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垚
1.中国地理环境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东临大海，西凭高山，北边为广袤无垠的沙漠和草原，南边水草丰满、森林茂密，但在古代是瘴疠之乡、毒蛇猛兽出没之地。这样的地理环境并未造成中国与外界阻隔，古代的中国先民即曾越过重重困难，向外发展，吸收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也传播我们自己的文化。《穆天子传》载周穆王（公元前976年—公元前921年）西游往会西王母，其路线大约是经甘肃、青海、新疆直抵帕米尔。殷遗民箕子东游朝鲜，秦人徐福跨越大海到达日本。这些记载和传说反映了我国先民的开创精神和发展业绩。
我国地域广大，地形复杂，各处气候、地理条件多有不同。东北是寒温带森林区，有草原、沼泽分布；
华北是黄土高原，土质肥沃，宜于农耕；
长江流域气候温暖湿润，水源丰富，沼泽密布。西北有干旱草原和内陆荒漠，亦有灌木林和浅水池沼；
西南青藏高原，冰川广布，云贵高原则多河谷盆地和热带雨林。在华北平原直至秦岭以南地区，是我国早期农业的发达地区；
华北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最先诞生、发展的地方。
我国的西北直到东北一带，横亘着广袤的草原和荒漠，这里一直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地方。古代游牧民族生活条件恶劣，生产条件简陋，必须从南部农业地区获得一定的生产生活资料才得以维生。他们也向农业民族提供一定的生产生活资料，如牲畜和畜产品。所以，双方的贸易交往是必不可少的。伴随着和平贸易，国家之间为掠夺资源也时常进行战争。中国古代王朝，主要关注西北部游牧民族的侵略活动，为此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物力。
中国东部面向大海，有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岸线绵延长达18 000公里，古代居民就有向海而生的习惯。齐有鱼盐之利，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另外，大陆上河流密布，湖泊众多，许多国家争霸之时，已经发展出水军作战的各种器械和方法，包括建造船只、训练水军等，春秋时期吴、越、楚之间的争霸战争即利用了水军。
中国古代向海而生的历史，显得十分迟缓。从秦始皇统一开始，中国长期是一个统一的陆上大国，农业发达，不大需要到海洋寻找生活资源。沿海居民虽然有鱼盐之利，但长期也以农业为主，没有向海洋发展。由于西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侵略，因此历朝历代都把主要精力用于防范西北方面，从秦始皇开始就是这样。
2.秦代的海洋事业
秦始皇号称“千古一帝”，他统一中国后，也曾经到海边巡游：
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巡泰山，和鲁儒生商议后进行了封禅仪式。然后并渤海以东，“穷成山，登之罘”，“登琅邪，大乐之”，“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①《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44页。他刻石歌颂自己的功德：“事已大毕，乃临于海。”就是到海边望了望，没做什么事；
虽然移民三万户到山东，但可能是为了以后再来时能保障供应。
二十九年始皇帝再次巡游，“逮于海隅，遂登之罘”，到达琅邪。三十二年，始皇帝又到碣石。三十七年，秦始皇进行了最大的一次巡游，丞相李斯和少子胡亥跟随。南下到云梦泽，祭祀虞舜于九疑山，沿长江而下，到了浙江，渡过钱塘江，在会稽祭祀大禹，并在这里眺望大海。然后从浙江乘船出海北上，一直到达山东的琅邪。这是秦始皇唯一一次真正沿海巡游，在当时条件下，十分难能可贵。可惜他在归途中就病死了。②《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49、251、260页。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向南方征讨，“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戌。”③《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53页。今天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一带，当时居住着瓯越、闽越、南越等少数民族。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为图“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命大将尉屠睢带领大军五十万①伐南越军达五十万之众，不可信。应该是十万人。参见李开元：《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179页。，分为五军，攻击南越等地。江南水道纵横，可能用船只运输军队，但史书无载，详情不明。因为后勤补给困难，又开凿灵渠为粮道。这次战役并不顺利，虽然杀了越人的酋长，但越人躲入丛林中，不肯投降，而且乘黑夜攻击秦军，杀将军尉屠睢。秦始皇损兵折将，不得已派遣适戌在那里守卫。②《淮南子·人间训》，《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2页。
