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江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山东 济南 250014）
科学研究的进展与深化，方法往往具有重大意义。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也需具有与其对象性质相应的研究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1]这明确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只有采取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更好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种现象，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规律。民俗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范畴，开展民俗研究，同样离不哲学思想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研究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指导思想，也是总体方法论，这同样适用于我国的民俗研究。掌握和运用该总体方法论，民俗研究就会依循科学方向，持续深化地开展下去。本文拟以方法论为视角,从认识民俗性质、把握民俗发展规律、指导民俗研究的一般方法三个方面，对民俗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主导作用作一探讨。
把握研究对象性质，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基点。就民俗研究而言，认识民俗性质，是开展民俗研究必须首先正视的问题。如何看待民俗性质，这关涉到研究者立场，是关乎民俗研究能否科学有效开展的关键。1846年英国学者汤姆斯（William Thoms）创用“Folklore”这一术语，自此世界范围内有了为学者所接受的通用学科名称。但是，学界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民俗”的性质，由于认识事物的立场不同，对其性质认识和理解尚不一致，产生了多种观点。例如，有些国家的民俗学者对民俗性质的认识集中在文化比较落后的人群，尤其是所谓野蛮民族、农民和边民，认为民俗就是这样一群人的遗留物。这形成了民俗研究的“文化遗留物说”（“文化遗留物说”是英国文化进化学派的观点。另外对“民俗”性质的理解还有英国学者持有的“精神文化说”，美国和苏联的“民间文学说”和西方普遍流行的“传统文化说”。）。认识观点的差异化，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者所持立场的集中体现，而形成的观点认识又会直接左右民俗研究的进路。同时，对民俗性质不一致的认识和理解也导致了民俗分类上的繁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民俗研究的进程。民俗学在二十世纪初传入我国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期间我国民俗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认识民俗，从而在对民俗性质的认识上形成了具有普遍倾向的广义理解，即民俗是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认识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观出发，一方面指出民俗是一种社会文化，另一方面也明确了民俗是广大民众的创作，是人民大众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高尔基很早就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高度评价人民在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高尔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但是他们不会把历史记载下来，写历史的是另一阶级的仇视他们的人。由于这个十分简单的原因，创造历史的干粗活的工人在史籍里虽有时也被人提到，但仅仅被看作是造反者，是妨碍好人过宁静生活的破坏者。作为物质文明创造者的农民和工人在史册中是不存在的。”[2]从创作者角度来看，民俗是广大民众的创造，但是问题在于很少或没有关于人民大众这一民俗创作者的记载。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是我国民俗研究基于的根本立场。不坚持这一立场，就看不到或不承认广大民众是民俗创造者的事实，就等于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事实，继而不可能全面认识研究对象“民俗”的性质。因此，在民俗研究中，研究者所持立场直接决定着对研究对象性质的认识，继而影响对对象研究所选择的方法、达到的目的和得出的观点。上述方面，都会基于立场的差异而有别。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立说、为人民立论，并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1]那种把民俗看作是少数人群所为，或者把民俗看作庸俗低级、难登大雅之堂之陋习的认识，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观。没有唯物主义的认识，民俗研究是做不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史观是指导我们认识民俗性质，开展科学民俗研究的正确立场。
民俗是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由广大民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民俗自创造产生之日起，就伴随着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而相对固定下来，从而表现出其稳定传承的一面。但是作为民众生产生活的一部分，民俗会因社会发展变迁而发生变化。从民俗传承规律来看，民俗有其稳定的一面，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来看，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俗，其发展规律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在民俗发展过程中，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民俗也会相应地调整、变化及消失。同时，马克思主义唯物发展观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永不停息地运动、变化和发展中。民俗作为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上层建筑的部分，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时刻处于变化之中。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W.F.Ogburn）提出了“文化堕距”（culture lag）理论，[3]认为有相互依赖的各部分所组成的文化在发生变迁时，各部分变迁的速度是不一致的，有的部分变化快，有的部分变化慢，从而造成各部分之间的不平衡、差距、错位。