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凤霞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栖居的地球的环境恶化问题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大热点，与此密切相关的生态文艺也应运而生，反映“对人类、其他生命体及其生存环境之间关系的有意识的认识和理解”(1)Sidney Dobrin.“It′s not easy being green”: Jim Henson，the Muppets，and ecological literacy[C].S.I.Dobrin& K.B.Kidd (Eds.)，Wild Things: Children′s culture and ecocriticism.Detroit，MI: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4，p.232- 253.。以生态为主题的电影运用具有震撼效应的直观鲜明的镜像语言，参与对这一关及人类生存的重要问题的表现和传播。中国儿童生态电影自1982年开始兴起，最初的几部影片(如《红象》《应声阿哥》等)主要聚焦于人与自然相亲近的主题，风格清新柔和，折射出中国道家哲学主张的“天人合一”思想。随着生存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表现生态灾难的电影也相继出现，其中有两部与气候危机相关的科幻电影以少年儿童为主角：冯小宁编导的《大气层消失》(1990)和根据刘慈欣的同名小说改编、由郭帆执导的《流浪地球》(2019)。虽然这些影片的主人公是儿童或少年并且影片获得儿童电影方面的奖项(2)《大气层消失》获1991年第1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导演特别奖、第4届中国儿童少年电影“童牛奖”的优秀故事片奖以及1994年南斯拉夫国际环保、体育、旅游电影节“银松奖”等；
《流浪地球》获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三届全国中小学生电影周中小学生最爱电影等。，但导演拍摄这类影片并非专门面向儿童，而是以包括儿童和成人在内的多层次观众为目标，因此影片有意识地突破儿童电影的单纯性与封闭性，追求丰富的表现形式和深广的意义。就类型而言，《大气层消失》和《流浪地球》都属于灾难片，“灾难片通常是以自然界、人类或幻想的外星生物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大规模灾难为题材，以恐怖、惊慌、凄惨的情节和灾难性景观为主要观赏效果的电影类型。”(3)郝建.类型电影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315页。这两部科幻片表现了气候变化引起的物质环境的恶化或生存空间的灾难，赋予少儿角色重要的内涵和功能，他们主动或被动地踏上历险的征程，是“失家园”的见证者和受害者，也是“复家园”的寻找者和拯救者。本文在细致分析不同个案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概念“生态能动性”，以此阐释片中少儿形象作为符号在文化场中的意义域及其普遍价值。
在本文探讨的两部科幻片中，儿童或少年主人公都面临由气候变化和其他因素带来的生存灾难，故事背景虽然主要是中国地区，但生存危机则指向全球。气候变化既是导致地球灾难的一个原因，同时也是其他灾难导致的一种结果。关于气候变化将会带来的危险，早在1971年就有科学家报告了因为人类行为——主要是化石燃料的使用而引发的全球气候变化的严重问题。1972年6月16日于斯德哥尔摩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此后世界环境会议不断探讨气候变化问题并提出对策。《大气层消失》涉及的气候灾难是大气中的臭氧层被烧穿，在此之前的世界环境会议已多次通过关于保护臭氧层的公约，如1985年的《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1988年的《保护臭氧层赫尔辛基宣言》，后者指出：“除非采取更加严格的控制措施,否则臭氧层耗损将威胁当代和后代。”科幻片《大气层消失》正是响应了这一保护臭氧层的提议，它是中国第一部生态灾难片。而世界电影史上较早表现臭氧层被破坏而带来灾难的影片，是1961年美国拍摄的科幻电影《海底历险记》(VoyagetotheBottomoftheSea)，其生态灾难情节更为科幻：海军潜艇海景号在水下探测时地球突发危机，大气层被大火燃烧后，令地球极速升温，干旱无雨的地球成了人间炼狱。上校尼尔逊决定由海景号发射核子飞弹，让它在大气层外爆炸以灭火降温。这部灾难片凸显的是海军官兵在地球存亡危机中的选择和担当，而《大气层消失》中的“英雄”主人公是一个小男孩，由他担当起保护臭氧层、拯救地球的重任。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环境问题在中国电影领域还是一个冷门，这部科幻电影表现的是一个发生在日常世界的故事，其科幻元素只是一个被夸大的“事故”，以一个特殊的时刻和情况来暗示可能影响整个地球的结果：罐车中装载的工业化学原料氯氟烃泄漏，烧穿了上空的臭氧层，导致气温升高且紫外线将会杀死地球上所有生命。影片的叙事分三条线索：一是导致大气层被破坏的犯罪案件，一是监测站科学家们的反应，一是孩子寻找污染源，三者错综交集，主次搭配嵌合。造成这一灾难的原因由序幕来交代：抢劫银行的罪犯劫持了列车，导致三节罐车被抛弃在林子边的铁轨上；
