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琪，马志强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大同 037009）
张之翰（1243—1296 年），字周卿，晚年号西岩老人，河北邯郸人，著有《西岩集》。自中统初年（1260年）任洺磁路知事开始，先后任行台监察御史、按察福建行省、户部郎中、翰林侍讲学士，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自请外补，任松江府知府。纵观张之翰的生平经历，他一生出仕之路比较顺利，而且任职期间颇有政绩，《松江府志》说他“文声、政绩辉辉，并著有古循吏风。”[1]（P372）但我们在阅读他的诗歌作品时，却可以看出他一直有隐居田园、回归山林的愿望，这与他外在处境刚好相反。即使是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还写下了“唯问归舟几日开”[2](P89)的诗句。身在尘俗，心向林泉，可以说张之翰的一生一直纠结于“仕与隐”的矛盾中。
笔者以张之翰全部的诗歌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隐逸诗歌，并且结合诗人生平经历和当时社会环境，分析张之翰隐逸诗的内涵，以期对张之翰能有更多的了解。
张之翰爱好文学，一生的诗文词章汇集于《西岩集》中，有词2卷，诗歌11卷，其他文体作品共8卷，从数量上可以看出诗歌在张之翰作品中的重要地位。张之翰诗歌律诗绝句都有涉及，但诗歌题材比较狭窄，主要以咏物、赠答为主。表达的多是生活经历引起的感悟，由于张之翰本人并没有经历特别多的波折，所以诗歌内容比较简单。但是他的诗歌平实典雅，感情真挚，真实地再现了诗人当时的心态，成为我们了解他的重要渠道。
张之翰并不是隐士，他的诗歌也不能都称为隐逸诗，我们需要对他的隐逸诗进行考察。霍建波在《隐逸诗研究——先秦至隋唐》中认为“隐逸诗”就是具有一定分量隐逸思想的诗歌。可以分为五个方面：“（1）因时局混乱、仕途险恶等社会问题而表达避世归隐愿望、寻求人生归宿的；
（2）向往山水、田园的自然美景而甘愿终老于此的；
（3）描绘种种高雅行径、闲情逸致等有关隐士生活情调的；
（4）直接发表对于隐居、隐士等有关隐逸问题看法的；
（5）尽管诗中没有明显的隐逸思想，但因其言外之意能够被后代文人多次在论及隐逸问题时作为典故引用的。”[3]（P5）结合霍建波给出的隐逸诗定义，张之翰的隐逸诗歌分类内容与上述定义中的1,2,3 条相类似，据此将张之翰的隐逸诗分类制成了下表。（表1）
表1 张之翰隐逸诗分类
张之翰共有诗歌654首，除了30首标准的隐逸诗歌之外，还有不少描绘闲适生活画面的诗歌，如《客鹿顶承张景山寄诗次韵奉答》中的“清谈煨芋夜，陈梦种花年。”[2](P40)又如《楼居四首》中的“夕阳人散后，随意坐莓苔。”[2](P45)诗歌意境悠闲自然，恬淡惬意，令人神往。诗人还多次书写想要与朋友共同游玩的愿望，“拟呼一二会心者，青鞋布袜相追随”，[2](《P34)“何时滏水西边去，共对青山看白云”。[2](P58)从这些诗中都可以看出他对于自然山水的热爱，以及对于自由生活的渴望。张之翰在词中也经常流露出归隐的思想，如“余生本来疏懒，更忘机、鸥鸟苦相留。”[2](P141)“雁来时候，霜风凄紧，应思归早。”[2](P149)可以说他的隐逸思想在多种文体中都有所体现。
综合分析张之翰的隐逸诗，能够看出他追求的隐逸生活是一种理想化的隐逸。在元代，文人比起身隐，更推崇心隐，整体来看，他的隐逸诗表达了三种情感。