一般说来，总是“物质文化”先于“非物质文化”发生变迁。就民俗而言，总体来看可分为物质民俗和非物质民俗两个部分。构成民俗不同质性的上述两部分，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会出现快慢不一的适应性变迁特性。这在民俗的非物质层面，尤其是观念民俗的变迁中体现尤为显著。对于民俗变迁的这一特性，钟敬文先生指出这是一种调适性变迁。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很多古老的风俗在其产生的时代大都有禳灾辟邪、驱妖赶鬼的目的与功能（主观的），可是到了后来，风俗虽然传下来了，人们还是大略照样去做，但风俗的内容，某些形式及功能却已不知不觉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了。例如，吃粽子、划龙舟，开始大都是具有宗教、法术意味的民俗，后来说成了纪念大诗人屈原，现在它的性质与作用则基本上是一种民众娱乐活动了。这就看出，民俗文化是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前进的，是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的。它在不断调整自己不适应社会需要的一面，实现了性质和功能的转化。[4]民俗的调适性变迁集中体现了民俗传承发展的规律，即民俗是一种时空文化的连续体，是联系传统与现代的桥梁，在民俗将其主体放到传统，放到过去时，又将其根脉一直延伸到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伴随民众的生活继续向前发展和变化，民俗绝不是古董。民俗研究需要避免简单粗暴地对待传承既久的民俗，仅仅视民俗为古旧现象，看不到民俗的发展变迁，甚至落入越老、越古、越奇特的认识窠臼。在探求民俗发展规律时，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发展观的指导，以科学的态度，力避歪曲认识，正确把握其产生、发展、传承、演变、消亡的规律，从而科学开展民俗研究。
方法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必要工具。任何一门学科研究方法的选择，除客观地受到研究对象性质的影响之外，还受诸多因素制约，但决不能主观随意地选择研究方法，方法的选择往往与一定历史时期的哲学思想状态与水准密切相关。“要达到对事物的科学认识的目的，就要掌握一种技术的方法进行探索，但同时又必须具有哲学观点，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宏观透视能力。”[5]科学研究的进展与深化，离不开这样的宏观透视能力。在民俗学发展史上，尤其在西方，民俗研究的学术流派产生了与该流派相适应的诸多研究方法，如神话学派采用语言学的历史比较方法，人类学派创造了“文化遗留”研究法，心理学派用心理分析法，社会学派则运用社会学讲求实证的方法。上述多样的研究方法，它们往往以相应哲学思想作为其指导思想。
开展民俗科学研究，就方法而言，大体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概括审视性的总体方法。就性质而言，该方法属于哲学层次的方法。“无论哪一领域的活动都不能不使用的方法,属于最一般的方法,哲学是关于最一般方法的理论,也就是根本的思维方法,这是最高层次的方法。”[6]具体到我国的民俗研究，在哲学层次上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它是最高的指导原则和方法，统领着民俗科学研究工作，在民俗研究中发挥主导作用。二是民俗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方法，如田野作业法、文献学方法。三是专业操作的一般方法，如分类法、比较法、统计法等。上述后两个层次的方法均要在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的指导下有效合理运用，不可脱离马克思主义总方法的指导。这在田野作业法的运用中不难明了。田野作业法是提倡和鼓励民俗学研究者走出书斋，深入民间，走向社会，具体来说是向所研究的对象——民俗事象，作深入细致的调查。民俗是来自广大民众，来自于民间，要想得到它，研究它，必须自觉地到民间去。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向群众开展调查工作时，曾经说过：“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7]从事民俗研究，同样应该持有眼光向下的态度。民俗本来生成于民间，民俗真正的“课本”和“课堂”在群众之中。因此民俗研究者要做田野作业，要尽可能地深入到群众中去，和活的民俗文化源泉相接触，增加民俗文化的感性知识，进行调查、采录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全面了解民俗，才能更好地研究民俗。由此可见，有效开展田野调查，不论是田野“采风”，还是田野“参与”，都需要遵循正确认识源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并接受其指导。另外，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联系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原理。民俗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它是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其产生、传承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其他方面，受社会其他方面诸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要科学研究民俗事象，就需要坚持运用上述原理。
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为民俗研究的比较法、归纳法、分类法、历史地理研究法等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指导。
民俗研究，既要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也要选择运用科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反映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真理。”[8]它既具有哲学的概观性质，又兼有对事物进行分析的技术性质。因此，无论就哲学观点还是方法论而言，马克思主义是进行民俗研究必须始终坚持的总体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1]民俗研究者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转化为科学的思维方法，绝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简单地对待民俗研究。钟敬文先生指出，“民俗学作为一种科学，它是‘现在的’学问，而不是‘历史的’学问。”[4]就此意义而言，民俗研究者要结合对民俗研究对象“现在性”特性认识，从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采取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自觉强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方法论意识，不断推进我国民俗研究深入开展，并取得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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