去林子里偷伐木材的司机去偷罐车汽油，误开了装载氯氟烃的罐车，有毒气体泄漏致人死亡，也导致臭氧层被破坏。作为兼具儿童片性质的电影，孩子这一条线索无疑最为重要。影片把儿童喜闻乐见的童话元素揉进气氛压抑的灾难剧情，赋予男孩能听懂动物语言的特异功能。白猫告诉男孩臭氧层出现了大洞并在扩大，男孩向大人们报警，但是忙于挣钱的大人们并不相信、无心顾及。男孩只能自己行动，和白猫出发去寻找污染源，途中遇上了罪犯的女友和偷木材的男人，找到了烧穿臭氧层的毒气污染源。男孩以其责任心感化了原本自私自利的男人和女人，并在动物朋友的帮助下，阻止了一场可能会殃及全球的大灾难。在这一惊险紧张的情节发展中，多次插入1988年5月5日赫尔辛基会场的“资料镜头”，提供了关注气候、生态的时代背景，让人们在虚构的科幻片中看到已被提上议事日程的现实危机。影片的环保主题渗透了对社会发展和人性异化的反思，发人深省。
该片的人物塑造抽象化和符号化，甚至没有给予主角男孩一个名字，人物成为一种具有广涵性的思想和意义的象征符号。作为核心角色的儿童形象担当了多重角色功能，他是观察者、寻找者、发现者、质疑者、批判者、思考者和拯救者。片中，纯真善良的儿童首先是一种生态自然意象，是和自然融通、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生命意象。他喜欢、关爱、尊重动物，是动物生命权利的捍卫者。他能和动物交流，放走了动物市场上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他在林子里亲眼目睹动物惨遭人类戕害的境况，亲耳听闻动物对人类破坏生态的控诉和告诫。男孩是主张所有生灵平等、和谐共处的地球家园守护者，其生态思想和行为体现了对以生命体验为根本、认为人与万物“会通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也可看作是西方生态批评家约翰·艾德(John Elder)所言的打破“人类和自然界其他元素之间的等级分离”的“有机主义哲学”(philosophy of organism)。(4)John Elder.Imagining the Earth: Poetry and the Vision of Nature[M].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5，p.172.
男孩是自然环境的卫士，也是一种生态伦理的守护者符号。他在寻找污染源的过程中，震惊而痛心地发现河流、土地都被污染，人类和动物都成为环境恶化的受害者。故事的表层批判是指向大气环境污染，呼吁人们重视大气保护，片中借由第二条故事线索即气象监测站的专家对当代大力发展的工业生产发出了质疑：“我们急急忙忙地生产到底是为了生存还是在加速灭亡呢？”这一质疑是对社会过渡重视经济而导致生态危机的反思。片尾的字幕以科学数据揭示当下严峻的生态破坏现象，若任凭污染蔓延，人类终将毁灭自身和家园。影片的深层批判意向则是针对人心的污染，尤其批判了金钱对人心的荼毒，造成了无知、贪婪、自私、麻木等人性的变异——这可从造成污染的几个案件中得见，这些是间接造成生态污染的精神根源。面对散发毒气的污染源所带来的生存威胁，一心只为私利的偷木材男人和参与抢劫的女人起初只想逃走，但是男孩阻止他们逃脱，孩子勇挑重担的责任感和无私之心让两个大人自惭形秽、良心发现，但他们未能成功地炸毁毒气罐。男孩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一消灭污染的重任，拿着火把去炸油罐车。在最后关头，狗叼过他的火把奔向毒气罐车，影片在此时响起狗对孩子倾诉的画外音。动物发出的批判和警告直奔主题，而片中的男孩是罪孽的见证者，是人心的感化者，是灾难的拯救者，是道义的担当者，是自然家园和精神家园的清洁者和护卫者，是“正能量”符号，是一种平面的、静态的“能指”。
需要留意的是，除了男孩这“一个”主要角色之外，导演在序幕中还设计了“一群”次要的儿童角色，蕴含了不同方向的“所指”。片头触目惊心，先后用三组镜头，将人类的第一次、第一百次、第一千次核爆炸时火球燃起的蘑菇云的可怕场面和蓝天下草地上一个天真的小女孩看鲜花、种鲜花的美好景象对比呈现。紧接着，小女孩看几个男孩用放大镜聚光烧死蚂蚁，她对“太阳光也能杀死动物”感到不解。这些对比强烈的镜头和孩子形象显然具有象征寓意，指向美好生活中潜藏的巨大威胁，威胁来自于人类对科技和核能量的滥用，也来自人类随意进行生杀予夺的权力。女孩是美丽生活的欣赏者和钟爱者，而男孩们烧死蚂蚁的游戏则暗含了人性中的残酷，如果对于生灵缺乏根本的怜爱心，即便是天真的孩子，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灾难的制造者。可见，影片在孩子的个体和群体符号中寄寓了对于社会发展、人类行为和人心人性的多重方向的反思。