秦始皇真正派人出海，是为求仙人和不死之药。这在当时是十分盛行的一种迷信。据司马迁说，仙人之说和邹衍所倡导的终始五德之说有关系。邹衍的学说中有一些地理知识，但许多部分讲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宣传天命论，成为方士的由来。方士大多为燕、齐人，他们生活在海边，开始传邹衍之术而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③《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69页。在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之时，这些人就入海求神仙。说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那里有仙人和不死之药；
远处可以看见，到山的附近反而在水下；
船只到山前就会被吹走，所以老是到不了。这一些鬼话在战国时代就骗了好多国君。
秦始皇时期，方士不可胜数，有名有姓的就有好几个。秦始皇也希望能遇见仙人，找到不死之药，所以多次派人入海寻找。
二十八年，秦始皇到了琅邪，有齐人徐市（福）上书，于是秦始皇派他“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据淮南王刘安的说法，徐福就是装神弄鬼，他先是说入海遇见大鱼阻挡，秦始皇派人去射大鱼，还亲自去射大鱼。后来又说见到大神，神说秦始皇的礼太薄，所以不给延年益寿药，说要童男女和百工等才行。于是，秦始皇派遣徐福率领童男女三千人，后行还要送五谷种子和百工。到了平原广泽，徐福自己称王，不回来了。④《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086页。这就是有名的徐福东渡日本的故事，是日本弥生文化的起源。
三十二年，秦始皇到了碣石，又派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据说这两个也是古仙人），还派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同年派两批人去，看来秦始皇挺执着于此。这些骗子不断戏弄秦始皇。那个卢生告诉秦始皇说，从海上回来看见图书（大概是他伪造的图吧），“亡秦者胡也”。他又造谣说，秦始皇应该让别人看不见，然后就可以见到“真人”，得到不死之药。最后大概发现这些骗局要被拆穿了，于是卢生、侯生相率逃亡。秦始皇方才醒悟，原来这些方士都是骗子，不死之药不可得，乃将他们逮捕审问，最后坑杀其中六百四十余人，终结了这场求仙人、求不死之药的闹剧。
3.汉代的对外发展
汉初经七十余年休养生息，国家经济状况转好，人民生活富裕。而北方匈奴日益强大，冒顿单于即位后，不断侵略扩张，不时侵扰汉朝边境，而且深入内地。以后继位的几个单于继续冒顿的政策，双方冲突愈演愈烈。汉高祖率兵伐匈奴，被困于平城，险些做了匈奴的俘虏，不得已与之和亲。但匈奴仍然不断袭扰，对中原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破坏。
汉武帝时，国家的物质力量和军事准备已经比较充分。从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119年，汉帝国对匈奴的战争进入主动进攻时期，期间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的战事最为著名。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卫青出代郡，与右贤王战斗，霍去病出定襄，寻找单于主力。这次是深入漠北，长途远征，有十余万匹马相随，还有数十万步兵担任辎重运输。卫青遇见单于主力，混战中单于逃脱，大战中斩敌首万余级；
霍去病奔驰二千余里，捕获匈奴大小首领八十余人、士兵七万余众。汉军追击到狼居胥山（蒙古肯特山），抵达翰海（今呼伦湖、贝尔湖）。匈奴损失巨大，被杀者达八九万，远退北方，“幕南无王庭”。汉朝损失也不小，军士死十万数，马匹损失更大，以后再无力发动这样规模的战争。汉朝占领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设置屯田，驻扎吏卒五六万，不断向北方发展。
