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华
（贵阳学院 学报编辑部，贵州·贵阳 550005）
仡佬族女作家王华创作的报告文学《海雀，海雀》 （以下简写为《海雀》），在2020年获得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报告文学奖），这是继2008年获得骏马奖（小说奖） 之后，作家以报告文学作品再次获此殊荣。从评委会给作品的颁奖词中可以看到，该作品以丰富的细节克制而传神地刻画了人物，对报告文学的叙事艺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作为一部严肃的“述史”之作，作品聚焦贵州省赫章县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文朝荣带领乡亲造林脱贫的真实事迹，以文朝荣后半生的奋斗之路浓缩了近几十年中国生态修复所走过的波澜壮阔之路。透过历史的线性时间，展现了一代代“文化英雄”前赴后继的风采，在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的实践中构筑了鲜明独特的生态治理话语体系，取得了令人信服的叙事效果，是主旋律叙事作品中的佳作。
“时间”在叙事作品中至关重要，作家必须基于“一个充分饱和的时间系列”，对于已发生的事实进行阐述。这个时间系列的“每一瞬间都包含着处理不完的事件”，“阐明一个时间系列的开始局面怎样导致该时间系列终端的不同局面”。而“这一时间系列必然始于和终于它所开始和终结的地方”[1]。《海雀》的故事时间开始于1984年，终于2014 年，30年间，海雀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海雀人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主要源自于生态得以修复。作品在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都采取了嵌入世界的、历史的时间的叙事策略。俄国哲学家尼古拉·别尔佳耶夫认为，时间按其特征来说有三种基本类型，即宇宙的（其性质是环形的），历史的（其性质是线性的），以及存在的（即心理的，其性质是垂直的）[2]。而历史的时间，表现为一种直线性，民族的、文明的、种族的（即人类群体） 历程在这种时间里得到表现[3]。作家以线性的历史时间揳入叙事，记录了中国西南内陆一个封闭落后的小村庄是如何逐渐融入世界生态环保历史进程中的。
（一） 1984年——故事开始的时间
作品在引子中写道：“人类最早的一个自然环保团体是在1891年才产生的，叫‘自然保护团体塞拉俱乐部’，成立于美国。那之后直到1962年，美国女科学家蕾切尔·卡逊才写了一本叫《寂静的春天》的书。也仅仅是提出了化学杀虫剂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就是后来的‘世界环境日’，也是在1984年才提出了‘防止沙漠化’这个主题。就是说，石漠化到这时候都还没进入世界环保组织的视野。”[4]1984年，生活在贵州省大方县（中国石漠化典型地区） 的李淑彬已完成造林3000亩，开启了“石漠化”改造的先行实践。但同样是这个时间节点，在1984年“全国粮食增收，农村形势一片大好”时，海雀村村民仍靠领国家救济粮维持生活。生活在严重石漠化地区的海雀村居民，一年中有多半年是吃不饱肚子的，“刺果黄饿断肠，刺果烂吃饱饭”。一到春天青黄不接的时节，全村老少都盼着政府发放的救济粮。这意味着，民族的、种族的生存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党的基层组织带头人文朝荣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在环境造成的贫困现状面前，海雀人尚缺少自觉认知，处于一种失语状态，更谈不上脱贫实践。故事的开始时间为其后叙事的推进打上了明晰的时间烙印。
（二） 1985年——海雀村的本命年
说1985年是海雀村的本命年，是因为这一年记者刘子富“发现了”海雀村，准确地说，是发现了海雀村民的苦。他的一篇报道让海雀村的苦甚至惊动了中南海，海雀村由此迎来了备受瞩目的“本命年”。本命年往往是危与机并存的，一方面村民们因此“富足”地过了一个本命年（这一年领到了比往年都多的救济粮），但另一方面也让海雀人真切地意识到了自己与别人的巨大差距，尤其是他们的村支书文朝荣内心受到更大的触动。这之前，他对于海雀村的苦虽然最清楚，但他总还能依靠着“忍”的惯性，为这种“苦”作出合理的辩解。这之后，他不再遮遮掩掩、躲躲闪闪，他开始主动向上级讨教脱贫的法子，主动向邻县种树大户取经。“1985年夏季开始，贵州省将扶贫济困提到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并开展了治穷脱贫大讨论。”[4]并在1986年选派首批扶贫干部下乡，切实帮扶、开展脱贫工作。这一举措，比1992年召开的第47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设立“世界消除贫困日”早了整整6年。这表明，饱受贫困之苦的石漠化地区居民即将在各级政府的帮扶下，开启艰辛的脱贫探索之路。