随着工业和科技的大肆发展，人类活动已经成为影响地球生态环境演化的重要力量。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在2000年率先提出“人类世” (anthropocene)概念，强调人类在地质和地球生态中的核心作用。尽管“人类世”这一地质学假说存在争议，但它彰显了人类对于地球系统的影响进入了一种新的运行状态这一不争的事实。(5)Nigel Clark.Anthropocene [C].Audrey Kobayashi et.(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 (Second Edition)，Cambridge: Elsevier，2020，p.139-145.这一地质学概念提供了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视角，警示人们要控制和引导自己的行为来维护地球环境，避免自毁家园。中国儿童科幻片《大气层的消失》具有前瞻性的批评眼光，如雷达所评价的那样，它的出现“是电影创作甚至文学创作中的空谷足音”，“它给我们的主要不是感性魅力，而是思想和理性的启迪力，它的思路和时空意识的辟创性……这其实暴露了我们长期以来对生存空间乃至艺术空间的认识上的严重缺陷。”(6)雷达.换一条思路：从《大气层消失》谈起[J].电影艺术，1990(4)，第169-174页。这部生态科幻影片横空出世，主题表现振聋发聩，男孩所彰显的童话式担当精神具有理想主义取向。可惜的是，由于其作为探索性艺术类型的儿童电影缺少票房吸引力而未能广泛上映，导致这一生态警示的意义未能得以有效扩展。
不同于《大气层消失》立足于社会、人心的生态批评维度，《流浪地球》从自然宇宙自身发展衍变的维度来表现地球作为一种“动态过程”可能会走向的危机。影片浓墨重彩地表现了与气候相关的骇人听闻的“末世景观”。因气候突变而致使地球不再适合人类生存的灾难，早在台湾地区的科幻小说作家黄海发表于1988年并获当年台湾东方少年小说奖的小说《地球逃亡》中有所展现，地球居民不得不迁往别的星球，而刘慈欣的小说《流浪地球》则独具匠心地设置了地球上的居民“与地球一起流浪”的选择，站在星球命运的角度思考人类未来生存的可能性。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流浪地球》，也呼应了全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时代理念。比起《大气层消失》，该片更凸显了灾难片浩瀚的广度和幻想的力度。《流浪地球》虽是以中国人的生活为主要故事线，但场景是整个地球和外太空，由此给少年主人公的选择和行为带来更为艰巨的挑战。
这两部科幻片对“幻想”情境的营造及对线索型主人公的塑造存在较大区别。《大气层消失》以幻想设置的气候灾难主要局限在一个地点，灾难的深广程度主要是由画外音和字幕列出的科学数据来呈现，这是一种“陈述”而不是“呈现”，侧重于对未来的灾难预警。《流浪地球》则直接用具有视觉冲击效果的“呈现”方式来代替“陈述”，表现的时空是幻想中的未来世界。片中既有表现气候灾难的星球奇观，也有对人类生存困境和抗争的透视。这部富有想象力的中国灾难片开启了末世求生和星际探索的新可能，给少年主人公的历险提供了十分新颖、广阔且极具科学前沿性的行动背景。
在这一气象恢宏的硬科幻叙述中，作为线索人物的主人公是少年刘启和他的妹妹韩朵朵，比起《大气层消失》中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去拯救地球的小男孩，这两个少年身陷更为复杂艰巨的困境，需要集体合作才能攻克难关。片中的末世景观主要由三重空间构成：地表空间、地下空间和地外空间。人物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影片情境和空间关系的规约或烘托。列斐伏尔认为：“因为空间涉及和包含了战略，所以，空间不是纯粹的单纯的。人们客观地计划空间，通过实践手段物质性地作用于空间。”(7)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M].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652 页。“最理想的空间生产方式，是实现对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即在表征的空间中实现对社会的认知……这一再生产空间的关键在于‘反叛性’，重点在于对空间结构体系的重构。”(8)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M],Oxford: Blackwell，1991，p.33.这种空间生产理论也可以运用于电影空间的分析，电影生产的影像空间成为超越物质空间本身的视觉重构，从而反叛原物质空间的结构，实现影片内部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流浪地球》以人文情怀来处理三重空间的关系：生活于地下空间的人对于往昔温暖幸福的地球家园充满了追怀；