武帝之后，昭帝、宣帝时，与匈奴的战争仍然继续，不过匈奴内部日益分裂，相互混战。南匈奴内附，和汉族融合，进行农业生产。东汉时，再次击败北匈奴，公元89年，窦宪、耿秉率大军出击，出塞三千余里，北匈奴二十余万人投降。窦宪、耿秉在燕然山刻石纪功。以后北匈奴一部分被鲜卑并吞，一部分走上西迁的道路。齐思和先生著文描述了匈奴西迁到欧洲的过程和他们在欧洲的活动。①详见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中国史探研》，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汉代已经建立海军，汉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肆，修武备云”②《汉书·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90页。。楼船军主要在南方各地设立，属于郡国兵，征发渔民子弟充军，没有常任指挥官。如有征伐，临时派遣指挥官领军作战。平时有官员负责水军的训练和管理。《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在长安修昆明池，周围四十里，用以训练水军。汉代造船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可以建造三层高的楼船，高十余丈。每层都有女墙，可以发射箭矢，攻击敌人，保护自己。这种船只体形高大，能运载许多兵士，据说多者可达千人，但是船为平底，抗风浪能力差，遇风浪很容易倾覆。此外，还有狭长的艨冲，专门用以撞击敌船；
先登、赤马等轻型战船则可以快速进攻，接敌作战。我们从考古发现的战国时代水陆攻战纹铜鉴等器物上看出，战船分上、下两层，下层的浆手伐船前进后退，上层是士兵用弓矢、长钩矛、长斧等相互攻击，是一种接舷战，如果敌船与我船接近，或射箭、或登船相互格杀，和在岸上基本相同。船上还有用来指挥的旗、鼓等。这时船只的装备已经十分完备，有楫和棹，亦有橹、舵和帆等。楫和棹都是浆，楫比较短，水手在船边划浆，入水浅；
棹比较长，在船边做了固定浆板的支点，力量就比较大。橹由浆演进而成，把入水一侧的板做成弯形，摇动橹就可以产生不间断的推力，是我国对造船和航海的突出贡献。另外，船尾舵专门用以掌握船只的方向，帆则利用风力使船前进，有固定帆，在任何风向下都可以调整帆的角度，使船前进。船只内部，横向做了分割船舱的隔板，这样即使一舱漏水，也不影响整个船只，还可以快速堵塞漏洞，修复损坏。这是我国对世界航海技术的伟大贡献。有了这些装备，中国当时的海军力量可以说是相当强大了。
汉武帝在和匈奴作战取得胜利后，发动了对南方的统一战争。首先是派兵攻占南粤。南粤本是秦朝建立的南海、桂林、象郡等地（今广东、广西、湖南南部），秦灭亡后，汉人赵陀自立为王。汉武帝时，南粤王已经归顺，但是其丞相吕嘉杀南粤王母子和汉使，拥兵对抗。元鼎五年（公元前119年），武帝派十万大军分四路攻南粤。他们从水路进军，进至番禺（广州）城下，经过激战，平定南粤，于当地设立谵耳、珠崖、南海、苍梧、九真、郁林、日南、合浦、交趾9个郡，疆域包括今越南北部的河内、清化、义安等地。
闽粤是今福建一带，汉武帝任命朱买臣为会稽太守，令其“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须诏书到，军马俱进”。当汉朝进攻南粤时，闽粤自请协助，而实际上却与南粤暗通消息，先是按兵不动，后来公开反叛。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命令五路大军进攻闽粤，闽粤投降，东南沿海完全收归中国版图。
朝鲜久为中国大陆的属地。汉初，燕人卫满率千余人东走出塞，渡过贝水（今清川江），自号韩王，建都王险（今平壤附近），但他仍然是汉朝的外臣，受辽东太守节制。韩王子右渠继位，切断了与汉朝联系。汉武帝派使臣劝说右渠归顺，使臣杀死送他回国的朝鲜使者，于是引起战争。
汉武帝派遣陆军过贝水进攻，另派楼船军五万，自胶东之罘（今烟台）渡过渤海，直取王险城。五万大军渡海作战说明汉朝的水军力量已经十分强大。但两支部队互不协调，都打了败仗。经过一段时间整顿后，汉军终于攻克王险城，朝鲜相杀右渠投降。汉在朝鲜设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4郡，进行统治。①参见《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847—3967页。
但是，汉朝边防的重点仍在西部和北部，匈奴是防御的主要对象。武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基本和匈奴打了个平手，军费消耗巨大，后来实行算缗、告缗政策，财政才有好转。算缗是征收工商业税，增加了财政收入。告缗是临时性措施，没有给工商业造成大伤害。汉武帝能够实行这些政策，根本是西汉生产发达，经济良好，小农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保证了财政收入的增长。到了东汉，农民的依附关系加强，小农经济退化，商品经济也退化，所以“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②《后汉书·臧宫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97页。陆上的防御还做不好，海上就更没有什么进展了。③参见马克垚：《汉朝和罗马：战争与战略的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03—210页。
