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乐天 吕康银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也在逐步推进之中，对于劳动者的能力素质标准在市场主体与劳动主体之间同样有了更高要求。而作为劳动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工资收入议题始终是劳动经济学关注的焦点。自舒尔茨、贝克尔、明瑟等经济学家将人力资本纳入工资收入决定理论中后，劳动者技能差异就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从最初的教育、智力等认知能力角度的收入效应研究，以及之后关于人格、个性等非认知能力角度的收入效应研究来看，能力要素在劳动者行为研究中的地位已得到确立。①赵海：《教育和培训哪个更重要——对我国农民工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实证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13年第1期，第40—45页；
张锦华、王雅丽、伍山林：《教育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影响的再考察——基于CHIP数据的分析》，《复旦教育论坛》2018年第2期，第68—74页；
Nyhus E K, Ponsb E,“The Effects of Personality on Earnings”, in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2005, Vol.26, No.3, pp. 363—384；
Groves M O,“How Important is your Personality? Labor Market Returns to Personality for Women in the US and UK”, in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005, Vol.26, No.6, pp.827—841。尽管近年来对于能力的测算指标已有广为认可的框架（如受教育年限、自尊量表等），但仅针对整体能力的研究无法为劳动者具体能力的提升提供指导。①赵宇晗、余林：《人格特质与认知能力的关系及其年龄差异》，《心理科学进展》2014年第12期，第1924—1934页；
李涛、张文韬：《人格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动态》，《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8期，第128—143页。因此，在已有某些具体能力对工资收入的影响研究之余，剖析某一热点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就成了我们选题的出发点。②罗明忠、陶志：《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对其就业质量影响实证分析》，《农村经济》2015年第8期，第114—119页；
赵颖：《语言能力对劳动者收入贡献的测度分析》，《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1期，第32—43页；
陈媛媛：《普通话能力对中国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经济评论》2016年第6期，第108—122页；
王忠、旷远瑶：《方言能力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劳动经济研究》2019年第4期，第102—120页。回顾马克思关于劳动者性质的论述，不难发现其社会属性才是根本属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亦是社会属性的直接表现。然而，对于社会主义劳动者，劳动者能力当中的社交能力却饱受忽视。实际上，社交能力是普通劳动者在融入社会之前就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能力，和劳动者的就业岗位、工薪收入、社会地位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尝试分析与了解社交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于个人层面而言，社交能力将决定劳动者的人际关系，是其经济生活中的必备技能。良好的社交能力会扩大劳动者的社会网络、增进沟通交流、联通各界人脉，进而节约巨额的社会信息传递成本，实现“社会人”的经济需求和社会认同。于社会层面而言，社会交往是各个阶层融合的重要渠道，无论底层接触顶层抑或顶层贴近底层均可打破阶层收入固化的局面，从而使得我国的收入分配趋向公平。于国际层面而言，国际间的人员流动不仅是人才交流的重要契机，更是体制更迭、能力培养和观念转变的关键途径，这亦将为国际间收入差距的缩小提供可行方案。
不过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国内对于社交能力和个体收入之间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更未考虑将社交能力的多种中介机制纳入分析之中；
且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语言、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对收入等方面的影响。鉴于相关研究的欠缺，本文将采用2017年的数据将社交能力以具体问题的形式纳入行文框架中加以分析，考察不同社交能力人群之间的工资收入差异以及社交能力对工资收入产生影响的中介机制。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文献综述与理论机制，第三部分模型构建及方法介绍，第四部分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第五部分计量分析与实证结果；
第六部分进一步研究，第七部分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文献综述
1.整体能力与工资收入的讨论
劳动者整体性能力又称综合能力，是其在社会中为适应社会发展、生活、生存所必需的一些能力和技能的统称，主要涵盖劳动者认知能力（逻辑思维、问题解决等）与非认知能力（人际交流、领导管理等）两大部分。涉及整体能力与劳动者行为问题的探究最早出现于人力资本理论之中。人力资本在个体的工作搜寻和薪资获得上具有主体性的作用，而能力恰恰是人力资本理论发展至今所讨论的核心。最具关注度的便是整体性的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在劳动者工作行为结果中起到的作用。在就业行为方面，周洋、刘雪瑾以及罗双成等将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与创业行为结合起来，发现拥有较高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劳动者，更有可能选择创业行为；
由于此类群体创业成功的概率更大，因此创业收入也会显著提高。①周洋、刘雪瑾：《认知能力与家庭创业——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2期，第66—75页；
罗双成、陈卫民、江鑫：《非认知能力与个人创业选择：理论与经验证据》，《劳动经济研究》2020年第2期，第101—119页。在薪资水平领域，黄国英、程虹、乐君杰以及王春超等分别从不同年龄群体、职业类型、指标筛选和性别差异角度研究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最终得出的异质性结论为确立能力教育产生的收入效应奠定了坚实基础。②黄国英、谢宇：《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对青年劳动收入回报的影响》，《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2期，第56—64+97页；
程虹、李唐：《人格特征对于劳动力工资的影响效应——基于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第171—186页；
