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玉
（天津外国语大学通识教育学院，天津 300270）
译者主体性一直是翻译研究的重点课题，这在中华典籍翻译中尤为显著。众多研究者对译者主体性做了深入的探讨，如；
查明建，田雨[1]、屠国元，朱献珑[2，3]、陈大亮[4]、周莹, 南方[5]等。根据以上学者的研究，译者主体性是译者主观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统一。其中，前者包括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具体而言，译者的能动性，微观层面主要指对原作文本的理解、阐释，语言层面的再创造等；
宏观层面包括翻译文本选择、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等方面。而译者主体性中的“受动性因素”主要包括：原作的文本属性，语言转换的基本规律，两种语言及文化的差异，作者与译者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读者的接受水平等。思想深邃的《老子》言简义丰，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客观可能。同时，译者主体性中的诸多受动性因素也要求译者翻译《老子》时应有一定限度，不能违背老子基本哲学思想，不应将译文语言过度明晰化,正所谓“戴着镣铐跳舞”。本文旨在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研究者对《老子》翻译中译者主体性从不同角度做更深层次的研究。
《老子》翻译中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客观条件很多，如《老子》文本语言高度意合，历史跨度广远，某些细节需要译者通过现有资料推断原文深刻含义，自古至今不同版本的传诵，通假字、假借字的反复使用等等，这些因素都给译者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提供了客观可能。受篇幅所限，本文仅从语言高度意合和古今版本差异两方面，通过深入的文本细读，探究《老子》翻译中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客观条件。
1.《老子》语言高度意合与译者主体性
中文注重意合，隐性连贯，注重功能、意义，主要凭借词语、语序等组句；
而英文注重形合，显性接应，主要依靠各种语言形式连接手段组句谋篇[6]。因此，语言高度意合的《老子》为译者将隐性连贯转换成多种显性逻辑关系提供了前提条件[7]，这也使得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成为可能。例如：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8]
威利译：No mandate ever went forth that accorded to Tao the right to be worshipped,nor to its‘power’the right to receive homage.
It was always and of itself so.[9]P109
辜正坤译：This worship and honor stems from the fact
That Tao and Teh(virtue)never unnaturally
Impose their influence on all creatures.[10]105
许渊冲译：The divine law is omnipotent and virtue is valuable.
None orders them to obey,
but they obey naturally.[11]
Henricks:As for their veneration of the Way and their honoring of Virtue―
No one rewards them for it;it’s constantly so on its own.(1989)
Derek Lin:The respect for Tao,the value of virtue
Not due to command but to constant nature(2006)
此处《老子》原文几乎没有明显的语言连接手段，全凭内在语义关系即意合组成句子。因此，为了确定句子的结构形式和逻辑关系，必须首先分析原句的功能、意义，然后翻译时才能转换成英文的显性连接关系。多位译者给出了逻辑关系不同的译文，正是由于原文隐性的语义关系为此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后对此理解不同造成的。下面详细分析《老子》原文深刻含义，进而确定句子的结构关系。
《老子》原文此句高度意合，其语义逻辑关系具有多种阐释。“道之尊，德之贵”与“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常自然”的主语为何成为多种理解的焦点。
首先“道之尊，德之贵”与“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有几种理解。（1）因果关系，蒋锡昌、陈鼓应等即持此种观点。陈先生将此句这样译成白话：“道所以受尊崇，德所以被珍贵，就在于它不加干涉，而顺任自然”。[12]P257（2）解释说明关系，释德清[13]、傅佩荣等持此种观点。傅教授此句的白话译文为：“道受到尊崇，德受到重视，这是没有任何命令而向来自己如此的”[14]P192。此外，刘坤生教授的解释与以上两种皆有差异，刘教授这样理解：“道尊德贵，没有谁来册封它（莫之命），是因为它永远（常）恃一种自然的立场。自然是自己如此，不假他人，自由自在。”[15]P251