可以说，汉代虽然建立了相当强大的海军，但进行的海战是开疆拓土的统一战争。当时中国疆域广大，没有必要向海洋寻求经济利益，基本上没有从海洋向外扩张的动力。汉帝国是一个陆上帝国，没有成为海上帝国。
4.唐宋时期的海军及海战
唐宋时期造船和航海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许多船场可以造500吨以上的大船，航海船只都有水密隔舱，航行使用指南针。宋人著《萍洲可谈》云，“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我国已把指南针用于航海，后来这一技术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是我国对世界航海史的一大贡献。
唐朝的海战主要是征伐高丽，收复西晋时被高丽占领的辽东故地。唐军几次远征都是用海船运兵到朝鲜，再登陆作战。668年，唐军攻克平壤，收复辽东，在其地设安东都督府。此前663年，倭国（日本）曾以援助百济为名进攻新罗，这次唐军支援新罗，大将刘仁轨率水师战倭兵于白江口，四战四捷，焚倭船四百余艘，“烟焰滔天，海水尽赤”①《旧唐书·刘仁轨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791页。。这大概是一次火攻的胜利。
宋代海军不只是使用冷兵器，因为已经发明了火药，所以用上了火器。如火箭，用弓弩发射火药包，先点火然后射出；
火炮，即用抛石机或人力投掷装有火药的铁罐或药包，也是先要将其点燃。南宋时火器进一步发展，发明了可以发射的火兵器，如突火枪，用巨竹为筒，内装瓷片、碎石、碎铁子等，点燃火药将这些东西射出，虽然射程很近，但已经是一种可以发射的真正武器了。
南宋水军为挽救朝廷危亡曾累立战功。1129年（建炎三年），金大将宗弼（兀术）率大军南侵，直逼临安。高宗赵构一路逃跑，不敢抵抗。大将韩世宗准备截击金军于归途，率水兵8千人阻击金军于镇江，金军被迫进入河道湮塞的黄天荡，韩世宗水军战舰高大，用铁钩钩住金军小船，使之倾覆，取得胜利。后来金军用火攻，方才乘机逃回，但此后30余年，不敢再南下进攻。
1161年（宋绍兴31年），金主完颜亮派四路大军南侵，想一举灭亡南宋。南宋李宝以水军三千人阻击企图登陆杭州湾的金国水军，在石臼岛与之相遇。金水军有战船600艘，官兵3万人，水手4万人，但金军不习水战，水手多为汉人。10月27日，李宝趁风向有利，突然冲入金水军泊地，用火箭猛射，大火延烧金军战船数百艘。火所不及者，南宋军士登舟杀敌，金军大败，溺死者甚多，一些将帅也被杀，损失器械粮物甚多。李宝以三千之众，打败了数万金兵，粉碎了完颜亮灭亡南宋的计划。
不久，完颜亮以17万大军再度南侵，欲从寿春渡过淮河。担任淮西防务的王权不敢抵抗，致使金军顺利过河，宋军退至长江中的采石。前来劳军的文官虞允文主动担当起江防任务，收拾部队，只得1.8万人。他对江防作了周密部署，步骑兵隐蔽在高地后面，以水军为主力，在江中阻止敌军渡江。宋军有艨艟、海鰌等先进战船，而金军船只是临时拆取民房木板建成，很不牢固。当金军战船接近时，宋军海鰌船猛冲猛撞，金军船大部分被撞沉，士兵纷纷落水，又被宋军射死，金军损失四千余人。虞允文料定敌人次日必将再次进攻，乃分水兵为两部分，于上、下游待机歼敌。果然，次日金兵又来，宋水军上、下夹击，海鰌船横冲直撞，霹雳炮声震如雷，焚敌船三百艘。完颜亮退至扬州，拟从京口（今镇江）渡江，虞允文移师京口，金兵不能渡，最后完颜亮被部下杀死，金军全部北撤。宋军三次水战大败金军，保证了南宋划江而治、偏安一隅的局面。①三次水战，详见张铁牛、高晓星：《中国古代海军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第118—124页。
5.元朝的水师与海战
元朝继承成吉思汗衣钵，在占领中国后不断向海外扩张，有演变为海洋大国的趋势。元朝的造船业和航运业比宋朝还要发达，水军多达十几万人，进行过多次海上战争。但是元朝的海上扩张不是为了贸易、商业利益，而是为了蒙古大军的荣耀。
元世祖忽必烈（1260—1294）两次跨海进攻日本。1274年，他派高丽使者数次去日本说降，目的未果，于是决意征讨日本。忽必烈命高丽造各种军舰900艘，出动蒙汉军2万人、高丽军1.2万人，开始东征。当年十月，大军从高丽驶往日本，占领对马岛、壹岐岛，然后向九州进发，沿途遭遇日军抵抗，副统帅受伤，部队伤亡不少，于是决定后撤回国，因不熟悉博多湾的地理水文情况，遇暴风雨，船只触礁沉没者多，损失1.3万人。
1281年，忽必烈第二次东征日本。这次有汉军10余万人，蒙古、高丽军3万余人，但缺乏统一指挥，诸将各行其是，遭遇日军抵抗后，损失不小。加之水土不服，疾病流行，后来又遇台风袭击，许多军士溺死。汉军统帅弃3万余军人不顾，乘船逃归。这次进军又以失败告终。此后忽必烈仍然下令继续准备进攻日本，直到1294年他死去这一计划才告结束。
占城在今天越南的中南部，汉、唐以来即为中国友好邻邦。元朝时，占城新王不愿意受制于元，于是忽必烈在1282年派遣江浙、福建、湖广兵5千人，乘海船进攻占城。占城出动万余兵力奋勇抵抗，但不免失败，元军也损失不少。后来占城遣使入贡，双方恢复正常关系。
