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同学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现代性的兴起是以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为肇始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中心论得以滋生，它将所有后发现代化地区相对化为边缘的“他者”，并在时间序列上将之定格为“过去”，质言之，后者迟早应该且只能沿着西方经历过的历史道路前进。但现代性的兴起在带来物质进步的同时，也给西方社会带来了种种困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以法兰克福学派为标志，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提出了“单向度的人”概念，用来批判西方社会现代性病灶，并由此提出了社会改造方案。诸多学者已指出马尔库塞舍弃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足，(1)我国学者对马尔库塞此理论特点的批判尤为深入，较详细综述参见白洁：《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缺陷研究综述》，《黑龙江史志》2009 年第7 期。但在当代社会理论谱系书写中，仍有学者认为，若不仅仅将“单向度的人”的论述放入马克思主义理论脉络，而将之放入更具普遍意义的现代性理论中来看，它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2)[英]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陶传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95 页。这种分析视角和判断在我国部分青年学者中也形成了较大影响，参见贺翠香：《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影响及其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 年第1 期；
傅永军：《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版，第178 页；
骆奎：《西方马克思主义超越“经济决定论”的逻辑路径及启示》，《世纪桥》2011 年第1 期；
董希文：《从革命的形式到文本科学的建立——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文本理论走向》，《中国文学研究》2012 年第1 期。
可若深入考察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脉络，我们却不难发现，即使是在现代性理论谱系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代性病灶的反思虽入木三分，但也因缺乏唯物辩证方法和世界主义视野，终究避免不了陷入西方中心论的泥淖。只不过与以往的西方中心论相比，它是以反思西方现代性主流文化的新面目出现的，但二者均无法正视作为他者的非西方文化在克服现代性弊病上可能具有的借鉴意义。
下文将以马尔库塞的论述为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反思及其限度略作分析，以期对全球化条件下现代性的扩展、张力及其文化批判、矫正问题的思考有所裨益。
相对于工业化早期马克思所面对的西方社会而言，20 世纪中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发达工业社会，从表面上看似乎要“健康”得多。例如，物质生产变得极为发达，普通民众也获得相当程度上的政治民主、生活保障，等等。但在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丝毫不意味着现代条件下普通民众获得了更多的自由，相反，在此类“小恩小惠”的掩饰下隐藏着深层的文化和意识上的控制。而尤其危险的是，人们对此尚浑然不知，并保持着麻木的乐观。这类人即是单向度的人。
首先，单向度的人与现代性“控制的新形式”分不开。所谓“新形式”，指的是现代性激发出来控制的“技术的形式”(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年版，第10 页。。马尔库塞深刻地总结道：“技术的合理性展示出它的政治特性，因为它变成更有效统治的得力工具，并创造出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社会和自然、精神和肉体为保卫这一领域而保持着持久动员状态。”(2)[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18 页。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和权力形式，用来调和反对这一制度的各种势力，并击败和拒斥了以摆脱劳役和统治、获得自由的历史前景名义而提出的抗议。此外，新的控制形式还造就了话语领域的封闭。对此，马尔库塞强调，经过技术全面管理过后的大众话语“是统一性和一致性的证明，是有步骤地鼓励肯定性思考和行动的证明，是步调一致地攻击超越性批判观念的证明”(3)[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79 页。，“在公众话语领域的关节点上，自明的分析性命题似乎有着巫术仪式规程似的作用”(4)[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81 页。。质言之，在技术控制大众话语的条件下，“自由、民主、平等”等宏大词语被视作无条件、神圣不可改变的教条，但其背后却是深层的虚伪。
其次，单向度的人以单向度的思想为基础。在马尔库塞看来，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的流行标志着单向度的思维和单向度的哲学胜利，否定性的抗议逻辑被击败，肯定性思维得到了不恰当的肯定。例如，他曾分析道：“在形式逻辑的统治下，本质和现象相冲突的观念如果不是无意义的，就是可以消融掉的；
物质内容是中立的；
统一原则与矛盾原则相分离（矛盾是错误思考的结果），终极原因被从逻辑秩序中清除了出去。”(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125—126 页。当然，马尔库塞很显然不至于忽略现实当中存在的矛盾，更不至于认为实证主义有助于消除矛盾，而是强调它对现实矛盾的掩盖。对此，他曾论述道：（技术理性、统治的逻辑、肯定性思维）“通过把人身依附（如奴隶对主人、农奴对庄园主、贵族对领地分封者，等等）逐步换为对‘事物客观秩序’（如经济规律、市场等等）的依赖……统治也正在产生更高的合理性，即一边维护等级结构，一边又更有效地剥削自然资源和智力资源，并在更大范围内分配剥削所得”(6)[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131 页。。
相对于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的、全面的人”(7)[德]卡尔·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107 页。而言，单向度的人无疑是受压制和局限的，是西方现代性弊病的缩影。若从反思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单向度的人无疑集中呈现了西方社会现代性的焦虑症。
