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振文，张小萍
(1.南昌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2.景德镇学院 人文学院，江西 景德镇 334000)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1]52。稳定源于制度，是制度效能的体现。“社会长期稳定奇迹”(1)“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是指我国长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与“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一起并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其他政党和各族人民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国家治理而取得的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24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其他政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进行国家治理而取得的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之一。习近平指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2]9-10讲清楚“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是学术界、理论界的重要任务。在政党政治条件下，政党“处于现代政府的中心，并扮演着决定性和创造性的角色”[3]44。事实上，在现代社会，政党不仅是政治体系的中心，也是社会结构的中心，政党活动、政党关系及其相应的政党制度是理解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的关键钥匙，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社会运行乃至“政治制度的健康基本取决于政党制度是否稳定”[4]203。因此，讲清楚“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不能脱离政党政治的时空情境，不能缺失政党制度的视角。长期以来，关于“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背后逻辑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从经济发展、地方政府间竞争、公共政策偏好和现代化模式等维度来展开，其中虽然也不乏一些从“制度”维度来探讨此问题的研究成果，但相关研究成果大多仅是停留于一种整体性、宏观性的制度叙事，缺乏对“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与社会某领域具体制度之间所存在的逻辑关系进行深度分析的微观或中观视角，特别是缺乏政党政治图景中“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政党制度分析视角。在习近平作出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越性的“三个新”和“三个有效避免”(2)“三个新”和“三个有效避免”是习近平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越性的全新概况。相关论述参见习近平：《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第1版。的全新概括之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及其治理效能等相关问题迅速引发了理论界、学术界的广泛讨论，成为新的理论增长热点，初步形成了“历史-结构-功能研究进路”(3)参见周淑真：《比较视野中的百年政党：历史演进、类型特征与兴衰关键》，《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4期，第27-37页；
张献生：《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基本作用》，《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4期，第106-114页。“政权组织形式及其背后的政权组织原则研究进路”(4)参见包心鉴：《中国制度的内在逻辑与独特优势》，《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1-11页；
陈家刚：《政党协商:内涵、特征与价值》，《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6期，第50-56页。“政治共同体研究进路”(5)参见林华山：《新型国家：“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基础与逻辑》，《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18-30页；
许忠明：《政治共同体视野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机理分析》，《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19-29页。三条不同研究进路，取得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成果，但总体而言，运用政党政治理论来分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及其效能转化，特别是其对“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贡献方面的研究还是薄弱点，缺乏细致分析。既然“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的实践成果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那么在创造“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过程中，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它为什么能够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机理是怎样的呢？无疑，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中国的发展奇迹需要本土化的理论解释。”[5]12本文基于政党政治理论资源，尝试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视角来阐明“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何以可能的内在逻辑，以期为深入认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深入把握政党政治规律、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添学理支撑。
广泛共识的形成和存在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追求最大共识为价值逻辑，共识性价值逻辑是其得以形成和展开的根本遵循。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秉承统一战线精神实质，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确规范核心政治关系，对阶级阶层关系、政党关系、社会关系等都起着十分重要的整合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广泛共识的形成，为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创造不断累积着基础性社会条件。基于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逻辑之于创造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作用机理(图1)。