乐君杰、胡博文：《非认知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17年第4期，第66—76+127页；
王春超、张承莎：《非认知能力与工资性收入》，《世界经济》2019年第3期，第143—167页。诚然，整体能力作为一个较为泛化的切入视角对于能力的收入效应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仅关注它却会忽视社会对于劳动者具体能力发展的新要求。据此，以“敬业乐群”为导向的社交能力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2.社交能力与工资收入的国内研究
近十年中，我国已有学者针对劳动者凭借社交能力积累所得的社会资本在其工资收入方面产生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张顺、郝雨菲关注了劳动者所使用的社会关系，从信息资源、人情资源、混合资源三个角度比较研究了其入职收入影响效应的强度。③张顺、郝雨霏：《求职与收入获得的关系机制：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5期，第104—125+244页。分析发现信息资源的收入效应较大，混合资源与人情资源相比未发现显著的收入优势。即在市场环境的约束下，社交所得信息资源对收入的影响增大，而所获人情资源对收入的影响减小。这种社交能力引致的社会资本收入效应不确定性在梁玉成的实证过程中已得到证实。④梁玉成：《求职过程的宏观—微观分析：多层次模型》，《社会》2012年第3期，第55—77页。虽然也有少数学者（如赵延东）研究发现社交能力带来的社会资本会对劳动者工资收入产生负向影响，但较早的结论已难以适应当下社交能力给予劳动者社会资本正向收入效应的趋势。⑤赵延东：《求职者的社会网络与就业保留工资——以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为例》，《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4期，第51—60页。张顺、郭小弦得出了社会网络对劳动力市场入职收入获得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结果，只是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劳动者来说社交能力引致的社会资本正向收入效应存在差异。⑥张顺、郭小弦：《社会网络资源及其收入效应研究——基于分位回归模型分析》，《社会》2011年第1期，第94—111页。此外，刘斌等通过计量模型分析发现了社会资本的“弱连接”可以通过劳动者寻找工作这一过程对其工资收入产生积极作用。①刘斌、李磊：《寻职中的社交网络“强连接”、“弱连接”与劳动者工资水平》，《管理世界》2012年第8期，第115—128页。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国内学者对于社交能力所引致的劳动者社会资本收入效应方向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结论。因此，通过借助社会资本间接研究或直接研究劳动者社交能力对其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社交能力与工资收入的国外研究
早在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Heckman就提出，非认知能力中的社会交往能力在未来劳动经济学领域中的前景不可估量。以Ferris 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以实证的手法分析美国劳动者社交能力对工资收入的影响。②Ferris G R, Witt L A, Hochwarter W A,“Interaction of Social Skill and General Mental Ability on Job Performance and Salary”, i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1, Vol.86, No.6, pp.1075—1082.他们证实低社交技能的劳动者普遍处于社会底层，其工资水平也低于社会一般水平。同样地，Borghans等、Bacolod等分别使用英国与美国的追踪数据发现拥有良好社交能力的劳动者多数从事“偏好性”更强的人际工作，在这类工作中的收入回报普遍较高；
且社交能力越强，得到的工资溢价也越高。③Borghans L, ter Weel B J, Weinberg B,“People People: Social Capital and the Labor-Market Outcomes of Underrepresented Groups”, i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06；
Bacolod M, Blum B S, Strange W C,“Skills in the City”, i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9, Vol.65, No.2, pp.136—153。只有部分学者，如Marsden和Gorman在本世纪初研究得出劳动者社交技能引致的社会资本对其工资收入有负向作用。④Marsden P V, Gorman E H“Social Networks, Job Changes, and Recruitment”, in Sourcebook of Labor Market,2001, pp.467—502。可见，社交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产生的正向作用在国外的近期研究结论中已得到认可。除了上述直接相关的研究之外，国际上关于社交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影响的研究还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Pfeiffer 和Schulz从德国社会经济小组（SOEP）的样本中得出的实证结果表明，外向的人通常从事的工作有更多的社会性互动。⑤Pfeiffer F, Schulz N J,“Gregariousness, Interactive Jobs and Wages”, in Journal for Labour Market Research, 2012,Vol.45, No.2, pp.147—159.此外，与男性相比，女性往往更经常从事互动性工作。有证据表明，合群性和社会性互动（中度）与更高的工资相关，除非高互动发生在大公司。其次，Marx和Timmermans的发现表明在劳动力市场中，拥有社会关系或社交能力的人更易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产生工资收入溢出效应。⑥Marx M, Timmermans B,“Hiring Molecules, Not Atoms：Comobility and Wages”, in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7,Vol.28, No.6, pp.1115—1133.为弥补实地调查研究的空缺，Etonyeaku和Lgbo以400名大学高级学术人员为调查对象，按四点评级尺度构建调查问卷发现，社交关系在工作满意度中有重要的作用，且满意度更高的工作更多来源于工资收入较高的机构。⑦Etonyeaku E A C, Lgbo J N,“Job Satisfaction, Social Behaviour and Workers Attitude in the Universities in South East of Nigeria”, in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Practice, 2013, Vol.4, No.25, pp.35—40.针对贫困地区及贫困人口劳动收入的国际热点问题，Harb和Rouhana从大贝鲁特地区的黎巴嫩劳动人口中随机收集样本，应用反事实分解加以回归分析后认为“社交形成的人力和社会资本指标共同对个体劳动收入有重大影响”。①Harb N, Rouhana T,“Earnings and Gender Wage Gap in Lebanon：The Role of the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in Applied Economics, 2020, Vol.52, No.44, pp.4834—4849.
