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洪成，张美玲
(1.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2.保定市徐水区巩固庄中学，河北 保定 071002)
南朝(420～589年)，自晋元熙二年宋武帝刘裕代晋称帝，至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陈灭亡，历宋、齐、梁(包括后梁)、陈四代。宋代(420～479年)，宋武帝刘裕定都建康，后被齐所灭，史称“刘宋”；
齐代(479～502年)，齐高帝萧道成定都建康，后被梁所灭，史称“萧齐”“南齐”；
梁代(502～557年)，梁武帝萧衍定都建康，后被陈所灭，史称“萧梁”；
后梁(555～587年)，梁宣帝萧詧定都江陵，后被隋所灭，史称“北梁”；
陈(557～589年)，陈武帝陈霸先定都建康，后被隋所灭。在封建政权改朝换代，频繁更替的历史场域下，南朝学校教材呈现出顺时而变与相对稳定统一的情形，并带有自身的特色。
南朝宋文帝当政的元嘉时期(424～543年)，史称“元嘉之治”。元嘉十五年(438年)，在京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设置四所类似高等专科学校性质的学馆，“四馆”的创建，开辟了学校教育制度多样化的新时代，也是东汉时期鸿都门学性质的专科高等学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兴与发展。南朝官学教材类型多样化，以儒家经学教材为主，兼及文学、史学、玄学、法家及宗教佛学等多学科教材。这既是学术文化变动的反映，也是学校制度流变的结果。
(一)南朝官学教材概述
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十五年(438年)在京都设置四所类似专科学校性质的学馆，即儒学馆、玄学馆、史学馆、文学馆，扩大了官学的设科范围，也反映了儒学的妥协与玄学、史学、文学的兴起。
南朝宋代除儒、玄学之外，尚开设史学、文学专业，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由于门阀士族垄断政权，实行九品中正的选拔人才制度，士人重家世、“簿伐”(家世的记录)、谱牒(族姓的历史)，因而对历史也就更要注意研究了。这是官学中设置“史学”“史科”的原因。同样，官学教育中历史教材的推广、应用将会由此而日渐强化、突出。
南朝的大庄园经济发展较快，在富裕的物质生活基础上，南朝帝王官僚、士族乃至佛教僧侣大多爱好文学，不少人以提倡文学、招揽文士著称，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写诗的风气十分浓厚[1]236。自此以后，我国文学史上就出现了嵇康、阮籍、左思、陆机、郭璞、陶渊明等一类辞赋家或散文家。陆机的《文赋》，左思的《三都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等，都风行一时，并作为语文教育的主要课本内容。南朝谢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2]1743他的山水诗，用富丽精工的语言描绘了江南的湖光山色。例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云：
昏旦变气侯，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薄稗相因依。披佛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在这四学并建中，梁文帝特别重视儒学馆，他曾数幸该馆，资给甚厚。南朝不仅重视儒学教育、史学教育，同时开展科技教育，隐约暗示这两类教材也担负部分科技教育职能，发挥科技教材的作用。以历史学为例，史学馆主持人何承天是一位数学家，据《大唐六典·国子监》所载资料，唐代李林甫言：“算学，魏晋以来，多在史官，不列于国学。”可见，史学馆中开设了数学课程。为什么？因为从《史记》起，天文、历法、农业、地理等皆入史，要懂天文、历法，一定的数学知识是必要的。何承天本人就是研究历法的天文学家，他的数学成就正是在历法编纂中获得的。南朝宋代地方官学的教学内容偏重儒家经学及军事技能。《宋书·周朗传》载，世祖即位，责令百官提出应兴应革事，参军周朗建议：“二十五家选一长，百家置一师。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学经；
十八至二十，尽使修武。”又称：“习经者五年有立，则言之司徒；
用武者三年善艺，亦升之司马。”[3]2093既学文，又修武；
既重提高，又顾普及。在当时并不能完全办到，但却曲折地反映了一些人士对于教学内容的要求或心态。