图1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逻辑对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作用机理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项秉承统一战线精神实质的伟大政治创造。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政治联盟，是一种为着共同目标而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形成共识并一致行动的重要国家治理机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实践中，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形成、发展和完善无不或多或少，程度不一地从统一战线汲取了相应资源，打上了统一战线精神实质的烙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就是这样一项秉承统一战线精神实质的制度设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紧扣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始终以“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巩固同心圆“圆心”力量，不断延伸同心圆半径，是形成全国人民广泛共识的核心制度力量。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灵魂。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形成、维持和巩固统一战线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高政治力量，其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既是统一战线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具有任何其他政党制度类型难以企及的整合功能的根本缘由。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好印证了亨廷顿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党角色的断言：“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政党的力量，……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6]341另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强调政党间的合作与协商。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能够自觉加强与执政党的合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效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职能作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三大主体的密切联接，充分展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团结各方力量的制度优势，也是使这一制度具有强大整合作用的基础性要件，切实体现了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原则，并因此表现出了强大的号召力、组织力和聚合力，有利于社会长期稳定。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项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政治创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蕴涵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质精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7]，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2]7。从实际来看，传统“和合文化”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断发挥潜力的精神源泉。“和合文化”追求“天下为公”的“大一统”局面，强调“天下大同”，注重“以民为本”，要求社会主体人尽其力，各尽其责。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结构中的核心主体的中国共产党，是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继承者、倡导者和实践者，在治国理政中始终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结构中的重要主体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虽然代表各自所联系的特定群体的具体利益，但都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同心协力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觉为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奋斗，从而避免了西方政党制度下必然导致的利益纷争、社会分裂的局面。同时，“和合文化”强调“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同样秉承了这一价值原则。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明确规范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合作但不同一”的关系，始终把既强调一致性又尊重多样性作为正确处理两者关系的根本方针，即不同党派在合作时承认彼此之间差异性的存在，同时保持自身的党派特色和优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遵循的有原则有底线有定力的“兼容并包、求同存异”价值理念，将不同阶层、不同团体的意见诉求凝聚成共同的奋斗目标，既有助于激发社会活力，又有助于维护社会长期稳定。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项正确规范核心政治关系的伟大政治创造。对现代社会而言，核心政治关系是决定社会能否长期稳定的重要变量。政党制度是着眼于规范和调节政治体系中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政党和政党与社会三大核心政治关系的制度安排。藉由自身特有的结构特质和运行方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高效率、负责任地处理好“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三大核心关系问题。
在政党与政权的关系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项反映并规范政党和国家政权关系的制度安排，它明确了各个政党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基本属性及其相应地位。“在中国国家政权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加强团结、合作共事，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坚持平等相待、民主协商、真诚合作，支持各级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中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发挥作用，共同推动国家政权建设。”[8]以中国共产党执政与各民主党派参政有机结合的方式实现对国家政权的合理支配、科学行使和有效运用，在执政参政有机交融中持续发挥制度效能。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力量，作为实现对一切工作进行全面领导的执政党，其领导力量强盛而稳固，且能够以自身的成熟性、权威性和自我革命精神担当起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战略重任。在中国国家政权架构中，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反对党，也不是旁观者、局外人，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国家治理的参政党。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重要方针政策、重要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民主党派的参政地位和参政权利受宪法保护，体现的是人民民主的精神要义。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其参政的目的不是为取代执政党，而是在这一制度规范下认真发挥参政效能，积极协助配合执政党工作，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规范下，政党与政权的关系表现为一党执政而不独断专行，多党参政而不恶意竞争，有效避免了西方两党制、多党制造成的政党相互拆台、社会分裂动荡的局面。