工作于地外空间的宇航员也对地球家园饱含了思念和回家的渴望。影片也设计了空间中各类相互关联的群体组织，如负责统一指挥行动的联合政府、负责领航的国际空间站、负责行星发动机的地面工程队等。这些紧密联系的空间合作昭示了人类社会关系的重组，取消了原本的国族界限，改为彼此的团结互助，体现末日来临时全人类抱团取暖、保卫共同家园的不二选择。
相比《大气层消失》中男孩形象塑造的理想化、概念化及童话化的方式，《流浪星球》中少年的形象特征和角色功能都有了变化，少年刘启有血有肉、个性饱满。影片在呈现对灾难的抗争历程之时，也展现少年不无叛逆和挑战的动态成长。刘启和朵朵起初是被动卷入拯救行动，后来则主动积极地加入战斗，且坚持抗争在第一线。他们的思想觉醒和性格成长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救援队集体英雄主义精神的感召下，他们的斗志才得以激发，也随之生长出集体情怀。尽管影片表现的是集体主义的拯救行动，但作为主人公的少年的能动性还是得以很大程度的凸显。故事开始时的刘启无视规则、任性闯荡，在外公牺牲后，他一心只想把妹妹安全带回到地下的家；
但是当地球告急，他意识到了作为地球一分子责无旁贷，因此放下了个人愿望，加入救援队伍。在危险重重的救援行动中，刘启和朵朵在多个紧要关头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当救援队中没有成人会操控复杂的运输车时，刘启凭着其以前跟外公学来的技术“无证”驾驶；
他勇气过人，冒着生命危险将燃料送往停摆的地球发动机。原本对所谓“希望”嗤之以鼻的朵朵也在这一艰难的历险中转变了人生态度，她在各国救援队认为救援无望而纷纷放弃时，拿起播音设备向全球发出求助呼吁：“以前我根本不相信希望，但是现在我相信：希望是我们这个年代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希望是我们唯一回家的方向。回来吧，一起拯救我们的地球。”这个少女发自肺腑的呼吁，再一次唤起了各国救援队的责任心，使他们重新返回作最后的抗争。刘启和朵朵这一对兄妹的转变代表了从自我中心、怀疑一切到变得有集体担当的青少年一代的成长。
此外，影片中的空间关系还寓含了刘启父子之间的关系，并构成了刘启情感成长的反应场。故事的外在线索是全球联合拯救地球的行动，内在线索则是刘启父子之间的情感修复，这两条线索同样扣人心弦。地外空间和地下空间的时空距离，导致父子关系疏远，刘启对十多年没有见面的父亲产生了许多误解和隔膜。当刘启私自跑到地表并参与危险的救援行动时，父子之间有了更为激烈的碰撞，但也有了对话和理解的可能。父亲竭尽所能地保护地球，甚至违反空间站智能机器的命令，他对地球的关注融合了对于儿子的强烈的爱。儿子勇敢、顽强的救援行动也激励他要在空间站以命拼搏，以自己的牺牲来换取地球上的后代的生存，也实践了十多年前他奔赴国际空间站时给儿子许下的诺言。父亲牺牲前的告白让刘启终于理解了父亲肩负的责任和深长的爱，这份责任和爱不仅是对他个人，而且也是对整个地球家园。父亲的壮举震撼了儿子的心灵，周围众人同样的英雄主义气概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也是让原本任性的少年在心智、性情和精神上得以成长的“催化剂”。
《流浪地球》中的少年形象同样具有符号意义，比起《大气层消失》中的男孩符号，青春期少年的主体性成长有着更为宽广、深厚的基础，他的亲情危机的解决与地球危机的解决合二为一。他逐渐懂得人类情怀大于家庭及个人情感，懂得理解他人、承担责任和把握希望。尽管地球表面已经冰冻，但是地球居民对家园有着深沉的眷恋和永不泯灭的希望，并因这个希望而敢于行动。影片的核心故事乃基于中国传统的“家庭”亲情观念，通过少年从独立不羁到同舟共济的历险过程，将“家庭”观念升华为全球命运一体时代凸显的人类“家园”的理念。
马塞尔·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中强调：“电影画面第一步是再现现实，第二步是触动我们的感情，第三步是产生一种思想和道德意义。”(9)马赛尔·马尔丹.电影语言[M].何振淦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第7页。《大气层消失》和《流浪地球》这两部科幻片以关于气候和环境灾难的幻想性镜语来折射现实， 也以儿童和少年的积极行动给观众带来情感的触动以及如何在地球家园安身立命的思索和道德追问。生态批评理论认为：“人类生活在物质环境中，并以重要的方式与它们互动。作为一个人活着就是身体上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物质环境并不是每一部文学作品或文化作品都涉及到的，但它作为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的维度，即使是无形的，也总是萦绕在背景中。