从文化角度出发研究现代性，当首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韦伯认为，理性化是现代性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他甚至把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易中的信任基础，归结为新教教徒在世俗生活中的理性。(1)[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24—25 页。权威与权力是道德化还是理性化，是其判断社会支配类型的基本依据。(2)[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 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322 页。他认为，理性化在造就现代社会的同时，也带来了“目的（工具）合理性”的伸张，过度的“形式合理性”淹没了“实质合理性”。(3)[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2 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948 页。其结果是，现代社会不得不面对理性的“牢笼”。(4)[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88 页。
几与韦伯同时代的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从货币机制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分析入手，也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他指出，货币的可转换性剔除掉社会个体的个性，及一切与其相关的具有人格特征的社会关系，而无差别地纳入货币体系当中予以衡量、交换。从而，这为货币从手段转换为目的奠定了基础，(5)[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 年版，第158 页。以至于在现代西方社会中，“货币是一切价值的公分母”(6)[德]西美尔：《货币哲学》，第63 页。。亦即，社会的客观化机制压制了人的主观的一面，主导了现代社会。沿类似思路，乔治·里茨尔（George Ritzer）从经验层面分析了现代社会的可计算化、程式化特点，并将其概括为“社会的麦当劳化”(7)参见[美]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顾建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年版。。
而将这种客观化的支配类型描绘得更细致，将其说成无处不在的则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他将这种客观化的支配类型与传统的权力直接演示方式（如在广场上公开处决犯人）区分开来，(8)[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版，第3—48 页。认为它恰如全景式的圆形监狱监视，是一种隐秘的、看不见的却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控制方式。(9)[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219—255 页。
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也是从对此问题的分析开展自己的理论建构的。他考察现代西方社会的运行机制之后发现，单一的、程序化的机制侵占了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这致使现代社会出现了广泛压抑的一面。在理论建构中，哈贝马斯将此归为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10)[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4—9 页。
可以说，以上针对现代性的反思理论谱系，清晰地呈现了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社会出现现代焦虑病变，单一的、客观的从而也是冰冷的技术机制压制，代替了丰富的生活世界，人性的、情感的、生活的因素被弱化。这些理论分析虽视角各异、表述纷呈，但与马尔库塞提及的社会单面化、人的单面化倾向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由此也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本属现代性反思的一部分，而“单向度的人”概念构成了它独特的分析视角，深刻揭露了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焦虑。
相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路而言，马尔库塞在构建“单向度的人”的批判理论时，最主要的工作便是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例如，他曾指出，西方社会中的高层文化本来与现实相疏远、相脱离，而这种疏远化的特征，正是高层文化能够保存与现实不同的另一向度的关键所在。但是，社会单向度发展使得早期资本主义文学中那些反叛角色均被征服，它们被改头换面。之后，“民族英雄、垮掉的一代、神经质的家庭妇女、歹徒、明星、超凡的实业界巨头……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想象同一生活方式的不同类型或者畸形，他们是对已确立制度的肯定而不是否定”(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55 页。。
马尔库塞的文化批判无疑是深刻而对社会现实具有相当解释力的，甚或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预见性。以下我们不妨举两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研究以作佐证。
英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的研究表明，发达资本主义的教育技术有效实现了阶级的再生产，却并未遇到反抗。在长期跟踪、参与式调查的基础上，以12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男生群体为基础，威利斯分析了他们所构成的一种与学校的对抗性文化关系。例如，这些男生反对学校的权威，拒绝接受学校的道德规范，鄙视那些唯命是从的“乖学生”，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离经叛道的群体。他们将向老师“告密”视为最大的“罪恶”，习惯于制造麻烦，以表现自己的所谓“硬汉”气概，等等。但正是这种将自己与“乖学生”标准保持距离的做法，使这些学生为训练自己在体力劳动世界当中劳动分工角色而形成了亚文化。(2)[英]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秘舒、凌旻华译，译林出版社2013 年版，第13—45 页。亦即，这种表面上看来对抗主流的文化实质上适应了主流文化对现代社会分工模式的需要。