南朝的齐、梁、陈三个王朝，官学教材的情况与前代相似，但也各自有其特点。齐的国子祭酒王俭博览五经，“长礼学，谙究朝仪，每博议，证引先儒，罕有其例。”[4]436他勤于办学，扭转了当时只好文章，不重儒术的学风，“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于是大兴。”[5]595齐朝国学教材是“郑、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梁》，郑玄《孝经》。”[6]683梁武帝萧衍博学多才，因此也重视教育。天监四年(505年)置五经博士及胄子律学博士各1人。据《梁书·严植之传》记载，同年设立五馆，“初置五经博士，各开馆教授，以植之兼五经博士。……植之讲，五馆生必至，听者千余人。”[7]671梁武帝还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去立学。如五经博士贺玚的儿子贺革，“治《孝经》《论语》《毛诗》《左传》。……寻除秣陵令，迁国子博士，于学讲授，生徒常数百人。”[8]673当时的湘东王“于府置学，以革领儒林祭酒，讲《三礼》，荆楚衣冠听者甚众。”[8]673看来，上述儒经教材，尤其是《三礼》已由南京都城国学拓展至周边地方官学，并在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的社会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陈朝设有国子学与太学，后主陈叔宝至德三年(585年)，“皇太子出太学，讲《孝经》。”[9]112当时张讥善长老、庄学术思想，任国子助教，周弘正讲《周易》，两个经常进行辨论。周弘正常对人说：“吾每登座，见张讥在席，使人懔然。”[10]444从中可见，《易经》教材教学中，老庄道家思想影响教材的开发和呈现，并引起儒家学者解读周易涵义的警觉。
南齐重视法律的传授。齐武帝永明九年(491年)廷尉孔稚佳上表说，“寻古之名流，多有法学”，主张“写律上，国学置律助教，依五经例，国子生有欲读者，策试上过高第，即便擢用。”[11]638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实际上与儒家并称的显学学派，在诸子学中以功利、实用著称，并在秦国兼并、蚕食六国中发挥突出思想工具及实践成效的作用。秦代统一全国，建立大一统封建专制政权以后，实施“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法学教材曾主宰教育。这种情形在汉代以后改观，但法学教育及教材的必要及合理性是十分显著的，因为社会及个人均应有法制和法的精神。尽管南齐国子学如何实施法学教材，组织教学，并不清晰，但提出“依五经例”推行教育，表明了其重视程度。
梁武帝既崇儒学，尤重佛教思想的传播。史书评他 “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置五经博士”。同时，“兼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12]96。这里的“释典”“诸经义记”，指佛学典籍及教材，其中既包括佛教元典，又涵盖佛学著作教材。儒佛兼重，儒佛双修，其实是互相交融，既援佛入儒，也援儒入佛，官学教材内容也具此特色。
南朝的四个封建政权执政时间长短不一，依次嬗变，但总体来说，重文教，加强人文道德与艺术文学的教育和人才培养始终是一贯的。在学术文化方面，充分体现出儒、道、玄并存的特点，如果说玄学是以道家为主体，而融合了部分儒学的因子，那么其思想的主体或骨骼应该是属于道家，这与隋唐以后的“儒释道”就发生了微妙的衔接，构成了延续的历程。在这一文教风靡、艺术文学昌顺的历史时期，学校教材的内容自然是多元的，而且他们之间有共同存在相辅相成，在彼此的争鸣中又有所融合。这一时期，由于门阀士族特权阶层的形成，世家大族宗族力量的建立与强大，作为社会权贵不仅占据政治势力，同时触及文化教育领域。政治上出现的阀阅阶层，构成集团力量，加剧社会等级性；
经济上，占取大量的土地财富，建立屋堡和奴婢制度，使人身依附关系加强，形成大庄园经济制度，颇有西周井田、分封制的部分复原，也相当类似于欧洲中世纪早中期出现的封建庄园制度。他们的等级特权势力导致社会不仅有皇室、封建地主，而且在封建地主内部还有高门与寒门之别，以血统论区分门派高低贵贱的差异，又建立谱牍学延伸到文化教育领域，他们恰是玄学放任、清谈思想意识的代表，对儒学传统的经典教材提出批评，冲击官学教学秩序，腐朽空洞的人生价值观念，瓦解经典教材的现实主义功利与世俗进取。基于儒学教育的不景气，名门望族和一些有知识的人遂转而加强家学和宗族教育，使得南北朝的家学教育走向新的高度。而家学宗族教育所使用的教材，固然有儒家经典，但更多的是各有千秋，流品繁杂的各种学派文献资料，难以进行制度化的建设与调控。
(二)南朝官学主要学科教材
1.儒家经学教材
南朝宋代儒学馆在“四馆”中居首屈一指地位。宋文帝刘义隆对儒学馆的发展极尽重视，曾多次亲临，并给予重金资助，儒学馆的学生多达百余人。
南齐太祖萧道成少时曾入儒学馆，学习《礼》《左氏春秋》等教材，齐武帝继位后，于永明三年(485年)兴复国学。齐的国子祭酒王俭博览《五经》，擅长《礼》《春秋》。他勤于办学，扭转了当时只好文章不重儒术的学风。齐朝国学教材为《易》《春秋》《公羊》《谷梁》及《孝经》等。
