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晓君，王楚昀
(太原师范学院 艺术学理论研究中心，山西 晋中 030619)
贴里是明代服饰体系中较为常见的里衣，其来源与明制曳撒类似，但曳撒一般等级较高，属于政府官服，而贴里属内搭常服，通常用于内穿，在非正式场合也可外穿。贴里和曳撒是基于蒙元传统服饰发展而来的汉族服饰，具有各自的裁剪制作和穿着规范。目前学界关于贴里与曳撒之区分并不明确，判定常有混淆。例如，宋春会[1]详细阐述了明代曳撒服饰的形制和特征，但其中有关贴里和曳撒区别的部分较为含糊，并未将两者作出明确的区分。故文中通过对已有的史料文献和相关考古实物的分析，比较明代贴里与曳撒形制之异同。
贴里在蒙古语中称为“terlig”，其含义与曳撒(又称一色)一致，均指下摆有褶的断腰袍。从形态上看，贴里与曳撒均起源于断腰袍。《元史·舆服志》载：“辫线袄，制如窄袖衫，腰作辫线细褶……羽林将军二人……领宿卫骑士二十人……皆角弓金凤翅幞头，紫袖细褶辫线袄，束带，乌靴……”[2]可见元时辫线袍是断腰袍的一种，蒙元时期的辫线袍为上下分裁，腰部有细褶，上有辫线以保护腰部。元代画家御衣局使刘贯道创作的绢本设色《元世祖出猎图》中，元世祖忽必烈左侧有一引弓者，该引弓者身着蓝色断腰袍，腰间革带下有横截线(见图1[3])，由于人物姿态和画面视角的问题，无法明确该衣物的平铺样式，但可以看出其上下衣为分裁，腰部有细密褶，为比较典型的蒙元断腰袍形制；
其下袍两侧开衩，这与明代曳撒形制类似。由图1可以看出，断腰袍在元代时就已出现了无明显辫线痕迹的情况，说明在蒙元早期，断腰袍已根据日常需要将辫线的设计淡化，可以认为其为明代曳撒、贴里的雏形。
图1 《元世祖出猎图》近侍引弓图局部Fig.1 A valet drawing a bow in The Painting of Yuan Dynasty Emperor Shizu Hunting
此外，一些文献中还出现了下衣身两侧不开衩的辫线袍记录，例如明万历年间，王圻等编纂的《三才图会》[4]中，《衣服二卷》记载了“腰线袄子”(见图2)为一种腰间分裁、上方有辫线、下部打细密褶子的袍服。《三才图会》虽是明人所作，内容存在猜测的可能，但元代画家的原本和元代文物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形制。例如，吉林省博物院所藏《元人相马图》中，左侧引马者身着红色断腰袍，腰部似无辫线，下部打细褶，可以清晰看出两侧并未开衩(见图3[5])，而这种两侧不开衩的断腰袍在蒙元时期作常服里衣者较多，通常搭配褡护衣(半臂衫)等外披衣物；
现藏于蒙元博物馆的一套蒙元时期辫线断腰袍与《三才图会》中记录的样式一致，腰间上部为横辫线，下身布料以活褶拼接(见图4[6])。
图2 《三才图会》中记录的元代辫线断腰袍 Fig.2 Yuan Dynasty robe with braided line and broken waist recorded in Sancai Tuhui
图3 《元人相马图》中引马人物Fig.3 A man holding the horse in The Painting of Yuan People Observing Horses
图4 蒙元博物馆所藏辫线断腰袍Fig.4 Robe with braided line and broken waist in the Mongolian Yuan Museum
辫线断腰袍在蒙元政权被推翻后一度被明初统治者抵制，但一种名为“质孙”的蒙元袍服延续了断腰袍的基本形制并留存下来，逐渐成为军队校尉的官服。“洪武六年，令校尉衣只孙，束带，幞头，靴鞋。只孙，一作质孙，本元制，盖一色衣也。”[7]宣德元年，朝廷更是出台官方文件，明确将断腰袍作为校尉官服，这基本可以说明，明代衣冠体系中仍保留了部分蒙元服饰元素。有学者研究认为，明代的曳撒和贴里都起源于辫线袍[1]，这一点应当是无可非议的。
在明代，断腰袍制衣物多为4类人士穿着：皇家、内官、士人及庶民。曳撒通常为王公贵胄、朝廷命官的礼仪着装，于正式场合穿着；
贴里的穿着人群则相对更为广泛，具有跨阶级性，从王公贵胄到士庶平民皆可穿，但在穿着制度上仍有差别。整体而言，可将贴里的穿着人群分为两类：“皇权特许”之人和一般士庶。在明代墓葬中可以找到这两类人群穿着贴里的文物实证(见表1)。
