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峰
毋庸讳言，技术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人工智能也不例外。如何有效规避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异化现象，将其积极效用充分发挥是学者应该关注的问题。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挑战按横向逻辑可分为短期、中期和远期挑战，按纵向逻辑可从主体(劳动者)、中介(人工智能技术)和客体(人类社会)三个方面来分析。无论采取哪种分析模式，可以肯定的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将会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如何运用劳动逻辑来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尽量避免人工智能现实应用场景中异化现象的发生，将是马克思劳动理论在智能时代面临的一大重要课题。
针对未来人工智能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有的学者认为，智能化社会将面临对传统概念框架、思维方式、隐私观、生命观、身体观、就业观、技术观等十方面的挑战，(1)成素梅：《智能化社会的十大哲学挑战》，《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0期。随后还会带来人类自由意志的失控，(2)黄欣荣：《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有的学者则认为人工智能将会成为威胁人类文明的科技之火，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负面效应可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近期危害是会导致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此外，如果将人工智能技术用作军事化用途，则将改变战争的形态，造成的危害不亚于原子弹对人类造成的伤亡，中期威胁则可能是人工智能摆脱人类控制，甚至开始反叛人类，远期威胁则是会出现至善全能的人工智能从而消解人类的生存意义。(3)江晓原：《人工智能:威胁人类文明的科技之火》，《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0期。
这些关于人工智能负面效应的相关表述虽然内容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人工智能负面效应的分析可以遵循以下两个逻辑：横向逻辑和纵向逻辑。“横向逻辑”意味着按照时间的思维方式，对人工智能负面效应的分析以时间轴为准划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基本时间节点。围绕时间逻辑顺序分析的优势在于，人们可对人工智能造成的现实的不良影响有一个横向的清晰判断，并且能够根据时间节点准确提出应对的措施，从而使公众避免陷入过度恐慌的境地。“纵向逻辑”则是按照空间的思维方式，从主体、客体和中介三方面来对人工智能的负面效应进行分析。例如，从主体层面来说，人工智能的异化会导致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人类主体地位的丧失，从而威胁人类的地位和生存意义；
从客体层面来说，人工智能的滥用，特别是军事化的用途，容易使战争多发，引起类似于“人工智能人大战”这样的科技战，最终甚至会导致人类地球家园的毁灭；
从中介层面来说，人工智能的异化则会使其摆脱人类控制，甚至人工智能可能会获得自主意识，最终将会导致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甚至人类被奴役的结果。围绕纵向逻辑顺序分析的优势在于，人们可以对人工智能影响的范围有一个明晰的界定，从而使相关从业人员针对特定群体面临的人工智能负面效应做出明确判断，并以此“对症下药”，消解人工智能异化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以上两种关于人工智能负面效应的分析各有千秋，笔者主张将两种分析方法结合起来考察人工智能对劳动的影响，从而得出“横纵交叉式”的立体判断，以此实现对人工智能负面效应的全面“立体式”把握。从横向逻辑上，结合人工智能发展的三个阶段(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超级人工智能)，分别对应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时间节点来考察；
从纵向逻辑上，围绕人类自身(主体)、人工智能技术(中介)和人类社会(客体)三个层次来考察人工智能三个发展阶段给人类劳动带来的挑战。
(一)弱人工智能造成冲击人类现有就业结构的短期挑战
从短期来看，人工智能将发展到弱人工智能阶段，它将挑战人类现有的就业结构，对传统行业造成冲击。“纵观历史，就业市场可分为三个主要部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大约公元1800年前，绝大多数人属于农业部门，只有少数人在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到了工业革命时期……大多数人进入工业部门……到了最近几十年，……工业部门的职位逐渐消失，服务业大幅扩张。”(4)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286页。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靠纯体力劳动的职业人数在逐渐减少，而从事脑力劳动等服务行业的人数在持续增加，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将会出现新型劳动行业，而这些行业更多依靠的是脑力劳动。“随着机器取代纯体力工作，人类便转向专注于需要至少一些认知技能的工作。”(5)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第286页。而这些工作对于弱人工智能发展阶段来说，取代人类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就拿高速公路收费来说，相较于以前的人工收费方式，现在的高速公路路口多数采用ETC的收费方式，这样的做法不仅大大提高了人们的出行速度，而且也提高了出行的安全系数，但是这样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则是相应劳动岗位数量的减少。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未来5年，人工智能技术将使全球劳动力市场出现颠覆性变革，全球15个主要国家的就业岗位将会减少710万个，上千万人将面临失业”(6)转引自黄欣荣：《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挑战及其应对》，《理论探索》2018年第5期，第16页。。因此，未来弱人工智能带来的直接消极影响就是就业压力问题。作为人类社会“主体”部分的劳动者，弱人工智能的负面效应将直接导致劳动岗位缺失，如果这一部分被取代的劳动者的安置工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他们将会成为“无业游民”，从而成为影响“客体”部分(即人类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作为“中介”部分的人工智能技术，则会被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随着算法将人类挤出就业市场，财富和权力可能会集中在拥有强大算法的极少数精英手中，造成前所未有的社会及政治不平等”(7)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第290页。。