透过以上分析，我们也可看出“常自然”主语为何的不同理解。一种认为是“道”常自然，如刘坤生、释德清。憨山大师（释德清）如此解经：“所以如此尊贵者，乃道体之自然，又非有以命之者。故曰‘莫之命而常自然’。”[13]P106另一种认为是“万物”常自然，陈鼓应、徐复观、张岱年等皆持此种观点。徐先生认为：“‘夫莫之命’的意思是说‘万物的尊德贵道，并非由于道德所命，而系万物自己如此’。万物若不尊道贵德，则宇宙、社会、人生将因失掉了统宗而陷于混乱。若万物尊道贵德是由道与德所命，有如统治者命令臣民尊贵他一样，则万物将因此而失掉了自由独立；
由此可知老子的这种说法，意义深远。”[16]P384
笔者认为，此两种看似冲突的观点其实本质是相通的，因为本质上仍在强调道创生万物、自然无为之特性。理解为“（万物）常自然”，是因为道生万物、德蓄万物，而万物只要存在就会自然尊道贵德，否则万物就不存在了[14]。解释为“大道之自然”也能讲通，而不违背《老子》本义：本来道德生蓄万物就是自然无为的，道尊德贵并不是外力命令使然，而是道德本身向来自己如此的，这也是道德自然无为的伟大精神的又一次体现。
多个译本的出现，正是各位译者把握住了这些细节、这些客观条件，进而发挥译者主体性的结果。如辜正坤和Derek Lin将“道之尊，德之贵”与“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之间的逻辑关系理解为因果关系，其他两位译者译成了别的逻辑关系，这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
2.《老子》版本差异与译者主体性
迄今为止，现行《老子》版本主要有三种，即通行本/世传本（王弼注本）、马王堆帛书本和郭店楚简本。不同译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和理解，选择最能呈现《老子》本义的中文版本进行翻译，正如本文开始部分所述，不同版本文本的选择正是译者主观能动性在宏观层面的体现。例如，《老子》六十四章其中一句的翻译。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王弼注本）
“百仞之高，始于足下。”（六十四章）（帛书本）
Robert G.Henricks:A high place one hundred,one thousand feet high begins from under your feet.
大多过去的《老子》英文译本，甚至较新的版本，如赵彦春[19]、许渊冲[11]、辜正坤 2007[10]，都是根据通行本《老子》翻译的，并未采用最新的老子研究成果。而韩禄伯（Robert G.Henricks）教授是西方杰出的《老子》研究专家，对中文界的最新成果非常了解，对《老子》马王堆帛书本和郭店楚简本皆有深入的研究，并各有一本专著出版。因此，韩禄伯教授根据《老子》最新研究成果选择了帛书本，给出了与其他版本不同的《老子》译文，其译文更加接近老子本义。不同译者选择不同版本的《老子》进行翻译，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老子》此类文化经典之所以是经典，除了思想内容深邃之外，一重要原因就是原文章句的高度隐喻性，其丰富含义具有多重甚至无限阐释的可能性。换言之，此类经典中的章句不应轻易意译、释译或者过度明晰化，因为一旦明确地释译成某一特定含义，就剥夺了读者其他理解的可能性，反而大大限制了原文的丰富含义。
如上文所言，高度意合等文本客观因素使得《老子》文本具有多种意义阐释的潜能。因此，《老子》最理想的翻译应该仍保留此多义性，让英语读者亦有多种解读的空间。否则，倘若将译文过度明晰化，不仅丧失了多种诠释的可能，同时也简化了其深层意蕴，也就不符合《老子》的语言特点了。
“明晰化”也是翻译研究的重点课题，自从Vinay和Darlbelnet于1995年提出这一概念，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刘泽权和侯羽[20]还专文梳理了国内外显化研究的现状。然而“明晰化”的概念至今未有明确、公认的定义，为了避免误解，此处“过度明晰化”仅指以下两种含义：其一，添加过多注释，以期让读者清晰理解原文含义；
其二，使译文的隐含意义尽量精准、明确、简单，以期让译文不产生歧义或多重理解的可能。下面分别例证之。
第一种情况威利译本非常明显。威利译本一大特点就是给出了大量注释，注释几乎占去了整个译本三分之一的篇幅。譬如，威利译四十七章“其出弥远，其知弥少”一句：For the further one travels;The les sone knows[9]P101。威利对前半句加了注释：away from Tao;away from the Unity into the Multiplicity[9]P101。此注似乎解释了“其出弥远，其知弥少”的原因，让读者更容易了解老子的思想。然而，这却剥夺了读者独立思考的空间：此处老子言“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旨在告诉世人某种道理，以警示人们，至于其背后的原因，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解读；
现在还没有足够材料证明威利的理解就肯定正确，其他的就肯定错误。因此，今天看来，此处注释可以删掉，留给读者更多解读空间。当然，对此问题不能简单否定，而是应该历史地理解，毕竟当时西方世界对老子思想了解不像今天如此熟悉，而且威利的初衷重在传译老子的哲学思想，对某些重要概念注释无可厚非。
《老子》在西方的传播和接受有了巨大的变化，如杨玉英[21]、周同[22]等，如今西方读者对老子思想已不再像过去那样陌生。因此，当今再向西方世界翻译《老子》，策略需要稍作调整：尽量少注释，能不注释就不注释，注释能短就不要太长，尽量让读者有自己理解、消化的空间。
