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萍 胡 凡
(1.青岛黄海学院， 山东青岛 266555；
2.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6)
明朝是推翻元朝而建立的新朝代，然而蒙古人想入主中原之心尚存，因此，明朝北部的边防就显得尤为重要。边防问题关乎国家安危，关系整个国家的繁荣稳定，魏焕《九边考》曰：
“噫！ 今之刻集遍天下，不过玩物适情之具耳，视此集有益国家，有补于生民，有关于世道不同也。请广其传，且以为有事于九边者之一助焉。”这足以看出当时的明人已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边防的社会意义重大[1]。
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起新王朝后，就担心北方蒙古势力的威胁，因此几次下令征讨漠北。至永乐时期，成祖朱棣继承这一思想，几次御驾亲征，因此史学家称之为：“今天下之事， 唯夷狄唯大。而夷狄之害，北虏为最。”[2]卷321虽然其中略有些夸张的成分，但也可见北方势力给中原内地造成的影响和恐惧。成祖时期，明朝的国力达到鼎盛，北方大部都愿意臣服明朝，形成万邦来朝的盛景，因此明王朝的边境防御政策也由进攻转变为防御。加之中国自古以来“和”文化的影响，明朝希望以非战争的方式解决争端，因此在边境上大力开展了互市贸易，促进民族融合。但是由于民族矛盾、领土争端等客观原因一直存在，明代中前期蒙汉两族的交往主要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3]。隆庆和议以前，二百年的明代历史中，明蒙双方战争大不隔年，小不逾月，较大的战役达190余次，因此边防是明廷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太祖在《皇明祖训》中就提出“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4]40。因此，从明朝成立开始，便设九边军镇体制，并随着明朝的发展不断演变。
1.“九边”说法源流考
关于“九边”一词确切出现的时间，史学家们对之有过研究。归纳各家具体意见，都认为，在嘉靖以前“九边”的说法尚未成型，故而不称之为“九边”，所谓“九边”只是后世史家的混用。关于明“九边”的多以《九边图论》为代表，第一部关于明“九边”的图籍应是由郑晓编撰而成《九边图志》，由于郑晓本人以及后世都很少提及，故不成为“九边说法”重要的一种。另一本书是由许论编辑的《九边图论》，鉴于嘉靖时期边防问题的重要性，许论编此书以陈述边防要塞之利弊，因此在嘉靖言及边防时，许论将此书呈上。《九边图论》最初名为《边论》，是嘉靖年间明蒙关系紧张应运而生的产物[5]。《边论》一出，举朝欢悦，在士大夫的极力推崇下，很快便在社会上流行起来，之后更名为《九边图论》。《九边图论》记载明朝九边军镇分守区划表，见表1。
表1 明朝九边军镇分守区划表
明朝初期虽然将蒙古人赶往漠北，但其军事实力犹在，时刻对中原虎视眈眈。永乐时期，迫于明朝强大的国力及军事打击，出现了短暂的和平景象。至隆庆前期，“九边”形成，东西各边镇连成一体，明朝北部边防体系完善。明朝的北部边境防御，基本上是将东起辽东山海关、西至肃州嘉峪关的全长12 700多里的长城作为主要防线。防线长达万里，如果处处设防，“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兵少则无用，兵多则耗材费力，不胜负担；
同时，一处墙溃则处处紧张，且敌警往来驰报，易误战机。因此，明朝沿长城一线全面设防的基础上，先后设立“九镇”，驻守重兵，形成有点有线、以点控线、以点制面、点面相结合的防御体系，史称“九边”。
2.九边军镇建置的标志