（三） 1988年——开启区域性试验
1988 年6月，“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成立。这是国家当时唯一一个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试验区，很多新理念、新实践由此应运而生。试验区规划了明确的奋斗目标，针对石漠化地区生态改善，列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海雀村无疑是试验区中重要的“试验田”，即便试验区中已经有了一些先行成功的经验，但对于海雀村民来说，这仍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蓝图中那一个个难以企及的梦想目标要变为现实，不仅处处挑战着海雀人的智力、精力和耐力，更考验着基层组织带头人的魄力、勇气和推进能力。第二年，即1989年，中国就启动了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工程。这个大工程关系到长江中上游的水土保持及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周期为15 年。这种大手笔一方面表明中国政府治理生态环境的决心和勇气；
另一方面，也建立在各地先行试验成功的底气上，它昭示着中国人有能力向包括“沙漠化”及其“石漠化”在内的所有生态难题发起挑战。
（四） 1999年——退耕还林还草
《海雀》中写道：“那是1999年，中国做出了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战略部署。”[4]退耕还林还草就是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出发，将易造成水土流失的坡耕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停止耕种，按照适地适树的原则，因地制宜地植树造林，恢复森林植被和草皮。1999年，我国在四川、陕西、甘肃3省率先开展了退耕还林试点，2002年1月10日，全面启动退耕还林工程，并在当年4月发出《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
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部署，在普通百姓心中无疑是神圣的，然而也是遥远的，尤其是对严重依赖土地、依赖粮食的海雀村村民来讲，更是近乎“天方夜谭”。1999年的海雀已经有了一片像样的林子，但离涵养水土、地力肥沃、出产丰盈还差着不小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就连村支两委班子都不认可退耕还林还草的做法。已经不做村支书的文朝荣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他巧妙地“用了点策略”，成功促成了国家部署在基层农村的落地，带领海雀人在生态修复之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海雀》以时间为推进叙事的内在主线，以线性的历史时间呈现时代的影像。透过海雀村脱贫致富这个小水滴，映照出了广阔中华大地上实实在在的变化。
说到英雄，是指那些为国家、民族或社团作出特殊贡献的人，而文化英雄往往是指那些精神中蕴含着民族的理想、指涉着人类文明未来的人，“为一民族或一社团之理想象征”[5]。他们“有代表整个中华文化的全民族性的文化英雄，有代表某一种人物性格或人生选择方式的文化英雄，还有代表特定的人生理想或人生境界的文化英雄，等等”[6]。文化英雄大多是普通人、凡人，符合主流价值尺度，是具体鲜活的人生样板，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符号。
“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有一个惶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上充满着紧张、犹豫和不安。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7]作品通过对文朝荣、胡索文、李淑彬、杨明生等“树痴”“树迷”形象的刻画，鲜明地塑造了立志改变家乡贫困面貌、甘愿为乡亲致富脱贫埋头苦干、吃苦受难、不计个人得失的“文化英雄”群像。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集体的利益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他们在道德上无可挑剔，是人们争相效仿的楷模。