天监七年(508年)，梁武帝诏令兴修国子学，天监九年(610年)，武帝诏令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入国子学学习。国子学有国子博士2人，学生入学年限不等。南梁国子学国子生按经分专业学习，有国子《礼》生、国子《周易》生之分。国子学除学官讲学外，学业有成的学生可参与授课。周弘正10岁通《老子》《周易》，15岁诏补国子生后，讲《周易》，诸生传习其义。梁代国学教材除沿用汉晋在儒学原典基础上所注经典外，梁武帝所撰《礼记中庸义》《孝经义》及《孔子正言章句》也置学官，作为教材传授。
南朝梁代学馆博士对经学教材仔细研读，积极推进讲学活动：崔灵恩精通《三礼》《三传》，创作《三礼义宗》47卷、《左氏经义》22卷、《左氏条例》10卷、《集注毛诗》20卷、《公羊谷梁文句义》10卷；
严植之精解《丧服》《孝经》《论语》，遍治郑氏《礼》《周易》《毛诗》及《左氏春秋》。朱异遍览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黄侃讲授《三礼》《孝经》《论语》等教材，前来听讲的学生百余人。南梁大同七年(541年)十二月，梁武帝又于国学外，在城西设立士林馆，延集学者，其目的是聚集学者讲学。在此讲学的人并不固定于某一个人，只要有学识者都可于馆中讲授。如周弘正、张绾、朱异、贺琛、孔子祛等，都曾讲学于此。土林馆也是集讲学与研究为一体的教育机构。
需要注意的是，梁武帝萧衍勤奋好学，虽日理万机而手不释卷。他重视教育，常常读书至深夜，著有《尚书大义》《中庸讲疏》等200余卷。梁武帝还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去立学。五经博士贺玚的儿子贺革，讲授《孝经》《论语》《毛诗》及《左传》，前来听课的学生达数百人。由此可见，南梁儒学复兴及经学教材在官学中仍处主流地位的状态。
2.文学教材
诚如上文所述，南朝士林文风鼎盛，尤其对文学颇感兴趣，“天下向风，人自藻饰”的气氛浓厚。一些文人借宴会之机，饮酒做诗，并将作品编纂成集。我国文学史上出现了辞赋、散文山水及田园等诸派文学的高潮。封建士林如此爱好文学，促成官学设立文学专科，并大量使用和解读文学教材日渐趋向热流。
其中谢灵运自幼博览群书，爱好写诗做赋。他的山水诗，用富丽精工的语言描绘了江南的湖光山色，一直成为流行的教材选项内容，其他喜好文学，并从事创作人士数不胜枚举。刘孝绰，彭城人。“孝绰幼聪敏，七岁能属文。……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棰、琅玡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见宾礼。太子文章繁富，群才成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13]431江淹，字文通，济阳考城人。“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凡所著述，自撰为前后集，并《齐史》十志，并行于世。” 王筠在《与诸儿书论家门集》云：“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叶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者也。”[14]611
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笃志好学，专注于文学研究。他主持编撰的《昭明文选》收录作家130人，作品513篇，按文体分类编次依次为赋、诗、骚、七、诏、册、令等38类。“楚辞被收入《文选》，自是受益匪浅。随着《文选》的热销，特别是借助《文选》长期作为士人课本的优势地位，楚辞的传播深入人心，力度影响所及绝非单本《楚辞》的时代可比拟的了。”[15]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醉心楚辞研究，他编撰的《文心雕龙》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年至二年间(501～502年)，全书共50篇，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极大地提升了楚辞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这两部名著作为文学教材，对于教学内容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唐代甚至流传“《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意思是说只要熟读了《文选》，就有百分之五十被录取。
南北朝时，南北文风很不相同，南朝更多地追求辞藻技巧。“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
