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南
随着近3印度、中国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中印两国的人员往来以英属印度官兵来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等历史事件为标志，中印知识分子之间直面交流的机会却几乎断绝。因此，寻觅近3印度作家的中国叙事，并非易事。1900年，作为英属印度军队的一员，一位操印地语的下级军官T.G.辛格（Thakur Gadadhar Singh，1869—1920）随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英国殖民者来华，他在此基础上撰写的中国战地日记，是耐人寻味的例外。他在战场写下的中国日记及以此为基础在后来出版的印地语游记，主要描述其眼中的中国形象，也涉及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和前途的认识和思考等。郁龙余教授曾经指出：“完全以一个印度人的眼光来观察中国，可以追溯到戈达达尔·辛格和他的日记。辛格日记本身虽然谈不上对中国的研究，但它的出版在中印近3关系史上非同一般。”①郁龙余：《中国学在印度》，《学术研究》，2000年第1期，第120页。这里所谓的辛格日记，自然是指T.G.辛格以日记方式写成的印地语游记《在华十三月》（Chin Me Terah Mas，英译为Thirteen Months in China）。对近3殖民主义时期印度中下层民众的中国形象及其中印命运共同体意识进行分析。
1900年，中国爆发了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英国殖民者调集了部队，加入八国联军的侵华行动。这支英军照例包括了很多印度官兵，其中一位便是前述的T.G.辛格。辛格与同胞都是被派往中国战场充当殖民炮灰的。在华期间，他冒险以印地语写下了大量的战地日记，记载了自己的中国见闻。回到印度后，辛格以《在华十三月》为题出版了自己的中国游记。近年来出版的《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载有关于辛格的相关介绍（印度贝纳勒斯印度大学中文教授卡玛尔·希尔即嘉玛希等撰，乔安全译）：
T.G.辛格，印度作家，生于今印度北方邦坎普尔县桑切蒂村一个旃3尔拉其普特家庭。其父T.D.辛格曾于1864—1878年在孟加拉第五本地人步兵团服役。他17岁高中毕业，加入孟加拉第七拉其普特团。18岁时，受命参加英缅战争。1894年因良好的教育背景被任命为部队教员。1896年晋升为一级准尉，这是当时印度人在英军中所能获得的最高职位。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随第七拉其普特团前往中国，在那里度过13个月。
T.G.辛格不仅是英军的一名印度本土拉其普特军官，其印地语著述也享有美誉。由他撰写的游记兼回忆录《在中国的十三个月》于1901年出版。1902年5月1日，勒克瑙知名英文报纸《拥护者》对该书予以好评：“作者极为仔细地观察并记录了军旅生活中稍纵即逝的事件细节，并用质朴的印地语加以呈现，字里行间点缀着丰富的个人见解，这些都是作者的过人之处。该书具有明显的超越性，因此在尚处萌芽阶段的印地语文学里留下了永恒的印记。”该书以一位印度中尉的视角写就，为人们详细了解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及中国人民在与八国联军的斗争中所遭受的各种暴行提供了一份可供参考的资料，同时提出了印度和中国联手抵抗西方统治的可能性。②中印联合编审委员会编：《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1页。
关于《在华十三月》的作者辛格，该书第一译者、出生并成长于印度的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杨雅南（Anand A.Yang）在该译本“引言”中写道：“印地语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们一般都称辛格为印地语旅行文学这一文类的前驱。他常与婆罗登杜·哈利西钱德拉（Bharatendu Harischandra）相提并论……辛格声名显赫，因为他的《在华十三月》常被视为跨国旅行叙事的第一部印地语作品。”①Anand A.Yang,Kamal Sheel,and Ranjana Sheel,tr.,Thirteen Months in China: A Subaltern Indian and the Colonial World,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akur Gadadhar Singh’s Chãn Me Terah Màs,Introduction,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4.