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啸虎， 姜卉倩
(湘潭大学 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胡服”即古代诸夏汉人对西方、北方各族胡人服饰的总称。所谓“胡”，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含义。《汉书·匈奴传》载：“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1]3780后来“胡”之所指泛化，涵盖西域诸民族。及至隋唐，“胡”的含义又有变化。荣新江总结：“广义的胡人是指西北地区所有的外藩人”“狭义的胡人指伊朗系统的胡人”“再进行狭窄的定义才专指粟特人。”[2]“胡服”同样如此。战国初，赵武灵王最早引入胡服以骑射。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接触中，赵武灵王发现北方游牧民族在服饰形制、作战方式等方面颇有长处。相较于赵国的宽衣大袖，北方游牧民族的窄袖短袄更便于生活起居和作战狩猎。赵武灵王遂有“胡服骑射”之作为。王国维言：“胡服之入中国，始于赵武灵王。其制，冠则惠文；
其带具带；
其履桦(靴)；
其服，上褶下裤。……赵武灵王所服胡服，冠褶服之冠，束褶服之带，履褶服之履。”[3]528-531秦汉时期的服饰也体现出胡服元素。如《后汉书·舆服志》载：“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珰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4]3668北朝胡服更与汉服的某些特征相结合。自北魏改易汉人衣冠后，胡人男子身穿宽袖上衣，腰束宽带，纱冠束发，着装风格、服装样式和服饰搭配上与汉服几无差别，“汉化”的胡服独具一格。至于隋唐，胡服蔚为大观。尤其盛唐，女子着胡服极为盛行。此时的胡服并非指异域风情的女性服饰，唐代女性多迷恋紧衣窄袖的胡服式样，主要特征为翻领、对襟和窄袖，实际以男装式样流行于盛唐社会。
唐代女性身着男装式样胡服，被视作唐代社会的独特之处。有学者认为，唐代女性服饰折射出唐代女性审美观的变化和自我意识的萌生[5]。也有学者提出，初唐和盛唐时期胡风盛行及女着男装的现象，反映出女服中少数民族元素的增加，也侧面反映出政治原因使唐代女子的社会地位有所提升[6]。但是学界也有不同看法，如荣新江认为“唐代某些社会选择的性别区分并不严格，唐代女性恐怕还没有那么严重的女性意识”[7]723。孙机也不赞同“这是女权意识的某种觉醒”，认为女着男装式样胡服并非唐代社会的主流趋势；
且安史之乱后“华夷之辨”得到强化，更兼“云想衣裳、髻簇珠翠，仍然是唐代上层妇女的追求与向往，而男装和胡服却是与之背道而驰的”[8]。事实上，女着胡服风尚在唐代应分期予以考察。初唐、盛唐与中晚唐，女性对待男装式样胡服的态度存在明显差异。笔者拟梳理这一演变趋势，探究唐代胡服盛行的诸多原因，在此基础上就唐代“女性意识”等问题略作新的探讨。
(一)初唐时期：女性服饰的胡风显露
唐代女性的主要服饰为上襦(衫)下裙。襦为短小棉衣，衫为短小单衣，唐代女性依季节不同而有所选择。初唐时，女子多着高腰窄袖襦裙，胡服传入中原对此颇有影响。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道：“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勒靴，……皆胡服也。”[9]7《朱子语类》记载：“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冠服扫地尽矣。中国衣冠之乱，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10]2327马端临《文献通考》记初唐女性着装“尚危侧”“笑宽缓”[11]1235，同样说明彼时窄小样式的胡服逐渐成为女性追捧的对象。岑仲勉总结隋唐时期服饰大致流变：“南北朝以来，男女皆崇胡服。”[12]587时人普遍喜爱穿着窄袖胡服，日常生活所着多为“小袖夹领”，“翻领窄袖锦边袍，下穿条纹小口裤”[13]143。
(二)盛唐时期：胡服多样与女着男装