不仅“九边”说法的来源各异，九边军镇体制的建置标志，也说法各异。这是因为墩台、边墙等军事基地的修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对于明朝军镇建置的标志说法不一[6]。从古至今，学者们对明朝九边军镇建置的标志均有诸多探讨，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第一，明政治家严从简在其著作《殊域周咨录》中提出以重兵屯戍以及大将经略作为明朝军镇建置的标志，《殊域周咨录》指出：“故宣、搭建大将，屯重兵，号曰镇”。第二，明中期的名臣马文升、邱濬云等人提出军镇建置的标志是行都司和都司的出现[6]。邓世龙《国朝典故》第三十九卷《立闲斋录一》也记载：“西北边防重镇曰宣府……宁夏首镇亦永乐初始立。”《两镇三关通志》及《宣府镇志》提出军镇建置的标志是设置镇守总兵官。到了近代，学者又提出了新的军镇建置标志，例如1981年学者黄文沁提出的“都司说”。由此可见，明朝九边军镇体制的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考古的不断更新而更新。
1.主体：九边总兵军镇体制
总兵军镇体制是九边的主要军镇体制。洪武时期，总兵军镇体制创立，洪武开国，虽然相对于元朝末期，明朝的开国建制之路较为稳定，但明朝北边仍有混乱局面，且军事上部分高级将领有复归元朝的态势。因此，在洪武三年，明廷委派康茂作为太原的总兵、谢得作为太原的副总兵，初步形成了总兵镇守制度[7]。永乐时期，边境线内移。这改变了原来的布防格局，使防御地带借助长城的依托沿长城布防。防御重心也转移到沿边重点军镇的建设上，这就形成了以沿边“九镇”为防御中心的防御新模式，九边的总兵军镇体制也开始随着防御模式的改变而更新。一是重将开始长期驻防边镇。洪武时期，边境防御由都司负责，总兵官开始虽然有驻防，但大多都是执行具体任务，时间都不长久，任务结束即召回。到了永乐时期，由于防御模式已经逐渐转移到沿边防守上，因此朝廷会委派重将在边防区域长期驻防，例如永乐时都督总兵宋晟“凡四镇凉州，前后二十余年”，这意味着沿边防御的总兵官镇守制度开始转变[8]。二是镇守都督或总兵官职权转变。镇守都督或总兵官不仅是边境重镇的最高统领，而且节制都司或行都司。这种情况表明，边疆防御重心和指挥管理中心总体上开始向边境沿线的军事重镇转移。
永乐时期在边镇建设上所走的新道路，促进了沿边军事重镇的发展，加速了九边形成的进程。在这种悄然进行的变革中，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肃五镇率先实现了同步变革，初步实现了沿边五大军事重镇的布防格局。洪熙和宣德时期，总兵镇守制度成熟。洪熙元年，总兵官均重新规定权力，并要求佩印。宣德时期蓟州镇建立，总兵制度进一步成熟。明宣宗不仅集成了总兵镇守制度，还对总兵兵官施行免其朝贺的礼待制度，并对永乐时期留下的旧臣进行重用。总体而言，总兵制度作为九边军镇体制的主心骨，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但仍是九边军镇体制的重点。
2.辅助：九边巡抚文武相制
九边巡抚制度是在明中后期才出现的制度，目的是文武相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总兵制度，其作为九边军镇体制的辅助，强化了中央对权力的把控。朱元璋命诸子燕王朱棣、宁王朱权、谷王朱穗、代王朱桂、晋王朱桐各统重兵镇守北平、大宁、宣府、大同、太原等边防重镇，也属于通过巡抚制度考察地方官员。但也因相对削弱了总兵的权力，导致军事活动难以开展的问题，例如军屯问题[9]。军屯为历朝开明君主为缓解农业经济与军事活动的矛盾实行的一项自给自足的措施。在洪武与永乐时期，明廷为了实现攘外安内和富国强兵的理想，在北方卫所地区大力开荒拓边，增积粮谷。巡抚的增加对于九边的经济活动来说起到了制约作用，但其考察的时间较久、文官与武官的意见相左等问题也阻碍了北部边防的完善。
