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勉 杨天宏
1927年4月北伐取得第一阶段成功，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国民党取得大部中国的统治权。之后几年，随着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国民政府调整内外方针，意识形态控制和宣传与时俱进，力度加强，手段多元，民意调查开始被国民党官方掌控，成为政治及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近代中国民意调查的性质因此发生变化，出现多次由当时执政党地方当局主持的民调。其中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借助上海《民国日报》举办的四次民调，即1928年的“反日民意测验”，1929年的“元旦民意测验”，同年3月孙中山逝世四周年之际举办的“总理纪念周民意测验”，以及8月举办的“对俄民意测验”，最具典型意义。
这四次民调社会动员充分，参与者甚多。据主办方统计：“反日民意测验”共收回问卷11 506份；
“元旦民意测验”收回3 000余份；
“总理纪念周”民意测验发出问卷15 000份，收回有效问卷8 000份；
“对俄民意测验”持续时间较长，分5次统计，收到答卷11 000份。四次民意测验收回的有效问卷共40 506份，平均每次参与人数逾万，远超此前民调平均1 000人左右的水平①北洋时期民调参与者大多在1 000人左右，《顺天时报》民调参与者最多，有5 658人。《京报副刊》民调，有效票数400张。人数最少的是《南洋周刊》“假选举”，只有117 人参与投票。杨勉：《近代中国民意调查论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可谓盛况空前。由于参与者众多，被调查者社会阶层分布广泛，这四次民意调查的影响颇为巨大。
与近代民调大多是通过自由报刊、学校师生及社会团体操持，性质属于民办不同，这四次民调带有鲜明的官办色彩，是研究近代中国民调及其变化独特而又十分重要的案例，可以促使学者从思想、政治与民调技术层面思考：国民党在初步掌控全国政权之后如何利用并操控民调？其意识形态宣传与民调的关系如何？这些民调是临时起意还是制度规范下的经常性作为？官办民调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反映真实民意？由官方操办的民调，其调查结论对认识当时内政外交问题上的官民互动有无参考价值？鉴于学界很少有学者注意到这类问题，本文拟就此略做探讨，以就教学界同仁。②目前已公开发表的有关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民调研究的论著不多，就笔者阅历所及，涉及这一时期民调的只有南京师范大学杨程的硕士学位论文《党意还是民意：上海〈民国日报〉上的民意检验（1928—1932）》，完成时间是2012年，指导教授是齐春风。该文对当时由《民国日报》操办的四次民调做了一定的基础性研究，发掘了一些史料，对本文有一定参考价值。
研究民调，判断民调品质，主持者设定的调查主旨是重要依据。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的民调主旨主要体现在内政、外交两方面。围绕两大主旨的民调层出不穷，其中以外交为主旨、显示度较高的官办民调主要有三次：一次是济南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为进行反日民众宣传和动员举办的“反日民意测验；
一次是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苏俄对中国发动战争，国民党为动员民众抵抗侵略举办的“对俄民意测验”；
一次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国难当头之际，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举办的“打破国难民意测验”。③《如何打破国难？苏省实施民意测验》，天津《大公报》1932年7月22日，第2张第5版。限于篇幅，本文选取前两次民意测验作为案例，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涉外的官办民调略事分析。
1.“济南事变”与“反日民意测验”
1928年5月3日，国民革命军攻入济南，先期进驻城内的日本军队挑起军事冲突，双方激战数日。在这次事变中，中国损失惨重，军民死亡3 254人，受伤1 450人，公共建筑、兵工厂、火药库、民房等严重毁坏，财产损失达29 623 470元，日军仅死亡230人。①济南事件始末详见蒋永敬：《济南五三惨案》，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第88—89页。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济南事变。②Nobuya Bamba, Japanese Diplomacy in a Dilemma: New Light on Japan’s China Policy, 1924-1929, 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72, p.300.
济南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的野蛮侵华行为。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调整内外政策，明确将“洗雪国耻”作为实践“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的首要内容。这一事件成为中国现代史尤其是中国对外关系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③罗志田：《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47—348页。事变发生后，南北各地反日情绪高涨。5月6日，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包括呼吁中央立即恢复民众运动等四项主张。反日运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广泛兴起，其中上海的运动最为激烈，各界民众纷纷发表对日宣言，找寻应对办法。
日本攻占济南次日，上海《民国日报》记者李如璋等向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提出“抵制日货”“召开反对日本出兵来华运动大会”“扩大宣传运动”“各报登载反对日兵出兵来华之函电”④《李如璋等为反日出兵运动向市党部之建议》，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4月23日，第1张第3版。等多项主张，表达了上海各界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同日，《民国日报》刊文揭露日本侵占济南真相，痛斥日本军人的暴行。⑤详见《日军在济南之暴行》《济南日军向我寻衅蛮横无理以至于此》《日本欲强占青岛耶》等报道，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5月4日，第l张第4版。与此同时，上海各界积极发表对日宣言，寻求抗日办法。11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评论，指出“日本是破坏东亚和平的蟊贼”，号召国人奋起抵抗。⑥《中日交涉停顿日本应负全责》，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11月13日，第2张第2版。在将近半年时间内，上海各界反日运动热潮不断。
“反日民意测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这次测验的主持人是陈德征。陈当时担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长，同时具有《民国日报》主编和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等多重身份。反日运动中，他以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名义，利用《民国日报》作媒介，举行“反日民意测验”。