（一） 文朝荣的三张脸谱
“海雀”是彝语的音译，意为有三个呈梯级状海子的地方。在祖先的传说中，海雀是个充满生机的“彝族的天堂”，曾经是夜郎古国都邑——可乐的后花园。但在乌蒙山彝家汉子文朝荣的记忆中，海雀却是个终日笼罩在狂风黑沙中、似乎用手指甲抠就能抠到山骨头的地方。尽管长期的贫困让海雀村人都练就了一副好“耐性”，但文朝荣的身份不容他也麻木地接受现状，他一直寻找着改变家乡贫困面貌的办法。土生土长的海雀人文朝荣对家乡的贫与苦有着切肤之痛，他从胡索文那里接受了“向土地还债”的朴素思想后，敏锐地感到这是救苦的唯一出路。他无比迫切地想把它实践到自己的家乡，但起初乡亲们对这朴素的理念不感兴趣，他们只关注眼前的救济粮。在人物刻画方面，作家用冷静克制的笔法刻画了“文化英雄”与普通村民。她既没有刻意拔高“英雄”，也没有讥讽“只注重眼前”的村民，但她通过文朝荣的三张脸谱写活了“英雄”，也写活了可爱的村民。体现了作家对社会变革的观照，对千差万别特定对象的观照，对具体而微的生活细节的观照，对低处的生命和命运的观照。
第一张脸谱：愁容满面。因文朝荣不让自家领救济粮，妻子李明芝心疼饿肚子的孩子们，倔强的她觉得让自己孩子饿肚皮的母亲没有颜面活着，一气之下喝了半瓶“敌敌畏”以明心志，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文朝荣“一生中最具标志性的第一张脸谱便成了形”，那便是“愁”容满面[4]。海雀“穷”是文朝荣最大的心病，治“穷”的法子又始终找不到，这让他“愁上加愁”。当记者刘子富质问他“这个支书是怎么当的”，文朝荣额头上那个“愁”字拼了命想舒展开，却没有成功[4]。这个“可怜”的英雄，主动将整个海雀的“贫”“弱”背负在自己身上，它们就像刻在他骨子里的基因，成了浓得化不开的“愁结”。
第二张脸谱：气鼓鼓。文朝荣向往种树，也认定种树是救穷的唯一办法，但村民们对种树态度敷衍，因为“树又不能像庄稼一样半年就结出粮食来”。为推进种树事业，自从开始栽树以后，文朝荣的第二张经典脸谱便形成了：气鼓鼓。文朝荣每天“绷着一张气鼓鼓的脸”“瞪着一对水牛眼睛”开启了“战斗模式”。作家对这张脸谱描画最多：“鼓出来的眼珠子”“眼睛又瞪上了，要发火”“梗着脖子做狮吼”“吆喝、咆哮，像头疯狂的公狼，竖着毛呲着牙”“一直把眼睛瞪着，一眨不眨地瞪着”。从动员班子团结一致发动群众上荒山种树，到督促村民领树苗栽上山，再到严格监督栽种质量，文朝荣戴着这张“气鼓鼓”的脸谱，硬是用三年时间，带领乡亲把海雀一百来个山头都栽上了树。在这个过程中，他要与目光短浅、缺少远见的村民“斗”，与不良习俗“斗”，与恶劣天气“斗”,甚至与至亲家人“斗”。这个“孤独”的英雄一时间让人们敬而远之，但又私下里不得不对他作出最高的评价：文朝荣那样的人，少，十万个人中，才会出那么一个。这个村支书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该文的时候文，该武的时候武。
第三张脸谱：满是温情的笑容。这张脸谱出现在退休后的文朝荣脸上，他“天天都待在山上，待在树们中间。那绷紧的脸庞渐渐和软，再和软，竟在有一天形成了他的第三张脸谱。这张脸谱静止在一个笑容上”[4]。就连朝夕相处的老伴儿都感到异样，因为这个表情“整日整日”挂在他脸上，“风吹不乱，雨打不破”。党员王光德也在老支书脸上看到了一个“棕红色的笑容”。因为他“在海雀造了一片林子，他让家园恢复了生机和健康。对于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来说，他做出了一份回报，而且是一份很大的回报”[4]。所以他那脸上“是一朵盛开的笑容，他每说一句话，你就能看见从鼻子嘴的地方向四面荡漾开去的笑波”[4]。这个“和蔼可亲”的英雄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后，终于显露出英雄本色。
时势造就了英雄，从浓得化不开的“愁”到整日整日安详的“笑”，三张脸谱变化的背后是朴素的生态意识到修复生态的切实实践的落实与转变。而村民们从一开始拥有一副习惯了“忍穷”的好耐性，到不情愿地上山栽树，再到心甘情愿追随老支书的变化，同样展现了朴素的生态意识从萌芽到结果的历程，这是时代背景下，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浓缩和总结性概括。
（二） 村民视角中行为举止怪诞的“文化英雄”们
胡索文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像一棵千年老树”，永远是一副“腰间一根谷草绳，草绳上挂一把明晃晃的镰刀，拄把锄头，扛捆树苗”的模样。因为早年砍了生产队一根杉树儿做甑子，被抓并开了批斗会。起初思想上想不通，跑到外乡，后来带着“还债”的意识回到家乡栽树，从1961年开始选择植树，直到1991年离世，没离开过他的林子。他的“还债” （向土地还债，替祖先还、替自己还、替子孙后代还） 理念直接影响了文朝荣。就靠“早餐一碗玉米稀饭，午餐烧几个洋芋，晚餐辣椒水拌饭”将一种行为坚持30年，这个“吃穿中的乞丐”，却又是村民们眼中拥有400亩林子的“胡大员外”，这不禁让村民们对这位“树痴”啧啧称叹。胡索文在临死前三番五次找县里申请，把自己种的那400亩杉树林无偿献给了国家。这个举动，让村民们对这个“傻瓜”肃然起敬。