巡抚制度之前多在明朝版图的腹中地带，《明史》记载在建文时期，明廷已经开始派巡抚来巡视天下，永乐时期在山西设置巡抚以约束地方官员等。巡抚虽然起到约束作用，但其主要约束总兵体制中的布、按二司，对于都司的考察较少[10]。都司地位下降，总兵参与区域军事防卫的力量削弱。永乐后期，总兵官作为地区最高军士统领也拥有节制都司的权力，边防管理重心转移到各边镇上。然而，尽管都司地位下降，巡抚仍旧无法过度插手都司事宜。可见，巡抚的设置对于九边军镇体制来说具有一定辅助功能，但强度不够。
3.演变：地方化、制度化趋势
一方面，九边军镇体制的演变具有地方化特点。以九边较大的军事活动——长城的修筑为例，太祖朱元璋以长城为依托，在长城的前方建立了大宁、开平两大前进据点，控制了北元南下的进路，在东北设立兀良哈泰宁、朵颜、福余三卫，以保障自己的右翼[11]。在成祖统治时期，明廷开始从辽东到甘肃一带的长城沿线设立边镇。这个战略设想与朱元璋本身的想法不同。为了使防守的军队可以在蒙古军队到达长城之前与之抵抗，赢得战略时间，太祖朱元璋是设想在长城以外的战略要地设置卫所，以减轻边境的压力和损失，同时为后备的援军争取时间。但是成祖登基不久后，为缓解财政压力，便将驻长城以外的守军撤回，转而在长城内设防。于是在长城附近如蓟州，宣府一带设立边防重镇。另一方面，九边军镇体制的制度化演变明显。由上文可知，九边军镇体制有总兵制度、巡抚制度，且制度愈发成熟。而在明朝晚期，九边总兵制度进一步发展。为了经略制度，总兵被赋予了更多权力，不仅可以自带下属官员，其管辖的地域还可拓展为更多的军镇。
1.前期：防御敌寇入侵，解决外患
由于常年与蒙古人的征战，国惫民疲，百姓都渴望和平环境，休养生息；
太祖也提出“宜修边备，实中国，以休息尔等与吾民也”。九边制度在明朝前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居民的安定，给了从明廷休养生息的时间。首先，明前期九边“略荒裔之地，不如守边”以防守为主的主要策略，和“御边之道，固当示以武威，……若专务穷兵，联所不取”[4]的御边基本方法，很大程度上防御了元朝余党的反扑。其次，设险以守其国，封王以镇其边[12]。“远斥堠，谨烽隧，附城垒”，修筑边关城池等防御工事是历来备边的主要内容，这种方式发展到后来成为明朝边防建设的重要防御体系。中国古代边防历来强调“守险”“扼险要”，认为这是备边的主要方法，而这种筑墙卫边、以墙制骑的方式到明朝时发展到了高峰。再次，“守边之计， 足食为先”。粮响供给是历代边防建设中最关键的问题，明前期“屯田遍天下，九边为多”。最后，“塞外设防，相机出去，以攻为守”。早在洪武三年，朱元璋便颁布“平定沙漠诏”，企图实现“胡汉一家，大明主宰”的大一统局面，但迫于国力不足便希望与蒙古修和，便有了“德威并用，抚剿结合”的思想。明朝对蒙古各部采取了政治拉拢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策略，以求边防的安定。综上，九边军镇体制在明朝前期防御了敌寇入侵，解决了外患问题，特别是解决了明朝北部边防问题。
2.中期：防御形态改变，内忧外患
明朝中期开始，防御形态改变，朱元璋“以攻为守、抚剿结合”的政策逐渐转变为攻守平齐。其实，朱元璋的几次征伐及永乐皇帝的亲征都没有实现“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的理想，因此在朱元璋统治后期，九边军事体制已经将积极的对外进攻转变为消极的战略防守，特别是洪武永乐时期，是进攻转防御的主要阶段。防御形态的改变使得明朝中期就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内忧外患。一方面，九边军事防御形态的改变，使得明廷在经济、关禁上都有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内乱。明太祖的北部边防政策提出“守边之计，足食为先”，因此边垦也是明王朝解决军队粮食供给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13]。