与威利斯关注无产阶级以自己的亚文化适应主流文化对社会分工的安排需要略有差异，美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 Buraway）更进一步研究了发达资本主义如何进一步控制劳动，并使劳动者丧失批判性而认同资本主义生产与文化逻辑。1970 年代，布若威在一个生产多种农业装备的跨国企业坚持长期做调查并参与劳动。通过对先进的垄断资本主义企业的深入研究，布若威发现，垄断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被资本进行了分层处理，从而也瓦解了劳动者作为一个阶级的团结。由于工人分层的出现，工人贵族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造就了劳动力内部市场，从而注重内部竞争而非针对资本展开斗争。(3)[美]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荣荣译，商务印书馆2008 年版。在布若威的分析中，“生产政体”是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只有结合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维度来分析劳动过程，才能看清生产政治的运转机制。(4)Michael Burawoy,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London:Verso,1985,p.39.布若威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政体”生产出了劳动者内部竞争的同时，制造出了他们对资本主义逻辑的同意。质言之，西方发达工业社会通过管理技术的创新、使用，实现了从资本直接强迫劳动到资本制造同意的转变。
可是，在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批判上取得深刻见解的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此理论谱系中被遮蔽了。这种遮蔽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思考如何克服西方社会现代性焦虑症时，缺少了唯物辩证和世界主义视野。以马尔库塞为例，他将眼光局限在西方现代社会内部，将希望寄托在该社会极少数的边缘群体身上。
马尔库塞认为，只有那些生活在西方社会底层的流浪汉和局外人，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被剥削者和被迫害者，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才能克服“单向度的社会”的弊病。他论证道：“他们生存在民主进程之外；
他们的生活就是对结束无法容忍的生活条件和体制的最直接、最现实的要求。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性的，他们的反对也是革命性的。他们的反对是从外部打击现存制度因而没有被该制度引向歧路；
它是一种破坏游戏规则并在这样做时揭露该游戏是受操纵的游戏的根本力量。”(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233—234 页。虽然马尔库塞也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机会而已。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在现在与未来之间架设桥梁的概念；
它并不作许诺，不指示成功，它仍然是否定的。它要仍然忠诚于那些不抱希望，已经并还在献身于大拒绝的人们”(2)[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234 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但马尔库塞还是坚持认为，只有他们“拒绝随大流”，只有他们有可能克服“单向度”弊病。因此，在《单向度的人》这部著作的结尾处，马尔库塞着重重复了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名言：“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3)[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234 页。
很显然，一方面，马尔库塞的文化批判是反思西方现代性焦虑症的，另一方面，它又有意无意地在强调，克服现代性焦虑症的文化只能来自西方现代社会内部，只不过它们不是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而是边缘群体文化而已。这些边缘群体是西方现代社会主流文化的“他者”。
但值得追问的是，西方现代社会主流文化以外的“他者”，难道就只有其内部边缘群体的文化吗？非西方社会文化难道就不是它的他者？或者值得更进一步追问，作为西方现代社会主流文化的他者，非西方社会文化是否对于克服现代性焦虑症具有参照意义，甚或说“治病”之用？马尔库塞苦苦寻找与现代西方社会主流文化不同的他者，试图从他者身上找到治病的良药，却恰恰陷入了一种新的西方中心论，只在西方现代社会内部寻找他者，忽略了更为广阔天地里多元的非西方社会文化也是他者。而且，它们是多数人实践着并且还正在创造着的、有活力的文化，其活力程度至少不亚于西方现代社会中边缘群体的文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将克服西方社会现代性焦虑症的希望仅仅寄托在该社会内部边缘群体身上，抑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们认为非西方社会文化终究也会沿着西方社会现代转型的轨迹前进，也必定被淹没在“单向度的社会”里。倘若如此，那么非西方社会文化虽然是西方现代社会的他者，但对其现代性焦虑症则未必具有“治疗”借鉴意义。
种种迹象表明，现实世界中多元的非西方社会文化并不如此！
首先，在符合马尔库塞“发达工业社会”标准的日本、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即在现代转型过程中保存了诸多与西方现代社会主流文化不同的文化因素。在这些社会中，有与西方现代社会相同的现代性因素，如技术飞速进步、生活节奏快速化、管理系统科学化（客观化）。但不容忽视的是，比如日本相当一部分企业广泛存在近似于终身雇佣的人事制度，“天皇永不犯错误”是国民的一般思维方式。(1)[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吕万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 年版，第214 页。在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儒家文化的部分特征仍清晰可辨。(2)[美]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104—105 页。即便我们未必完全同意当代世界中有多种现代性的说法，(3)[以]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版，第7 页。也不能否认这些社会中实践着的现代性或具有与西方现代社会不一样的“另类”意义，或者说至少是叠加了另一种文化的现代性。