忽必烈还发兵进攻安南。安南一直为中国藩属，后来建立李朝（1009—1225），以升龙（今河内）为都城。李朝以后是陈朝（1226—1400）。这两个朝代都和中国有贡纳关系。忽必烈要进一步控制安南，提出“君长亲朝”“子弟入贡”“编民数”“出军役”“输纳税赋”“置达鲁花赤”六项要求，遭到拒绝。1285年，元军分六路进攻，安南军不断抵抗，虽然丢失土地，损失不小，但仍然坚持斗争。元军不习惯在水网地带作战，又不耐暑热，疾病流行，只好撤军回国。1286年，元军9万再次远征越南，水陆并进，攻破安南都城。陈朝国王败退海上，元军追击不及，兵疲又不服水土，不得已撤军，在撤退途中遭安南军堵击，损失不少。后来忽必烈死，征服安南的计划也作罢。
元朝最远的一次海上作战是征服爪哇。爪哇古称阇婆国，和中国保持友好往来。忽必烈因该国遣使入朝，王室成员未亲至而不满，派兵远征。1292年，派史弼为统帅，率兵两万，战船千艘出征。从泉州出发，路上风大浪高，士卒数日不能进食。经过占城，到达加里曼丹，在此伐木造小船，准备登陆爪哇。次年二月，登陆成功。当时爪哇国王正和邻国交战，向元军求救。元军打败其邻国，大获全胜。元军统帅要求携带爪哇降表和进贡珠宝回国，途中爪哇突变，杀害元军统帅，展开进攻。元军且战且退，到达海边后登船返航，在海上航行68昼夜，抵达泉州。这次远征爪哇损失士兵3千人，以失败而告终。
总之，元朝从一个陆上大国同时转变成为海上大国的企图，没有成功。不能成功的原因，一是元水军大多为汉人，汉人、南人在元朝均受歧视，因此作战不力；
二是元朝的海外扩张没有经济基础，主要是为侵略而侵略，为扩张而扩张，打了败仗就罢兵，缺乏进一步行动的动力；
三是元军劳师远征，后援往往不济，所以累累失败。
6.向海洋进军的经济基础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主要生产部门，也是国家主要的经济来源。数千年来，中国已经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国，统治着辽阔的国土，建立了完善的、复杂的官僚系统，对全国进行垂直管理，对农业、土地的管理十分严格。《通典·食货典·田制》中说，“谷者，人之司命也；
地者，谷之所生也；
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谷则国用备，辩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如此三者，谓之治政”。土地、农业、劳动力是治国理政的三件大事。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农业，主导思想是认为农业是本业，工商业是末业。统治者每年要向天、地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祈求丰年；
皇帝要亲耕籍田，表示尊重农业；
地方官吏的职责之一是劝课农桑，使农业兴盛；
国家在农业上有大量投入，如移民垦荒，对贫苦农民往往贷耕牛、种食；
兴修巨大水利工程，以利农业生产。这些在西欧中世纪国家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中国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不断重复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论调，政策上也采取一定措施。但是，经济的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事实上往往是“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有人说，中国历史上的抑商理论和政策并没有多大效果，没有严重地压制商业活动。①赵冈、陈仲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446页。
有了经济的发展，国家就可以征收税赋，供应统治者、官吏、军队的需要。经济发展是财税的基础。中国古代国家的财政与税收和西欧有所不同。第一，中国的税收从很早的古代起，就成为政府合法性的标志。国家向人民收税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个原则就是孟子所说的，“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②《孟子·滕文公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7页。。中国古代政府的财政原则是仁政（这也许是从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即应该轻徭薄赋，不能横征暴敛。汉代就是“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与民”③《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27页。。唐德宗时，杨炎行两税法提出“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与人，量出以制入”①《新唐书·杨炎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724页。。由此开启了国家的预算制度，同时把赋税按照实际需要征收并成为一种制度，使税收不至于向无序化发展。