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16]2781-2782由于写作技巧的讲求，把声律、对偶等运用到诗文中，促使诗歌由古诗向近体转变，同时使骈文畸形地繁荣起来，于是诗文的写作训练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方法。这在文学教材的知识内容及编排体例中均有明显体现。
3.其他教材
南朝官学教材虽然儒家经典在风波动荡中屡居浪尖，占据险要位置，但佛、玄、道的势力依然强大，呈现出矛盾抗争、复杂多元的格局。陈朝设有国子学与太学，后主陈叔宝至德三年(585年)，曾出现皇太子讲《孝经》的局面。易学教育受到重视，国子生专学《周易》[17]305-307。张讥善长老庄，任国子助教，周弘正讲《周易》，两人经常就教学问题进行辨论。南朝自由辩论讲学之风盛行，师生之间，学者之间对不同问题各抒己见，在争论诘问中推动了学术进步，也使教材运用于教学中带有学术探讨、学科研究的特色，促使教材开发的丰富性，以及教材阐释的开放性。
佛教风行于南朝，并为南梁奉为国教，先在私学中传播，后渗入官学。佛教附和在玄学中得以成长壮大，由此佛教关注于老庄学派，有关注疏不少，如刘宋释慧琳撰《老子道德经》二卷，释慧观述《老子义疏》一卷，释鸠摩罗什著《老子注》。
魏晋时期经学教材呈现出“杂糅”趋势，学者们大都不再拘于门户之见，章句之说，而是往往博采众家，自创新意。何晏在著《论语集解》时，曾“合包、周之《鲁论》，孔、马之《古论》而杂糅莫辨”；
儒家学者亦借用佛学来补充儒学教育内容之狭窄，王弼注《周易》也是以玄学为指导。经学的讲经方式，更是受佛学的影响。玄学以清谈见长，清谈之风风靡士林，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时，互相诘难、自由辩论蔚为风气，并常常以此决分高低。在南朝梁武帝时代，儒学力图重建在教育中的宗主地位，但儒学的讲授方法深受玄学清谈影响。清代学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六朝清谈之习》称：“是当时虽从事于经义，亦皆口耳之学，开堂升座。以才辩相争胜，与晋人清谈无异，特所谈者不同之。”而且，“当时父兄师友之所讲求，专推究《老》《庄》，以为口舌之助，五经中惟崇《易》理，其他尽阁束也。至梁武帝始崇尚经学，儒术由之稍振。然谈义之习已成，所谓经学者，亦皆以为谈辩之资。”[18]168-169儒佛兼重，儒佛双修，其实是互相交融，既援佛入儒，也援儒入佛，官学教材内容也具此特色。
史学馆主要选学《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学经典部分内容作为核心教材，同时，这些史著的大量文字材料仍属教材精读链接，其他地方史名作，如《华阳图志》《越绝书》等在自学讨论中起到教学拓展延伸作用。此外，南齐重视法律教材的传授。齐武帝永明九年(491年)廷尉孔稚佳上奏主张设律学于国学之中，律学博士在教学法家学派思想和秦汉律学内容的同时，尤其注重将晋、宋、齐、梁律法等相关律令知识和思想作为教材讲授给律学生。
北朝科技教育的活动盛于南朝。但在南朝学校教育，尤其是私学教育中仍大量存在。而且，以上所述官学中人文教育并非排斥科技教育，而是融纳科技教育。科技著作应当视为教材，发挥教学及科学文化传播的多重角色价值。以数学为例，南朝数学方面教材注重选用祖冲之编撰的《缀术》，主要记载观察与计算天象历法的算法。祖冲之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科学家，早年便以博学著称。其最大的贡献就是将圆周率计算为3.141 592 6与3.141 592 7之间，缀术用以求星辰之行步、气朔消长，此种天文计数，重在以算术缀之，故名。《缀术》作为杰出的数学著作和教材曾经传至朝鲜、日本。
南朝的私学教材与官学相近，以经学教材为主，多学科教材并举，私学家讲授活动更促进了教材的进一步开发和流传。在佛、儒、玄三教的相互借鉴中，不仅丰富而完善了自我的体系而且也促进了相互之间的沟通与融合，三者的共同发展，为各家各派提供了众多学派思想的书籍和讲义，可以说是促进了教材在这一时期多元化的迹象。南朝儒家经学相对于北朝及两晋，稍显衰微，表明儒学的思想控制及文化垄断下降，在继承历史上学科、思想发展的基础上，文学、史学、哲学、科学、艺术等多个领域都有所推进，这就为多种教材的编纂提供资源或形成背景，从而使教材的内容与形式都多样纷呈。
(一)私学讲授教材
南朝政局不稳，官学时兴时废。私学家在巷陌民舍、密林深山中设学授徒。在教学使用的教材中，儒经仍占相当位置，但玄学、黄、老、庄、释、文、史等学说纷纷兴起，不少学者是儒掺释道，形成了南朝研习儒经清简直截的学风。以下是一些典型事例，述介如下：
沈驎士，“少好学，家贫，织帘诵书，口手不息。隐居余于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者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遴士重陆机‘连珠’，每为诸生讲之。”[19]943所谓连珠，即为骈偶而有韵的文体名。
伏曼容，“早孤，与母兄客居南海。少笃学，善《老》《易》，聚徒教授以自业。宋明帝好《周易》，常集朝臣于清暑殿讲，诏曼容执经。”[20]662-663