1928年12月6日，《民国日报》刊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发布的《为反日事征求民意测验问题》公告，内容如下：“自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爱国同胞，莫不一致积极努力于反日工作。乃日本帝国主义横蛮性成，对我满蒙权利之掠夺，尤复变本加厉。最近日本对于东省吉会铁路之积极经营，即其明证。本部以为，际此千钧一发之时，非全国一心，予日本帝国主义者以极重大之打击，实不足以挽救危亡。爰定于下星期举行反日保路之大运动，以紧张全国反日空气。兹为测验全国爱国同胞对于反日之共同意见计，特拟制反日问题13项公布于下，至布全体同胞，各布所见，……是项测验结果，将来除在报章并须呈请中央转令国民政府，分别核办。……我全国同胞，慎勿漠然视之。”⑦《市宣传部发布·为反日事征求民意测验问题》，《申报》1928年12月6日（第20017号13/26），第4张第13版。此项公告宣告了举办反日民意测验的原因、目的及具体办法。
反日测验共设计13个问题，刊登在12月6日《民国日报》的《党务》副刊上，同日《申报》做了全文转载。①13个题目为：1、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段，除抵制日货外，尚有何法？2、反日运动如何方能持久而有效？3、英日同盟如成事实，吾国应如何自救？4、对日无担保借款，吾国应如何处理？5、中日交涉停顿，吾国应如何寻求出路？6、日本侵略满蒙铁路，吾人应如何阻止？7、国府委员张学良左顾右盼，依违两可，国府如何办理？8、哈尔滨惨案主从各犯，应如何惩办？9、没收之日货，应如何处理？10、破获之奸商应如何惩戒？11、救国基金之用度，应如何分配？12、九国基金之分配，应由何人做主？13，吉会铁路之权，如果落于日人掌握，对于中国之影响如何？《市宣传部发布·为反日事征求民意测验问题》，《申报》1928年12月6日（第20017号13/26），第4张第13版。这些题目涉及反日运动的方方面面，均与当时的中日关系及其变化密切相关。从13个问卷题目可以看出，“反日民意测验”对外具有鲜明的反日倾向，对内则批评张学良妥协，鼓动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团结一致，共同反抗日本侵略。测验持续一月，测验结果刊登在次年1月6日的《党务》副刊中。
这次民意测验参与者踊跃，共收回11 506份有效答卷，兹根据调查报告，将主持人统计所得主要问题的答卷数据展示如下：
第一题：“对于日帝国主义之手段，除抵制日货外，尚有何法？”调查结果显示：有6 340人（占总投票人数55.1%）主张坚决抵制，不予合作；
2 792人（占24.27%）主张卧薪尝胆、与日本决一雌雄；
1 520人（占13.21%）主张振兴实业，储备力量；
556人（占4.83%）主张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奋斗；
243人（占2.11%）主张运用外交手段与日本抗争；
所谓“鼓励日本平民革命”，因为不切实际，只有35人持此主张，占被调查者总数的0.3%。
第三题：“英日同盟如成事实，吾国应如何自救？”对此问题，有5 362人（占总票数46.6%）主张遵照孙中山遗志，“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奋斗”；
3 480人（占30.25%）主张“勤修内政、充实武备”；
1 464人（占12.72%）主张“唤起民族精神，合力抵抗”；
1 052人（占9.14%）强调须联和其他强国，共同对付日本；
785人（占6.82%）主张用对日本的手段对待英国；
461人（占4%）主张采用传统外交策略，远交近攻；
有1人想法独特，主张利用秘密组织青红帮对待日本。
第五题：“中日交涉停顿，吾国应如何寻求出路？”对此，有5 320人（占总票数46.24%）主张训练民众，准备抗战；
2 352人（占20.44%）主张暂时撇开日本，先与他国订约；
1 843人（占16.02%）主张主动废除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1 040人（占9.04%）主张加大反日工作力度；
684人（占5.94%）主张向国际宣传日本对华的野蛮侵略；
564人（占4.9%）主张维持既有对日立场；
260人（占2.26%）主张促成美日军事冲突。
第六题：“日本侵略满蒙铁路、吾人应如何阻止？”对此问题，有4 690人（占总票数40.76%）主张“扩大保路宣传”，激发民众抵抗侵略的热情；
2 864人（占24.89%）主张“移民满蒙，自建铁路”；
2 480人（占21.55%）主张若情不得已，可武力对抗；
671人（占5.83%）主张国民政府政府命令张学良保路御日；
654人（占5.68%）主张号召国人，拒绝乘坐日本列车。
第七题：“国府委员张学良，左顾右盼，依违两可，国府如何办理？”对此问题，有4 920人（占总票数42.76%）对张学良不满，要求国府免职查办，委任“党国大员”取而代之；
3 358人（占29.18%）主张先行警告，不听则“下令讨伐”；
2 676人（占23.26%）要求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管辖，否则讨伐；
331人（占2.88%）主张国府派员监督东北政务；
221人（占1.92%）主张立即“声罪致讨”。
第九题：“没收之日货应如何处置？”对于此题，有5 420人（占总票数47.11%）主张公开拍卖以充救国基金；
150人（占1.3%）主张拍卖，用作民众教育基金；
2 588人（占22.49%）主张“当众焚毁”；
1 640人（占14.25%）主张拍卖，充反日宣传费；
122人（占1.06%）主张拍卖，以拍卖所得制造飞机；
362人（占3.15%）主张拍卖助赈；
648人（占5.63%）提议组织劣货陈列所，以警戒国人；
309人（占2.69%）主张用于赈济贫民。
第十三题：“吉会铁路主权，如果落于日人掌握，对于中国之影响如何？”对此提问， 有4 508人（占总票数39.18%）悲观估计满蒙皆无法保有；
3 832人（占33.3%）认为将导致东三省非我所有；
1 840人（占15.99%）认为将增强日本侵略满蒙的力量；
90人（占0.78%）认为日本占有该路，将危及国家命运；
422人（占3.67%）认为后果“不堪设想”。①《本报新闻二：反日民意测验结果》，《申报》1929年1月6日（第20046号），第4张第15版；
该调查结果除刊登在《申报》及《民国日报》之《党务》副刊外，亦以《反日民意测验》为题，刊登在《五三半月刊》（1928年第23期，第76—78页）。各处报道，内容未见不同。
从上列调查数据可以看出，济南事变发生后，多数国人已认清日本凶残的面目和野蛮的侵略本性，意识到日本对中国主权和利益的严重损害，反日情绪高涨。加之受到官方宣传鼓动，民众参与民调的积极性大增，想方设法寻求抗日方略，此次民调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主办者的初衷。不过，由于准备仓促，缺乏经验，这次调查也存在少许问卷设计的技术缺陷。其中较为明显的是问题答案选项设置较多，重心分散。13个问题中，只有第1、4、8、10、11题的第一个选项有超过50%的被调查者与主办者预设的答案吻合。这也说明，在面临主持者预设的多项抗日手段选择时，民众多少有些无所适从，一时还找不到相对趋同的应对办法。
2.中东路事件与“反俄民意测验”
所谓“中东路事件”是苏俄违反中苏建交协定受到东北地方当局查禁引发的两国之间的严重武装冲突。②下文有关中东路事件的概况及所引用相关史料，参见杨天宏：《近代国人对苏俄的认知及其变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1929年5月，东北地方当局得到密报，称第三国际在苏俄驻哈尔滨领事馆秘密集会，中东铁路沿线共产党组织多有人员出席，认为此举违反“中苏协定”和“奉俄协定”有关苏俄“不得在中国从事共产主义宣传”之规定，遂派军警前往领馆搜查，拘捕参会人员数十人（含领馆职员）。随后，东北当局派兵控制中东铁路，解散受第三国际控制的铁路工会，逮捕工会领袖和铁路员工200余人。苏俄认为此举侵害其在华利益，遂引为借口，发动战争，中国被迫应战，并宣布与俄断交。交战期间，苏俄出动海、陆、空三军，对中国境内目标实施轰炸。①《东北法学会对于苏联违背国际法原则宣言及电请各国维持非战公约文》（档案标记时间为民国十三年，疑有误，因文中提到中东路事件，该事件发生在民国十八年，杨案），案卷编号：北洋政治4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战争持续数月，中方损兵折将，在付出大量生命伤亡代价和巨额财产损失后，被迫与苏俄签订《伯力协定》，将已收回的中东铁路管理权“还给”苏俄。②鲍威尔记述说：“战争在满洲的东西边境，沿着中东铁路沿线爆发，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大约8 000名士兵丧生。位于中东铁路东端的城市绥芬河，几乎被苏联的大炮和飞机夷为平地。而位于松花江口的城市拉哈苏苏，与伯力隔着黑龙江遥遥相望，在被飞机轰炸后成为一片焦土。两艘停泊在江上的中国炮艇，也被苏联飞机炸沉。”参见鲍威尔：《鲍威尔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66—167页。