(二)强人工智能造成动摇人类主体地位的中期挑战
从中期来看，强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成熟并占据人工智能发展的主导地位。“对人类功能的取代是技术的基本功能”(8)黄欣荣：《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挑战及其应对》，《理论探索》2018年第5期，第18页。，强人工智能实现了对人类脑力劳动的取代，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实现了对人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双重取代。届时作为劳动主体的人类在新的世界中必须找到自己的定位，必须组建人机和谐的新关系才能够自存。一般而言，自然界是维系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人类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到了强人工智能时代，“随着智能机器取代人类劳动，人类的价值就难以通过劳动来体现……一旦失去劳动，人类就可能无所事事，以致在世界中被边缘化，因此失去人的存在感，失去自我实现的通道，更由此失去个人的社会价值”(9)黄欣荣：《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挑战及其应对》，《理论探索》2018年第5期，第17页。。人类面临劳动被强人工智能取代的困境，人类必然经历一个“权力下放”(10)雷·库兹韦尔：《奇点临近》，李庆诚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206页。的过程，才能实现人与机器的和谐。换句话说，强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生活将在虚拟与现实的结合过程中进行重构，人类的生活方式将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库兹韦尔甚至预言：“当我们进入21世纪30年代，人与机器、真实与虚拟现实、工作与游戏之间将没有明显的区别。”(11)雷·库兹韦尔：《奇点临近》，第207页。由于受到人工智能的冲击，又会有因强人工智能而失业的人群，而如果这部分人没能得到妥善安置，则会产生无用阶级。“到了21世纪，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个全新而庞大的阶级：这群人没有任何经济、政治或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12)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第293页。如果真像赫拉利所言，这样的一部分无用阶级的存在，必然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但事实是，人类面对强人工智能的冲击，并不会坐以待毙，而“无用阶级”也不会产生。因为按照“劳动创造人”的观点，在智能时代的人类同样需要寻找劳动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人类绝不会拱手将自我确证的机会让给机器，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会控制强人工智能的发展。赫拉利所说的情况只是一种逻辑上的极端可能性，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表明了人类不会走上自取灭亡的道路，人类只会朝着自我解放的道路前进，最终在人工智能的辅佐下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即实现人的解放。因为人工智能集工具系统、动力系统和信息系统于一身，具备实现自我学习的过程和独立完成人类劳动所必需的环节，因此也能够不知疲倦地产生出源源不断的财富。就此而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彻底地将人类从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使人类能够克服劳动异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人类可以有更多自由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精神批判”等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将会在新的领域重新找回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三)超人工智能造成人类生存危机的远期挑战
从人工智能发展的长期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将迈向超人工智能阶段。超人工智能(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ASI)概念由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提出，“指智能革命突破‘奇点’，全面超越人类智能。超人工智能还远未实现，一些学者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实现，但我们必须严肃地考虑其可能性”(13)常晋芳：《智能时代的人—机—人关系——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东南学术》2019年第2期，第76页。。“超级人工智能的关键能力是发明语言和反思自身整个系统的能力”(14)赵汀阳：《人工智能“革命”的“近忧”和“远虑”——一种伦理学和存在论的分析》，《哲学动态》2018年第4期，第8页。，也就是说，这一阶段的人工智能发展将全面超越人类的一切能力。如果说强人工智能阶段人类还能通过“拔电源”等方式在关键时刻控制人工智能，那么这一阶段的人工智能发展则会完全摆脱人类控制，将拥有与中国神话故事里的“女娲”一样的创造人类的能力。人人都是造物主的时代虽然看起来是遥不可及的，但是在理论上却是可能的，这种超级人工智能的存在将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将会导致一种“存在的升级”(15)赵汀阳：《人工智能“革命”的“近忧”和“远虑”——一种伦理学和存在论的分析》，《哲学动态》2018年第4期，第9页。，这种新世界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工具的进步，更是因为技术革命而导致的人类存在方式的升级。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生活的重新定义是不可逆的趋势，那么在这样的趋势下，个人、社会以及技术的去向将成为我们讨论的焦点。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和讨论的是如何给技术设置足够安全的条件来防止“技术的反叛”，或者说，应当明确人工智能技术所不能逾越的红线。如果放到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视域下来理解这种限度，则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其“不应剥夺人类劳动的能力”。因为劳动是人类确证自我存在的唯一手段，当人工智能剥夺了这种能力时，人类将不再能够生存下去。围绕着这一基本思路，我们也可以继续讨论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方向以及其可能出现的由于“技术异化”所导致的负面效应，这是人类运用理性思维能力的结果，同时也是理论进一步回归到现实的需要。