综合现有文献来看，虽然众多国内外学者在劳动者社交能力、社会资本与工资方面的研究成果日渐丰富，但对我国劳动者社交能力和工资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却还未形成统一结论，需要着重加以研究。并且，我们发现在目前的研究中可能同时存在的影响机制仍未得到确切证实，对比，分析变量之间影响的过程机制能够得到更为深入的结果。由此，我们认为本文的创新之处是：在论证我国劳动者社交能力与工资收入间较为明确的关系之余，验证其可能存在的中介机制，为劳动者及其他各个主体提供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二）理论机制
已有研究显示，社交能力直接作用于劳动者工资收入，同时，通过与周边亲戚朋友更多地交流，劳动者可以不断地拓宽人脉关系网络，获得更多社会资源。此外，广泛的社交能够帮助劳动者从多方面获取社会信息，为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提供渠道保障；
工作质量的改善势必引致效率的提高，从而为获取更高的劳动报酬奠定了基础。此外，具有熟练的社交技能的劳动者还可以借助社会关系获得更多就业信息与晋升机会，因而增加改善工作的机会，继而拥有与工作相匹配的更高工资水平。
Heckman等在开始关注非认知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时就借助了“五因素”量表中的“外向性”测试结果加以度量；
由于擅长社交是“外向性”的重要衡量依据，因此结果呈现出的非认知能力对工资收入的正向作用中社交能力所做的贡献不可忽视。②Heckman J J, Stixrud J, Urzua S,“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ies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and Social Behavior”, in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6, Vol.24, No.3, pp.411—482.而Solomon W. Polachek结合美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新情况将能力与信息获取的差异性纳入了劳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结果表明劳动者技能的差异确实可以通过信息获取的数量与质量间接影响到其工资收入水平。③Polachek S W,“Heterogeneity in the Labor Market：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in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2017, Vol.43, No.3, pp.377—390.
具体而言：首先，理论机制需要分析社交能力通过扩大社会网络范围而对劳动者工资收入产生的影响。陈技伟等在考察辽宁省农民工社交技能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时便尝试加入社会网络规模变量，其结果完全证实了劳动者社交技能将通过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大带来更高工资回报的假设，即社交带给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是对其原有社会关系的补充。④陈技伟、江金启、张广胜等：《社会网络、求职方式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决定》，《南方人口》2015年第4期，第69—80+25页。冯璐等在此基础上将研究范围扩充至6省12市，发现以朋友数量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确实是劳动者擅于交往产生收入溢价的途径之一。①冯璐、杨仁琨、王瑞民：《社会网络与农民工工资:数量的作用——基于6省12市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人口与发展》2019年第6期，第2—15页。Qiong Wu和Michael Wallace，把关系看作交际的中间变量后得出收入正效应依旧稳健的结论。②Wu Q, Wallce M,“Social Networks and Workers’ Earning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East Asia, 2021, Vol.38,No.1, pp.39—60.可见，社交能力通过社会资本产生收入效应的设想需要加以验证。因此，本文将从社会资本效应角度分析社交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其次，理论机制还需要考察社交能力提升信息的可得性进而对劳动者工资收入产生的影响。K. M. Zheng等采取行为实验方法分析发现劳动者凭借社交技能可以更轻松地完成信息互惠进而实现工资个性化，这一结论给予了社交技能的收入效应以新的研究路径。③Zheng K M, Wang X Y, Ni D,“Reciprocity information and wage personalization”, in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1,Vol.68, pp.1—17.毛宇飞等以时下网络社会时代为背景研究发现不同户籍劳动者的社交技能均可经由网络信息渠道产生工资收入的增长效应。④毛宇飞、胡文馨、曾湘泉：《扩大抑或缩小：互联网使用对户籍工资差距的影响——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证据》，《财经论丛》2021年第2期，第3—12页。除此以外，关于信息收集作为中介变量的研究便更多集中于求职、就业与晋升等领域。⑤程广帅、胡锦锈：《信息化、就业增长与人口流动——基于“胡焕庸线”的分析》，《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11—18页；
Zuweina A N, Salama Y,“Current Challenges Faced by Women in Obtaining Employment: Experiences from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s in Zanzibar”,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2021, No.7；
Zhang F, Meng L, Sun W, et al.,“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Labor Market in China”, in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2021, No.72, pp.156—168.因而本文还将从信息收集效应角度分析社交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在进行理论机制分析的过程中，单一机制往往会因代理变量选取不当导致中介效应不显著；