它也常常是衡量人类成功的重要尺度，或是在人类故事中对人类能力的重要测试。”(10)Michael Ryan.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ism: Literature/ Film/ Culture[M].Oxford: Wiley-Blackwell.2012，p.125.在上述两部科幻灾难片中，作为物质环境的气候元素既是推进情节的叙事元素，也包含了主题意义上的隐喻功能：“气候”不仅是自然、地理、生态维度的气候，也是道德、伦理、情感维度的气候。人类的未来应该是一个追求气候适宜的“生态时代”，这个时代既有外部自然生态平衡，更有内部自然生态特别是人的精神生态、人格生态的平衡。(11)贺善侃.价值·文化·科技 ：面向新世纪的价值哲学研究[M].上海: 东华大学出版社，2004，第 385 页。《大气层消失》和《流浪地球》在呈现人为因素或自然规律导致的气候灾难时都十分注重人物面对灾难时的态度，儿童和少年以其积极的行动承担了对于这一生态“平衡”的呼召功能，对于人类社会外在和内在的生态建设发出警戒。
自然生态危机的出现与解决均与人类的活动相关，我们不主张人类中心主义，更反对人类对自然生灵的主宰地位，但肯定人类的主体性。“保护大自然和解决生态危机问题是人类应负的道德责任，是人类应该做出的选择的问题。在同自然的关系中，人类永远是主体。因此，解决今天的生态危机问题，必须强调人类这个主体，因为只有人才能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承担人类应负的道德责任，借助科学技术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难题。”(12)聂珍钊.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类主体：生态危机解困之路[J].外国文学研究，2020(1)，第22-33页。为了更准确地把握生态危机中人类的作为，本文不用主体性这一宽泛的概念，而是提出“生态能动性”这一组合的新概念。上文对两部中国科幻片中儿童和少年积极行为进行了细读式的分析，这些儿童或少年形象被赋予的一个核心能力或精神象征就是“生态能动性”。
对“生态能动性”这一概念的提倡是为了区别于生态批评或环境批评——后二者更多侧重于审视和反思生态和环境问题，而“生态能动性”则特指对环境生态问题所采取的一种积极的行动主义。它包含多层要旨：一，生态能动性是人类在面对生态环境问题时的选择、行动和影响事物的能力，不仅包括人类对生态环境的意识、认识、审视和反思，而且还要求发挥主观能动性，付诸于积极的行动，包括质疑、反对和创造性的行动。二，生态能动性往往充满多种张力，涉及和其他因素之间的依赖或斗争关系，比如人与环境、动物、社会机构或机制、道德、权力等的关系(就儿童而言，还包括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关系)，这些相互之间依赖性或张力可制约或促进人在生态环境中能动性的实现。三，发挥生态能动性的目的是致力于保护生态环境、守卫生活家园或者是寻找和创建新的生存之地，因此其行动的本质是一种追求整体平衡与和谐的人文主义，以期打破各自为阵的民族界限。生态能动性也与公民身份、归属相联系，身处全球化的气候等生态危机之中，发挥生态能动性的主体身份需要超越国家民族的身份局限，转而成为地球公民乃至宇宙公民的身份。四，生态能动性内含道德、情感、理性的力量，要求以责任、勇气和智慧去解决困境，其方式可以是个体独立的，但更多是相互依赖的，呼吁人类集体的合作性行动。五，生态能动性为生态建构带来一种可持续的动态的进程，这一行动的效果可以给人类的未来带来希望，因此含有乐观主义信念。
《大气层消失》和《流浪地球》都以儿童和少年在生态危机中发挥的能动性彰显年幼一代的行动主义和英雄主义，危机的消除则彰显了某种程度的乐观主义。一般而言，虽然儿童因其身心发育所限，存在脆弱、依赖、被动、需要保护的自然状态，但他们也有某种程度的主动参与事件的意愿和能力。儿童能动性与《儿童权利公约》所强调的原则密切相关，被嵌入儿童能动权利的精神之中，如第12条涉及“应确保有主见能力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意味着儿童可以通过发出他们的声音来影响涉及到他们的事情方面的决策。(13)Deborah Harcourt & Solveig Hagglund.Turning the UNCRC upside down: A bottom-up perspective on children’s rights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rly Years Education，2013(4)，p.286-299.在儿童发声的权利被鼓励时，其正向和积极行动的权利也应被鼓励。例如,《大气层消失》中儿童对成人发出的质疑、劝阻、呼吁及其身体力行的实践，都是其在实施能动的权利，发挥其主动参与地球、人类、未来发展的力量。