如洪武二十一年“命五军都督府更定屯田法”[14]612。从这两条命令的改变可以看出来军屯的规模及人数都在扩大。又由于“要冲之地”多在边境要塞，即“九边”，所以那里军屯的规模也最大。明初的军屯政策的确减轻了人民压力及财政负担，但是好景不长。由于生产设备不足、生产条件恶化，军官权贵非法侵占屯田，赋税过重等种种原因，屯政逐渐废弛，弃耕现象屡屡发生。到了宣德元年，收上来的粮食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至正统年间，所得军屯粮食不及原来十分之一。因攻转为守的边防政策，军队需长期驻扎，其他粮食仍然需要华北山西一带人民向九边运输。
另一方面，外患严重。九边守备地区中关堡相连，烽燧相望，边寨墩台林立，构成大纵深，多道重层，设防周密。结合筑垒，需部署恰当，重视机动兵力。如蓟镇，在嘉靖二十九年守备失利，造成庚戌之变。事变之后，明廷错误地以为是守备兵力不足的结果，于是开始抽拔招募，从原来的四万人，增至六七万人，但结果仍无济于事。蓟镇不能守边御患的关键在于一方面不能实施重点守备，而是分兵把口，不能集中兵力和保持足够的力量，这是分兵设防的缺陷；
而另一方面关键在于卫所之间的配合,即一方有难，另一方是否可以利用地形、关隘等前来支援。
3.后期：全线设防无重点，走向覆灭
明中期以后的北部边防，将东起鸭绿江，西迄嘉峪关的万里长城作为主要防线。这道防线是依托长城线为骨干，结合其内外星罗棋布的卫、所，形成了一条连续而紧密的防御体系[15]。“正统以后，明廷除增设巡抚、副总兵、参将、协守、游击等将官以增强各边的防御能力和实力外，在防御体制上也进行了调整，即在各边内部进行分区防守。”各镇内部分路防守的总趋势，是分守区越来越小，数量愈来愈多。这样分区防守的好处是，“弥补了以九边为单位这种大区域防守的弊端，加强了区域内部更加具体的目标责任防卫，取得了较为积极的防卫效果”[16]。但是分守区的数量多就意味着兵力的分散及全线设防没有重点。蒙古势力以铁骑为主，擅长的是集团作战与平原野战，因此最担心的就是中原人抱团取暖深沟高垒坚守不出。现在的分区防守恰好就给了蒙古人各个击破的可乘之机。由于在长城沿线设立这么多卫所，故其作用并不明显。朱元璋设立卫所的目的本来是可以提前抵御敌人，但是随着后期卫所的数量逐渐增多，其兵力规模已远不如从前，此时的卫所只能充当瞭望的角色，即提前发现敌情及时告知。这样以数量取代了质量的防守策略使得区域内设防重点不突出，容易被蒙古势力攻破。
明末由于种种原因，其边防政策发生改变。而此时的北部边防压力主要集中在甘、凉一带，松山诸部勾结青海附近部落进行小规模的骚扰，河套诸部在万历二十年至四十五年也在频繁袭扰边境。至万历后期，明王朝所面对的对象转移，由于蒙古势力衰微，而东北女真族兴起，因此重点防御重心由之前的大同宣府一带转到辽东。
总之，作为明王朝的头等大事，边防问题被太祖朱元璋至明后来的历任皇帝所重视。太祖后每任皇帝自然不惜拿出大量财政支持边防建设，而这一做法带来的种种弊端，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却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
九边军镇体制的建立虽在明后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内忧外患，但其总兵制、巡抚制和九边重镇的建立以及对长城的修筑完善，在我国军事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直至今日，学者们对明朝九边军事体制中九边的形成时间、九边的发展演变等依旧有不同的探讨。通过探析九边的军镇体制，将有助于我们对明朝的军事历史及明朝的整体边防发展的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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