（一）追寻逍遥自然的生活 胡翼鹏在《中国隐士——身份构建与社会影响》中写道，“中国隐士隐遁不仕的原因，除了迫于外界形势而不得不隐，实际上也常常夹杂着个人寻求适意逍遥的天然本性倾向。”[4](P153)隐士们用深谷高山作为屏障，将自己与外界隔绝，保留了自身内心的干净与纯粹。而没有成为隐士的人则想象着隐居时自由自在的生活，用以调适无奈的现实境遇。张之翰正是后者，如《同诸公和徐云卿智乐亭五诗韵仍以闻道危亭好为起句》第三首这样写道：“闻道危亭好，曾苔厌巨津。野云间就宿，秋水澹相邻。钟鼎诚他物，琴尊乐此身。萧然何所似，太古一遗民。”[2](P41)诗人想在野云间休息，与秋水作邻居，将金钱功名抛之脑后，终生以琴酒为乐。这种十分理想化的隐逸，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它只能停留在诗人的想象中。
张之翰的另一首诗《和愚公韵》更为详细地反映了他所追求的隐逸生活。他不需要丰富的物质条件，只要与家人生活在一起，拥有自己的小小田园就可以了：“蒸瓠为羹软于肉，煮粳为粥甜胜乳。尽携妻子归旧隐，旋课仆僮种幽圃……足供养老一半俸，便当实封三百户。”[2](P24)这里也能看出，张之翰所追求的隐逸不仅比较理想化，也是文人化的。诗人希望过上衣食无忧，心灵自由的隐居生活。如果隐居时无法保障基本的生活，那也无法实现逍遥与自由。
（二）追求高尚的品格 张之翰歌颂隐士，赞美隐逸行为，既是羡慕他们拥有自由的生活，也是倾慕他们身上高尚的品格。隐士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从上古时代的许由、巢父开始，到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陶渊明，隐士逐渐进化为澹泊名利、不畏强权、保持独立人格的代名词。同时隐士之所以能成为“士”，更是因为他们拥有超凡的学识，不俗的艺术追求和爱好，同时身怀治理天下的才能。传统文人或多或少都对隐士有仰慕之心，张之翰也是如此。张之翰隐逸诗中最常出现的隐士就是陶渊明，如在《题渊明图》中写了陶渊明辞官归乡的情景，“解印拂衣去，清风满乡邻。醉吟东篱秋，舒啸东皋春。言语益精拔，怀抱任旷真。进不急富贵，退不忧贫贱。”[2](P16)陶渊明辞去官位，隐居田园，东篱醉吟，东皋舒啸，过着逍遥的生活。张之翰诗中化用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登东皋以舒啸”两句诗，表达对陶渊明生活状态的羡慕。陶渊明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的心性更令诗人敬佩，不由得产生“我与从之游，脱落薄宦尘”[2](P16)的想法。在《谒子陵祠》中，诗人路过严光祠堂，想起严光拒绝出仕的行为，表达自己的敬佩，“至今耕钓处，泉石亦清美。高风返真淳，薄俗激贪鄙。”[2](P17)严光拥有治世之才，却不在乎名利。反观自己：“我舟南适粤，过之为一舣。”[2](P17)自己仍在红尘中奔走，不由得生出惭愧之情。
张之翰用隐士的优良品行要求自己，当看见生活中像他一样并不是隐士，但能够放弃荣华富贵而隐居的行为时，他也不吝自己的赞美。在《贺博州赵总管九十》一诗中，张之翰前半段称赞老人身体康健，当问起为什么老人能长寿时，写道“既不能学赵将军自请击敌国，又不学卫武公自儆立朝纲。翩然白鹤来故乡，清溪绕屋山连墙。世间万事一坐忘，春风老瓮浮蛆香。”[2](P38)赵将军、卫武公都是历史上年老却仍能保家卫国、治理国家的功臣，但是诗人却并没有主张他们的生活模式，反而赞扬了“归故乡”“万事坐忘”的生活状态。《庄子·大宗师》有云，“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5](P94)当人忘记外物，放弃外在限制，才能达到心灵的自由。赵总管抛开外在功名利禄，追求安宁闲适的生活，这也是张之翰十分向往的，所以在诗歌末尾，张之翰写道“吾家与公近相望，幅巾他日容登堂，从公杖履聊徜徉。”[2](P38)表达自己也想要过上这种生活的强烈愿望。