儿童的能动性是他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与活动及其精神状态，在当今生态环境危机重重的世界中，儿童的生态能动性有其重要意义。有学者认为，儿童能动性不能作为儿童个体的内在特征来探索，因为关于儿童能动性的观点与道德和政治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即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什么样的能动性适合儿童。(14)Loranzo I.Bordonaro.Agency does not mean freedom.Cape Verdean street children and the politics of children’s agency [J].Children’s Geographies，2012(4)，p.413-426.因此，必须有一种更为关键的、微妙的、动态的和复杂的关于能动的概念：一种考虑儿童能动的环境、结构、道德和政治方面的概念。(15)Riikka?Sirkko1，Taina?Kyr?nlampi1，AnnaMaija?Puroila1.Children’s Agency: Opportunities and?Constraints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2019 (51)，p.283-300.在中国的两部生态科幻片中，少儿的生态能动性与环保主义、科学精神、伦理道德相关，更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结构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潮紧密相关。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16)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第56页。，全球被视为一个具有“共振效应”的场域。吉登斯也谈及当前全球秩序之中的风险：“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的安全面临着风险的全球秩序之中，这包括祖先们未曾经历过的生态危机。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西·贝克首次提出了这个观点，他认为今天人们面临的许多风险是全球性的。这些风险不会由于国籍、财富和社会身份的区别而产生差异——它们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潜在威胁。”(17)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M].赵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789页。上述两部与气候环境相关的中国科幻片都具有全球合作意识，《大气层消失》在以“气象监测站”代表的线索中插入中外科学家合作研究解决臭氧层灾难的方案，《流浪地球》则以联合政府、国际空间站及各国救援队等机构来进一步彰显全球团结合作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与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提出的开展全球合作与国际应对行动的要求相吻合。与全球化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共同体”，它是指“一种人类生存和相处的结合机制，主要由血缘、地缘、精神或利益关系构成”。(18)李维屏.论英国文学中的命运共同体表征与跨学科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20(3)，第52-60页。在21世纪，中国政府也强调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21世纪筹划人类命运的唯一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属于交互共同体。”(19)陈曙光.人类命运与超国家政治共同体[J].政治学研究，2016(6)，第49-59页。这一共同体愿景指向人类社会的互惠发展及其共同福祉，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地球公民都应该共同担当，年幼一代应该从小就养成这一情怀。