在政党与政党的关系上，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共同奋斗，一道砥砺前行，一道经受考验，形成了通力合作、团结和谐的新型政党关系。中国共产党重视发挥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各民主党派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真诚开展政治协商，广泛实行政治合作。政党之间的合作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运行机制，这种合作关系有国家宪法作保障，有共同目标作基础，有共同准则作支撑，因而在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上，各党派能够通过商量、通过协商来凝聚力量并共同应对。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形成的亲密友党关系，经过了时间的检验，经受了实践的考验，是真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和谐共生关系。这种以合作为底色的政党关系突破了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传统政党关系模式，创立了以多党合作为基础的休戚与共的关系格局，为社会长期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上，政党来自社会，服务社会，是沟通人民与国家政权的重要桥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项以承认和尊重政党间差异为基础，能够正确规范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深深扎根于中国土壤，各自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历经重重考验，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代表和服务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各民主党派也逐步发展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无党派人士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各民主党派联系着中国社会特定阶层、特定群体，并代表和反映其具体利益诉求。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规范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本着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原则，通过相互合作与共同磋商等途径解决差异问题，形成了和衷共济的良好政党关系。这种政党关系有效地协调了各种利益诉求，成功实现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各阶层人民的具体利益的统一；
这种政党关系凝聚了各种社会力量，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汇聚起磅礴伟力；
这种政党关系为其他社会关系作出了示范，有力带动了其他社会关系的和谐运转，为各阶级各阶层的紧密团结累积了深厚的民意基础，使社会长期稳定的形成和维护获得了广泛的散布性支撑。
民主是促进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内生性动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一开始就是民主的产物，秉承着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观的基本价值立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实现形式，真切地体现着当代中国政治的民主运行逻辑，有力地助推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形成。基于此，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逻辑之于创造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作用机理(图2)。
图2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逻辑对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作用机理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扩大并有序化了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体现的是公民对政治体系的认知、情感、态度和相应行为，是公民的一种基本的政治权力和义务，也是民主的核心要素。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和程度是衡量民主质量的重要参考指标。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路径。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核心主体——中国共产党维度而言，作为执政党、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和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等有着强大的整合力，通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提供的各种制度化平台能够及时有效地把传统的政治力量和新生的社会力量纳入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确保其政治参与渠道的充分和畅通。同时，凭借着严谨的组织作风和严密的组织系统，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党员可以通过对应的不同层级的党组织有效有序参与政治生活，而这本身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体现。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主体——民主党派维度而言，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通过联系各自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可以向政治体系充分反映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各种诉求，为党外群众参与政治提供了重要路径。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中，来自上述两大主体维度的政治参与路径相辅相成，不断为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政治参与开辟新的渠道，充分发挥着各自的独特优势并切实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优势。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新并有序化了公民政治参与渠道。随着国家治理水平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提供的制度化参与渠道不断得以创新。从参与渠道来看，以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为基础，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制度进一步发展，听证会、民主生活会等传统政治参与渠道不断完善；
同时，为适应信息化发展态势，以互联网等新媒体为代表的网络政治参与渠道不断拓宽，丰富了公民政治参与形式，助推了公民理性有序地表达各种诉求。此外，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不是机械地、被动地反映自身所联系的阶层群体的要求建议，而是通过自身的组织形式和组织优势，将零散的、单一性的利益表达提炼成集合的、组织性的利益诉求，从而将所联系的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中，保证了政治参与的有序性，增强了政治参与的实效性。