中东路事件发生、两国尚未开战时，针对苏俄的侵略，为唤醒民众，捍卫主权，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训练部决定举办主旨为“反俄”的民意测验。为此，训练部精心设计了10个问题，旨在宣传“反俄”并探求民众对此次中东路事件的反应。测验共作5次登记，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党务》上。测验从1929年7月27日开始，先后进行4轮问卷回收统计。③《本市党部训练部报告反俄民意测验第一统计一千六百人之意见一致主张对俄作战》，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7月27日，第2张第4版。《市训练部报告反俄民意测验第二次统计一千零三十人中八百十人愿从军》，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7月28日，第2张第4版。《本市党部训练部报告反俄民意测验第三次统计对俄自卫一致认为适当——一千八百人意见》，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7月29日，第2张第2版。《市训练部报告反俄民意测验第四次统计一致主张收回中东路彻底扑灭国内反动派》，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7月31日，第2张第4版。测验总结果于8月8日公布，计有11 000人参与。④《市训练部发表反俄民意测验总统计收回中东路反对各国调停肃清反动势力努力国防建设准备对俄作战愿为党国效劳——一万一千人之意见》，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8月8日，第2张第4版。现将测验结果中涉及外交的内容择要述录如次：
第一题：“苏俄假中东路宣传赤化，中国应用何法对付？”统计显示，有6 930人（占总票数63%）要求收回中东路；
1 830人（占16.64%）主张根据东铁协定，取缔赤化宣传；
1 010人（占9.18%）要求运用“革命外交”，收回中东铁路；
1 230人（占11.18%）主张驱逐中东路俄人。
第三题：“中国收回中东路，与日本是否有连带关系？将取何种态度或手段？”统计结果，有5 250人（占47.73）认为有连带关系，但不知如何处置；
3 700人（占33.64%）认为有连带关系，或许将采取“武力干涉”手段（案：此问语义不明，未交待是何方将采取何种手段）；
1 750人（占15.91%）认为中国收回中东路与日本无关，但日本想从中取利；
300人（占2.73%）填写“不知道”。
第五题：“中国此际站在和平的基础上取自卫的手段，是否适当？”对此，有10 830人（占总票数98.45%）认为适当；
有150人（占1.36%）主张不妨与苏俄一战；
另有20人（占0.18%）认为适当，但困难甚多，需不屈不挠。
第六题：“中国今后对付各国的策略应当怎样？”调查结果：1、对俄国：有3 810人（占总票数34.64%）主张采“强硬政策”；
3 690人（占33.55%）主张“绝交”；
2 860人（占26%）主张“和平自卫”；
640人（占5.82%）主张“对俄宣战”。2、对日本与英国：5 780人（占52.55%）主张“不与日、英合作”；
3 240人（占29.45%）主张“和平、自卫”；
1 980人（占18%）主张对日、英采持“强硬态度”。3、对美国、法国：有4 990人（占45.36%）主张与两国“亲善”；
4 720人（占42.91）主张在坚持“和平自卫”前提下，对美、法两国友好；
1 290人（占11.73%）主张与美、法两国“加强联络”。
第九题：“俄国若用武装夺取中东路，中国应否与之作战？”共11 000人即100%的被测试者均主张，若苏俄动用武力夺取中东路，中国应该与俄交战。
第十题：“若对俄作战，你愿意如何为国效劳，作何种工作，请举出例来？”调查结果，有6 640人（占60.36%）表示愿意“从军抗俄”；
3 300人（占30%）表示愿从事宣传工作；
1 150人（占10.45%）愿作救护；
1 070人（占9.73%）表示愿捐款抗俄。①《市训练部发表反俄民意测验总统计收回中东路反对各国调停肃清反动势力努力国防建设准备对俄作战愿为党国效劳——11 000人之意见》，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8月8日，第2张第4版。
不难看出，当国人经历与苏俄建交之后两国国家关系的实际，看清苏俄在中东铁路上的立场后，反俄态度越来越明朗。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民众意见尚存分歧，但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的中东路问题上，其意愿已趋向一致。不仅在回答中国收回中东路主权的手段是否适当时100%的民众认为办法适当，而且当回答“俄国若用武装夺取中东路时，中国应否与之作战”时，100%的民众认为应与俄作战。这清楚地说明，面对苏联对中东铁路中国主权和利益的侵害，多数中国民众已经同仇敌忾，1920年代初期国民党实施“联俄”政策时国人对苏俄的友好认知与态度，已荡然无存。
正因如此，这次民意测验得到国民党中央党部高度赞许：“兹闻已奉中央训练部指令，谓该部办理中东路事件民众测验，颇能唤起民众，对暴俄侵略之注意，殊堪嘉许。……现在中东路事件暴俄仍日肆侵扰，而我政府严密防卫，迭挫其锋者，未始并此次热烈之民气，有以振励之焉！”②《市训练部办理反俄民意测验“中央传令嘉奖并转政府采行”》，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11月18日，第2张第4版。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以内政为主旨的官办民调不多，目前可检索到的主要包括1929年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举办的“总理纪念周民意测验”和“元旦民意测验”，1930年汉口国民党党部为探求民众对国民党中央“讨逆剿共”的心理认知举办的民意测验③《汉市举行市民心理测验》，《中央周刊》1930年第121期，第7页。，以及被录入国民党官方档案、旨在调查在“剿共”问题上的民意于1931年3月由国民党“总部第二宣传大队”在南昌城乡及附近农村举办的另一次民调。④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社资中心中国国民党党史档案探索系统：《剿除赤匪民意测验》，系列名称：一般档案；
副系列名称：中国国民党时期史料，案卷名：第2003卷，产生时期：1931/3，档案号：一般440/3.372。鉴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两次民调的史料记录相对完备，以下选取这两次民调作案例，对涉及内政的官办民调略事分析，以窥其余。
1.“总理纪念周”民意测验
“总理纪念周”为纪念国民党“先总理”孙中山、宣传并继承其思想及遗志而设立。
1925年3月31日，孙中山去世未满一月，国民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总理遗嘱”议案。4月下旬，建国粤军总部制订《总理纪念周条例》七条，规定：“为灌输大元帅主义精神于各官兵头脑中，永久勿忘起见，特决定以每星期一为纪念周，永久行之”，并制订纪念周应行之事及相关规范。①《建国粤军纪念孙大元帅》，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27日，第3版。次年1月16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将“总理及纪念周”写入党章，规定三项“纪念总理仪式”：1、凡本党海内外各级党部会议场所，应悬挂总理遗像；
2、凡集会开会时，应宣读总理遗嘱；