相较于初唐，盛唐时期胡服的种类式样更加多元，流传更广。胡服在开元、天宝年间达到极盛。《旧唐书·舆服志》载：“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14]1957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也记：“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帽，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度衿袖窄小。”[16]42彼时，唐人着胡服现象相当普遍，全社会已形成风尚。当时长安盛行胡舞、胡乐，舞者别具一格的胡服令唐人大开眼界。“此辈舞人率带胡帽，着窄袖胡衫，帽缀以珠，以便舞时闪烁生光，故云珠帽”[17]66。杜佑《通典》载，舞者常为两人，身穿锦绣绿缓浑裆裤，双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18]3724。史载唐玄宗、杨贵妃对胡旋舞十分偏爱，尤其是杨贵妃极擅胡旋舞。安禄山为取悦唐玄宗，也在宫廷内跳胡旋舞。宋人有诗云：“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安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19]1160受上层社会影响，胡舞在民间广为流传。唐代民间也喜“胡腾舞”，舞者头戴“虚顶蕃帽”，身着窄袖的细毡胡衫；
还有“柘枝舞”，舞者身着红紫罗衫，胡帽上缀以金铃。民间观赏胡舞、跳胡舞，伴随胡舞传入的胡服也成为女子的穿衣风尚。如白居易的《柘枝妓》中有：“紫罗衫动柘枝来，带垂钿胯花腰重，帽转金铃雪面回。”[20]11正是唐人对胡服胡风的赞赏。
中原地区女性的妆容服饰也受到影响并与“胡风”相结合。元稹诗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21]4618乌唇、赭面的胡妆成为时尚。盛唐胡服更一改单调的窄袖样式，以色彩艳丽华贵而为女性追捧。半臂、抹胸等新时尚相继出现，设色浓艳的胡服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唐人的穿衣打扮。有研究认为，在这一过程中，胡服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原服饰的形态、颜色与样式，石榴裙和百鸟裙色彩艳丽的特点便是汲取了胡风的元素[22]。
最初接受艳丽华贵的服饰风格者，是唐代宫廷中的上层女性。《新唐书·五行志》载，百鸟裙：“日中影中，各为一色，百鸟之状。”[23]878此种华丽的服裙，吸收了胡服中色彩华丽的元素，一改之前中原地区服饰简单朴素的风格，在宫廷上下广为流行。唐代社会下层的普通妇女买不起华丽衣裙，但向往胡服风尚、愿着绚丽服饰，石榴裙遂由此兴起。石榴红色是胡服最常见的主色或配色之一，因染裙的颜料主要从石榴花中提取而得名。张谓的《赠赵使君美人》有：“红粉青蛾映楚云，桃花马上石榴裙。”[21]1377白居易则有《和春深二十首》：“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24]404有学者指出，胡服在盛唐时期的流行，实际上为石榴裙的发展和流行破除了障碍。由此可见，盛唐时期胡服对于中原服饰的影响：胡服已成为基本式样，女性服饰呈现多种元素相互交融的风格，从而开启了唐人追求浓艳炫耀胡服风尚的审美之门[22]。
盛唐时期，女性服饰深受胡风影响，女着男装现象同样普遍，并逐渐与胡风相结合。古时男女服饰互不相通，《礼记·内则》曰：“男女不通衣裳。”[25]12史载，盛唐时女着男装现象同样首先流行于宫廷，又逐渐流行于民间。《新唐书·五行志》载：“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武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23]878唐代宫廷中女着男装风尚此时即已出现，且唐高宗对太平公主着男装持宽容态度，并未呵斥其不守礼法[26]39。女着男装的现象在开元、天宝年间尤为盛行。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载：“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27]19中唐名臣李石劝谏唐文宗说：“吾闻禁中有金鸟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与杨贵妃衣之，今富人时时有之。”[23]4514盛唐张萱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中，虢国夫人着男装，随行5人皆着男式圆领袍衫。太平公主、杨贵妃以及虢国夫人等最上层女性喜着男装，显然对宫廷影响巨大。除传世文献记载外，考古出土文物和壁画中也有女着男装的大量直观反映。永泰公主为唐中宗之女，其墓壁画中的侍女着装大致相同，皆仿照男儿模样打扮。这些侍女上穿男袍，下着条纹裤，头戴幞头，只有幞头的样式略有区别[28]。敦煌壁画中也有此类发现。有学者认为：“盛唐壁画中有戴幞头，著窄袖衫、穿长靿靴的侍女，幞头罗纹如纱，透出额头。”[29]190宫廷之内，无论后妃公主抑或侍女仆从，皆流行女着男装。上行下效，女着男装在唐代社会各个阶层普遍流行开来。而女性所着之男装，即多为前文所论是以男装式样流行于盛唐社会的“窄袖胡服”。