（三）躲避外界的纷扰 张之翰从做官开始，除了在至元二十年（1283）“退居高沙”，离开了朝政两年之外，其他时间或是在京城或是在地方，都没有出现政治失意的情况。但张之翰在官场中并不快乐，他在诗中写道“束薪如桂米如珠，眼前风浪无时无。人方睥睨鬼揶揄，玉堂虽好非吾居。”[2](P23)原本生活就并不富裕，还要在官场提防着别人，过得小心翼翼。而即使拥有了权力，也并不容易保持。如果能离开官场，就不用再战战兢兢、畏首畏尾地过日子，心灵也能得到解脱：“近前免畏丞相嗔，退后何防长官怒。”[2](P24)这样的生活甚至比官居高位，荣华富贵更令人向往。
其次，在年复一年的仕宦路上，诗人远离家乡，前路漫漫，让人深感疲惫。“前年至日留南康，去年至日还维扬。今年来寓珠湖傍，未知明年复何方。”[2](P37)不断奔走于各地，这样的生活仿佛看不到尽头。这是他对于未来前途的担忧，也是对长期宦游的厌倦。同时，年老体衰的状况，工作的繁忙，更让诗人感到疲累，在诗中也经常表达出消极的情绪，如《寄赵左丞时自凤凰山夜归舟中作》中写道，“事事如今只愿违，鬓边禁得几多丝。青灯逼案公忙处，斜月穿舟梦觉时。满目风波何日了，劳心岁月只天知。九山秋色明如锦，谁信曾无一字诗。”[2](P63)面对九山美丽秋色，自认为有“山水癖”的诗人如今却无心欣赏，只怪案头繁忙带来了太多的压力。张之翰在至元二十年因病离开朝堂，过上了他向往已久的隐居生活。这短短两年的隐居时光，却令张之翰念念不忘，在《送杨稳山兼简陈铁斋》有“铁斋诸老如相问，梦寐高沙似故乡”[2](P76)的句子。张之翰是河北邯郸人，而甓社在江苏高邮（即高沙），但他依然想把高邮当做自己的家乡，足以看出他对隐居时光的怀念。
隐逸诗歌的书写与隐逸思想密切相关，张之翰隐逸思想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他的个人原因，也有环境因素的影响。
（一）远离官场，保全自身 从个人角度来说，出世对应着入世，选择离开官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对官场感到恐惧，对政事感到失望。张之翰多首隐逸诗都与官宦生活相关，无论是抱怨宦游辛苦，还是感叹政务繁忙，都是对为官的抱怨。从暗暗的抱怨升级为行动上的隐逸，可以从至元二十六年（1289）的事件中看出。《元史·程钜夫传》中有记载，“二十六年，时相桑哥专政，法令苛急，四方骚动。钜夫入朝，上疏曰：‘……今权奸用事，立尚书钩考钱谷，以剥割生民为务，所委任者，率皆贪饕邀利之人，江南盗贼窃发，良以此也。臣窃以为宜清尚书之政，损行省之权，罢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于国为便。’”[7]（P4015）程钜夫的一番直言进谏却引来了宰相桑哥的记恨，接连6次上书“奏请杀之”。好友王约也受到此事牵连，“桑哥怒，以约与之表里，奏请杀之，上不从。”[7]（P4317）幸好桑哥的请奏没有实现，几人得以保全性命，但是程钜夫、王约、刘敏中等人也不得不离开京城。张之翰作为他们的好友，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只能作诗安慰王约，“仕正强时却处闲，闲中委顺最为难。树萱近户供亲乐，移竹当轩伴岁寒。风浪莫如人海恶，乾坤不似醉乡宽。我知造物安排意，留着功名向后看。”[2]（P50）希望朋友不要灰心，相信老天自有安排。但是不久之后，张之翰也自请外任，到松江任知府，此后再也没有返回京城。
张之翰曾在词中写道“不是强辞荣，风波实可惊。”[2]（P143）尽管现在的文献没有留下他离开京城的直接原因，但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环境下，或许只有离开政治漩涡的中心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面对这样的官场情况，向往隐逸便成为他自然而然的选择。
（二）元代隐逸风气的影响 在文学史上，隐逸绝不是一个少见的行为，历朝历代都有隐士出现。从伯夷叔齐不仕周朝开始，隐士们避世、隐居的行为逐渐变为了高尚品行的代名词。在隐逸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出现新的隐逸方式。例如隐遁于山林之间，与世隔绝；