3、凡本党海内外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机关、各军队，均应于每星期举行纪念周一次。稍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总理纪念周条例》八条，对“总理纪念周”的时间、纪律、程序进行规范，纪念周开始制度化。②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第157页。
1929年3月孙中山逝世四周年之际，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委会训练部“奉中央训练部令，办理上海民意总检查，一以纪念总理，一以考察社会民众心理之倾向，而作党政实施之根据”。轰动一时的“总理纪念周民意测验”由此拉开帷幕。③《本市执委会训练部民意测验总报告》，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4月14日，第2张第4版。主办者设计了10个测试题目，刊登在3月9日《民国日报》之《党务》副刊上。国民党上海党部执委会训练部希望通过此次民调，定立办法，尊重民意，“达到多数的主张，作为党政改革的依据”，以实际行动纪念“先总理”孙中山。④这次调查所拟问卷题目如下：1、你信仰三民主义吗？2、你觉得中国国民党好吗？3、你觉得国民政府好吗？4、中国近百年最伟大的人物是谁？5、最害中国的，请举出五件来？6、办了那几件事中国便好了？7、对于不平等条约，废除好呢？修改好？8、你认为最好用什么方法抵制日本？9、近来上海有过什么最不好的事情？10、你近来有什么最痛苦的事情？《本训练部第一次部务会议通过办事细则起草工作计划》，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3月9日，第4张第1版。
此次民意测验，国民党上海党部最初发出5 000份问卷，因参与踊跃，索卷者众，党部又加印10 000份，共发出15 000份。至截止日期，共收回有效答卷8 000份（开始统计后送达者未计），占所发问卷总数的53.33%。其中学界商界答卷约占收回答卷总数的19%，工、农两界约占70%，其他界别约占11%。在全部问卷中，约15%为被调查者现场答题，35%是被测试者分别填写由各区部送来，18%是被测试者从报上剪下问卷填写邮寄返回。以“其他方式”送回的答卷数占47%，接近半数。测验总报告在4月14日在《党务》上刊载。⑤“总理纪念周”民意测验参与者踊跃，最初举办者之引发5000分问卷，由于要求参与的民众及团体太多，党部又填印民意测验表10 000张，共计发出表15 000份，可见民众参与党部的民意测验的热情。这次问卷调查的结果见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4月14日，第2张第4版。
兹据官方发布的调查“总报告”，将此次测验有关内政的题目及调查数据展示如下：
第一题：“你信仰三民主义吗？”调查数据显示，75%的被调查者（6 000人）表示信仰三民主义，25%的人（2 000人）对三民主义持怀疑与观望态度。第二题：“你觉得中国国民党好吗？”数据显示，60%的被调查者（4 800人）认为国民党好；
30%的民众（2 400人）虽表示认可，但认为国民党亟需整改；
认为国民党不好者占10%（800人）。第三题：“你觉得国民政府好吗？”调查结果，50%的民众（4 000人）给出肯定答复；
35%的民众（2 800人）认为尚可，但须整顿；
15%的民众（1 200人）认为“不好”。第四题：“中国近百年最伟大的人物是谁？”认为孙中山“最伟大”的民众多达95%（7 600人），推崇其他人物者仅占5%（400人）。第五题：“最害中国的，请举出五件来？”。此题类似“海选”，答案五花八门，殊难计算百分比，按照民众认知中对中国危害程度的高低排列，主要有以下数种：1、军阀，2、帝国主义，3、共产党，4、鸦片，5、不平等条约，6、贪官污吏，7、土豪劣绅，8、盗匪。①国民党官方的百分比统计数高达254%，显然错在统计方法的问题。投票人各自列举的物种最危害中国者不同，数量渊源超过5种，且很难计算百分比，故只能按照统计数据百分比的高低序列表示。第六题：“办了那几件事中国便好了？”出题者预设了8个选项，结果显示：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振兴实业者各占20%（1 600人），主张普及教育者占15%（1 200人），主张收回租界和禁烟者各占10%（800人），主张“反共清共”者占7%（560人），主张“打倒帝国主义”的占5%（400人），主张“打倒军阀”者占1%（80人）。第九题：“近来上海有过什么最不好的事情？”这是针对上海市情的民调，结果显示，45%的民众（3 600人）选择“运土”即贩运鸦片，12%的人（960人）选择“匪盗充斥”，7%（560人）的人选择“谣言惑众”，选择“其它”事项者占36%（2 880人）。第十题：“你近来有什么最痛苦的事情？”对于这一问题，选择“帝国主义压迫”者最多，约占20%（1 600人）；
排列第二者为遭受“经济压迫”，约占17%（1 360人）；
选择“捐税繁重”者约占12%（960人），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失望者占10%（800人）；
感受其它痛苦者占41%（3 280人）。②《本市执委会训练部民意测验总报告》，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4月14日，第2张第4版。
对此次民调，上海市执行党部高度重视，认真进行分析研究，并在公布调查结果的同时，对调查数据做出说明，得出自己的分析结论：
对第一题的调查结果，上海市党部表示：“民众对于三民主义，信仰者竟达75%；
怀疑与观望者，亦达25%。前者已知三民主义已深入人心，筑成强固之基础；
后者通知我国对于三民主义之宣传，尚未普遍的努力。此后关于主义之宣传与训练，更宜特别注意。”对第二题的答案，党部认为：“民众对于本党的表示，说好的竟达60%，说好而必须整顿的亦达30%，说不好的竞达10%。可知本党虽已得多数民众之称许，但党的分子或行动上必尚有不满人意之处。凡我同志，自宜凛然戒惧，严守纪律，以聚民望。”对第四题的调查结果，上海市党部表示：“民众对于中国近百年最大之人物是谁的答案，举孙中山的达95%以上，其他只有1%～2%，可见总理智仁勇健，人格之感召力，若是其伟大。吾党同志，彼专尚权诈，或假私智小巧以取快一时，其相去何如。”对第九题的调查结果，党部强调指出：“上海不好之事，民众举出运土、盗匪、谣言三项，词浅而意深，实亦重要之论。此三者不除，社会秩序、地方治安无法保障，影响于国计民生者甚大。市政府与警备司令部负有专责，宜特别注意。”对最后一题的调查结果，党部指出：民众的选择是三民主义尚未实现的痛苦造成，这在军政时期实难避免。今后对于抵抗国际侵略，建设国民经济，免除苛捐杂税，实现民权政治之等国计民生要计，均应努力实现，以副民愿，“完成本党之使命”。
调查总报告表达了国民党上海党部对此次民调的“余感”：强调此次测验，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既有勤求民隐之心，民众亦能率直指陈，不稍隐讳，上下相通，团结一致，实为社会好现象。上海党部为尊重民意，拟将测验所得结果“据实呈请中央党部，转令国民政府，通敕各机关，依照民众之要求，切实执行。使民意测验成为有力之政治主张，而不至等于具文。”①报告也承认这次民调存在方法缺陷，指出：此次测验所发表格，未能遍及民众，原因在于分发与收集之方法未善。嗣后本部拟会同宣传部筹设民众意见箱，安置本市各重要地点，务使人人有表示意见之机会。《本市执委会训练部民意测验总报告》，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4月14日，第2张第4版。
显然，在调查主持者看来，自从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民众大多推崇孙中山，信仰三民主义，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总体满意。通过“总理纪念周”民意测验，国民党上海党部亦声称了解到民众痛苦的根源，听到民众对改良国家及建设上海的愿望与呼声。意识到今后的改进方向。表示将“努力主义的宣传与训练，森严党的纪律，整饬吏治肃清匪盗，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扫除残余军阀土豪劣绅，……收回租界，继续对日经济绝交，铲除烟祸，取消苛捐杂税，善及教育，振兴实业。”②《本市执委会训练部民意测验总报告》，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4月14日，第2张第4版。国民党上海执委会训练部的表态，虽不无空头支票的嫌疑，但也彰显了此次民意表达对国民党的压力，体现了此次民调价值和意义。