因此本文最终会将两种可能存在的中介分别纳入模型之中考察机制检验的效果。
本文首先基于“中国综合调查”（CGSS） 2017年调查问卷所得数据，利用OLS回归对社交能力和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水平进行初步分析，主要回归模型是明瑟工资决定方程，同时加入社交能力的相应变量。除此以外，模型还应包括其他一些可能会影响到工资收入水平的变量。
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明瑟在《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研究》一文中首次提出并最早建立了人力资本收益率模型， 将个人工资收入与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和工作经验联系在了一起。其工资决定方程为：
其中，lnw为原模型中工资收入的对数形式；
edu为受教育年限；
exp为工作经验；
ε为误差项。
杨国涛等对明瑟工资决定方程的若干改进和思考进行了总结，得出了和新人力资本理论相结合的各类拓展模型，具体表示为：⑥杨国涛、段君、刘子訸：《明瑟收入方程的若干改进和思考》，《统计研究》2014年第7期，第81—84页。
其中，lnw为拓展模型中工资收入的对数形式；
human capital(ability)为劳动者人力资本或能力的代理变量；
Ci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ε依然为误差项。本文所构建的分析模型就是在明瑟工资决定方程基础上结合社交能力得出的拓展方程。构建的模型为：
其中lnwi为第i个劳动者去年全年的职业/劳动收入的对数；
α为常数项；
sociabilityi为本文在下文所构建的直接社交能力和间接社交能力指标，β为其系数；
响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其他因素，xin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户籍状况、健康状况、个人能力、工作信息等，τn为相应的变量系数；
εi为误差项。
上述模型和计量方法可能会存在双向因果和遗漏重要解释变量的问题，因此本文需要考虑社交能力的内生性问题。参考已有的其他能力对劳动者收入水平影响的研究，本文认为：第一，由于劳动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地区差异较大，这类异质性会对劳动者个体的社交能力和工资收入产生影响，从而带来遗漏重要解释变量的问题；
第二，工资收入水平较高的个体可能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进行社交活动从而提升其社交能力，扩大社交范围，这就会产生双向因果的问题。这两大问题都会致使回归结果出现偏误。因此，按照通用的方法就是尝试为社交能力寻求合适的工具变量，而工具变量法能够较好地解决上述两个问题。根据计量经济学中对于选取工具变量的准则来看，所选工具变量应该与社交能力变量直接相关，但却不与工资收入变量直接相关。结合CGSS 2017年问卷问题来看，可选的工具变量有两个：①您多久能结交到新朋友；
②通常情况下，在工作日里，您一天里与多少个人（不管您认不认识这些人）有联系。除了工具变量法以外，还可以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来克服内生性问题。本文意在采用这一方法来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CGSS。CGSS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组主持，旨在通过定期、系统地收集中国社会、社区、家庭、个人等多个层次及各个方面的数据，总结社会变迁的长期趋势。该项目自2003年开始，每年对全国各地一万多户家庭进行抽样调查，覆盖全面且适用范围广泛。由此可见，CGSS数据符合传统统计意义上的大样本、随机抽样等优良特质，较为适合研究我国劳动者社交能力对其收入水平的影响。
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组最新公布的CGSS 2017年数据进行研究，该调查在当年共获得33 097份问卷。由于本文研究的是个体劳动者社交能力对其收入水平的影响，因此文中所涉及的变量均需满足劳动者的基本条件。数据经过了如下的处理：第一，剔除了个体劳动者的个人特征变量如性别、出生日期、身体健康状况、最高受教育程度、目前的户籍登记状况、政治面貌、个人去年全年的职业/劳动收入等数据空白或标记为“拒绝回答”“不知道”“待定”等的样本。第二，按照现有经验并结合数据库样本来看，本文将劳动者年龄限制在18—60岁之间。①程婉静、武康平、田亚峻：《劳动力年龄结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技术经济》2019年第1期，第104—111页。最后，由于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劳动者，因此我们也将调查数据中“目前没有工作”和“从未有过工作”的样本进行了剔除。经过筛选和整理，我们最终得到了3 916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说明
1.劳动者工资收入
本文所采用的劳动者工资收入取自CGSS 2017年调查之中研究对象为劳动者的劳动收入数据。在调查问卷中的社会人口属性板块有直接询问“您个人去年全年的职业/劳动收入是多少？”这一问题。②CGSS 2017年问卷调查当年所统计到的是受访者接受调查前一年的劳动（工资）收入。
2.劳动者的社交能力
经济学与社会学通常认为社会交往（社交）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个体之间相互往来，进行物质、精神交流的社会活动。因此，所谓社交能力，可以认为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沟通工作、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从而建立起广泛的社会联系的一种能力。
（1）直接社交能力（sociability）。所谓直接社交是指交往伙伴运用自身固有的手段（语言及非语言手段）进行的面对面交往，这一方式早已成为社会成员建立感情与联系的重要纽带。CGSS 2017年问卷中直接询问了调查对象关于社交的问题。借鉴李晓曼等对劳动者新人力资本研究中比较成熟的各项指标，对应在生活方式板块有直接询问“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经常在您的空闲时间进行社交/串门活动？”③李晓曼、于佳欣 、代俊廷等：《生命周期视角下新人力资本理论的最新进展：测量、形成及作用》，《劳动经济研究》2019年第6期，第110—131页。本文遵从调查问卷中的划分形式，将劳动者直接社交能力设置为：①从不社交；