李淑彬出于做母亲的天性，想给自己房前屋后种上树，保护她因狂风肆虐而担惊受怕的“房子”。为此，她打起了公社培育的几厢树苗的“主意”，并“偷”了几株回家种下。后得到公社干部的支持，把剩余的树苗全部带回家栽在了房前屋后，她像照顾儿女一样精心侍弄，居然在石漠化的土地上全部栽活了这些树苗。这之后，她义无反顾地接下了县里给她的造林300亩的任务，再接下来是自主贷款8万元造林3000亩。仅靠她一家子怎么能造3000亩林呢？李淑彬请人来造。别看她一农家妇女，魄力却不可轻视，她竟然召集了几百个劳动力来帮她翻土，她按工开钱[4](P65)。这位女性一次又一次的惊人之举，在偏僻的乡村成了被村民围观的美丽风景。
杨明生更是村民们口中十足的“傻人”与“疯人”——放着干了6年的乡党委书记不干，非要在“处处是荒山，年年有旱涝，家家都贫苦”的家乡用5年时间造林6000亩。他的家乡平坝乡并不平，“乱石山，巴掌地；
种一坡，收一箩”是真实写照，这么贫瘠的土地种树的难度可想而知。杨明生在农学院学习过，知道“什么样的树该种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该种什么树，哪种地方该这样种，哪种地方又该那样种”[4]。在他的科学种植和悉心照料下，他带领的合作社种下去的树成活率高达97%，创造了石漠化地区种树的奇迹。
这些“怪人”并不理会别人异样的眼光，“他们不懂得大概念大数据……他们只知道与自己相依为命的这块土地弱不禁风了，只知道自己吃不饱肚子了，只知道自己必须在这块被人认为‘不适合人居的地方’活下去”[4]。他们认准一个共同的真理：只有种树，一直种下去，将家乡变成理想中的“精神家园”。这些“树痴”“树精”“空想主义者”们渐渐地似乎具有了某种不好进犯的威慑力，继而成为人们仰慕和追随的楷模。
中国社会从传统的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历经了漫长的岁月。其间经历了向大自然无限索取到受到大自然疯狂报复、再到致力于生态修复，这是一条世界上许多国家重复走过的道路，在探索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历程中，中国人展现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经验，也构建了鲜明独特的中国生态修复话语体系。而海雀村的华丽嬗变正是对这一历程的真实诠释，由种树而脱贫，继而致富，体现了绝处逢生、穷则思变、天人合一的中国智慧，也为中国生态修复话语贡献了宝贵的贵州经验。
（一） 隐藏在民间的大智慧
第一，为什么要栽树——最朴素的理念也是最先进的理念。海雀没有树，所以要栽树。但海雀这样的地质条件“年年种树不见树”，所以没法栽树。这一悖论让人陷入困境。老百姓对栽树的事早不抱希望，但文朝荣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觉得在海雀这块遭到严重石漠化的土地上栽上树，就等于给海雀人创造了一片星空，有了树，海雀人才可以遥想美好的未来[4]。但海雀村民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对老支书的“空想”不以为然，还“在心里悄悄地哼着鼻子，等着看他的笑话”，文朝荣只有借用胡索文的“还债理论”去劝服村民：这些年我们世代依靠的脚下这块地，可以称之为“母亲”，而我们就是那些贪婪的孩子，明明知道母亲的乳房干瘪了，还“只管吃，只管自己满足”。“一个孝顺的孩子，就应该在母亲老去之前回报予爱护，使她身心滋润，健康长寿。”如果我们还能想到“母亲”，想到“子孙后代”，现在开始就得“还债”[4]。在乡土社会，传递孝道、仁义理念总是有效的——栽树是为回报，栽树可以改变生存困境，栽树可以造福子孙后代——这看似朴素的理念，实则是最先进的，它可以直抵人们内心最柔软处，最终达致理想。
第二，石漠化地区怎么栽活树——依靠科学和精心照看。对于擅长种地的石漠化居民而言，“一锄一个喜鹊嘴，一锄一个灯盏窝”的种树经验已被证明行不通。当李淑彬承担下造林300亩的任务后，她的丈夫走遍周边地区取经，最后在一个大学生那里找到了书本知识，加上她自己房前屋后种树摸索出的经验：“坑要一尺宽一尺深，回填一半肥泥，放入树苗，再添上余下一半肥泥，踩紧，再填上挖坑掏出的瘦土。”[4]小树苗种下去后，还得像照顾新生儿一样精心看护。“土被冲走了，他（杨明生） 把它们捧回来，重新为小树盖上。刮过一场风，他也要一棵一棵去检查，吹倒了的，刮歪了的，他得把它们扶正，重新把根培实……挑水给树苗解渴。”[4]为解决吃饭问题的后顾之忧，让大家专心种树，杨明生说服127名苗族乡亲一起成立了生产合作社，用“四统一分”的双层管理体制，将乡亲们组织起来，将植树造林做成事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不再执着于从“土里刨食”，他们大胆转变生产模式，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依靠科学、依靠集体的力量，向生存困境发起挑战。
