰又直面了现实，即做到了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辩证统一。首先，长期来看，他坚信未来必定实现共产主义。通过《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文献，他向世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宣告“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向社会宣扬了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能由社会主义来实现，“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其次，短期来看，他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二重障碍”，要想实现共产主义的长期目标，必须要先完成反帝反封的民主主义目标。“所以，中国的民族运动应该是既反帝又反军阀”。这些思想成为党的纲领，推动全党在建党伊始就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道路，树立了坚持真理的建党精神。
就实现党的纲领必须采取的策略问题，李大钊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他将反帝反封建作为主要矛盾来解决，“任何主义者……应该在此时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United Front)，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他坚持联合，同时又强调不能放弃党的领导权。至于如何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他看来，即是发挥理论先进性的优势，加强宣传和教育，扩大革命力量对比。他看到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的特殊性，号召知识分子要到农村，组织和教育农民。他看到了国民党的一定进步性和较大局限性，认为应该“扶助他们”“帮助他们”。
关于建党后的革命方式，李大钊看到在当时的中国环境下，暴力革命是唯一出路。他指出：“要以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主义，要连根带蒂的拔除督军制度以实现民主主义。”这一认识，是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下，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结合的现实考量，充分体现了时代性特点。他很早就看到暴力手段对革命的至关重要作用，“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这些宝贵思想，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快速调整政策、掀起武装起义、开展武装斗争并大力进行军队建设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就党的建设而言，李大钊极为重视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他对组织和纪律的重视，来源于他对俄罗斯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借鉴。他对列宁领导的共产党展现出来的纪律性是极为敬佩的。他说“俄罗斯共产党, 党员六十万人, 以六十万人之大活跃, 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 真正可骇。”与之相反的是民国初年大小近三百政党的乱象，更加坚定了他对建坚强有力政党的决心。
就党的人民性而言，李大钊很早就重视它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惟一的基础”。“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不是那(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李大钊认识到人民的力量才是革命力量的源泉，喊出了“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的口号。新文化运动的实践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从内外两方面强化了这一判断，成为我党建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将坚持人民至上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表述，既是对李大钊人民思想的继承，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接续发展的人民思想马克思主义化。
(二)在统一战线实践中坚持守正创新
建党之后，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参与政治斗争，阐明政治目标，应对政治局势，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党的三大前后，李大钊在坚持党的独立地位和革命领导权基础上，积极促成国共统一战线，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又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创造有利的革命形势作出了巨大贡献。身为党的领袖，李大钊以高度使命感推动国共合作。一年时间内四跨长江、三赴上海、两下广州，给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积极的影响和巨大的帮助，协助国民党完成了改组工作，推动国民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确立了正确的国共合作政策。李大钊在合作中坚持策略性和原则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主张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国共合作重实效，而不拘泥于两党形式上的联合，更不能以国共两党的决策代替共产党自身的纲领和主张。另一方面，坚持在国共合作的大前提下，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思想政治方面的优势推动改组国民党，使其尽快成为进步的民主革命联盟。在纷繁复杂的政治局势下，通过政策和策略的先进性，既发挥了党作为新生政治力量的理论先进性优势，又旗帜鲜明亮明身份，保持党的纯洁性政治本色，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底色。
李大钊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坚守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的正，勇于创中国民主革命的新。他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成功，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认为这是中国革命必须坚持的主义。他也清楚地看到，应该研究马克思主义“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他在实践中提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暴力革命、统一战线等思想，都是党在早期做出的宝贵理论创新探索。李大钊创新革命形式，不拘泥于本本和教条，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推动国共第一次合作。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实际领导了国共两党的北方工作。党的早期革命活动的实践，证明了李大钊并未完全照搬俄共的建党模式和革命方式，而是勇于探索符合中国时代化特点的革命策略，这是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体现了他的中国化时代化追求。
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与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来到延安，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伟大精神指导伟大实践，历史经验增强自信自立，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创新，指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步伐，必将在新时代继续推进真理性探索。