②很少社交；
③有时社交；
④经常社交；
⑤非常频繁地社交。换句话说，数值越大代表劳动者的社交能力越强。
（2）间接社交能力(indirect sociability)。与“直接社交”相较而言，间接社交是指交往伙伴借助中间环节，如聚餐、集会、网约等间接方式进行的交往。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交往手段的日益发达与增多，间接社交逐渐成为主流并呈现上升趋势。CGSS 2017年调查问卷中有间接性地询问受访者的社交情况。依照杨靳所选取的一系列社交能力哑变量，本文依然是在生活方式板块寻找到与之相契合的两个相关问题。①杨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劳动者收入决定》，《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52—55+70页。一是“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从事与不住在一起的亲戚聚会的活动？”；
二是“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从事与朋友聚会的活动？”，问卷中的划分形式是将劳动者间接社交能力设置为：①每天参与活动；
②程飞：《非认知能力对个人收入影响的研究述评》，《中国高教研究》2013年第9期，第33—38页。一周数次参与活动；
③逯进、周惠民：《人力资本理论：回顾、争议与评述》，《西北人口》2012年第5期，第46—52页。一月数次参与活动；
④一年数次或更少参与活动；
⑤从不参与活动。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与上文直接社交能力的递进关系保持一致，本文将劳动者间接社交能力重新设置为：①从不社交；
②一年数次或更少社交；
③一月数次社交；
④一周数次社交；
⑤每天社交。也就是说，和上文一致，数值越大表示劳动者的社交能力越强。
3.个人特征变量
现有文献对于个人特征变量的选取存在一定的差异，除常见的性别特征、年龄特征、教育特征、户籍特征之外，本文参考程飞总结出的个人特质模型，增加政治面貌特征和宗教信仰特征，以扩展个人特征变量所涵盖的内容。②
（1）性别：受访者为男性则性别=1，女性则性别=0。（2）年龄：CGSS 2017年调查问卷中的社会人口属性板块涉及“您的出生日期是什么？”这一问题，按照本文定义的劳动年龄18—60岁进行换算，对出生年份在1956—1998年的数据进行保留。再将1998年生人的年龄赋值为18，以此类推至1956年生人的年龄赋值为60。（3）受教育水平：本文将CGSS 2017年调查所得的“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按照中国现行教育体系转化成相应的受教育年限变量。（4）政治面貌：劳动者的政治面貌为共产党员则政治面貌=1，否则为0。（5）宗教信仰：无宗教信仰设置为1，有宗教信仰则为0。（6）户籍状况：受访者的户籍为非农业户口时赋值为1，否则为0。
4.人力资本变量
遵从逯进和周惠民总结人力资本理论中关于技能和能力研究需要加以控制的变量，我们根据问卷所涉及的题项，选择了四项人力资本变量的指标。③
（1）健康状况。本文依照CGSS 2017年问卷中健康板块的问题“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将劳动者健康状况分为五级：①很不健康；
②比较不健康；
③一般；
④比较健康；
⑤很健康。（2）工作经验。由于CGSS 2017年问卷当中没有直接询问受访者的工作年限，因此本文采用通行的计算方法“受访者年龄-受教育年限-6”进行表示。（3）周工作时长。CGSS 2017年问卷以劳动力市场板块的问题“在您有工作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您一周的工作时间大概有多少个小时，包括加班时间”对周工作时长直接进行了调查。（4）个人能力：由于个人能力变量难以测度，按照以往的研究之中认为家庭背景对个人能力影响较为深远，本文把CGSS 2017年问卷中调查对象父母最高教育程度折算为受教育水平作为个人能力的代理变量。
表 1 描述性统计（1）
5.虚拟变量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的最新职业分类目录并结合CGSS 2017年问卷的问题设置形式，我们将劳动者工作单位的类型设置为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居/村委会）、无单位/自雇（包括个体户）、军队6类工作单位性质虚拟变量。并按劳动者所在地设置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三类虚拟变量。①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这10个省（市）；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这8个省；
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广西、内蒙古这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一）描述性分析
从表1和表2中的描述性统计信息来看，全部样本的全年劳动收入均值为六万余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全国平均工资56 201元的标准来看，样本工资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直接社交能力均值仅为2.74，较中等社交能力水平略微偏低。分就业性质来看，自雇、党政机关、企业和社会团体劳动者的社交能力相对较强，而事业单位和军队从业者的社交能力相对较差；
但总体社交能力仍未达到中等社交能力水平。这表明了我国劳动者的整体社交能力较弱，且因工作性质不同呈现出较大差异性。分区域来看，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劳动者的社交能力依次减弱，社交能力的地域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劳动工资收入的分布特征与群体社交能力大致匹配，仅社会团体和军队从业者的数据因工作性质而较为特殊。
表 2 描述性统计（2）
表 3 社交能力对劳动者收入水平影响的OLS回归结果
（二）主要模型回归结果
（续表3）
本文通过基准方程估计了社交能力对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影响，结果示于表3之中。
（1）模型1是在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分析直接社交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交能力会对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产生显著促进作用。然而这一结论却未能将社交能力中的具体行为对劳动者工资收入产生的影响予以刻画，因此还需对直接社交能力进行具体化分析。