当然，威利也有很多译句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给读者留出了广阔的解读空间，这牵涉到了“明晰化”的第二种情况，如四十二章首句的翻译。威利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译为“Tao gave birth to the One;the One gave birth successively to two things,three things,up to ten thousand”。[9]P91对此章中“一”“二”“三”的理解，历来众说不一，尤其是“二”的含义。有人释为“有无”，有人解为“天地”，还有的训为“阴阳二气”，如陈鼓应[12]P225。三种理解并没有违背老子的根本哲学思想，皆有其道理。因此，理想的译文应该让读者自己思考其中深刻含义，而不限于某种理解。威利此处译文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赋予了英语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这样才充分体现了《老子》意蕴深远的典籍文本的特点。同时，也有不少译本采取了明晰化的策略，只译出了一种含义，译文的确简单明了，然而读者却丧失了其他理解的可能，比如辜正坤的译文，将“二”解为“阴和阳”：
Tao begets the One;
The One consists of Two in opposition(the Yin and Yang);
The Two begets the three;
The three begets all things of the world.[10]P121
再比如七十一章首句的翻译，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知不知，上；
不知知，病（七十一章）。
威利译：To know when one does not know is best.
To think one knows when one does not know is a dire disease.[9]151
辜正坤译：Knowing one’s ignorance of certain knowledge is the best attitude;
Not knowing certain knowledge yet pretending to know is a bad attitude.[10]207
许渊冲译：It is good to know that you do not know;
It is wrong to pretend to know what you do not.[11]
赵彦春译：It is a gain if one knows something as if he doesn’t know it;
it is a fault if one doesn’t know something as if he knows it.[19]143
D.C.Lau:To know yet to think that one does not know is best:
Not to know yet to think that one knows will lead to difficulty.(1963)
Henricks：To know you don’t know is best.
Not to know you[don’t]know is a flaw.(1989)
Derek Lin:To know that you do not know is highest
To not know but think you know is flawed.(2006)
此句辜译释译过多，限制了译语读者自己阐释的空间，同时两次使用‘attitude’也稍显啰嗦：“知不知”与“不知知”当然可以说是他所理解的两种“态度”，但此处亦可解为老子旨在指出人们认知的“两种状态或境界”，故无需对这两种情况加以限定或修饰，将原意译出即可。其他几个版本较为简洁，没有明晰化，因而给读者留下了解读的余地。
此外，这两分句的前半句也充分体现了《老子》语言的意合特点以及译者主体性的发挥。“知不知”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知道自己不知，二是知道却不自以为知道[12]P316。诸译本中赵彦春和D.C.Lau是按第二种理解翻译的；
其余译者则是根据第一种理解翻译的。Henricks译文中还据帛书《老子》对“不知知”采取了特殊的翻译。
《老子》此类中华典籍语言高度意合，意蕴丰富，历史跨度广远，这为译者的多重解读、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客观条件。不过，翻译此类思想深邃的经典文本时，译者不应武断地将某些思想简单化理解，轻易把隐含意义明晰化，应留给译语读者自己充分理解和消化的空间。简而言之，《老子》翻译过程中，译者既要充分利用其主体性发挥的客观条件，同时也不能毫无限度、随意为之，否则就成了错译、乱译。《老子》的优秀译本应该是原文文本与译者主体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主、客体互动的结果。本文尝试从语言意合与古今版本差异两方面切入，从细读文本入手对《老子》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问题进行探讨，粗陋浅薄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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