第三，如何养护成林——政府公权力与乡规民约内力约束相结合。树苗种上山，只靠文朝荣一个人精心照料是不够的，必须要发动群众，成立护林队，配备领报酬的护林员。为增强权威性，文朝荣求助乡林业站给护林员统一配发了“护林人员工作证”。发生纠纷事件，坚决捍卫林地的不可侵犯性，依法保护护林员的人身安全。偶有“以身试法”者，最终都公开道歉、赔偿毁树款，颜面扫地。政府的公权力在这里得到鲜明体现，有效制止了那些因嫉生恨、想钻空子、想不劳而获的破坏行为。
对于本村村民的约束，熟人社会就要借助乡规民约。乡规民约与法律不同，是习惯的、自动接受的适应社会的自我控制[8]。海雀村在“环境保护”约定中对随意放任大、小牲口进入苗护区都进行了明确的罚款规定[4]，结果有人不想服从这样的村规民约，想赖账，还想打护林员，那就按照民间的处置方法：挨了打，还加罚款。消息传开去，震慑力就产生了，久而久之自律也就养成了。
（二） 贵州经验
作为世界上投资最大、政策性最强、涉及面最广、群众参与程度最高的一项重大生态工程，中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创造了世界生态建设史上的奇迹。20年来，我国实施退耕还林还草5.15亿亩。以退耕还林工程为代表的生态修复，在增加“中国绿”的同时，也增加了“世界绿”[9]。这其中也少不了独具特色的那抹“贵州绿”。在生态修复的贵州实践中，在典型喀斯特地貌石漠化生态改造中，积累了弥足珍贵的贵州经验。
第一，毕节经验——五子登科。海雀村所在的“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成功实践，让毕节地区的森林覆盖率由28.4%上升到46.23% ，值得被人们称道的毕节经验“五子登科”（即山顶“戴帽子”、山腰“系带子”、坡地“铺毯子”、基本农田“种谷子”、山下“抓票子”）构建了立体生态保护模式[10]。在不同角度的坡地上，分类种植，营造生物墙，保持水土，培肥地力，同时发展以开发本地资源煤、铁、铅锌为主的乡镇企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推动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4]。区域性经验推广开去，很多乡村都变成了“百姓富、生态美”的美好家园。
第二，基层组织强大的凝聚力和执行力。从“苦甲天下”到丰衣足食，海雀人创造了诸多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显示的是中国政府的顶层设计、各级政府的真抓实干和基层党组织上下一心迸发出的强大凝聚力和执行力。村党支部书记文朝荣带领乡亲致力于植树造林，从穿衣吃饭到居住条件的改善，文朝荣始终以群众为先，他既是领路人，更是贴心的当家人。在重大决定面前，党员们跟着文朝荣庄严地举起拳头，支部成了一根扭紧的绳；
乡亲们对待新生事物，总要观望出成效，文朝荣就动员党员干部先带头；
乡亲们在大年除夕上山栽树，文朝荣就觉得亏欠了乡亲们，把老伴儿辛苦攒给大女儿坐月子的鸡蛋拿出来发给大家；
谁家有难事，他总能第一时间送去及时的帮助……“老支书”就像他家门前那棵耐旱耐贫生命力极强的姜子树，“它将根伸得很远，从地面伸出去，从石缝伸进去，拼命地活着”[4]，他最顽强，也最接地气，乡亲们信任他，因此他带领的班子凝聚力最强，执行力也最强。
作为主旋律叙事作品，《海雀，海雀》在富于时代精神的同时，其追求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都得到了有机的统一。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征程上，不仅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元素来激励，更需要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的文化产品来推动。“文学以其思想精神的丰富性来感染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从文学出发……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1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12]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海雀，海雀》一方面聚焦了重大的时代主题，另一方面又对文学的叙事方式进行深入的探索，这种叙事策略既是对现实世界的观照，同时也是对文学艺术的宏大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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