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劳动解放过程中的一种工具，是对人的大脑器官功能的延长，换句话说，是对人类智慧功能的扩展。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定义，“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1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页。。从人工智能的发展史不难看出，作为“物的综合体”的一种，人工智能同样属于劳动资料范畴，“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不是劳动对象，而是劳动资料(这里不谈采集果实之类的现成的生活资料，在这种场合，劳动者身体的器官是唯一的劳动资料)。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1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09页。。这也就是说，任何技术都是对人类器官的延长。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智能的一种物化形式，其本质仍然是人类得以劳动的辅助工具，只是由于人工智能这种工具具有人类智慧的能量，并且潜存着可以超越人类的力量，因此才引起人类的担忧。
(一)人工智能还将影响人类社会现存的四重界限
人工智能除了能够导致失业等负面现象之外，还将影响现有的空间界限、生物界限、人际界限和人文界限。具体来说，首先，人工智能的发展会重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界限，比如漫威电影里的蚁人形象代表着能够在空间之内随意切换身体的能力，也即是空间界限模糊后人类所具有的超能力。其次，人工智能也会重构有机与无机之间的界限，使人与人工智能机器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人类社会开始趋向一种人机融合的新境界，由此带来的影响则是人类需要重新定义自身的存在。也就是说，生物界限的模糊会重构人类现存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再次，人工智能还能重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界限，比如个人与他人之间开始融为一体，人类借助物联网技术展现更加真实的自我，人类世界开始由确定的自我走向不确定的自我，自由维度也需要重新界定，人类自我意志的消解所带来的后果是自我确定性的消失，届时人类将需要有一个更加强大的内心来支撑这些改变，否则将会被社会淘汰。换句话说，个人自由意志需要变得足够强大才能适应人工智能时代所带来的冲击。同时，社会的财富观也将改变，物质财富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因为人工智能可以相对轻松地获取物质财富，与之相反，个人心灵的强大才是个人最大的财富。最后，人工智能也会重构人文界限，阶级和国家等概念届时需重新界定，同时人工智能也会挑战法律与道德的界限，例如在智能时代出现了“数字劳动”等新的劳动形态，如何对数字劳动模式下产生的知识产权进行界定，将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关键要素。这些现象都是人工智能异化所导致的负面效应，需要相关决策者运用极高的理论智慧来“未雨绸缪”，毫无疑问，马克思劳动理论所蕴含的劳动逻辑将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定人工智能策略提供方法论指引。尽管人工智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种种危机和考验，但需要指出是，“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却是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18)黄欣荣：《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挑战及其应对》，《理论探索》2018年第5期，第19页。。
一般而言，劳动过程的三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而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人类劳动过程的发生包含工具系统、动力系统和智慧系统，其中，工具系统提供物质基础；
动力系统提供能量补充；
智慧系统提供信息指导。在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之前，人类与动物无异，皆是利用自身肢体器官来进行采集、打猎等简单的劳动，以此来维持自身生存，直到蒸汽机的出现，人类的动力系统才实现了第一次真正的飞跃。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机器占据着动力系统的主导，但机器的运作始终离不开人类的参与。直到人工智能的出现，人类劳动的工具系统、动力系统和信息系统开始脱离人的参与而独立自存，人类因没有在劳动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陷入恐慌。纵观人类工具发展的历史，“如果说工具和机器还仅仅取代人的体力劳动，那么智能机器则因为其快速的信息处理能力而逐渐取代人类的脑力劳动，这样劳动工具和劳动者合二为一，人类的劳动功能被彻底取代”(19)黄欣荣：《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挑战及其应对》，《理论探索》2018年第5期，第18页。。如果对这种趋势不加以克制的话，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类自我创造能力以及人类自我思考能力被取代，人类将如行尸走肉般地存在地球之上，届时这个地球规则的制定者将是人工智能而不是人类，甚至人类会被人工智能所奴役。
(二)运用劳动逻辑化解人工智能异化危机
基于上述分析，在将马克思劳动理论所蕴含的劳动逻辑作为应对人工智能挑战的基本原则后，作为世界发展动力的人类劳动应该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呢？
首先，应该积极地调整心态，充分发挥人类主观能动性迎接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以实现“转危为机”的目标。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但认识也对实践具有反作用。因此，采取一种积极还是消极的认识心态，是决定人类能否消解人工智能负面效应的关键，显而易见的是，人类应该直面人工智能发展短期可能带来的阵痛和消极影响，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策略来应对消极影响。因此，人类不能被短期所带来的失业等问题所裹挟，而应该将目光聚焦于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解放的积极意义上。纵观人类工具进化的历史，人工智能将人类“上天入地”的本领再次提升是无可厚非的，因此，不能因为短期利益的损耗而丢失未来的主动权。