其次，在马尔库塞“发达工业社会”之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中，更是一方面现代性因素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其他诸种文化仍十分活跃，其中不乏一些因素不仅未被削弱反而因现代性刺激而变得更为人所看重。例如，来自印度的实地研究表明，在日常经验层面，人们往往是双重标准的，既遵循实证主义，也注重具有终极解释意味的种姓制度及先验信仰。(4)[法]路易·杜蒙：《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王志明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 年版，第313—352 页；
尚会鹏：《种姓与印度教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410 页；
[印度]阿马蒂亚·森：《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印度人的历史文化与身份论集》，刘建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 年版，第5—9 页。再如，从拉美、非洲、亚洲的经验来看，全球跨国公司试图去掉国家主权以便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资源的同时，也引发了新一轮基于主权国家认同的竞争，基于“弱者的武器”针对资本控制的“日常抗争”也从未中断过。(5)[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 年版，第251 页；
[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译林出版社2007 年版，第310 页；
Gudeman Stephen,The Demise of a Rural Economy:From Subsistence to Capitalism in a Latin American Village,London Henley and Boston:Routledge &Kegan Paul,1978,pp.15-16；
Roger Goodman,“Afterword:Marginals,Minorities,Majorities and Migrants—Studying the Japanese Borderlands in Contemporary Japan”，in David Blake Willis and Stephen Murphy-Shigematsu,Transcultural Japa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pp.325-335。
由此来看，认定现代性扩展必定导致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同轨，实难脱武断之嫌。若文化批判理论的根本任务乃是促进现代性条件下人的主体性觉醒，而非为进一步固化西方中心论，那么更具建设性的思路从而也是对现代性更深层次的批判与反思，就不能不考虑到西方现代社会之外更广阔的世界中，与非西方社会文化进行对话，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就现代性而言，西方与非西方社会其实相互都是他者，它们之间进行深层对话的空间，远比西方现代社会内部主流文化和边缘群体文化之间对话的空间要大得多。
说到这种文化上的对话，则不能不提及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和而不同”理想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格言。而要做到以他山之石“攻玉”又“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具体对话原则显得颇为重要。首提该原则的人类学家费孝通认为，它是文明和平共处和文化自觉的基础。(6)人类学与文化批判之间有十分密切的亲缘关系，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人类学本就是作为文化批评而存在的。参见[美]乔治·E.马尔库斯、[美]米开尔·M.J.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版。“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7)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4 卷），群言出版社1999 年版，第166 页。
费孝通强调，人类社会的每个阶段都应有与当时的生态秩序相应的心态秩序，而“美人之美”是和多元社会相适应的心态，它要求“至少要承认多元并存，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日趋靠拢。这样才在心理上能接受不同群体的平等相待和平共处”。(1)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4 卷），第6 页。在这个基础上，还要“通过加强群体之间接触、交流和融合……实现‘美美与共’……这样的社会也就是文明中国前人遗留给我们的理想，即所谓‘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2)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4 卷），第7 页。。“美人之美”和“美美与共”并不是说不需要反思自己的文化，而是说，反思不应该是对自己的全盘否定，进而全盘变成他者。
同样，“和而不同”也不是要取消多元的差异性，而是强调不同文化间要进行对话、交流，并取长补短。与马尔库塞强调以西方现代社会边缘群体“大拒绝”的办法来冲击主流文化不同，“和而不同”强调的是“大对话”。各类社会文化通过“大对话”，在现代性条件下包容人的自主性，从而达至和平共处，以解决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社会”对内压抑人的自主性和对外侵略、霸道的问题。亦即，西方现代社会文化与作为现代性的他者的各类非西方社会文化“大对话”，至少比仅仅在西方现代社会内部的边缘群体身上苦苦寻找“大拒绝”，更有利于发掘克服现代性弊病的“良药”。
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及其“大拒绝”的文化方式视作克服现代性焦虑症的唯一希望，实非务实之策。不过，或需特别强调，这并不表示马尔库塞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学思想，以及他们对现代性所做的文化批判不深刻。只是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其批判因缺乏唯物辩证方法和世界主义视野而未能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困扰，其人学思想虽具有深刻的反思性，却也有其限度。在全球化的今天，现代性在全球得以扩展，其内在的张力及其文化批判与矫正之策，亦须在全球范围内的多元文化对话中去寻找。参照马尔库塞针对“单向度的人”所引本雅明的警句式感叹，我们或可说：只有现代世界中的多数人能在大对话中找到希望的时候，希望才真正赐予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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