《大气层消失》和《流浪地球》反映了对整个人类和地球未来生存之思考，体现了广阔的全球视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责任，在彰显儿童和少年的能动性中也渗透了生态教育主义思想。在共同承担风险和利益的全球化语境中，科幻灾难片对于故事情境和人物塑造形成特定的规约。“情境”是指“人物所处的某种特殊环境，只要他对这个环境做出情感情绪的反应，并因此选择自己的行动，这样的环境可以视之为一种情境。”(20)颜纯钧.电影的读解[M].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第156-157页。在面临整个地球存亡的危急情境中，年幼一代认识到保护地球家园责无旁贷，选择挺身而出、勇敢行动。这些儿童和少年形象符号充分彰显了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之上的“生态能动性”的重要意义，代表新生力量的年幼一代被寄寓了拯救世界的重托，发挥不可小觑的关键作用。
由于文化基因和意识形态有别，中外气候灾难题材的科幻片对于年幼一代的“生态能动性”的表现同中有异。美国电影《未来水世界》(Waterworld，1995)和《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2004)等在环境危机的解决中也设置了重要的儿童或少年角色，分别可与《大气层消失》和《流浪地球》作一对应性分析。《未来水世界》中，温室效应导致地球两极冰川消融，将世界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人类只能漂浮在人造岛上求生。被环礁居民收养的女孩伊诺拉背上刺有一幅标明传说中的陆地方位的地图，后来人们据此找到了可以生存的陆地。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女孩角色象征着人类未来生存的方向，不仅指向生存空间，更指向赤子之心——她活泼、聪明、勇敢、坚定、不带偏见，用她执着的爱和信任去亲近并感化了独来独往的变体人海行者。这个天真乐观、鼓舞人心的小女孩的角色功能类似于《大气层消失》中的小男孩，二者都具有代表道义和希望的符号意义。《后天》中的气候灾难是地球突然急剧降温而进入了冰川期，多个国家遭遇气候危机，该片的情感线索与《流浪地球》类似，都是父子关系从隔膜到融通的发展。气象科学家杰克因工作忙碌而无暇陪伴高中生儿子山姆，得知去纽约参赛的儿子被困在已经冰冻的纽约的图书馆里，父亲和队友克服千难万险，实现了救出儿子的承诺。少年山姆是一个尽力而为的行动者：他按照父亲的建议去阻止盲目离开图书馆的人们，带领大家烧书取暖，冒着生命危险去轮船上为生病的女孩找药。山姆虽然没有如《流浪地球》中的刘启那样直接参与拯救地球的行动，但他身上也体现了理性和勇敢，不过他的几次冒险行为主要是基于对所爱慕的女孩的个人情感。山姆父亲历险的目的是为了解救儿子，而刘启父亲的英勇献身既是出于对儿子的爱，也是为了拯救整个地球家园。中美两对父子身上都体现了英雄主义色彩，不过《后天》更偏向个人英雄主义，而《流浪地球》则更侧重集体英雄主义。相较而言，少年儿童志在“拯救”的生态能动性在中国的两部科幻片中得到更鲜明的强调。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这些中外影片涉及不同状况的“气候移民”或“气候难民”现象，《流浪地球》中的刘启等中国民众被迫迁移生活在地下城，《后天》中的美国民众不得不向南方的墨西哥迁移，《未来水世界》的人类在地球被淹没后只能生活在水上，并展现了气候移民带来的为了抢夺资源而发生的战争。气候难民是环境难民之一种，人们由于环境被破坏并危及其生存而被迫暂时或永久地离开其原居住地。身陷这一因气候危机而成为难民的困境，《流浪地球》等科幻片中的少年儿童虽然受困于被迫迁移的空间，但是他们具有不放弃抗争恶劣环境的意志、努力维护或寻找宜居之地的决心与信心，依然体现了对于生态能动性的标举。
要区分的是，科幻片可能会以其不切实际的“幻想”手法夸大年幼一代的生态能动性，儿童和少年拯救世界的成功之举更多体现创作者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而在客观现实中，儿童和少年改变世界的力量必然有其局限。这里不妨比照同样涉及因气候灾难而被迫迁移的一部现实题材儿童电影、李睿珺自编自导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2015)，此片获第16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少儿题材影片奖。在这部以纪实手法拍摄的影片中，孩子是气候及环境灾难的受害者符号，没有被赋予想象中的“生态能动性”。这一对裕固族小哥俩作为草原游牧民族的后代失去了气候宜人、水草丰茂的家园，也失去了自身游牧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身份。“草原生态危机直接引发的还是生态文化的危机，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人格的缺失，使本我失去放逐心灵的牧场而超我无处栖居。”(21)詹小美.民族文化认同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第1页。影片是给失落的家园唱的一曲挽歌，从一个地域和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来对人类命运进行思考。