其次，应当明晰劳动的地位，即劳动是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手段而非目的，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同样如此。劳动作为创造人类自身的唯一方式，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根本标志，工具的发明只是为了替代参与劳动的人，而非要真正取代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因此，虽然人工智能剥夺了人类劳动的权利和机会，但同时人工智能也有助于人类彻底地从劳动异化的窠臼中解放出来，因此，人类除了需要用积极的心态面对人工智能的负面效应之外，还需始终明确劳动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类的真正目的是实现对自身本质的真正占有，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望始终是人类不懈的追求。
再次，应当改变收入分配的方式，加大社会红利惠及普通民众的力度。当前按劳分配的报酬方式必然会因为“智能劳动”形式的加入而产生新的分配需求。鉴于此，建立在过去生产力基础上的分配方式就不能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制定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这就需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主导原则，实行“共享经济”等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分配制度，使社会逐渐由按劳分配向按需分配过渡。换句话说，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必须牢牢掌控财富分配的权力，从而弥补因人工智能发展所导致的部分劳动的损失，这样人类的生存就有了基本的物质保障，从而不至于走向虚无的境地。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智能时代的技术往往会被少数精英人群控制，智能化生产甚至可以实现完全无人工参与的生产，而这种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会在市场上造成扩张和垄断的后果，最终导致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为了不让这部分人手中的财富影响阶级国家的安定，需要以共享的理念完成对这一部分财富的重新划分。例如，一方面可以通过捐赠等方式回馈社会，还富于民；
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税收调节，加大对这一部分人的征税力度，使得财富能够以国家税收的形式来保障人民社会福利和国家安定团结。
最后，人类需充分运用自身的劳动智慧，寻找适合智能时代的劳动新形式，以此来应对可能被人工智能机器取代的劳动危机。当前人工智能尚未达到强人工智能阶段，而弱人工智能阶段下的智能机器还并不完全具有人类的智慧，因此人工智能即将取代人类还为之尚早。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而人类要战胜人工智能这个强大的“敌人”，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敌人”的优点和缺点。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人工智能在数据采集、存储和计算等方面已经超越人类，特别是人工智能机器还战胜了人类围棋手，这更加证实了计算机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人类。但人类也有自身的优势，根据康德的划分，人类具有知、情、意三部分的能力，科学在知识层面已经全面领先人类，但在情和意层面目前人类还享有着自己的防守领地，因此，人类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人工智能的中期与长期威胁，人类才不至于走向作茧自缚的道路。对于那些从事简单的、重复性工作的劳动者来说，人工智能的冲击是毁灭性的，因为对这些人来说失业是永久性的，他们很难做出有效应对，只能依靠社会福利来保障未来的生活。但绝大多数人还是可以运用自身所学知识来提升劳动水平，通过利用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大量自由时间安心学习和提高自身，以此保证当代人的生存，并可以通过适当的教育策略来延续智能时代的下一代人才。
总之，通过采用“时空逻辑法”对人工智能负面影响的分析可知，不同发展阶段的人工智能都会对人类存在构成威胁，而要充分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劳动理论所蕴含的劳动逻辑来化解人工智能技术异化导致的危机。基于此，人类首先应该积极地调整心态；
其次，应该明晰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同样是实现人类解放的手段而非目的；
再次，通过改变社会分配方式达到人工智能成果的共享；
最后，人类需突破传统的劳动生产方式，寻找适合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劳动形式。
笔者在已发表的《马克思劳动理论视域下人工智能诠释的三个维度》一文中，主张从劳动本体论、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幸福论三个维度对人工智能挑战进行回应。(20)薛峰、何云峰：《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视域下人工智能诠释的三个维度》，《重庆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如果将劳动本体论、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幸福论看作是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宏观形态，那么马克思劳动三要素理论则是该理论的微观形态。通过对马克思劳动观点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典文本中的梳理可知，马克思的劳动观是随着现实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在马克思那里，劳动不仅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更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物质世界是人类意识对象化过程的前提和基础，人的本质通过人类劳动过程得到自我显现并最终物化为物质劳动的产物，反映在现实的经济生活领域的劳动形式则是物质生产劳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08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重申了劳动在自然与社会中的存在论意义，并且规定了劳动过程的三要素：“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2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08页。下文将根据劳动过程的三个要素来进一步分析马克思劳动理论对人工智能挑战的回应，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可以看作是劳动三要素的现实反映。首先，从劳动行为本身上看，劳动作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类本质，只有当其外化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时才得以显现；