辛格此书在涉及中国文化和时3背景时，引述和参考了一些英语书，它们主要是以下四本：罗伯特·哈特（Robert Hart）发表于1900年的《北京使馆区：民族暴动与国际插曲》（The Peking,Legations: A National Uprising and International Episode）、内维尔·P·爱德华兹（Neville P.Edwards）出版于1900的《描述当前战争事件的中国故事》（The Story of China 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Events Relating to the Present Struggle）、亨利·诺尔曼（Henry Norman）出版于1895的《远东人与远东政治：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及西伯利亚、中国、日本、朝鲜、暹罗（泰国）和马来亚旅行研究》（The People and Politics of the Far East: Travels and Studies in the British,French,Spanish and Portuguese Colonies,Siberia,China,Japan,Korea,Siam and Malaya）、A.H.S.兰道尔（A.Henry Savage Landor）出版于1901年的《中国与八国联军》（China and the Allies）。②Ibid.,p.8.由此可见，辛格是一位英语水平很高的学者型军官。这从其印地语原著《在华十三月》大量运用英语词汇，甚至大段摘抄英语句子可见一斑。
既然如此，辛格为何要选择用母语印地语作为中国游记的书写载体？按照杨雅南教授的解释，辛格有自己的一些考虑。例如，辛格想为战场归来的同胞们和未到过中国却想了解这场战争“胜利”的人们提供一手信息，而其中大部分人是不懂英语的印地语读者：“换句话说，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位底层人（subaltern）撰写的涉及底层体验（subaltern experience）的书，其潜在阅读对象是同胞底层人（fellow subalterns）和正在兴起的读者大众。辛格是一位双重意义的底层人：他是当时的一位下级军官，一位纳亚克（naik）而非苏贝达尔（subedar），即协调军中上下级关系的一种级别；
从葛兰西（Gramscian）的意义上讲，他是试图通过其印地语著作发声的被消音的弱势人（unvoiced and disempowered person）。辛格相信他有期盼听闻自己叙述中国战争故事的一批听众。”③Ibid.,p.9.此外，辛格刻意隐瞒身份，也有现实的考量，即在同情中国的心态下，报道八国联军在中国的屠杀和抢劫，撕下外国侵略者在其视为“野蛮人”的领土上以“文明”的面具从事的罪恶行动。“作为‘英属印度军队’的一位‘皇家’士兵——注意他强调其殖民地附属性——他不能表露感情，绝对不允许在印刷品上公开发表。在此意义上，以印地语创作赋予辛格相对的隐匿性，因为这使他的书成功抵达预定的识字人和文学读者手中。显然，他成功地保持了低调，因为他的书大体上没有引起英语世界的注意，即便它被登记在册。作为印量巨大的印度出版物，按照1867年第25条法令（书籍印刷和登记法令），它被搜集而送往伦敦，在印度（现在为英国）事务图书馆大量的档案文献中开始了书架生涯。”①Anand A.Yang,Kamal Sheel,and Ranjana Sheel,tr.,Thirteen Months in China,Introduction,p.10.
辛格此书出版后售出1000本左右，说明他对读者市场的判断是较为准确的。当地舆论对此书褒贬有之。但是，由于没有英译本，辛格没有招来不利的后果，相反，作为第七拉其普特团的一员，他还被选为赴英参加爱德华兹国王加冕仪式的3表之一，并在回国后写出自己的第二部国外游记。辛格的“底层叙事”策略完全奏效。
以上便是辛格来华背景及其写作、出版《在华十三月》的相关插曲。接下来对该书的中国形象描写、泛亚思想和中国文化思考等进行简略分析。
杨雅南教授透露说，20世纪90年3，他在英国图书馆邂逅了辛格的印地语著作。此后，他在翻译中得知印度贝纳勒斯印度大学汉学家嘉玛希（Kamal Sheel）伉俪也在着手翻译此书，遂提议联手翻译。这是该书第一个英译本诞生的由来。②Ibid.,Introduction,pp.26-27.该书英译本2017年在印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三位译者迻译此书，可以视为对中印近3历史交流特殊性的一次学术考古。为此，他们在翻译中认真查阅书中征引却未详注的大量英语文献，作了详细的注解，为读者扫清了阅读的障碍。