表 4 社交能力对劳动者收入水平影响的IV回归结果
（2）模型2是在纳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研究间接社交能力中的“与非住家亲戚聚会”变量对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结果说明“与非住家亲戚聚会”这一行为会对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情况恰好解释了我国所特有的“亲情化”社会环境在劳动者工资收入中的地位难以撼动，亲戚在劳动者工资收入获得中扮演的“照顾性”角色依旧极具生命力。
（3）模型3是在包含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探究间接社交能力中的“参与朋友聚会”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结果论证了“参与朋友聚会”这一举动会对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产生积极的正向作用。模型结果也印证了传统“多个朋友多条路”的文化理念，朋友聚会不仅是社交的媒介，更是劳动者将其社会资本传导至其工资收入路径上的重要节点，由此带来的客户资源、业务资源等社会资源都将是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先决基础。
（4）模型4将所有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同时放入方程中进行回归。我们发现，直接社交能力的影响程度降幅较大。“参与朋友聚会”这一举动所带来的影响变化不大，工资收入和“参与朋友聚会”这一行为相互作用所引发的双向因果问题难以被忽视。同时，“与非住家亲戚聚会”这一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不再显著。这是因为“与非住家亲戚聚会”这一行为和劳动者社交能力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前者会对后者产生影响。因此在下文的分析中，本文还将考虑使用工具变量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
其他控制变量表现出的结果也符合实际情况。分性别而言，男性劳动力社交能力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更大。随着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其社交能力为工资收入的提升带来更显著的影响。健康状况更好的劳动者会因社交能力获得更多的工资收入。而且工作单位性质的不同也会对其社交能力提出不同程度的要求，进而影响个人的工资收入水平。由于自雇个体户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更多、更频繁地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因此这类工作性质的劳动者拥有社交能力带给自身的收入贡献最大，其次是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等。鉴于军队的特殊性，军人日常交往频率较低，因此其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同时可以看到，不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劳动者的社交能力均能为各自的工资收入水平带来显著正向影响，只是影响程度由东部、中部、西部依次减弱。这也是因为我国不同区域社会环境差异较大，社交范围有大有小，经济发展水平层次分明才导致这一现象出现。最后，宗教信仰、政治面貌、户籍状况的结果并不显著，这是由于随着社会发展，几项因素已经难以对社会交往加以限制了，社交障碍正在逐步清除的过程之中。个人能力的代理变量体现出我国在家庭背景方面，父系的作用更为重要，母系的作用相对不足。综合上述分析，虽然可以认为劳动者的社交能力会对其工资收入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基准回归中的内生性问题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还需要更为深入的检验。接下来，本文将选取CGSS 2017年调查中的两组工具变量来对基准回归进行检验。
表4的模型1至模型3分别是将“您多久能结交到新朋友”“通常情况下，在工作日里，您一天里与多少个人有联系（不管您认不认识这些人）”以及两个题项同时纳入回归，以此作为工具变量对基准回归进行检验。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劳动者社交能力对个体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依旧是正向显著的，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一致。Wald F和Hansen J检验表明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工具变量产生的影响程度大于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结果，且结交到新朋友的系数大于参与朋友聚会系数，这意味着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中社交能力对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被低估了。两种回归分析中，社交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均是积极的，仅在影响程度上存在差别；
其中工具变量回归显示的结果影响程度更大一些，更为接近现实状况。具体来说，结交到新朋友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程度达到120%，意味着结交新朋友更有利于拓宽社交渠道、掌握更多机会、拥有更多人脉，为工资收入水平增长提供了更大空间。而工作日内一天的联系人数系数也大于直接社交能力系数，“礼尚往来”的职场潜规则使得诸多工作进行更加顺利，提高了单个任务的推进效率，也为承接更多项目并从中获得更高薪资提供了可能，亦即这类具体行动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三）稳健性检验