其次，从劳动对象上看，虽然人类劳动过程在历史上经历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变化，但人类劳动对象仍旧是物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
最后，从劳动资料上看，人工智能作为替代人类劳动的手段，是生产工具要素在当今时代的物化、现实化，其仍属于生产资料的相关因素。
(一)人工智能是劳动手段而非目的
从劳动行为本身上看，劳动作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类本质活动，只有当其外化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时才得以显现。质言之，人要证明自身的存在，只有通过劳动这一行为过程本身才能够完成。“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2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4页。这也就是说，劳动不仅是人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能动性活动，同时也是人的本质借以外化的手段。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将作为劳动主体的人与自然和有别于主体之外的“他者”发生关系，一方面，劳动将人的本质从自然界提升出来，另一方面，劳动是人自我丰富、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劳动是人的主体性在客观世界场域发生作用的手段。因此，人工智能与劳动一样，同属于人类确证自我存在的一种手段，其本质属于人类劳动的结果，而不能成为人类劳动的开端。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从逻辑上的优先级来看，人类劳动要优先于人工智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人工智能如何进步，其本质属性的“非人”特征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对于“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取代人”的问题，在马克思劳动理论论域下则可转化为“人工智能是否能够获得人的本质”的问题，换句话说，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取得人类在客观物质世界的主体地位。“从存在论的角度看，人工智能产品处理的领域是有限的；
从认识论角度看，人工智能产品无法获得真正的理解；
从价值论的角度看，人工智能产品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24)孙伟平、戴益斌：《关于人工智能主体地位的哲学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7期，第22页。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及其产品的属人属性不会改变，即便某一领域的专业程度会超越人类，但根本上无法实现取代人类主体性的功能，这既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边界，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局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持一种“人工智能乐观派”的立场，对于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笔者认为未来仍是以人类为主导的世界，人工智能只能获得有限的自主性，但其最终将会合并于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二)人工智能仍属劳动对象范畴
从劳动对象上看，人工智能产生于人类变革劳动方式的需要，并且属于人类劳动的产品。“人类劳动过程经历了从手工劳动到机器劳动的变化，又经历了从个体劳动到社会劳动的变化，还经历了从简单劳动到复杂劳动的变化。”(25)徐光春：《马克思主义大辞典》，武汉崇文书局2017年版，第65页。虽然人类劳动在历史上经历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变化，但不变的是人类的劳动对象仍旧是物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因此，虽然人工智能利用技术优势扩展了劳动发生作用的时空范围，使得自机器工业时代以来的劳动对象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甚至人工智能本身也成为智能劳动的对象，但人工智能技术下的智能劳动作用的范围仍然离不开人类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也就是说，离不开人类历史的进程，其仍然要放在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内进行理解。从这一点上说，无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其劳动对象仍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就这一点而言，虽然人工智能提升了人类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能力，但其仍然属于人类劳动对象的范畴。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本身有其自存的悖论：一方面，其发展自身是希望能够突破“人工”的标签，成为独立的“个体”，但另一方面其自身的存在仍然以人类的存在为基本前提，这一发展的悖论决定了其最终仍然属于人类劳动的范畴，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人工智能的作用对象都不会超出人类劳动的范畴。同时，这也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古老哲学问题：人工智能一方面在不断地突破人类所设置的技术藩篱，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以人类的劳动对象作为其发挥作用的对象，从这一点同样可以证明，当前人类对于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挑战所表现出来的慌乱和焦虑只是一种人类在不断适应变化前的“不适”感，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人工智能的挑战终将会消解于人类不断要求自身进步的潮流中。基于这一点认识而言，人工智能虽然从内容上丰富了人类劳动的范围，但从形式上无法超越人类劳动对象的范畴。人工智能的发展虽然占据了部分原本属于人类劳动的客观对象，甚至其作用的范围超出人类的劳动能力，但从其本质属性上来说，无论是对于自然还是人类社会而言，都有其无法逾越的鸿沟，其依靠人类劳动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不会变更的，换句话说，其为人类服务的目的不会改变，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也不会放任其自由发展而取代人类的存在地位。