(三)中晚唐时期：胡风消散与排斥胡服
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成为唐代由胜转衰的节点，唐人的服饰风格随之剧变。安史之乱后，唐人一改盛唐时崇尚胡服的风尚，社会中逐渐产生“去胡化”思潮。“禄山既得长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财尽掠之。连引搜捕，枝蔓无穷，民间骚然”[30]7203。由于对胡人的极端愤恨，唐代社会中出现对胡人的仇杀。《安禄山事迹》记载：“鞠仁令城中杀胡者重赏，于是羯胡尽殆，小儿置于空中，以戈承之，高鼻类胡而滥死者甚重。”[16]44因形貌特征突出，连很多高鼻浓须的非胡人也遭到滥杀，唐人对胡人的忌惮与仇视可想而知。如开元年间“侍女衣胡服”，后也被视为安史之乱的“服妖之应”。《旧唐书·舆服志》载：“开元来，妇女例著线鞋，取轻妙便于事，侍儿乃著履。臧获贱伍者皆服襕衫。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贡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14]1958胡服与战乱被联系在一起，胡风因“服妖之应”而被全然妖魔化。
伴随着唐人对胡服的排斥，胡风逐渐走向衰落。南唐张沁的《妆楼记》有：“房太尉家法，不着半臂。”[31]11半臂虽非胡服，但其式样颇具胡风。孙机认为西域龟兹服饰对于唐代女装尤其半臂的影响巨大，可见半臂与胡风关系之密切[32]57-69。“房太尉”即中唐名臣房琯，曾亲历安史之乱，显见其对胡风的厌恶和对“去胡化”的推动。安史之乱后，胡服与胡妆的流行程度远不及盛唐时期。晚唐文人李华言：“吾小时，南市帽行，见貂帽多，帷帽少，当时旧人，已叹风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无帷帽，貂帽亦无。男子衫袖蒙鼻，妇人领巾覆头。向有帷帽冪离，必为瓦石所及。”[33]31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于胡服的排斥程度，若有女性著帷帽冪离，甚至可能被人投石相击。此时“胡服热”逐渐降温，胡服的穿着频率大幅下降。唐宪宗元和以后，唐代女性服饰逐步恢复了汉魏以前的旧观，相对于紧身干练的胡服，宽衣博带的传统汉服重回唐人视野。
关于唐代胡服风尚兴衰的原因，学界有多种考察，包罗唐代女性的自我意识及李唐皇室的胡族血统等方面。陈寅恪说：“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34]1
一般认为，胡服风尚在中原地区的流行，得益于唐代的开放包容。唐代前期国力强盛，华夷一视同仁。众所周知，贞观时“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29]6185。有研究认为，由“皇帝”到“可汗”，此时唐对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的控制几乎达到顶峰，超过此前任何朝代[35]。唐太宗名言更震铄古今：“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29]6380李鸿宾则认为：“唐太宗之所以对西北游牧民族采取华夷一家的统治政策，更多的是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在东突厥已经灭亡，高丽和西突厥尚未屈服的情况下，这种‘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在对东、西用兵时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36]49-50但无论如何，华夷一家，胡汉交融，显然成为胡服风尚在唐代社会流行的大背景。