2.“党化教育”背景下的“元旦民意测验”
“元旦民意测验”某种程度上是一次旨在推进国民党“党化教育”的试验。所谓“党化教育”是国民党的创造发明，旨在用国民党“党义”对国民进行教化。
“党化教育”主张最早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但尚无明确规范。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曾宣布一切教育措施均须遵照三民主义精神，“对各级教育尽量灌输以党义”。教育家舒新城认为，“党化教育”是“根据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口号而来”，在1925年东南大学“易长风潮”后成为一流行名词。③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52—254页。1926年8月，广东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广东省教育厅厅长许崇清草拟的《教育方针草案》中正式提出“党化教育”。次年5月，蒋介石在五四运动纪念大会上正式发出“党化教育”号召。自此，“党化教育”成为国民政府的教育理念，并以党义灌输、军事训练等作为手段，在全国推行。1927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通过《民国政府教育方针草案》，对“党化教育”进行定义，强调“党化教育”是在国民党指导下实施教育的“四化”（“革命化”“民众化”“科学化”“社会化”），把教育方针置于国民党的政策框架之中，要求按国民党“党义”和政策精神改组学校课程，造就各种专门人才，使学生能为国民党工作。①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7页。
1929年4月26日，国民党中央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从事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经济，延续民族声明未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以促进世界大同。”②广东省教育会印行：《确定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案》，李小文、马小泉主编：《民国教育史料丛刊》第496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55页。至此，以三民主义被确定为党化教育的基本内容，而“党化教育”则正式成为政府立定的“教育宗旨”。古有成说，所谓“党化教育”不过就是“教育的国民党化”，可谓一语道破。③古有成：《党化教育的意义》，《广州青年》第4期，1926年1月13日。
“党化教育”作为教育宗旨提出后，很快被其发明者用到民意测验之中。所谓“元旦民意测验”，就是国民党实施“党化教育”的一次试验。
这次测验于1929年元旦，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务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举办，同上海其他“官报”民调一样，也借助《民国日报》副刊《党务》平台展开。调查问卷包含5个问题：1、你信仰什么主义？2、谁是中国的革命领袖？3、哪一个国家是我们最大的敌人？4、上海最有名的是谁？5、你赞成废除阴历吗？这次民调共收到3 000余份答卷，调查统计结果刊登在1929年1月13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党务》上。在调查的5个问题中，第1、2、4、5四题与内政有关，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第一题：“你信仰什么主义？”投票结果，信仰“三民主义”的有2 575票；
信仰“孙文主义”的有513票；
信仰“革命主义”的有241票。第二题：“谁是中国的革命领袖？”统计显示，投孙中山的有1 995票；
投蒋介石的有574票；
投胡汉民的有381票。孙、蒋、胡位列前三，其后分别为：汪精卫113票，冯玉祥56票，阎锡山52票，吴稚辉30票，戴季陶20票，李济深16票，陈公博11票。第四题：“上海最有名的是谁？”投票结果为：陈德征825票，排名第一；
虞洽卿620票，排名第二；
张定瑶（上海市长）380票，排列第三。排名第四及之后的分别为：熊式辉（警备司令）19l票；
蒋介石124票；
冯少山（商会执委）70票；
黄金荣67票；
潘公展（社会局长）48票；
戴石浮（公安局长）46票：邬志豪（商总会长）35票。第五题：“你赞成废除阴历吗？”赞成的有1 420票；
表示反对的有355票；
表示“随便”的有218票；
赞成阴阳合历的有240票；
表示“相当赞成”有209票；
表示“待考虑”的有107票；
不答的有425票。
主办者高度重视此次调查，统计数据出来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宣传部发表题为《元旦民意测验统计》的报告，以显著标题宣布调查结果：声称此次民调，被调查者“全数信仰三民主义，孙中山是革命领袖，……上海著名的人是陈德征，多数赞成废除阴历”。④《市宣传部发表元旦民意测验统计》，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1月13，第2张第1、4版。主办者对元旦民意测验的高度评价，与对总理纪念周民调的分析说明一样，旨在证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国民党在内政外交重大问题上的宣传动员成效和社会认同度。然而，简单将这种宣传效果等同“民意”，与真实的民意状况能完全吻合吗？
与近代中国其他时期的民调比较，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4次民调最鲜明的特点是是官办，是国民党官方通过其机关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地方执行部和宣传部直接指导下，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组织动员，有计划进行的民调。
从具体主办者考察，这四次民调系以上海《民国日报》为平台举办。该报创办于1916年1月22日，邵力子任经理，叶楚伧任总编，“二次革命”期间为中华革命党的党报。从国民党“一大”开始，《民国日报》成为国民党机关报。孙中山逝世后，该报一度被西山会议派操持。北伐战争兴起之初，总编叶楚伧调整与国民党的关系，表示《民国日报》只有“在统一的党的指挥下”才能成功，对国民党及其发动的北伐表示拥护①叶楚伧：《恭贺新禧》，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月1日，第l张第3版。，该报回到国民党原先的政治立场。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进驻上海，国民党着手控制社会舆论。国民党中央制定出《关于宣传及民党运动准则》，强调革命运动高涨，在此紧要关头，民众需要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下组织起来，作“有序的宣传和运动”，不可枉顾规范，“予帝国主义以口实，贻革命前途之隐患”。要求上海民众，“在此军事时期，凡是宣传的口号和实际的活动都要特别注意”。②《自崇禧总指挥昨午抵沪》，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3月23日，第l张第2版。4月6日，蒋介石指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刊登告示，命令“此后上海各报登载各项公文标语须有本部盖印发出方为有效”③《上海各报馆均鉴》，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6日、7日，第l张第3版。，明确将所有上海媒体置于国民党军政当局监控之下。3天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派员检查沪中各报，作出4项规定：1、勿载反三民主义之稿件；
2、勿载诬蔑或离问国民党领袖、或动摇国民革命军之稿件；
3、勿载抵触革命军所属机关之稿件；