(一)建党精神指引真理探索
实践产生认识，精神来源于实践。李大钊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文化运动时代化的产物五四精神融合于建党实践，催生了建党精神。李大钊是五四精神的主要奠基人和建党精神的重要源头。他主张的 “国家至上与人民至上”精神、“调和与有容”精神、“民彝与平民”精神、“自反与迎受”精神、“求真与求实”等理性精神是五四时期的思想产物，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成为建党精神的思想来源。
李大钊为建党精神赋予了人民品格。在建党实践中，他深入工人阶级队伍，发动广大群众，立志建立一个人民的政党。他认识到，要完成民族的解放事业，要“拥有国民的势力”，还要“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王沪宁在纪念李大钊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对此作出了完美的诠释。他指出，李大钊是“信仰坚定、对党忠诚的表率”，“坚守初心、为民造福的表率”，“勇于担当、敢为人先的表率”，“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表率”，“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表率”，“清正廉洁、品德高尚的表率”。
李大钊用自己的英勇就义铸就了不怕牺牲的建党精神。他清楚地认识到，任何革命,都要付出牺牲。他在宣传俄国革命经验时,都反复地宣传了这一思想。“一世纪新文明之创造, 新生命之诞生，其机运每肇基于艰难恐怖之中。”人类“最大之成功, 固皆在最大牺牲最大痛苦之后”。李大钊的建党思想从一开始就突出了这种英勇无畏的奋斗牺牲精神。在白色恐怖日益严峻的时候，李大钊坚持工作，不惧危险，统筹调度北方党组织，保存并加强了党的力量。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反动军阀非法逮捕后，坚决反对党组织的劫狱营救，他不希望革命力量再遭损失。4月28日李大钊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真理、不怕牺牲的伟大建党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100周年大会上对百年来赓续血脉的建党精神进行了深刻凝练。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建党精神是党的精神谱系源头，指引党的思想方向，为党在新时代新征程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信念支撑。
(二)建党实践推动自信自立
李大钊建党实践是没有教科书，也没有现成答案的。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报告中体现出的强大历史自信，得益于自李大钊建党伊始就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
李大钊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形成了结合中国国情建党的成功历史经验，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道路自信。他首先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严肃的“学理”探讨。他认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不等同于能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他看到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只是局限于仅有的几部著作，更何况翻译的准度不高，有些甚至与原义相去甚远。他注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他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李大钊在建党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自信自立、不怕牺牲的精神，为全党树立了坚持真理、献身真理的榜样，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信仰。他用革命鲜血宣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舍我其谁的精神气概，用英勇就义挺起了共产党人面对困难和牺牲不屈的脊梁。
在李大钊建党实践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历史经验，此后在党的百年历程中都反复被验证。真理性认识被验证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增强自信自立的意识自觉过程。近百年来，正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在成功的实践中积累经验，在经验积累中理论创新，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党的二十大后，还将继续推动全党自信自立，不断结合实际，创造新的中国化时代化成果。
(三)建党思想哺育理论创新
李大钊在建党过程中坚持践行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党的百年历程中始终发挥着定盘星作用。在要不要建党的思考中，李大钊坚持了问题导向，着眼于为苦难的中国找到一个能带其走出泥潭的坚强政党。在建什么样党的理论探索中，李大钊坚持放眼世界寻找真理，从俄国革命中找到了钥匙。在怎么样建党的实践探索中，李大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观点，立足中国实际，形成了成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经验，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的中国做法。这些真理性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着哺育滋养的作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继承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了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党的历次理论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不断回答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问题，得出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伟大答卷。李大钊建党实践凝结而成、不断赓续的红色血脉，一以贯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继续哺育党的理论创新，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注释：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6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301页。
③ 同上，第297页。
④ 《李大钊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页。
⑤ 同上，第2页。
⑥ 《李大钊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307、312、328页。
⑦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349页。
⑧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75页。
⑨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364页。
⑩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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