除了使用工具变量法之外，对于回归结果的检验还可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从而来考察回归是否具有稳健性。与工具变量法略有不同之处在于倾向得分匹配法主要的功能就是处理双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具体来说，研究社交能力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如果仅把是否社交作为虚拟变量来对总体进行回归，参数估计就会出现偏差，这种表象的研究并未从深层意义上进行挖掘。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是让研究从社交能力较差的样本（控制组）中，对劳动者个体尝试提升社交能力从而变为强社交能力的个体的概率进行估计。之后再选出和某个社交能力较强的样本（处理组）具有相似尝试提升社交能力从而成为强社交能力的个体的概率，但实际上却是社交能力较差的样本（控制组）来担当某个强社交能力的样本的对照，最终来判别两者之间的区别。当样本之中每个较强社交能力的样本（处理组）都寻找到了和其相匹配的社交能力较差的样本（控制组），即可对这两组样本进行比较研究。在进行PSM检验之前，本文将sociabilityi变量合并为只有0和1这两个数值的虚拟变量，即将从不社交、很少社交、有时社交合并计入数值0表示社交能力弱；
而将经常社交、非常频繁地社交合并计入数值1表示社交能力强。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PSM方法稳健性检验结果
倾向得分匹配所得出的结果中，ATT系数为0.118，尾列P值表示系数正向显著。这正好再次验证了劳动者的社交能力对其工资收入具有正向带动作用，由此证明了分析结论的稳健性。
表 6 社交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影响的分位数回归
（四）分位数回归
由于前述分析所得结果是平均性的，因而本文纳入的分位数回归能够刻画不同层次自变量变化给因变量带去的影响。在以往的较多研究中，分位数回归多采用三级分位或四级分位；
受已有样本量的限制，我们将劳动者工资收入按照25%、50%、75%三级收入分位点进行划分。在剔除显著性较低和不显著的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利用剩余的3 757份样本来分析样本中不同层级的劳动者工资收入受其社交能力影响的程度。
从分位数回归结果可见，收入层次越高，社交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将变得越小，即社交能力对中低层次工资收入水平的劳动者而言具有更重要的增收效应。这是由于高收入者的社交圈层已经处于“金字塔”尖部，向上拓展难度较大；
而中低收入层次劳动者的社交范围还有较大的开拓空间，精准有效的社交将会在构建人际网络的同时为这一类型的劳动者带来可观的工资收入增长。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和不同受教育水平则在所有收入层次上对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具体来看，随着分位数的不断提高，直接社交能力能够产生的作用依次递减，受教育水平也表现出了相同的趋势，但影响程度均小于直接社交能力。这也证明直接社交能力与受教育水平在中低收入层次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相较于受教育水平而言，直接的社交能力不论在哪一收入层次上都对劳动者工资收入具有更为明显的提升作用。此处可能的原因是教育尽管在人力资本积累中发挥着不可比拟的作用，但直接性的社会交往能够培养劳动者的社会适应及生存能力，在关键时期解决知识性能力难以处理的综合性问题，给予劳动者更广泛的增加工资收入的空间。因此，在各个收入层次的劳动群体中，重视教育的作用固然重要，但也绝不可忽视社交能力的培养。
（一）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社会资本效应和信息收集效应两种路径是否成立，本文参考了温忠麟和叶宝娟所提出的检验方法，分别以劳动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和劳动者的信息收集为中介变量，采取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劳动者社交能力是否会通过其社会资本和信息收集对工资收入产生影响。①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心理科学进展》2014年第5期，第731—745页。中介效应模型简单来说可以表示为：
其中，sociabilityi为社交能力；
agency为对应选取的中介变量；
Φ0、0为常数项；
Φ1、1分别是两个方程中社交能力的相关系数；
2为中介变量的相关系数；
Φ2、3分别为两个方程中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
vi、ξi为误差项。
在CGSS 2017年问卷之中，我们无法直接找到社会资本的相关变量。因此，参照盛卫燕和胡秋阳、梁宇亮等、朱志胜的做法，本文选择“去年全年的总支出中，邮电通信费用有多少”②邮电通信费用是指个体借助邮政和电信系统与他人进行消息传输时所产生的费用。该费用能在一定程度上表征劳动者进行社会性沟通的频率，以此代表其社会资本的多寡。来表征劳动者的社会资本。③盛卫燕、胡秋阳：《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与技能溢价——基于CFPS2010—2016年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19年第4期，第28—42页；
梁宇亮、胡浩、江光辉：《性格决定命运：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及机制研究》，《西北人口》2021年第2期，第15—26页；
朱志胜：《非认知能力与农民工城市创业回报——事实与机制》，《人口与经济》2021年第3期，第18—34页。鉴于邮电通信费用为连续型变量，因此社会资本效应部分采用OLS回归方式加以检验，即：
其中，message表示邮电通信费用，（6）式用以探讨社交能力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7）式主要用以探讨劳动者社交能力通过社会资本变量对其工资收入的影响。
同样地，我们需要在CGSS 2017年问卷中寻找劳动者信息收集的代理变量。参照周洋和刘学谨的做法，本文选取“目前您个人拥有多少台可以对外联系搜寻信息的设备”④搜寻信息的设备是指劳动者为获得其所需相关信息而使用的电子设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此类设备的数量越多，其能够搜集处理的信息量相应越大，即信息收集的能力越强。来代表劳动者的信息收集能力。⑤周洋、刘雪瑾：《认知能力与家庭创业——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2期，第66—75页。设备数量同样为连续型变量，则信息收集效应部分依旧采取OLS回归模型进行论证，即：
其中，equipment表示可上网搜寻信息的设备台数，（8）式用来讨论社交能力与信息收集之间的关系；
（9）式主要用来讨论劳动者社交能力通过信息收集变量对其工资收入的影响。
（二）机制检验