总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扩大和有序化了公民政治参与，能够不断适应、尊重并满足公民对公平、正义、安全和生态等方面更多更高的参与需求，避免了无序政治参与而造成的社会混乱，有效维护了社会长期稳定。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畅通并满足了利益表达。利益表达是民主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民主就是一种公民个体或利益群体通过制度化渠道表达并满足自身利益诉求的政治过程。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党派主体是利益表达的代表者、组织者和实践者。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核心和灵魂，始终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凭借组织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时代性，中国共产党能够有效地吸收、反映和照顾不同阶级阶层人民的利益要求，并通过不断扩大政治参与渠道来保障人民群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权利。同时，各民主党派在社会基础、组织结构上也具有较为广泛的利益代表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各民主党派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征集民意，表达建议，积极协助执政党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并及时向执政党反映自身所联系的阶层群体的利益要求，使这些意见和利益诉求在相应制度化渠道内能够得到充分表达。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有利于畅通并满足利益表达。合作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要运行机制，这种合作运行机制保证了各党派通过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方式，对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诉求既做到全局性的统筹兼顾又做到分众性的精准施策，不仅有效维护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也尊重和满足了与不同阶层、不同界别、不同组织相联系的群众的具体合理利益。而且，作为国家制度组成部分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身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之一，它深深地嵌入国家治理过程，能够根据公民的利益表达及时知晓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存在或积累的各类矛盾问题，并通过民主化的决策机制保证相应决策的制定和实施。
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人民群众利益的表达、综合和反馈，既明确规范了相应的主体代表，又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使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阶级各阶层的合理具体利益都能得到维护和保障，有效规避了因利益表达或反馈不畅而导致的现代性危机，在抚慰和满足人们“最敏感的神经”中促成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并制度化了民主监督。监督是民主的题中之义，也是成就民主价值的重要环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一直将民主监督作为制度建构、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逐步形成了制度化的民主监督机制。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自觉接受各民主党派的监督。各民主党派监督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为了促进中国共产党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首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新了党外监督形式。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其民主监督为执政党提供了重要的党外监督形式。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是一种高层次、多维度的党际监督，这种监督主要是以“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政治监督，是一种协商式监督、合作性监督。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知无不言的挚友、过失相规的诤友。在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是互相监督而不是彼此倾轧，是相互补台而不是相互拆台，是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掣肘，是相互提高而不是零和博弈。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本质上是政党之间通过民主方式进行的集体层面的理性政党政治行为，有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监督，是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重要方式，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8]
其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搭建了民主监督平台。人民政协是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搭建的履职平台。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是一种整体式、组织式的监督，其协商型监督的特有优势，能够对国家大政方针以及执政党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另外，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对于国家政策制定、贯彻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以及执政党权力运用过程中出现的失职行为，都能够发挥重要的民主监督作用。
最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党派监督和机构监督同频共振。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与人民政协的整体式、组织式的民主监督相辅相成，有效地将民主监督工作纳入制度化轨道，提升了民主监督的效能。作为人民政协的重要工作主体，民主党派可以在政协中充分运用提案、建议、参会等方式开展民主监督工作，将党际监督和机构监督的两种民主监督职能融会贯通，使及时高效地履行其民主监督职责得到保证。更重要的是，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高，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民政协，其民主监督机制得以不断完善，民主监督程序得以不断强化，民主监督的性质、对象、范围、方式等也得以进一步规范。这样，民主党派的党派性监督和人民政协经由民主党派所展现的机构监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并行不悖、同频共振，不但提升了民主监督的制度化程序化水平，而且有助于形成民主监督合力。
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蕴含和展现的制度化民主监督机制，在调节政党行为、规范政治权力，引导社会成长，促进决策科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步满足了人们对民主监督的期待，有助于社会长期稳定。
稳定常常是与特定的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制度结构。政治制度结构的吸纳性及强弱从来就是判断其是否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重要参考尺度，也是其在变动不居的社会中之所以能够发挥引导社会秩序作用的效能体现。新型政党制度是当代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长期的实践和发展中遵循并展示出显著的吸纳性结构逻辑。这种吸纳性结构逻辑不断强化其开放包容性，具有强大的内聚力，使其他社会力量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对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形成和可持续起着源源不断的巩固作用。基于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逻辑之于创造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作用机理(图3)。