西欧的税收原则，到近代早期仍然沿袭中世纪时的状况，即国家税收分为正常收入和额外收入，正常收入是国王在自己领地上的收入，以及其他封建权利的收入等，国王（即国家）应该依靠这一收入维持，如果不足，才能向下级臣民征税，所以把这种税收称为额外收入。而根据原则，额外征收需取得臣民的同意。因为额外收入的主要需要是战争费用，而战争是国王保卫自己臣民的义务，所以国王总是不断征收额外费用。②参见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3页。
中国古代的税收主要是农业税，理想的税收政策应该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一般土地税、人头税都不高，徭役比较重。从汉代起，盐、铁生产由国家管理收税，后代一直延续，这就是禁榷制度。禁榷制度历来被认为妨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它主要是官督商办，既增加税收也给私营商业留下了发展空间③参见马克垚：《封建经济政治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3—176页。，所以私营工商业仍然不断发展。西欧中世纪由于土地和人民都被封建主分割占有，国家无法在全国征收赋税，只能在道路、桥梁等处设立关卡，盘剥商人。各地封建主也在自己的领地上如法炮制。据估计，13世纪在卢瓦河上有收税站130个；
15世纪在塞纳河上关卡很多，谷物运行200英里所付税款等于其出售价格的一半。13、14世纪之交时，德国威悉河上有收税站30多个，易北河上至少有35个。④详见波斯坦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二卷，钟和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55页。西欧国家疆域很小，工商业税演变成关税，成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
农业生产力发展缓慢，剩余产品不多，小农经济虽然是封建社会的支柱，但是农民的生产、生活并不太好；
丰年略有剩余，凶年则温饱不保，甚至濒临死亡。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财政越到后来越不足以维持国家需要。
宋代经济有很大发展，比唐代上了一个台阶。这时田制不立，土地成为可以自由转移的财产，因此出现农民分化，许多农民成为官家或私人的佃户，也有许多农民是自耕小农，他们根据所耕作的土地交纳地租和田赋。因为冗官、冗兵，对外战争不断，军费增加，还须向外纳币求和，所以财政困难。国家多方征税，在工商业发达的情况下，工商业税超过田赋收入，成为税收主要来源。根据刘光临的计算，宋代公元1077年，田赋为20 213万缗，占32.2%，间接税为42 484万缗，占67.7%。⑤William Guanglin Liu, 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5, p.48.宋初立国，即制定“商税则例”，规定每千钱算二十，并规定课税商品名目。由于当时对外贸易发达，所以关税征收也多，征收关税的主管为市舶司，设立市舶司的城市有广州、明州、杭州等八处，获利丰厚，动辄数十万缗。南宋时市舶司收入尤多，达百万缗甚至二百万缗，占岁课的1/20①郑有国：《中国市舶制度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37页。。宋代已经实现了政府收入高度货币化，并且发行纸币（交子）以助流通，又铸造大量铜钱，所以市场经济发达，税收收入也高，政府已经学习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王安石变法提出“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就是要向工商业收取流通税。所以，宋代中国已经有了向海洋发展的趋势，从一个大陆国家发展成为兼顾海洋的国家，因为当时有了向海而生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南宋，偏安江左，面向大海，深得工商业之利。解决财政困难，挽救危亡，都需要向海洋发展。在军事力量上，宋朝可以用海军打败金兵，保住了偏安局面，但是武力太弱，无力出海发展，不久被元朝灭亡，向海洋国家发展的势头就此结束。
7.元、明、清倒退的海洋政策
一般都说蒙古建立了囊括全球的大帝国，四通八达，陆上、海上贸易都十分发达，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元人擅长骑马作战，没有水军，更缺乏海战技术。向南宋的进攻依靠海战，它策反了蒲寿庚，使海军大振。蒲寿庚祖先乃大食人，世代在华经营，起先在广州，后迁徙到泉州。宋朝宽松的贸易政策，培育了他的家族成为巨富，一直做到提举泉州市舶司，有海船数百艘。蒲寿庚恩将仇报，元人进攻南宋时，他不仅投降还大杀南宋宗室、士大夫和宋军。②郑有国：《中国市舶制度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37、157页。他以数百艘海船助蒙古南下，灭亡了南宋。