4、军事时期，勿载关于战事及政治的反宣传消息。④《东路军前敌政治部招待新闻界》，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9日，第2张第2版。在此特殊背景下举办的上海民调，焉能不受国民党官方规范？
不仅如此，民调操办人的特殊身份也透露出这四次民调的官办色彩。当时，《民国日报》的主编职务已由陈德征接替。陈曾担任上海法科大学教授、国民党上海党务训练所所务委员、中国国民党上海临时政治分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委员、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部长等职。⑤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第1426页。本文讨论的四次官办民调，都在陈担任国民党要职期间举办，其国民党高级官员的特殊身份和执掌，决定了他思想及政治上所作所为的性质。就运作平台看，四次民调的调查告示、调查问卷、调查结果及调查报告均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党务》上。上海特别市党部以《党务》副刊为平台开展民调，说明在主办者心目中，这四次民调的举办均属国民党的“党务”，既然是“党务”，就必然带有“党办”或官办性质。这与一般社会团体、标榜教育独立的学校和普通报刊举办的民调具有根本区别。
受资料限制，笔者尚未找到与这四次官办民调大致同期的有关民调的官方制度规定，但鉴于国民党对意识形态宣传及对民调控制的始终如一，某些稍后出台的相关规定亦可从政策一致性角度，提供与这四次民调相关的制度文本参考。
1941年4月26日，国民党在此前管理舆论宣传的做法基础上，正式颁布国民政府3886号代电核准的“秘密调查民意实施办法”。1943年春，国民党根据“实施办法”并遵照蒋介石同年3月5日机密（甲）字第4191号手令暨1943年对民意调查的指示，拟定“改进实施办法”。
关于调查事项，“改进实施办法”的规定为：1、人民对抗战及国际问题之一般认识与观感。2、人民对政府各项政策实施之反映（如新县制之实施、兵役之推进、禁政之执行、平抑物价、粮食管理、金融税政、教育、交通建设等问题之意见）。3、人民对本党党务推进之认识与意见。4、人民对官吏贪污、社会不平等事件之传说与意见。5、人民对各党派（尤其共党）之观感与批评。6、在上述各项调查进程中，如发现有反间作用与破坏后方嫌疑之传说时，应即进而秘密追查其来源，分析其作用，藉供政府为神秘宣传站之参考。
关于调查对象，该实施办法规定：应普遍于城市乡村各阶层民众，以获取真正之民隐。过去偏重于茶楼酒肆下层农工人民意见之采访，今后更应把握足以影响左右社会人民意见之各阶级份子（如智识份子、城市商人、乡村小学教员、保甲长等），藉供指导人民思想与施政决策之参考。
关于调查方法，该实施办法规定：1、以后凡收集民意及发放消息，应尽量由不同人员在不同地点执行，俾能互相参证，了解真相。2、择定重要场所设法积极利用，期能成为民意集散机关。3、就茶馆、酒店、浴室、理发店及其他人民时时集会场所之从业人员，择其文化水准较高者，建为工作关系，设法予以训练，并随时指导其查报事项。4、设法利用各地社会服务处、俱乐部、社交会堂等，布置关系，使能对民意调查工作，经常贡献。5、加强各大中学之工作布置，对各学校师生对时局政治之讨论、座谈会，以及壁报、不定期刊物，及其在校外之言论等，随时注意查报。6、建立文化人工作关系，并与新闻界设法打成一片，配合工作进行。7、运用各级参政参议会议员，扩展民意查报之来源。8、遇集场、庙会、兵役抽签、帮会集会时，查报其有关民意调查事项之谈论意见。①《民意调查改进实施办法》（1941年4月2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全面抗战（十七），入藏登录号：002000001185A，典藏号：002-080103-00050-025，台北“国史馆”藏。
按照上列规定，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其控制区域内任何民意调查，无论是调查对象，调查事项，调查方法，均须完全按照国民党官方制订的办法，受国民党党政权力的控制。这些规定虽系上海四次民调之后十余年才得以完善，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民调主持者对国民党“党义教育”的强调，应与之一脉相承，其规范的细密程度容或有异，但官方控制的色彩却高度吻合，应无二致。
首先，如同该“改进办法”规定的那样，国民党官方为举办这四次民调，在社会动员方面做足了功夫。以反俄民意测验为例，这次民调参与者甚多，“一般民众”被划定为主要调查对象。所谓“一般民众”，包括上海政府机关与军队，工、商、农、学各界，各社会团体，街道居民和“无组织民众”等，基本囊括上海各界及各阶层人士。对不识字的民众，主办者规定可请人代写送后送至党部。在各界参与者中，学校师生尤其受到主持者重视，上海各大中小学众多师生被纳入其中，成为被调查者。以“反俄民意测验”为例，民调开始时，学校已进入暑假，但主持者也派人前往学校，对留在学校的师生进行测验。①《本市训练部举行对俄民意测验》，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7月24日，第2张第4版。下一自然段的统计数据同此出处，不另注明。
“总理纪念周”民调的动员也很充分。史料显示，这次民调由党部训练部会同“民训会”将测验表分发到各团体、学校及机关，在收回的8 000份的“总理纪念周”民意测验中，学商约占19%，可见其他阶层的参与者占比更高。
在四次民意测验中，“反日民意测验”的官方宣传动员最具特色。1928年12月15日被确定为“市民宣传日”，“反日民意测验”已经进行到第二天。这天，国民党上海执行党部要求各分部组织宣传队，携带民意测验表到各学校、工厂及街道民居宣传。②《各区指委会积极筹备反日保路宣传、各区分开分部宣委联席会议、分配测验工作指导宣传方法》，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12月12日，第2张第4版。与别的民调不同的是，此次民调虽有其他阶层及社会团体参与，但主要调查对象是在校小学生。对这种类似“从娃娃抓起”的做法，主持者陈德征解释说：“反日民意测验”以小学生为主要调查对象，是因为“我们反日工作，不但做在表面，还要做在根底，我们要做中国将来的柱石，都知道日本是我们唯一的敌人，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去打倒。”③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12月7日，第2张第4版。小学生也被国民党地方执行党部视为宣传对象，可见其重视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组织者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调查主要针对“一般民众”，但上海各党部的党员也被纳入这四次民意测验的范畴。遵照上级指示，调查期间，国民党上海各区党部召集党员开会，发放问卷，要求党员回答问题并认真填表。国民党普通党员的参与，打破了以往民调中的官民界限，形成党内与党外的意识互动，极大推动了各界参与民调的热情和积极性。
其次，国民党官方开动宣传工具，在民调期间做了充分的宣传工作。其具体办法是在民调之前，派出大量“党义教师”，组成演讲队，深入街头巷尾或学校进行宣传演讲，调动民众情绪，然后进行民调。
例如“反日民意测验”期间，上海市一区党部曾全天候活动：“上午到南市各中心小学演讲，下午由党义教师携带测验表等分赴各学校测验，计受测验者学生达四千余人。”除学生之外，党部还要求各校老师参与填写民意测验表。国民党党部三区十九分部负责“往各学校举行反日常识测验，同时并请各该校教职员填写民意测验表。”①《上海反日保路大运动第二日》，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12月16日，第2张第4版。不仅如此，各党部还组织“演讲队”在街头巷尾演讲，对民众进行反日宣传，民众听完演讲，纷纷参加民意测验。此外，江湾劳动大学的学生（其中部分人或有国民党党员身份）也参与党部宣传，组织20队宣传队，其中大学部学生14队，中学部学生4队，前往上海附近村落宣传，同时散发民意测验表，进行测验。②《反日保路运动第三日继续向民众大宣传》，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12月17日，第2张第4版。此外，传单也被广泛运用，国民党上海吴淞“八区党部”在民调期间散发《反日保路小传单》三种，并与上海电影建设会接洽，在中央医学院大礼堂放映“爱国电影”和各种反日运动短片，“以增进民众反日之情。”③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12月17日，第2张第4版。