图3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逻辑对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作用机理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强大的政治性吸纳力。政治性吸纳是指特定政治体系对新生社会力量的一种在政治身份方面的开放性接纳，使之成为政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潜在的或可能的现行政治体系的对抗者或不合作者转变成认同、支持和拥护现行政治体系的社会力量的政治过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指导，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吸收借鉴世界政党政治文明的一项制度领域的伟大创造，在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中表现出了强大的政治性吸纳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民主化法治化特质有利于吸纳社会新生力量。社会长期稳定的先决条件是政党制度能够持续不断吸收现代化中出现的新的社会力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明确要求各政党的活动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依据，始终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事实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立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弘扬民主法治观念、践行民主法治的实践过程。而民主法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果以及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能够保证社会所有群体和组织的活动都有制可循、有规可依，能够有效避免专制人治的武断性、狭隘性、不平衡性，对新生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有着重要的保护、尊重和规范意义，而正是在这种保护、尊重和规范中实现了对新生社会力量的吸纳。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承载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群体及成员起着主导性吸纳作用。意识形态属于政治社会的价值范畴，包含人们对当前政治系统的态度、认知、情绪等诸多政治心理要素。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有助于提升政治参与者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度，并使之自觉有序参与政治生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凝结和载体，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政党观、政治观和唯物史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自然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最大优势。藉由这一优势，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规范和调节的各类政党及其所代表或联系的不同社会群体及成员的政治社会化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自然发挥着主导作用，能够对不同社会群体及成员的价值立场加以正确引导，能够对不同社会群体及成员的政治行为作出合理合法的规范，进而在引导和规范中不断增强社会群体及成员对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认同。同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规范的合作性政党关系，为民主党派积极协助中国共产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化提供了动力，促使民主党派自觉对各自所代表和联系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正确引导，提升对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认同度。正是凭借强大的政治性吸纳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不断吸引新兴的社会力量，并将其纳入国家的政治体系之中，使之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得以不断强化，有效避免了因无法参与政治生活而导致的社会抵触情绪和不良心理。而且，随着政治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不断提升，人们的政治社会活动会更加自觉地在政治体系规定的框架内进行，并对可能的逾越行为进行自我规避，从而为形成社会长期稳定的局面提供重要动力源泉。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显著的制度化吸纳力。制度化吸纳意味着特定政治体系针对社会发展变化中出现的新生力量，通过提供一系列制度化渠道而非一时性的权宜之计让其参与到现行政治体系中来，使其获得对现行政治体系的参与感、尊重感和认同感的政治过程。经过几十年的接续探索，并随着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已然发展为规范化、程序化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制度化吸纳作用。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增进了公民的政治认同。无论是从亚里士多德的“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动物”的概言，还是从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洞见出发，政治是“人”的不可回避的重要场域，“人”总要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政治参与是现代社会中公民成为“政治人”的必要途径，它不但直接标识着政治体系是否民主及其运转状况，而且是促使公民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得以形成的关键环节。西德尼·维巴和诺曼·H.尼认为：“没有政治参与的地方几乎不存在民主，政治参与范围越广，民主越可能发生。”[9]1的确，在现代社会，政治参与是联系公民与国家、公民与决策议程、公民与政策实施之间的纽带，也是公民习得政治知识、融入政治生活、形成政治认同的重要民主机制。因此，在政治参与问题上，不是要不要政治参与，而是要什么样的政治参与。从政治学视角，政治参与可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公民通过各类符合法律规定与政策规定的方式参加公共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10]166，其途径具体包括各层级的选举投票、就特定事务的常规性或制度性协商、政策制定听证会、网络政策咨询与建议等。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架起国家和社会之间搭起的桥梁，为缓和、协调政治体系与公民意愿之间存在的可能的张力提供了回旋空间，有利于促使政治体系稳定运行。很明显，对任何既定政治体系而言，制度化政治参与常常是得到鼓励和提倡的，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了“我们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1]37的要求。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当代中国政治体系提供给各政党参与政治生活，展开政治过程，审议和作出政治决策的重要平台和渠道，体现的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合法有序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各政党及其所联系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依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围绕国家事务和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积极献计献策，形成了一系列诸如制度化的协商机制、制度化的监督机制和制度化参政机制等政治参与机制。这些具体政治参与机制保证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它们所联系的社会成员比较系统地、有组织地就国家事务和经济文化社会事业进行协商、审议、决策和监督，增强了各参与主体的主体意识。这些具体的政治参与机制有助于中国共产党较为全面准确地了解和掌握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政治参与过程中的不同诉求及这些诉求得到严肃认真地对待和回应，提升了决策的民主性。这种有序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提高参与者对政治体系的责任感和认同感，并不断吸引新兴社会群体及其成员自觉有序地投入政治实践，增强了政治体系对社会公众的吸纳能力。