元朝起初也设市舶司，但它实行“官本船”制，实际上是一种禁海政策。官本船制是政府出船只和本钱，由贵族、官僚经营海外贸易，“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双方七三分成。严禁私商下海，宋代的自由贸易完全被禁绝了。如前所述，元朝数次向外征伐，因为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持，失败后就偃旗息鼓了。
明代建国后，北虏南倭是心腹大患。北边元朝的旧势力，史称北元，有引弓之士百万；
以后演变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以鞑靼势力最大。明太祖朱元璋虽定都南京，但一直思考迁都北方，以对抗蒙古。曾经派太子朱标考察在西安或洛阳建都，因为朱标不幸早死而作罢。他在北边分封诸王镇守，四子朱棣是主要力量。朱棣即位后，曾数次打败鞑靼和瓦剌，但蒙古的威胁一直存在。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率军大举南侵，在土木堡（今怀来县西南）俘虏前来迎战的明英宗，史称土木之变。1550年，蒙古俺答汗率铁骑进逼京师，在北京城外大掠八天，满载而归。1570年，明朝和俺答汗达成和约，虽然保持了和平，但每年给蒙古的金帛数量惊人，成为明朝财政的一大负担。
明初对海上保持高度戒备，一是被打败的陈友谅、张士诚余部仍然在海外岛屿坚守，不时攻击明军，造成破坏；
二是所谓倭寇，即日本武士，时常到中国沿海抢劫、杀人越货。明朝在沿海设立卫所，建水寨，派水师巡逻，进行防御。朱元璋制定了保守的对外政策，主张保境安民，对外不征不讨。“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另一方面，朱元璋又以天朝上国自居，希望八方来贡，万国来朝。建国伊始，派遣使臣出海，建立过去的朝贡体系，“足履其境者三十六，声闻于耳者三十一”，对于来贡者，则“厚往薄来”，赏赐优厚。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航海时代，但它的原则是宣扬国威，招徕夷人，规模比朱元璋时期更大，对来朝贡者赏赐数量更是惊人。1405年（永乐三年），赏给日本钞5 000锭，钱150万，织金文绮、纱罗、绢378匹。次年又赏赐白金千两，钱1 500万，锦、缎、纱罗、绢412匹等；
赐王妃白金250两，钱500万，缎、纱罗、绢84匹。①转引自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79页。“厚往薄来”做的尽是赔本生意，难以为继。
明朝实行更严格的禁海政策，朝贡贸易的使臣及其携带货物，必须到指定地点进行查验，一是勘合表文，二是清点货物数量，然后运送京师，或当地处理。这是完全由官方垄断的，除贡品可以得到大量赏赐外，其余非贡品由政府统一出售获利。除此之外严禁私人海外贸易，1371年（洪武四年），“禁频海民不得私出海”，1381年（洪武十四年），再令“禁频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年间颁布了6次禁海令，一次比一次严厉。永乐朝沿袭太祖的禁海令，而且变本加厉，1404年（永乐二年）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②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3—127页。。但是，闽浙沿海地狭民贫，人口日益增加，靠农业生产无法生存，只有向海洋求生活，或者出海捕鱼，或者出海贸易。由于海外贸易获利丰厚，许多人铤而走险，下海经商。要求进行海外贸易的人民没有话语权，禁海令下的官方记载称他们是“海盗”“奸商”“盗贼”。他们中的不少人在从事贸易的同时也进行抢劫，这在古代是一种十分常见的事，亦商亦盗，一身二任。西欧历史上的维金人（北欧人），8、9世纪时在波罗的海、北海一带活动，他们向南方侵袭，既是商人也是海盗。英国都铎王朝时期，海盗活动十分猖獗，在海峡四处抢劫，既抢劫外国人，也抢劫本国人，也从事贸易，或者直接把抢劫来的货物出售。后来他们大肆抢劫西班牙从拉丁美洲运回国内的金、银。英国不但不禁止这种抢劫，而且伊丽莎白女王还鼓励他们，甚至自己也入伙。有了国家的帮助和鼓励，这种海盗活动更加明目张胆。后来一些海盗成为英国的海军将领，参加了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海战。中国一些学者因为一定要区分盗、商二者的身份，不断争论倭寇的性质，可说是不见怪而怪也。
海盗在明嘉靖时期尤为猖獗。这时的海盗可分三种：一是日本南北朝时期，许多武士、藩侯、浪人等，时常在我国沿海一带抢劫；
二是葡萄牙人来到，既进行贸易，也进行抢劫；
三是要求进行海外贸易的中国人，受到禁海令的阻挠，不得已沦为海盗。这是所谓海盗中的最大部分，“大抵贼中尽华人，倭者十之一二”而已。《吾学编》记载，“小民迫于贪酷，苦于役赋，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为盗”。《筹海图编》记载，“有冤抑难理，因愤而流于为寇者；
有凭借门户，因势而利用寇者；
有货殖失计，因困而营于寇者；
有功名沦落，因傲而放于寇者；
有佣货作息，因贫而食于寇者；
有知识风水，因能而诱于寇者；
有亲属被拘，因爱而牵于寇者；