刘瓛，“少笃学，博通《五经》。聚徒教授，常有数十人。”[21]677南朝著名唯物论思想家，《神灭论》作者范缜就是刘瓛的学生。“闻沛国刘瓛聚徒讲说，始往从之，卓越不群而勤学，瓛甚奇之，亲为之冠。……既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22]664刘瓛还曾与吴苞同在一个私学讲坛，分早晚二部制方式讲授经典学术，“瓛讲《礼》，苞讲《论语》《孝经》，诸生朝听瓛，晚听苞也。”[23]1888而吴苞除了专长儒学外，还对《老》《庄》深有造诣，可知其知识结构及讲学内容会有鲜明道玄特色。
徐伯珍，“学书无纸，常以竹箭、箬叶、甘蕉及地上学书。……究寻经史，游学者多依之。……吴郡顾欢摘出《尚书》滞义，伯珍训答甚有条理，儒者宗之。好释氏、老、庄，兼明道术。……受业者凡千余人。”[24]945-946
贺玚，著《礼》《易》《老》《庄》和《讲疏》，朝廷博议数百篇，《宾礼仪注》145卷。尤精于《礼》，“馆中生徒常百数，弟子明经对策至数十人。”[8]672-673
徐考克，“少为《周易》生，有口辩，能谈玄理。既长，遍通《五经》，博览史籍，……后东游，居于钱塘之佳义里，与诸僧讨论释典，遂通《三论》。每日二时讲，旦讲佛经，晚讲《礼传》，道俗受业者数百人。”[25]337
崔灵恩，清河东武城人，“少笃学，遍习《五经》，尤精《三礼》《三传》。仕魏为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归梁，累迁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灵恩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性拙朴，无风采，及解经析理，甚有精致，都下旧儒咸称重之。”[28]1739
卢广，范阳涿郡(今河北涿州)人，“自云晋司空从事中郎谌之后也。少明经，有儒术。天监中归梁，位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遍讲《五经》。时北来人儒学者有崔灵恩、孙详、蒋显并聚徒讲说，而音辞鄙拙；
唯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仆射徐勉兼通经术，深相赏好。”[29]1740
张讥，“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年十四通《孝经》《论语》，笃好玄言，受学于汝南周弘正”，“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10]445。吴郡陆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门法才、法云寺沙门慧拔、至真观道士姚娞，皆传其业。”[28]1751其教学将儒、道、佛、玄融为一体，终身教授不倦。陈后主时，为国子博士、东宫学士。
马枢，“六岁能诵《孝经》《论语》《老子》。及长，博极经史，尤善佛经及《周易》《老子》义。梁郡陵王伦为南徐州刺史，素闻其名，引为学士，令讲《维摩》《周易》《老子》，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数家学者，各起问端。枢乃依次剖判，开其宗旨，然后枝分派别，转变无穷，论者拱默听受而已。”[29]1907
可见，私学讲授教材内容的多样性，在教学活动中采用了问答讨论法、讲诵法等教学方法，讲者释疑使听者受益，十分有赖于教师的专业造诣及教学能力。这样教学过程交织着教材的深度理解和师生交流的主体性开发，而且教学环节中实施的教学组织方法与教材的教学内容差异及特点是统一的。
南梁王褒在《幼训》中训诫诸子时对南朝思想的优长短处作了揭示，其中十分推崇儒、释两家，而对道家则颇有微词，这表明当时教材选用及编创中的某种取向意识。
儒家则尊卑等差，吉凶降杀。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义也。鼎俎奇而笾豆偶，阴阳之义也。道家则堕支体，黜聪明，弃义绝仁，离形去智。释氏之义，见苦断习，证灭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圣，斯虽为教等差，而义归汲引。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30]583-584
南朝私学教材的种类较为广泛而灵活，兼容并蓄，儒、释、道并存，隋唐“尊崇儒术，兼重佛老”的文教政策，受南朝学术影响较大。而这种风气，主要在南朝的私学中盛行，故其对隋唐学校教材的意义不可低估。
南朝私学的初等教育层次依旧是蒙学教育，所用蒙学教材除沿袭自汉魏传统优秀教材，如《急就篇》《说文解字》《九章算术》《尔雅》《孝经》《论语》，主要运用本朝新编的《千字文》《始学篇》。《千字文》以下将作重点评述。
《始学篇》由南朝宋人颜峻撰，内容以各种神话传说为主，有助于激发幼童的学习兴趣和想象力。全书佚，此处引证所留存数条：