由表7可知，加入中介效应检验后，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和信息收集的收入效应均显著为正。且通过对比发现，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要大于信息收集的收入效应。出现这一结果可能是因为在劳动者拥有更为广泛的人脉积累与资源关系时，这些人脉积累与资源关系能够为其带来丰富的社会资讯，使得劳动者在市场中可以“事半功倍”地完成工作任务。但对于只具有相关信息收集能力的劳动者来说，缺乏必要的人际网络将会使其工资收入增长速度受限于工作完成的速度和效率。通过拟合优度数值也可以看出两种机制的加入使得社交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正向影响解释力度有所加强。综上，这一结果有力地验证了本文的机制逻辑，即社交能力能够提升劳动者的社会资本积累和信息收集范围，进而提高其工资收入水平。
表 7 社交能力通过社会资本和信息收集的收入效应检验
（一）研究结论
社交能力作为劳动者在融入社会后获取社会资源、收集必要信息的一项必备技能，对劳动者工资收入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虽然国内外已有很多专家学者关注到劳动者社交能力在其工作生活中的重要性，但却未能将关注的侧重点集中于对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影响的机理分析之上，导致这一领域尤其是在本国范围内缺乏深入研究。本文选用了劳动经济学分析中常用的CGSS 2017年中的综合数据，验证了劳动者社交能力对其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
整体上，基准回归中劳动者直接社交能力会对其工资收入水平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考虑到本文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工具变量分析的结论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工具变量法所得的影响程度有所增大，即社交能力的工具变量对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产生的作用有所加强。针对稳健性检验，本文试图选择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深入分析，结论和基准研究结果类似。为了分层次描述不同层级的劳动者工资收入受其社交能力影响的程度，本文还借助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受教育水平而言，直接的社交能力不论在哪一收入层次上都对劳动者工资收入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只是提升效应伴随收入分位的提高呈现递减趋势，这与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及PSM分析结论一致。最后，本文还对可能存在的中介机制进行了检验，结果证实社交能力无论是通过社会资本抑或信息收集均可显著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
（二）建议
综合已有分析，本文发现社交能力在影响劳动者工资收入方面的作用已不可等闲视之，增强劳动者的社交能力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在我国传统的人情社会背景之下，拥有社交能力必会拓宽个体的社交渠道、加深个人的人脉关系、完善个人的社交网络，从而使得影响工资收入水平的途径更为多元化。然而地区与群体性差异依旧显著，收入差距仍有可能扩大。就此，本文给出四点建议。
第一，制定能力教育系列措施，有针对性地开展区域差异性能力教育。受制于地区经济差异，我国的综合能力素质教育在落实环节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尤其以东部、西部地区最为突出。在未来应当统筹将能力教育纳入日常教学环节，给予能力教育落后地区相应的政策倾斜，从能力教育师资队伍和物质资金上予以保障。并且，针对能力教育滞后地区借助互联网平台开展成人社会能力仿真培训宣传工作，引导更多劳动者融入新时代社会生活之中；
以社交为媒，通过社交激励，增加创收机遇。
第二，搭建中低收入群体社交平台，通过“以高助低”形式的社交活动践行增收举措。我国低收入群体的社会地位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其社交圈层也受到了极大限制。自2015年起，我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的收入与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之比不断攀升，从2015年的10.4倍，上升到近年来的10.9倍。突破性的跨群体社交活动为处在收入及社会弱势地位的劳动群体提供了更为难得的交流机会，在活动中“识人拓圈”能够帮助底层劳动者开拓视野、凝聚资源、提升创新与竞争实力，改善其原有的就业圈层和收入分布状态，使得这一群体向上流动的道路更为通畅。通过高收入群体社交渠道的推介，并借助高质量的社交活动平台，即可营造提升劳动者收入水平的良好外部社会环境。
第三，以社会公益事业及群体爱心项目为手段，助力劳动者个体突破社交障碍、提高社交意识与社交主动性。虽然社交能力带给劳动者的收入溢价已被证实，但时下广泛存在的“社交恐惧”人群，连基本社交行为都难以实现，因而对这一人群而言，以社交促增收的渠道不过是空谈。因此，在构建鼓励式社交氛围的基础之上，还需要借助科学的方法手段破除社交心理性障碍，有条不紊地从化解社交困难出发，逐步培育社交技能，直至劳动者社交能力趋于日常化与内在化。这便要求相关机构、社会部门与专业人士在明确受助对象社交需求的前提下对特殊人群给予更多帮助，尽可能以“点对点”“一对一”的帮扶形式让社交收入溢价的福利为大众所共享，促成能力提升与增收的双赢结局；
在增加劳动收入的同时，也促使社会环境更加稳定和谐。
第四，加强与亲友之间的互动联系，强化劳动者“以亲会友”“以友会友”的文化观念。我国的亲情社会与关系社会自古以来便在劳动力市场中扮演着互惠互利的角色，且良好亲友关系的维系将在求职、就业等重要增收节点上起到关键作用。亲友间的信息与资源分享将成为中介效应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树立这一传统理念亦会给劳动者在未来的工作生活中提供更多获取经济回报的机会。可见，依靠个人传统亲友关系从而提高收入溢价对于目前国内的劳动者而言不失为一种更为直接可行的方式。
尽管社交能力对劳动者个人工资收入的正向影响已在本文中得到证实，但社交能力的提升对劳动者所处的家庭、工作单位乃至全社会产生的影响仍未得到数据验证；
与此同时，上述方面又会为劳动者未来的社交能力与工资收入带来怎样的帮助，也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些未曾涉及的领域将成为后续深入研究的重要着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