表1 明代墓葬出土贴里文物Tab.1 Tieli relics unearthed from Ming Dynasty tombs
2.1 “皇权特许”者穿着的贴里
2.1.1内官穿着 内官即宦官，其着贴里的情况相对较多，也将贴里作为外服使用。在《中国衣冠大辞典》中，周汛将贴里定义为：“明代宦官所著之袍，以沙罗伫丝为之，大襟窄袖下长过膝下施一襕。”[17]但内官贴里在明代并不完全相同，宣宗之前的贴里极少用襕作为装饰，颜色一般有红色、青色、绿色，有时作为皇帝近臣的宦官会被赐蟒袍贴里，以表其与皇帝之亲密。而在明代中后期，内官的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在魏忠贤乱政时期，在原本内官贴里的下衣上再加一襕，形成三襕的贴里形制，以彰显内官地位之高。《朱瞻基行乐图》局部如图5[18]所示。图5(a)为宣宗朱瞻基投壶的场景，其身着灰褐色曳撒，衣身两侧有突出的缯角；
宣宗左下方有一孩童，身着绿色贴里，无装饰，贴里的下衣无分叉，衣摆两侧也无缯角，褶为顺褶。图5(b)为捶丸娱乐场景，宣宗右后方的内官穿着蓝色贴里，无襕。《朱瞻基行乐图》中其他内官多穿着无装饰的曳撒，下衣打马面褶。由图5可知，宣宗时期，内官和少数孩童都开始穿着贴里，不过这时贴里和曳撒一样，都较少用襕装饰。
图5 《朱瞻基行乐图》局部Fig.5 Part of ZHU Zhanji Enjoying Himself
到了宪宗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内官、孩童穿着的贴里逐渐开始以襕装饰。《宪宗元宵行乐图》局部如图6[19]所示。图6(a)中的内官穿着红色贴里，上衣处有织金，下打顺褶，但褶上无襕；
图6(b)中的孩童也穿着红色顺褶贴里，且下褶上有襕装饰。由图6可以看出，宪宗时期，内官和部分孩童已穿着有襕装饰的贴里。不过《宪宗元宵行乐图》中穿着贴里的内官数量相对较少，大多数仍穿着有襕或无襕的曳撒，这可能与该画作较为正式有关，明中后期内官在严肃的官方场合习惯穿着曳撒。总之对内官而言，贴里是一种公服，可以外穿。
图6 《宪宗元宵行乐图》局部Fig.6 Part of Xianzong Lantern Festival Tour
2.1.2皇族穿着 明早期(洪武至永乐年间)因祛除蒙元文化之需求，皇族多穿经过汉化改制的曳撒，较少穿着贴里，实物或文献中都缺少有关此时皇族穿着贴里的论据。但从表1可知，洪武年间的一些藩王墓葬中确实出现了以蒙元辫线断腰袍为基础制作的上下分裁褶子袍服，不过其数量相对较少，永乐时期的墓葬中则完全没有相关实物。到明宣宗之后，贴里和曳撒都逐渐成为皇家成员的常服，尤其在成化年之后，皇帝墓葬中也出现了贴里制式的袍服。例如，明定陵出土的一件明神宗生前所穿的马牙褶贴里(见图7[11])，其衣身为上下分裁，下衣打马牙褶，有断襟，肩部秀过肩云龙纹，下衣膝上有一襕，整体衣料底纹为寿字纹。由此说明，明中后期皇帝也有穿着贴里的情况，且神宗的这件龙衮服制式的贴里应当是外穿常服衣冠。总体而言，这种外穿形制的贴里与曳撒有更多相似之处，通过褶形能大致将其与马面制曳撒区分，但无法区别于与贴里相似褶形(如平褶、顺褶)的曳撒。
图7 定陵明神宗贴里Fig.7 Ming Shenzong"s tieli of Ming Ding Mausoleum
2.2 一般士庶穿着的常服贴里
士人阶层穿着贴里的目的是衬托外衣，使整体着装更加美观，故基本不会将贴里作为外衣穿着，且普通士族也不可私自绣上如皇家贴里一般的蟒纹布补。因而士族所着贴里装饰性相对较弱，主要以实用为主。例如，表1中明徐达五世孙徐俌夫妇墓、北京南苑苇子坑明代墓、江西德安明代熊氏墓、江苏泰州明代刘湘夫妇合葬墓等官员、士庶墓葬中均出土了贴里实物，究其原因应当是明代中后期政治制度逐渐宽松，朝廷的监控力度减弱，非皇族的一般官员乃至平民阶层都可以将贴里作为里衣穿着。但与内官、皇族着贴里的目的不同，士人平民穿着贴里是青睐于其便捷舒适的特性。《太康县志》载：“国初时，衣衫褶前七后八，弘治间上长下短褶多；
正德初上短下长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则平顶，高尺余，士夫不减八九寸；