有抢掠人口，因壮而役于寇者”。①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17页。从求生计到追求利益，形成王直、郑芝龙、郑成功这些雄居海上的集团。他们占领日本、中国、马来西亚等地，有众数万、数十万，船只数百艘、数千艘。他们是大商人，可以对抗国家力量，建立起自己的贸易王国。如果明朝实行开放的海外贸易政策，这些要求贸易的人们就可以自由出海贸易。以那时中国的航海技术和物产品种，一定可以开拓出海洋大国的新天地。朝廷在获利之后，再用军力支持海外贸易，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贸易船队远航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中国完全可能从一个陆地强国发展成为海上强国，不会迫于葡萄牙、西班牙、日本这些小国的困扰。此外，通过贸易往来，进行科学技术文化的交流，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也许早就为我们所吸纳，中国早就现代化了。可惜嘉靖朝厉行海禁，比洪武、永乐更甚，仍然不能向海洋发展。
后来隆庆（1563）开海，顺应了海洋贸易不可阻挡的趋势。“准贩东、西二洋”，允许福建、广东商人自由出海贸易，并在澳门开埠，允许外国商船来华贸易，并建立了征收关税制度。中国商品大量进入世界市场，丝绸、棉布、陶瓷、糖、金、黄铜、麝香、水银等，在世界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发展。为了换取中国商品，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缓和了中国贵金属短缺。据估计，16、17世纪，白银流入中国约为1亿两，约合3 000吨②详见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73页。。外国学者的估计更多，达7 000—10 000吨。③参见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10页。明朝后期白银成为通行货币，可惜当时未能将白银铸造成法定重量的货币，只是散碎银子，流通不便。
清朝建立后仍然沿袭明朝旧习，厉行海禁。因为清人出自东北，只知骑射，根本不知海洋为何物。另外因南明和江浙人民特别是郑成功的反抗，使清朝视海洋为威胁、为畏途，严禁人民出海以求平安。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不断下达禁海令，不许人民出海贸易，“片板不许下海”。如有私自出海贸易者，不论官民，即行正法，货物没收入官；
地方文武各官，如未能缉拿擒获，革职治罪；
保甲不行举报，即论死。清朝的海禁还实行野蛮的迁海政策，令沿海居民迁离海岸30里、60里甚至80、90里。元朝曾经有人建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就是要杀尽华北汉人将其地作为牧场，但遭到耶律楚材的反对而作罢④《元史·耶律楚材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458页。。可是满清真正实行了这一“无人区”计划。从顺治年开始，将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悉数徙入内地，大量人口被迫离开家乡，土地荒废，民间庐舍、积储财物尽数损坏。滨海之民老弱转死于沟壑，少壮流离四方。沿海广阔的膏腴之地成为无人区，原来繁荣发达的工商业化为乌有，人为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宋、明六百年间积累的江南物质文化，经40年的禁海迁海而毁灭大半。这次大破坏之后，江南地区经过一段休养生息，经济才得以恢复发展。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所谓康乾盛世，其实是一种落后于时代的衰世。天朝大国的美梦久睡不醒，最后只能成为列强俎上的鱼肉。
希腊世界被海洋环绕，那里的城邦一开始就依靠海洋生活，如雅典。即使像斯巴达那样的农业国家，在和雅典的争霸中也很快转变成海上强国。作为陆上强国的波斯帝国，距离海洋比较远，因为征服埃及等地才转变成海上强国。但它的海军主要依靠外国人组成，所以在和希腊的战争中吃了败仗。虽然以后不断和希腊斗争，但不足以占领希腊。罗马帝国四面都是海洋，它在侵略扩张战争中比较容易地转变成为海上强国，直到武力衰落，被外来的蛮族灭亡。这些国家都没有像中国那样，西北方向有游牧民族的长期袭扰。古代中国的地理环境，造成西北始终有游牧民族侵袭，历朝历代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略，这就牵制了向海洋发展。宋代以后，中国有向海洋发展的经济基础，但是，明、清统治者采取禁海政策，清代还厉行迁海，造成对社会经济的大破坏，使中国历史严重倒退，停滞了我国向海洋发展的势头，最后只能落后挨打，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瓜分的对象。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