草原这一空间生态的危机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一部分，对这一危机的表现寓含了对普遍泛滥的现代工业经济和文明的批判和反思。影片对于重建人与自然、个体与民族、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和谐共生关系的呼唤寓含在文化象喻之中，然而，弱小的孩子们无力承担这一保护家园的重任，儿童只是这一场生态灾难的发现者、见证者，也因这一灾难而成为失根者、流浪者、迷失者，他们是被现代工业经济碾压的卑微的、无奈的“受害者”，而非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拯救者”。这是纪实手法的影片所呈现的残酷的客观真相，排斥了科幻片凭借幻想手法进行夸张性建构的英雄壮举。科幻片这一类型电影虽然夸大了儿童和少年的“生态能动性”，但是这种夸大带来了强烈的震撼效应。在思想情感基调上，现实片流露的是“失家园”的感伤主义，科幻片旨在表现“复家园”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
生态危机在当代世界儿童文学和电影中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构成令人震惊和深思的生态文化故事。《大气层消失》和《流浪地球》虽以中国故事为主要场景，但运用的跨国界、民族、区域的跨文化视点，指向人类的共同命运，“在更深层的文化诉求层面，则是试图通过灾难话语有效地弥合文化的共通性与民族性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关系”(22)孙承健、吕伟毅.灾难片的叙事策略及其社会心态[J].电影艺术.2020(2)，第64-68页。，即以生态能动性来打破狭隘的国族规范，承担这一超国界的生态合作使命。“童年除了作为一个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场所，还被赋予了巨大的象征力量。”(23)Paula S.Fass.Children of a New World: Society，Culture，and Globalization[M].New York Press，2007，p.203.不同的时代语境会赋予儿童形象不同的符号意义，金伯利·雷诺兹(Kimberley Reynolds)在谈论儿童文学的未来视野时辩证地看待儿童文学的功能，也提到了儿童文学改变世界的作用：
儿童文学的一个永恒功能是：通过向读者介绍其周围的社会如何组织、如何适应国家观念和全球观念以及未来可能会如何运作，为儿童读者成为下一代成年人做准备。因此，儿童文学批评家经常把它称为文化适应文学，即引导读者融入他们成长所处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和制度。但儿童文学也可以是一种有其主张的文学，可提供替代性的观点、信息和方法，可以激发新的思考世界的方式以及如何以其他可能更好的方式塑造世界。(24)Kimberley Reynolds.Children′s Literatu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96.
以少年儿童为主角的中国生态科幻电影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立场，赋予少年儿童作为地球公民的“生态能动性”，这一符号的意义域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且有感召力和凝聚力。影片以年少一代在生态灾难情境中的认识和担当，唤起人们对于生态问题的清醒觉知和积极行动。在本质上，这些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思想的生态科幻电影对少年儿童形象符号的“生态能动性”意义的想象性建构，反映了生态告急时代的忧患意识，承载了寄希望于少年儿童的理想诉求，诚如法国作家阿兰·赛尔在《看见看不见的地球》这一杰出的生态绘本的结尾所表达的那样：“我要做一个警惕的孩子，当地球的眼睛，观察大自然发出的信号。”高空摄影师扬·阿尔蒂斯-贝特朗在此书的《序》中进一步强调：“有人会说，孩子们力量微弱，根本无法改变这一切。但是，在必要之时，他们完全可以放声高喊，提醒大人，也可以尽自己所能去关爱大自然……毫无疑问，为了拯救地球上的生命，每个孩子都应该有所行动。面对一个亟需保护的地球，任何人都不能无动于衷。”(25)阿兰·赛尔，扎雨.看见看不见的地球[M].赵吉鹏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第7页。这样的呼吁与本文所论的中国生态科幻电影同气相求，张扬了儿童生态能动性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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