嘉靖初服上长下短似弘治时，市井少年帽尖长，俗云边鼓帽。”[20]由此看出，在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士人中已多有穿着贴里的情况，且发展出“上短下长三分之一”的基本形制。不过士人着贴里大多是为了使所服圆领袍、直身等外衣看起来更加蓬松，通常不外穿。因此，在明代画作中并不能直观看出士人是否穿着贴里。不过在《通雅》中还有一番记载：“近世,摺子衣即直身而下幅皆襞积细摺如裙,更以条环束要(腰)，正古深衣之遗。智闻吾乡三十年前士夫多服。”[21]山东孔府旧藏的顺褶暗云纹蓝罗贴里(见图8[22])是证明士人穿着贴里的考古证据之一，由此大致可以说明，贴里是明代士人的日常服饰，其延续了古制深衣的内涵。被平民百姓用作礼服的深衣，是“取法天地”“依道而行”思想理念的有形载体[23]，这种儒士们极力想要效仿的“正古之志”在贴里上得以实现，因而他们穿着贴里就不再只是装饰审美的需要，而是带有儒士们“仿古制，学圣贤”的自律性。
图8 孔府旧藏贴里Fig.8 Tieli in the Confucius Mansion
此外，贴里与曳撒在服制上的差别在于贴里可被庶人穿着，而曳撒则相对较少出现在民间日常穿着中，尤其在明中后期制度涣散之时，贴里因其便捷性而受到广大底层民众的追捧。《北窗琐语》中载：“小帽，截子，惟执役厮卒服之。其后民趋于便，虽士庶亦多用之，以衣巾为礼衣，如衢严等处，虽析薪者亦服此服，尚有淳朴之风。”[24]其中提到的“截子”即贴里，虽然最早是“执役厮卒”的服装，但在后期被普通民众接受。在明代中后期嘉靖年间，一般庶民穿着贴里的方式与士人类似，通常都将其作为里衣，在非正式场合可当作外衣穿着。
总体而言，贴里并未如曳撒般具有一定的阶级性，但在穿着人群上却与曳撒有所交叉，贴里与曳撒都属于“皇权特许”的服饰，且统治阶级都有作为外衣穿着的情况，因而单以穿着之人身份判断衣物为曳撒或贴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明代中期(明宣宗之后)，王公贵胄中穿着贴里和曳撒的情况都较为普遍，且两者的形制具有相似性，易混淆，因而还需进一步区分。
贴里与曳撒都起源于断腰袍，在外形上十分相近，穿着人群也类似，因而在此前的明代断腰袍服研究中，贴里与曳撒的区分不明确。但在具体形制上，贴里与曳撒实际并非一物，应当予以区分，其主要异同之处在以下几方面。
3.1 裁剪缝合形式
不论是王公贵胄还是士人平民所着的贴里，在裁剪形式上都与曳撒相似，为分裁型通身衣，且均包含横裁、竖裁两部分。竖裁在唐、宋朝的汉族服饰中比较常见，从实用角度而言，古代布面宽度受限，不易于通裁衣身；
从审美文化角度而言，汉族服饰前后均有中线，也称“负绳”。《礼记·深衣》载：“负绳及踝以应直”“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25]，负绳有公正、正直之意，蒙元时期的断腰袍也有负绳，是向中原汉族学习后产生的变化，由此可以区别于元代早期的辫线断腰袍。明代的贴里、曳撒都进行了汉化改良，负绳制也得以保留，换而言之，贴里、曳撒用竖裁接合，有中线。也有的贴里与曳撒用横裁接合，其乃承自蒙元断腰袍的裁剪方式，但贴里通常上下衣前身、后身都横向分裁(见图9[14])，而曳撒只分裁前身，后身上下为一片。
图9 孔府旧藏香色麻贴里背部Fig.9 Back of incense-colored hemp tieli in the Confucius Mansion
除衣服主体分裁外，贴里大襟领部也多为两片布料分裁相接，直领中间有一条接合线。这是明代服饰的重要特点，在前朝(宋、晋、汉朝)汉族服饰中，都未曾出现分裁衣领的情况，这种变化应当源自明人对于蒙元服饰的学习。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元宁宗皇后像》(见图10[26])、大都会博物馆所藏《大威德金刚经曼荼罗》左下角处的元明宗和元文宗画像(见图11[27])以及《元世祖出猎图》中元世祖忽必烈所着服饰衣领中央都有一接合线。图10中，元宁宗皇后所着交领袍的立领由两种布料接合而成，这一特征被明代贴里、曳撒继承，但这一设计的缘由并不明确，尚待讨论。