又如辞官回乡，纵情饮酒。汉代的东方朔开创了“大隐”，人在朝为职，心却对政治疏远，澹泊世事与隐居无异。唐代的白居易提出“中隐”：“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6]（P490）不做京官，外出任地方官，既能拥有文人风雅的经济支持，又能得到心灵的自由。张之翰在《送鲜于都事赴任杭州序》一文中也有这样的观点。鲜于伯机两次被推荐任职监察御史，但最终改任浙西宣慰都事。其余朋友认为“位不究才”，而张之翰却认为“与其倥偬于内，孰若从容于其外？”[2](P174)非常支持鲜于伯机赴任。张之翰在后期选择离开京城，正是亲身实践了白居易的“中隐”理论。
而元代的民族矛盾也影响了隐逸风气。作为少数民族统治的国家，子民被划分等级，身处下层的汉族文人得不到重视。再加上科举取士的长期停办，汉族文人既没有过去的地位，也缺少向上晋升的途径，理想得不到实现，志向得不到舒展，必然会加重隐逸的情绪。张之翰曾上书请求恢复科举，他在《议科举》中反复论述科举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人知所学，将见贤才辈出，建立太平”。[2]（P160）但是这样的请求并没有得到准许，直到张之翰去世17 年后科举才真正恢复。
如《元史·隐逸传》所说，“元之隐士亦多矣！”[7]（P4473）许多文人即使身处高位，依然有着隐居避世的愿望。如耶律楚材“人间聚散妄悲欢，何似林泉遁世闲……空岩猿鹤招予往，满架琴书伴我还。”[8]（P214）又如刘秉忠的“华屋山丘都是梦，且图沉醉卧烟霞。”[8]（P138）也正如前文所说，元代文人常常以“心隐”的方式来隐逸，这样比较灵活的隐逸方式，既是“中隐”的发展，也是元代文人为适应社会做出的妥协。
（三）道家思想的影响 张之翰隐逸思想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他接受并认同道家思想，这在元代社会也并不是偶然现象。元代时全真教得到较大发展，信仰人数多，以道士为友、往来于道观胜地的风气在当时士人中普遍流行，这也使道家思想深深渗透于士人的思想体系之中。张之翰就曾多次住宿道观、寻访道士，为此写下的诗歌有《访李道士不遇》《题青霞观》《寓松江道院》《宿三茅观》《别鉴监观太素玄都观作》等等。在诗中也多次表现出对于道家远离尘世静心修炼的向往之情，如《寄茅山许宗师二首》（其一）中，“洞里仙人时共语，山中骚客日相依。几时道眼窥凡骨，前世同游果是非。”[2](P69)诗题中的许宗师正是茅山上清派第43 代宗师许道杞，说明张之翰经常与道士交往。
赵伟江先生在《金元词论稿》中分析了金元词中的隐逸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了儒家‘无道则隐’和佛家‘根绝尘念’的隐逸观。但究其实质，它似更接近于道家以全身避祸和享乐人生为归旨的遁世精神。”[9]（P41）正如张之翰在《题董敬叔樗亭诗》所写的“不为舟楫不梁栋，可免青黄斤斧灾”，[2]（P130）道家思想的逍遥处世，清静无为能帮助张之翰平衡仕隐矛盾，追求内心世界的宁静。所以阅读张之翰的诗歌时，可以感觉到诗人拥有一种平和的性格，当面对外界压力时，这样的性格让他默默接受，“行止自有数，何劳较迟速”。[2]（P6）“须信人生自有命，只途造物由他”。[2]（P140）这既是一种乐观的心态，也能让人感觉到消极的情绪，可以看出张之翰追求的隐逸是以道家的“适意无为”为主要基础的。
张之翰隐逸诗歌的写作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产生的隐逸思想也是许多元代文人共同的思想。他们的“隐逸”更多是对于内心世界安宁的追求，是一种心境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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