天地立，有天皇十三头，号曰天灵，治万八千岁。地皇兴于熊耳龙门山。人皇九头，兄弟各三百岁，依山川土地之势，财度为九州，各居一方，因是而区别。上古皆穴处，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31]26-27
其中交织着天、地、人三者的和谐共处观念，以及中华文明史的早期传说，学生学习这样的教材有助于文化知识增长，并同时养成其民族认同心理。
(二)教材抄写活动盛行
南朝私学重视学生诵读及抄写书籍，以收敛身心，集中注意，并加强知识文化的理解及巩固。直到唐末五代之前，教育活动还没有能使用印刷的书籍，教学活动所赖书籍来之不易，异常艰难。读书很大程度靠自己抄书。抄书也可以加深印象，并培养对书本作者及其内容主张的敬畏与神圣感。袁峻，“字孝高，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32]688臧逢世，“年二十余，欲读班固《汉书》，苦假借不久，乃就姐夫刘缓，乞丐客刺书翰纸末，手写一本，军府服其志向，卒以《汉书》闻”[33]403。袁峻、臧逢世等人是因为家贫无书所以抄写的，也有家里有书，为了有助记忆、便于检阅而抄写的。齐宗室萧均，“常手自细书写《五经》，部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34]1038
王筠，少擅才名，与上述刘孝绰见重当世。其自序曰：
余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虽偶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欢兴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自年十三、四，齐建武二年乙亥(495)，至梁大同六年(540)，四十六载矣。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倩人假手，并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不足传之好事，盖以备遗忘而已。[14]610-611
对于王筠来说，抄书竟成了一种乐趣。抄写书本是为了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并巩固知识，达到读写的统一，这在阅读与作文教学中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其中包含了心理学的注意、意志能力的发挥及记忆的保持、技能的训练等诸多因素。由于教材具有核心、经典的知识论意义，因此提倡对教材熟读精思，加强训练，例如吟咏体验，内蓄涵养，抄写训练，读写交错等方法或技巧。所有这些既有学习论的价值，也有书法教育的作用。在这里，古代教材识知、长知与写字、练字的书法功能及审美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南朝教材的编撰较为流行，出现了一批品质精良适合儿童学习的教材，对其中的3本进行详述。
(一)《千字文》
南朝的蒙学教材中，以《千字文》流行最为久远。《千字文》是南朝梁武帝指令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依据王羲之的书法选1 000个不重复的字次韵编写的童蒙读物。
相传，当时梁武帝让人先从王羲之书写的碑文中拓下来一千个不相重复的字，每张纸上一个字，杂乱无章地放在一块，然后召来周兴嗣，说：“卿家才思敏捷，为朕作一韵文可也？”周兴嗣奉诏后只用一个晚上就编缀好呈送给梁武帝，头发和两鬓都变白了[35]140。梁武帝接到了《千字文》后，对周兴嗣赐赏甚厚。这就是经历了1 400多年，且至今仍广泛传颂的千古绝唱《千字文》的出炉过程。
周兴嗣(？～521年)，南朝梁陈郡项(今属河南沈丘)人。字思纂。齐时举为秀才。曾任桂阳郡丞。博通记传，善文章。萧衍(即梁武帝)起事，他献《休平赋》，以文字优美而闻名。在梁武帝即位后拜安成王国侍郎，武帝命他著文，像著名的《铜表铭》《栅圹碣》《北伐檄》都出自他的手笔，曾擢员外散骑侍郎，入直文德、寿光省，后迁给事中，佐修国史，又撰《皇帝实录》《皇德记》《起居注》等均佚，仅有所编著《千字文》流传至今。
周兴嗣的《千字文》作于梁武帝大同年间(535～545年)。该书形式整齐，通篇以四言写成，共250句，计1 000字，所以称作《千字文》。虽然仅有千字，每个字基本不重复，上下左右之间又要形成一个完整的语意表达，且内容丰富，通畅可读，毫无牵强硬凑的痕迹，这就尤其体现了编写者的水平。文中叙述了天文岁时，上古历史，宣传了封建伦理道德，介绍了帝都宫殿的雄伟以及达官显贵的豪华，讲述了周秦时期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功绩，中华大地上的名胜等等，可谓美轮美奂。