唐代前期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吸引了大量域外胡人入华，粟特人即其中代表。荣新江认为：“粟特人在西域、中原、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当中存在的人数最多，看到的胡人主要是粟特人，所以慢慢的就把‘胡人’越来越多的放在粟特人身上，甚至一些文献当中将‘胡’和‘粟特’画上等号。”[2]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认为，当时来到长安的西域人主要分为四类：其一，“魏周以来居华夏，华化虽久，其族姓犹皎皎然可寻者”。即从魏周开始定居中原，虽子嗣久居长安，但因祖上源于胡族而被划归胡人之列。其二，“西域胡商逐利东来”。即来长安经商的胡人，数量众多。其三，“异教僧侣传道中土”。其四，“唐时异族畏威，多谴子侄为质于唐，入充侍卫，因而久居长安”[17]10。如此之多的胡人在长安定居，对唐代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包括服饰风尚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
至于胡服的衰落与消散，除前文所论安史之乱外，也应考虑回纥在唐代的影响。安史之乱时，唐不得已向回纥借兵平叛。唐肃宗为收复两京，与之定约“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及收东京，回纥遂入库府收财帛，于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财物不可胜计”[29]6943。至于唐肃宗、唐代宗之际，“回纥使者至长安，遂骄慢不可一世，常擅出访市，掠人子女，白昼杀人，入狱劫囚，而莫敢谁何”[29]7287。遑论双方绢马互市，回纥乘机盘剥。《新唐书·食货志》载：“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23]1348《旧唐书·回纥传》亦载：“蕃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14]5207陈寅恪讥其“贪诈”，不可谓失之据[37]267。回纥人的行迹加深了唐代社会对胡人的排斥，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张光晟杀回纥侍者董突等九百余人，因唐代宗时“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货值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29]7406。胡人行迹成为招致唐人对胡人愤恨、忌惮乃至仇视的重要原因。中晚唐胡风的消散，也与之关系密切。
至于唐代女着胡服及男装的风尚，同样应是随着唐代政治的变化而渐趋于衰落。这显然与武则天的统治关系密切。《旧唐书·袁天罡传》载：“乳母时抱则天，衣男子之服，天罡曰：‘此郎君子神色爽彻，不可易知，试令行看’。于是步于床前，仍令举目，天罡大惊曰：‘此郎君龙睛凤颈，贵人之极也。’更转侧视之，又惊曰：‘必若是女，实不可窥测，后当为天下之主矣’。”[14]5094男装成为武则天临朝称制的象征。武则天作为女性而称帝，在后世人眼中显然成为唐代女性自我意识的代表。而随着武周统治落下帷幕，这种女性意识也渐趋衰弱。《旧唐书·文宗纪》载：“太和二年，文宗传旨，命汉阳公主及其他诸公主，今后每遇对日，不得广插钗梳，不须著短窄衣服。”[14]528中唐名将李晟以家法严谨而闻名，规定家中女眷无论贵贱皆不得着“时世妆”。《因话录》载：“故李夫人妇德克备，治家整肃，贵贱皆不许时世妆梳。勋臣之家，特属西平礼法。”[38]369白居易吟《新乐府·时世妆》有：“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化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近似含悲啼。圆鬟无鬓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伊川中，幸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19]1382椎髻为北狄传统装束，赭面为吐蕃习俗。白居易以“椎髻赭面”非华风，且以“被发伊川”以喻之，其对胡风的厌恶程度也显而易见。
纵观唐代女性胡服风尚的发展历程，可见唐代女性服饰风格之多元。初唐时期，窄小样式的胡服在社会中初步流行。盛唐时期，胡风大举来袭，社会各阶层女子竞相着男装胡服，各种胡服式样的服饰在社会中广为流行。安史之乱后，胡风渐遭排斥，女子着男装胡服的现象逐渐消失。女子着胡服的独特景象，不仅体现了盛唐时期中原与域外的文化交流，也反映出彼时女性借男装胡服参与社会活动和政治的情况。唐代女性的自我意识变化同样在其中，更为世人展现出唐代社会一度兼收并蓄的历史风貌和多元文化的绚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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