就内容而言，这几次调查涉及内政和外交两方面。尽管都存在国民党的党义宣传，但在对外问题上，无论是反日还是仇俄，均与中国遭受日、俄侵略，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利益受到侵害，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有关。在对外问题上，党义宣传（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与民众的爱国诉求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因而相关民调数据，虽可能因宣传而发生变量，但基本方向并未走偏，调查结论大致反映了当时的主体民意。
这种情况，在反日民意测验中体现最为充分。1928年济南惨案之后，上海掀起规模宏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国人同仇敌忾，因而上海民众积极参与这次民意测验。作为上海市特别党部举办的四次民意测验中的第一次，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收回的答卷多达11 506份，居四次民调之首，说明民众的参与热情极度高涨。国民党党部的反日宣传与民众的反日情绪形成合奏，体现了高度一致。陈德征说：“全国的反日运动能受各地各级党部的指导，有了一致的步骤和同一的态度。”④《市指委会招待全国反日会代表》，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7月26日，第2张第4版。所言基本符合实情。就连陈德征本人，在稍后的元旦民意测验中得到多数投票，被推举为“上海最有名的人”；
这与他长期以来坚持反日立场，领导和推动上海民众反日爱国运动，得到上海民众认同有关。他得到的选票与他在上海民众心中的影响大致成正比，并不完全是因为他是这次官办民调的主持者。⑤中日济案交涉停顿之际，恰逢中日改订新约谈判之时，日本政府竟然以保留不平等条约作为撤兵的条件。面对日本的无理要求，民众的态度更加愤慨，各团体认为绝不可妥协。可见在对日问题上民调结论与真实民意的一致性。参见杨程：《党意还是民意：上海〈民国日报〉上的民意检验（1928—1932）》，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30—32页。
在对待不平等条约的民意方面，民调结论也表现出与真实民意的高度一致。以总理纪念周民调为例，问卷第七题：“对于不平等条约，废除好昵，修改好？”调查显示，对不平等条约，95%的民众要求“废除”，只有3%的民众赞成“修改”。对这一题，党部在民调总报告中分析道：“不平等条约，民众95%均主张废除而不主张修改，与本党之政纲所规定者相同。必以修改为手段，冀得一时之妥协者，不第与党纲相反，且亦与民意相乖。今之从事外交者。宜注意及此。”①《本市执委会训练部民意测验总报告》，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4月14日，第2张第4版。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被调查者多达95%，即便是主张修改，前提也是对不平等条约的存在表示不满，只是手段稍稍和缓而已。这与经历国民革命成功之后，革命外交主张已经得到多数国人认同的实际是基本吻合的。
对中国面临的主要敌国外患的认知方面，民调结论也表现出与真实民意的接近。元旦民意测验第三题：“哪一个国家是我们最大的敌人？”统计显示，在总数为3 000分答卷中，认为日本是最大敌人的票数为1 841票；
错误理解题意将投“田中义一”的有35票，如果将这35票也理解成投给日本，那么，认为日本是中国最大敌人的共1 875票（占62.5%）；
投俄国的有955票（31.8%）；
投英国的549票（占18.3%），法国有60票（占2%），美国有32票（占1.1%）。主办者在分析这些数据时指出：日本企图吞并东北，俄国对外蒙古抱有野心，两国已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②《市宣传部发表元旦民意测验统计》，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1月13，第2张第1、4版。相较之下，就对中国的危害而言，“老牌”的帝国主义英法，在民调中已经远不如日、俄，至于美国，认为构成对中国主要威胁这仅及百一。这种民调结果，与国人对国际关系的真实认知大体吻合，是值得相信的。③参见杨天宏：《北洋政府“联美制日”外交及其困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5 期；
杨天宏：《近代国人对苏俄的认知及其变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如果说在对外问题上，上海几次官办民调结果与真实民意存在较大程度的“合”，那么，在对内问题上，这几次民调的结果与真实民意就存在明显的“离”。
从上文涉及内政的民调数据看，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貌似取得良好效果。例如在元旦民意测验中，有关你信仰什么主义的3 000余份问卷调查中，信仰“三民主义”得2 575票；
信仰“孙文主义”的有513票；
信仰“革命主义”的有241票。考虑到孙文主义就是三民主义，革命主义也肯包含部分三民主义，三项加在一起，总数达到3 329票。姑且不论总票数的“3 000余份”的“余”，是否多到329份，即便这一数据可被接受，在国民党统治初期，国人对三民主义已达全民信仰的程度，也不可思议。
有一“民办”性质的民调可资对比，时间也是在1929年。校庆31周年之际，北大师生组织了一次民意测验，测验设置了10个问题，其中第8问为：“最适宜于中国的主义是什么主义？”调查结果，虽然各种主义中，信仰三民主义的人最多，但也只有179票，占总票数571票的31.3%。能够反映学生思想的第11问：“现在的思想家你最崇拜的是哪一个”？答案排列第一、二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二人都未必是三民主义思想家。对与思想信仰有关的另一问题：“（国民）革命军与军阀有没有区别”？回答“没有区别”的人达107人，认为革命军安民救国、军阀扰民亡国的148人，对国民革命军的认同度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高。①《三十一周年纪念大会民众心理测验》，《北京大学日刊》1929年第2315期，第3版，第445页。此外，与元旦民意测验几乎同一时期、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主持的“总理纪念周民意测验”，其调查结果，信仰三民主义的只有75%，与元旦民意测验反映的民众信仰状况差异甚大。
此外，这几次民调反映的民众对国民政府重要领袖人物的推崇，对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满意度超乎寻常，也难以置信。调查显示：“民众对于本党的表示，说好的竟达60%，说好而必须整顿的亦达30%，说不好的竞达10%”。对“你觉得国民政府好吗”一问，调查结果，50%的民众给出肯定答复；
35%的民众认为尚可，但须整顿；
只有15%的民众认为“不好”。两问的总体认同度均超过85%，但如果与上引北大民调的调查结果比对，就会发现情况恐非如此。北大民调第4问：“（国民）革命军与军阀有没有区别”？回答“没有区别”的人达107人，占总票数18.7%；
认为革命军安民救国、军阀扰民亡国的为148人，占25.9%。②《三十一周年纪念大会民众心理测验》，《北京大学日刊》1929年第2315期，第3版，第445页。两者得票率均远低于半数，说明对国民党及其军队的认同度并不如上海民调显示的那么高。
造成民调数据出现疑问、可能与事实不符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实施“党义教育”，混同民调与宣传，将调查数据放大，从而与在同一时期诸多文献反映的中国思想言论界的状况，形成强烈反差。大量事实反映，当时国人，至少作为其代言人的思想家和学者，对国民党的“党义教育”，普遍持抵触甚至反对的态度。