正文内容开始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接着说“天”的一些现象，如：“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署往，秋收冬藏。”“云腾致雨，露结为霜。”再说“地”的一些现象，如：“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海河咸淡，鳞潜羽翔。”这样就介绍了一些有关自然界的名物，然后叙述上古之世，介绍一些有关历史的知识，如：“推位让国，有虞陶唐。吊(弔)民伐罪，周发殷汤。坐朝问道，垂拱平章。”以下说到君子修身之道，并推类而及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如：“女摹贞洁，男效才良。资父事君，曰严与敬。孝当竭力，忠当尽命。乐殊贵贱，礼别尊卑。上和下睦，夫唱妇随。孔怀兄弟，同气连枝。交友投分，切磨箴规。”这一部分包含了不少封建伦常的说教和慎言远祸之类的人生哲学，另外也有一些不无可取的诫律，如：“知过必改，得能莫忘。罔谈彼短，靡恃己长。信使可覆，器欲难量。德建名立，形端表正。祸因恶积，福缘善庆。容止若思，言辞安定。”此外，还有一些优美的景物描写，如：“渠荷的历，园莽抽条。枇杷晚翠，梧桐早雕。陈根委翳，落叶飘摇。游鹍独运，凌摩绛霄。”[36]121-169清代学者褚人获在《坚瓠集》戊集卷四说：“王凤洲称(千字文)为绝妙文章，政谓局于有限之字而能条理贯穿，毫无舛错，如舞霓裳于寸衣木，抽长绪于乱丝，固自难展技耳。”无疑是对它最贴切的评价。
就语言而论，《千字文》除了通顺可读之外，保持了《苍颉篇》《急就篇》整齐押韵的传统，便于儿童朗读背诵，并且押韵自然，没有勉强硬凑的地方。所选的1 000个字，都是古书上常用的，没有很生僻的字；
用文言的标准看，多数的句子也是普通的结构，艰涩难懂的句子很少；
引古书，用典故的地方有一些，不太多，也不算艰深。
《千字文》的内容还被社会上其他行业所采用，如科举考场试卷的编写、商人账册编号、大部头书籍(如《道藏》《知不足斋丛书》)的编号等等，往往用《千字文》的字序为序。历代书法家也竞相书写《千字文》，例如，王羲之的孙子智永禅师曾亲手书写了800册广泛散布到社会上，江南寺院每处都保存了一本。除了智永所书的《千字文》外，留传至今的还有唐代怀素、欧阳询，宋代赵佶，元代赵孟頫，明代文征明等众多书法家各种字体的贴本。无独有偶，古代小学重视写字教学，《千字文》也当是重要的书法教育教材。
《千字文》不仅在汉民族中间传播，它还有满汉对照本和蒙汉对照本，供满族、蒙族的儿童学习汉字及常识之用；
不仅在国内传播，还有日本的刻本，供日本初学者学习汉文之用。
(二)《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是我国文学史上编选的一部文学总集，从中人们可以读到六朝以前各家各派的优秀作品，因此当时颇受重视。隋唐以后，各种文选读本作为教材用来进行读写训练。该文学教材由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召集文学之士编集，故称《昭明文选》。
萧统(501～531年)，南朝梁南兰陵(治今江苏武进西北)人，字宏称。萧惠基子。七岁诵《楚辞》，博学属文。初仕梁为南徐州治中，馈赠一无所受，以清廉自受，累迁临海太守，为政清平。还拜司徒左长史。曾奉命撰《当涂堰卑》，辞亦赡丽。卒于官。有文集行于世。[37]623
《文选》原本只有30卷，唐显庆年间(650～660年)，李善为之作注，并扩充为60卷。李善，是当时有名的学问家，他注的文选，严谨、翔实，征引浩博，保存大量资料。注文，包括本事、典故和训诂，是学海文林学习历代名家名篇的得力助手。李善晚年寓居汴、郑时，还以讲授《昭明文选》为业，学生多自远方来。选辑东周至梁初130余位知名作家及少数佚名作者文章700余篇。按文体分为赋、诗、杂文3大类，下再列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等38小类。选文按照“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精选了许多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不少古代作品赖此得以保存，为后人研究梁以前文学之重要资料，备受推崇，被列为“总集”之祖。从隋代起，逐渐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文选学”。
(三)《经典释文》
《经典释文》是一部以注音为主兼及释义的总集，解释儒家经典的文字书，注解极为详备。隋唐及宋元以来，经学士子们学习经典著作或教材常以其作为参考书或辅助教材。作者是儒学及经史名家陆德明。