这种制度化的合法有序政治参与体现了各政党之间通力合作的友党关系，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各民主党派的参政有机结合起来，为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化的参与途径和参与渠道，最大限度地囊括和兼容了新生的社会力量，使最广大人民群众被纳入并参与政治生活中，有效增进了各参与主体对政治体系的认同。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运行过程中对各参与主体的主体意识、决策民主性、吸纳能力和认同能力等方面的影响，充分展示了其强大的制度化吸纳力。它的这种制度化吸纳力直接导致了各参与主体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度的提高，为社会长期稳定奠定了厚实的政治基础。政治状况是决定社会稳定与否的关键因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化吸纳所奠定的厚实政治基础为社会长期稳定创造了重要条件，有力地保证和促进了社会发展长期稳定局面的形成与维持，使当代中国成为世界上安全感最强的国家。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突出的组织化吸纳力。组织化吸纳意味着特定政治体系摒去政治排斥和政治垄断，在政治机会、政治待遇、政治职位、政治荣誉乃至政治安排等方面向新生的社会力量敞开，使其成为现行政治体系的共建共享者，成为现行政治体系所属官僚机构组成部分的政治过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规范和调节的主体不是原子式的个体，而是以各种政治性组织及其所对应的群团组织为基础的组织性主体，并通过这些组织性主体以多样化的形式把新生社会力量吸纳入制度化轨道，使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拥趸。
首先，政党组织吸纳。以政党政治为主要运行机制的现代社会，政党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政治组织。精英遴选和录用是维持和巩固政党在政治体系中之所以能够持续占据核心主体地位并显示其重要作用的不可或缺的条件。通过精英遴选和录用，社会各类人才源源不断地聚拢在政党周围。这不但增强了政党自身的生机活力，促进了政党自身的发展成熟，而且为消解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张力提供了重要机制，是一种重要的组织化吸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向中国所有合法社会群体、社会阶层和社会成员开放的制度结构。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规范下，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根据社会结构变化，以自身党派性质和党派渊源为基础，不断吸纳社会各界的优秀分子和骨干力量，并通过建立自己特殊的沟通网络和组织体系不断调节和细化吸纳范围，表现出了强大的组织吸纳力。例如，伴随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深入推进，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动，以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等为主体的新社会阶层迅速壮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中国共产党引领并顺应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及时将党的大门向这些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社会阶层敞开，允许他们入党。在被吸纳进政党组织之后，新入的政党组织成员则会在权利和义务上遵循所加入的政党组织所处的政治体系中，并接受组织为其确定的政治角色定位和政治安排，从而成为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参与者与建设者。
其次，人民政协吸纳。人民政协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深入政治生活，参与政治过程的专门机构和重要平台，具有强大的组织吸纳力。人民政协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专门协商机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激发了广大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激活了人民政协的诸多政治功能，赋予了人民政协更多角色担当。为适应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深入发展，着眼于更多更好更及时输入输出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表达诉求的需求，人民政协不断调整界别吸纳框架，精化界别吸纳范围，扩展界别吸纳途径，灵活地做到了既吸收了新兴社会阶层的精英分子，又容纳了社会底层人群的代表人士，保证了不同阶层的群众都参与政治生活，共建共治共享利益资源和社会价值，有效增强了人们对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归属感。
最后，群团组织吸纳。群团组织是指在政党指导下或联系下所建立的各种政治组织或其他社会组织，它们与其所挂靠或指导的政党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又非政党本身。在我国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中，居于领导和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建立并领导了一批由党委和政府管理的社会组织以吸纳不同社会群体。在这其中，有很多相对比较有影响的组织，如妇联、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不断“深化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改革和建设，有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1]38。同样，在社会成长过程中，各民主党派也直接或间接建立了一些与自身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组织。不同社会群体成员在被吸纳进这些组织之后，其身份、权益等均会得到组织所属政治体系的认可和保障，并能通过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在心理和行为上形成对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政治认同和政治支持，并自发地致力于维护、建设和巩固好这一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政治体系。
政党组织、人民政协和群团组织以组织结构化的整体力量不断吸纳社会成员，充分彰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组织化吸纳力。通过组织结构化的吸纳，与这些组织所联系的群体或其成员能够及时和持续进入当代中国政治体系之中并切实共享到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增强了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度，有助于促进社会长期稳定。
人类社会发展史一再表明：社会发展的持续稳定不是自发的，而是理性的产物，关键靠的是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就是这样一种理性的制度，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符合中国国情和国家治理需要，是有利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基本政治制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共识性价值逻辑、民主性运行逻辑和吸纳性结构逻辑不断地创造和累积着促进社会有序运行的支撑性条件，是形成、维护和保证当代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伟大政治创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应该不忘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7]，不断丰富其理论内涵、健全其制度体系、激发其制度效能，使其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焕发更加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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