图10 元宁宗皇后像Fig.10 Statue of Yuan Dynasty Empress Ningzong
图11 曼荼罗上的元文宗Fig.11 Yuan Dynasty Wenzong on Mandala
另外，明代贴里、曳撒等都有接袖痕迹，袖上多一线使得衣服整体具有均衡、规整之美。接袖与负绳的设计早期都与布料宽幅受限有关，明代接袖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衣物舒适度，接袖位置由袖长和袖面幅宽决定，蒙元断腰袍则未有接袖痕迹，因而虽然明代并未规定接袖线应当处于袖子的几分位置，但可以明确其是对汉族正古衣制的传承。
3.2 压褶形式
明代贴里与曳撒均在腰部分裁线下压衣褶，曳撒的褶形在不断汉化的过程中与其肇始的蒙元断腰袍异道而驰，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断腰袍——马面曳撒，其形制为下摆中间有马面，马面两侧有密褶。具体而言，马面褶的打褶方式是布面中央留有固定平面，在该平面左右两侧分别向下回扣压褶，褶面层层压叠，形成厚重、沉稳之感。这种具有汉化意味的马面褶式未见于贴里形制之中，贴里的压褶方式通常为平褶，蒙元时期和明初(洪武至正统年间)的一些贴里实物中，平褶之间可见细密褶。且由表1可以看出，明初期的贴里样式与蒙元时期类似，腰间多有辫线痕迹，在压褶方式上普遍倾向于活褶；
到明中后期(成化至万历年间)，辫线逐渐消失，贴里的压褶方式发展为平褶。平褶又可分为两种：顺褶和马牙褶。顺褶形态较为简单，褶顺于同一方向，层层叠压，皇族的贴里多将褶子烫压为死褶；
马牙褶则相对复杂，每一褶子两侧布料均需向内烫压为死褶，相邻褶面之间相互不叠压，具体见表2。
表2 贴里褶形Tab.2 Pleats of tieli
3.3 服装与配件设计
蒙元时期已出现下摆两侧不开衩的断腰袍，贴里下片布料为一整片，明代曳撒则以两侧摆开衩的设计居多。《酌中志》言：“贴里，其制如外廷之褶。”[28]其记载的这种褶形也为一片式两侧不开衩的设计，因此可以判断，在时人的认知中，贴里下衣应当是不开衩的。此种设计与贴里本身的功能有关，贴里作为一种内穿服饰，可以起到增加外袍挺括感和饱满度的作用，两侧不开衩的贴里可使外袍在视觉上更加蓬松，且能避免中衣、裤外露，既增加衣服穿着的美感，又保证穿着者仪态端庄。孔府旧藏文物中的一件香色麻贴里如图12[29]所示。由图12可以看出，该贴里并无开衩。
另外，贴里一般无缯角，这也是区别贴里与个别里穿式曳撒的主要依据。由于曳撒、圆领袍、直身等的设计追求衣身挺括、势宏，故而衣身两侧多为开衩设计，导致其易于浮动，从而使贴身衣物露出。因此，明代中后期的曳撒、圆领袍、直身等都在下摆两侧增加缯角(又称“耳”)(见图13[14])，其作用是避免内搭衣物露出而有失优雅。有缯角的衣物通常出现在官方正式场合中，如在《朱瞻基行乐图》《宪宗元宵行乐图》等宫廷活动绘画中，皇帝所着曳撒多有缯角。但对于贴里而言，其本身是常服，且两侧不开衩，故缯角的设计则显得多余。
图12 孔府旧藏香色麻贴里款式图Fig.12 Style sketch of incense-colored hemp tieli in the Confucius Mansion
图13 北京南苑苇子坑明代墓曳撒 Fig.13 Yisan in the Ming Dynasty Tombs in Weizikeng,Nanyuan,Beijing
通过对明代贴里形制来源、特征及穿着服制的分析，可以明确贴里与曳撒都是发源于蒙元辫线断腰袍且经过汉化的明代服饰。从服制上看，贴里的穿着人群较为广泛，从皇家到士庶的日常服装中均有贴里的踪迹，在明中后期贴里受国家政治环境影响，不断更改纹样装饰，但主体形制变化不大；
从形制上看，贴里与曳撒的裁剪缝合方式略有差异，贴里更多保留了蒙元断腰袍的形制，主要使用平褶、顺褶，衣身不开衩，无“耳”，这应当是贴里作为常服所具有的实用性决定的。综上，可大致明确明代贴里在形制与穿着人群上的特征，并将之与曳撒区别，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明代服饰研究中曳撒和贴里杂糅相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