(三)人工智能是劳动资料发展的必然阶段
从劳动资料上看，马克思说：“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2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10页。也就是说，劳动资料是连接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中介，是劳动的手段，在物质生产劳动领域内，劳动资料则表现为生产工具、科学技术等相关要素。“在劳动资料本身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肌和肌肉系统)远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2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10页。也就是说，劳动资料本身不仅是劳动力发展的“晴雨表”“指示标”，更具有优先级的划分，“骨骼肌和肌肉系统”比“脉管系统”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机械性的劳动资料”比“只充当劳动对象容器的劳动资料”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工智能作为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是对“机械性劳动资料”的超越，属“智能型”劳动资料，在社会生产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人工智能作为替代人类劳动的手段，是生产工具要素在当今时代的物化、现实化，其仍属于生产资料的范畴，因此，人工智能仍然属于历史唯物论下的劳动范畴。换句话说，作为劳动资料的一种特殊形式，人工智能仍然具有劳动资料的一般属性。尽管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取代人类的部分劳动功能，但这只是劳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劳动异化”现象，人工智能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劳动解放。因此，人工智能作为“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和“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既具有一般的劳动资料属性又具有自身独特的属性，但其发展逻辑从属于人类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劳动逻辑。因此，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所形成的现实挑战，只能看作是特殊历史阶段所产生的劳动异化现象，而不能从根本上取代人类劳动。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人工智能相关要素所引起的现实劳动状况的变化，会反过来影响人类对于劳动的看法。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为我们辩证地看待人工智能的影响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不难看出，人工智能的现实发展必将为人们关于劳动的认识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如何从现实的发展回归理性的认识，这既是实现认识飞跃的关键，也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必然要求。
总而言之，人的本质通过劳动过程得到自我显现并最终物化为物质劳动的产物，人工智能亦是人类为证明自身存在而发明的产物，那么，它就必然具有人类劳动的印记。人类劳动过程会产生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物质变化过程，人工智能虽然对现实的人类劳动提出挑战，但就劳动过程的三要素而言，人工智能同样属于这一劳动过程的范畴。具体而言，从劳动本身上看，人工智能是人类不断自我丰富、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体现，是这一过程的物化、现实化，其本质属性的“非人”特征是无法改变的；
从劳动对象上看，虽然人类劳动过程在历史上经历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变化，但不变的是人类劳动对象仍旧是物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人工智能所能作用的范畴也依然属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
最后，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和“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其本质仍属于劳动中介的范畴，无论其如何发展，只能被当作某种工具性的人类劳动成果来理解，其产生的目的仍是为了实现劳动解放并最终会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贡献其特殊的历史推力。如果说，基于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不同理解所形成的马克思劳动观的三种理论形态(劳动本体论、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幸福论)是从静态的、宏观的视野来回应人工智能的挑战，那么马克思劳动过程三要素理论则是从动态的、微观的视野来回应人工智能的挑战，二者最终旨在说明人工智能无法取代人类劳动的事实。但需要指出的是，人工智能发展过程必然会出现劳动异化现象，而充分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则是实现“趋利避害”的最佳选择，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引。人工智能发展的现实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劳动理论在智能时代依然是行之有效的科学理论，同时也从侧面表明了马克思劳动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