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国民党意识形态宣传甚嚣尘上之时，徐志摩发表《关于党化教育的讨论》，对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提出尖锐批评。③徐志摩：《关于党化教育的讨论——答张象鼎先生》，《晨报副刊》第1446号，1926年9月20日，第34—35页。1929年，当国民党的党义教育以及与此相关的民调大规模开展时，胡适公开发表《知难行亦不易》和《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两文。他针对国民党统治下“思想言论完全失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
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遣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的严酷现实，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思想言论自由的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④胡适：《人权论集·序》，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5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23页。
1932年2月，陈选善发表《党化教育》一文，认为党化教育“根本的要不得”。在他看来，党化教育就是“依恃党政府的力量，用‘教育’的手段，麻醉一般青年的思想，使他们服膺党义，成为三民主义的信徒。三民主义只能奉行而不许研究，只能服膺而不许批评，这是党化教育的精神。列党义为各级学校的必修科，做纪念周，读遗嘱，向孙中山先生遗像及党国旗行最敬礼，唱党歌等等，这些是党化教育的形式。我对于抱这种精神，具这种形式的党化教育是深切的怀疑、反对。”⑤青士：《党化教育》，《教育与职业》第132期，1932年2月，第69页。1933年，任鸿隽在《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一文中指出：“党化教育，几乎成了一个矛盾的名词。”认为“有了‘党化’，必定是没了‘教育’；
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党化’，而党化教育的不能成立，更不待言了。”①叔永：《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独立评论》第3号，1932年6月5日，第14页。1934年张墉披露：在国民党统治下，尽管党义被奉为圣经，纪念周却不如基督教的礼拜，上堂则瞌睡沉沉，开会则人声噪杂，党的设施与理论永久不会提到。至于党义教师的传授，内容重复，缺乏新颖精到的方式，学生兴趣淡薄，找好看小说，谈闲天。于是“纪念周便成了奉行故事的场合，党义教师也不过是普通混饭主义的人物。这样，党的权威在学校便扫地无余，党化教育又安得不让他根本破产？”②张墉：《论党化教育》，《中兴周刊》第3卷第5期，1934年2月3日，第5页。
一度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推进国民革命的中共，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也持严厉批评，提出“争求研究思想学术的自由，反对愚民政策的‘党化教育’”的主张。③《中央路通告第43号——为全国学生总汇开会事》（1929年8月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401页。
“党化教育”在有思想且敢于直言的学者或思想家看来如此糟糕，由国民党地方特别党部执行部和宣传部主持的，旨在宣传贯彻国民党“党义”的民意调查，其调查结论与真实民意之间的距离，自然相去甚远。④正因为如此，在国民党上海党部主持的民调中，也出现消极应付的情况。对个别被调查者的不配合，总报告批评指出：此次测验意义极为重要，民众之认真填写者亦在90%以上，然而，“间有一二人秽言恶语，调笑百出，视同儿戏，殊非所望，后宜深戒”。《本市执委会训练部 民意测验总报告》，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4月14日，第2张第4版。
民意调查是民主政制下言论自由的表征，民意不受法律之外限制的自由表达构成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除了袁世凯的“约法”限制基本人权，其他根本法都将基本人权写进去宪章文本。国民党强调“训政”，开始试探性管制言论，导致民调发生质变。1927年之前的民调基本是民办，之后则出现官办，但未完全杜绝民办。国民党统治下民意表达尽管受到管控，但仍具有一定自由空间，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因此被煮成一锅夹生饭。胡适等人批评“党化教育”的文章可以刊出就是明证。国民党是被苏俄改造过的政党，想学苏俄那一套却学不像。称之为资产阶级政党，他拥有军队，不要议会，还要掌控舆论；
说他是苏俄式政党，他又不搞阶级斗争，标榜训政之后实行宪政。这一体制，以“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概括，颇为恰当。在这一畸形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体制下，民调必然扭曲变形，出现所谓“官办民调”。
民意调查由官方举办并非中国独创，国外也有先例。1945年10月，日本在内阁情报局设立民意调查课，在学习调查技术后，调查课着手进行实验调查。⑤佐藤彰等著、周金城等译：《民意调查》，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9年，第12—13页。法国也是如此，其内阁“新闻与传播处”具有统筹协调政府各部开展民调的职能，常委托民调机构作民情民意调查。这种由政府委托的民调，多少带有官方色彩。与法国不同，美国一些政府部门则设有专门的民意调查机构。官办民调有别民办民调，其特点是“样本较大，完成率高，样本误差少，资料普及性高，价格便宜”。①林竹等编：《国外民意调查与政府决策》，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 年，第40—41页。然而，由官方（或执政党）主导进行民调存在以政府意志影响操控的可能，因而国外所谓“官办民调”，调查主旨通常被限定在人口状况和社会行为方面，很少介入容易发生争议的主观意识领域。
与国外政府较少介入主旨为主观问题调研的民调不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这四次民调均系政党和国家权力插手纯属主观意识及情感认知领域。这样的调查有其优势，可利用的资源丰富，经费充足，主旨和目的性明确，社会动员广泛，这从四次民调被调查者总人数超过4万人可以得到证明。但因是官办，这类民调也存在严重问题。
从调查结果上看，有关外交的调查所获数据、结论大致与实际民意相“合”。然而在有关内政的调查项目上，情况则大相径庭，表现出与真实民意的“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四次民调，明显混同政治宣传，很大程度上被做成对国民党“党义教育”的成果检验，与旨在尊重民意以维护民主政治的现代民调存在本质区别。以民众对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认知为例，官方公布的民众对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认同度（含虽需改良但总体良好的认知）高达90%，这与同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徐志摩、胡适、任鸿隽、陈选善、张墉等人的集体发声形成强烈反差。尽管“民调是一种近似的、经验论的测量技术，会有失手的情况发生”②罗兰·凯罗尔：《民意、民调与民主》，何滨、吴辛欣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82—83页。，但如同这几次民调般混同“党义宣传”与民调，导致民调结果与真实民意大幅背离的情况，在民办性质的民调中就较少出现，留下的教训极为深刻。
尽管如此，若剥离政治因素，从纯民调学与民调史研究立场审视，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存在，这些官办民调对全面认知近代中国的民意调查与民意，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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