陆德明(556～627年)，字元朗，苏州吴县人。一生经历南陈、隋、唐三朝，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南朝陈宣帝太建七年(575年)，20岁的他就和正在讲学的国子学祭酒徐孝克辩论，得到朝官的鉴赏。在陈时曾作过国子助教。入隋，先任秘书学士，后授国子助教。唐高祖时，被征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寻补太学博士。太宗贞观初，拜国子监博士，不久即卒。《经典释文》撰写时间是南朝陈后主至德元年(583年)。这是他任南朝陈代国子学助教时为教学需要而编写的。全书30卷，所释经典有《周易》《古文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榖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共14种。和后来的“十三经”比较，多了《老子》《庄子》，少了《孟子》。这是因为六朝崇尚玄风，老、庄是显学，而《孟子》则到北宋才列入经部。《经典释文》书于经和注的文字，有注音，有释义，有考订校勘。注音采用汉魏以来230余家的音切，释义博取隋以前的诸家训诂，并考证文字异同。真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
卷1为“序录”是全书的纲领，包括序、条例、次第和注解传述四部分。“序”标示着收的时间、入选缘由和训释原则。“条例”说明全书的体例。“次第”解释内容安排的次序及其理由。“注解传述”说明各种经典的师承源流和注解传述各家。卷2～卷30依次为以下十四种经典的音义注释。《经典释文·序》论述了此书的编撰缘由以及训释原则说：汉魏以来经学教材存在诸多流弊，音义混淆，南北语音及经义难以兼容；
取材比例各人喜好不同而大异其趣，使后学钻研探讨“罕逢指要”。因此，亟需编撰解读、理解经典的工具书，作为辅助教材，以“救其不逮”。编者为之付出极大心血，“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访异同，校之《苍》《雅》，辄撰集《五典》《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等音。”[38]1
古语云：“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苦心追求与意志努力作为必备心理品质和行为力量是成就业绩的充分条件。《经典释文》形式上虽为释音理字，但透过“经注毕详，训义兼辩”的程序，最终的成果达到“古今并录，括其枢要，经注毕详，训义兼辩，质而不野，繁而非芜，示传一家之学，用贻后嗣”[38]1。该教材虽较之唐代大儒孔颖达主持的《五经正义》编纂的方式有所不同，但谋求经学一致和规范的精神与发挥社会政治稳定的用途却是不谋而合的。
唐代私家撰修的经学教材种类十分丰富，除了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还有杨士勋的《春秋谷梁传疏》、贾公彦的《周礼义疏》和《仪礼义疏》、徐彦的《春秋公羊传注疏》。这四部《疏》体例亦大致同于《五经正义》，在学者间有相当不错的口碑，都是当时研究者们学习儒学常用教材。特别是贾、杨的经疏，可以视为官定经义的继续，生徒修业习经皆以此为参考文本。
教育是弘扬人类文明，传承文化经典的重要途径。教育活动的开展必然要依托品质精良的教材。南朝社会动荡，阶级矛盾尖锐，政权更迭频繁，但统治者仍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关注教材的修订工作。南朝玄学和佛学风靡一时，儒家经学不再是唯一的教学内容，专科教育兴起，教材类型逐步多样化，多学科教材并行。玄学、律学、文学、史学、数学等多种学科教材同经学教材一起，成为官学和私学的学科课程依托和主要教学内容载体。
南朝统治者从巩固政权的角度出发，依旧把经学作为官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私学学生在蒙学阶段学习《始学篇》《仓颉篇》《说文解字》等教材，有一定学习基础之后，再进一步学习《孝经》《论语》等经学教材，由此做到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层层递进。蒙学阶段作为学生初步接触知识的时期，所使用的教材浅显易懂，而高阶段的学习内容则往往钩深极奥。高阶段的教材由遍览群书、学富五车、兼通玄学和佛理的私学家编订。如梁代顾野王编撰《玉篇》、王叔和著《脉经》、陶弘景编订《名医别录》。私学家授课采用讲授法、辩难法以及覆讲法，通过讲解、询问、讨论、复述等方式让学生充分理解知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南朝家学兴盛，世代传承家学，经久不息。士族中的兄长叔伯承担年幼子弟的启蒙教育任务。世家大族为巩固自身的社会地位对子弟要求严格，除学习经学教材，还需学习玄学等多学科教材。家学选用的教材主要有《汉书》《论语》《孝经》《三礼》《老子》等。
南朝官学、私学活动活跃，家学绵延不绝，教材种类多样。由于玄学、佛学的冲击，儒学独尊地位被打破，官学教育融入文学、史学等内容，涌现出大批优质教材。南朝的文化教育事业之所以没有因为政乱而停滞不前，得益于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以及私学家著书立说，编撰教材，收授门徒的良苦用心。南朝的多学科教材为教育提供了坚实保障，丰富了教学内容，对专业人才的培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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