杨雅南教授在该书“引言”中指出：“辛格对世界的底层观（subaltern view），部分源自他不同于统治其国家并将其权力滥用于中国的英国白人的人种和种族观念，影响了他的现场报道和他对中国与世界（短兵相接的）短暂历史的认识。这使他全身心地拥抱中国，即便他在此参与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战争。辛格公开表达了对中国的同情和友爱，因为这甚至可见于其书的开头几行。”③Ibid.,Introduction,p.20.杨教授还说：“考虑到（八个）联军国家，尤其是英国普遍存在的对中国和‘拳民’的负面心态，他（辛格）对中国的同情性描述越发引人瞩目。例如，可将其与爱德华兹《中国故事》（Story of China）的叙事基调相比较。这是他参考某些历史信息的一本书。后者将中国描写为‘亚洲’的‘病夫’，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顽固的风俗、迷信和偏见所阻碍和迟滞。”①Anand A.Yang,Kamal Sheel,and Ranjana Sheel,tr.,Thirteen Months in China,Introduction,p.21.杨教授还指出：“辛格的书也显得别具一格，因为他从印度、特别地从一个北印度底层人（Hindustani subaltern）的视角观察中国。他的职责之旅使他与亚洲另一地方发生了直接的联系。他的思考与当时西方亚洲书写的大多数形成强烈反差，西方作品大都受到了占主流的东方主义思想的感染……辛格的泛亚洲身份认同意识也延伸到日本和日本人。”②Ibid.,Introduction,p.24.上述观察显示，辛格笔下的中国，首先是其悲天悯人心态下描绘的一块“伤心之地”。
《在华十三月》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题为“中国战争：海上航行”（The War in China: The Sea Voyage），第二部分题为“战争场景：天津使命”（War Scenes: Mission Tianjin），第三部分题为“直隶省杂记”（Miscellaneous Accounts: Zhili Province）。其中的前两部分属于典型的战地游记，中国形象就在这种酷似旅行文学的生动描述中体现出来。
按照辛格日记的记载，1900年6月29日，作为英属印度军队的一员，他与同伴们在加尔各答登船离开印度，前往中国战场。在海上航行的日记开头部分，辛格写道：“波汹浪涌，令人激动，给这样的场景增添了宜人的气氛……一阵恐惧溜进我的脑海。老天爷啊！天神们是否要将古老的中国征服，使其走向（与印度）相同的命运？否则，将近四千年来处于和平与昏睡状态的一个国家，其某些人为何变得如此鲁莽？在凉爽而白色的海水中，血红色是一种不祥的征兆。中国皎洁的月亮是否也将沉沦？雅利安国上空灿烂闪耀的太阳已经沉落。我想起毗邻的日本已经折射过中国的羸弱。与邻居们的争端确实有害。”③Ibid.,p.34.相关译文也可参见丁则良：《义和团运动时期一个印度士兵的日记》，《光明日报》，1954年2月20日。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丁氏译文与笔者依据的英译本差异很大。辛格的这些话耐人寻味。他在海上触景生情，由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的伤心史联想到近邻中国即将遭受的命运。他还联系日本的觉醒和迅速崛起，思索中国羸弱不堪的根源。
上述辛格的话说明，他的心态是复杂的。他同情中国，但又将八国联军的侵略根源错误地部分归结为义和团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这说明辛格并未完全认识八国联军侵华的殖民主义实质。正因如此，他对中国的同情首先是一种同为弱者、同病相怜状态下的条件反应。
随着中国之旅的延伸和不断的观察、思考，辛格对外国列强侵略、掠夺中国的殖民主义行径有了一种较为清醒的认识。他的笔下，出现的是列强结伴而来后被任意欺凌和宰割的中国形象。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失败的中国被迫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俄罗斯等西方列强不满日本在华利益一家独大而损害自身利益的局面，因此产生了俄德法等三国干涉还辽的历史事件，列强们因此获得了程度不一的殖民利益。日本获赔白银三千万两，俄罗斯强租旅顺港，德国强占胶州湾，英国“购买”威海卫。辛格对此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尽管（中日两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包括所有欧洲国家在内的外国列强并不欣赏强化日本在华利益的条约。所有人都为可怜的中国的衰落洒下鳄鱼泪！读者们，你们都必须赞美这些欧洲列强，因为他们同情中国。他们说中国交出辽东（半岛）和旅顺港会损失惨重，因此日本须放弃从中国获得的五百万英镑。作为中国真正的、善意的朋友，日本同意如此。作为欧洲列强集团的召集人，俄罗斯现在贷款给中国作赔偿金，作为回报，它控制了旅顺港。这便是它们如何强迫中国的情形。”①Anand A.Yang,Kamal Sheel,and Ranjana Sheel,tr.,Thirteen Months in China,p.155.
由于同情中国，辛格揭露了英、日、俄等八国联军的士兵对中国人犯下的战争罪行，展示了遭受列强侵略的一幅幅悲惨的中国形象。例如，关于1900年7月17日的天津之行，辛格记载道：“正如前述，天津是无人区！除了死尸残骨和十来岁到二十岁的一些年轻人外，天津城一无所有。剩余的只是一些从燃烧的大火中留下来的房屋和东西的残存物。腐烂的、燃烧的尸体很多。吉祥的《薄伽梵歌》中描写的地狱清晰可见。进入城市，宛如走进严酷的地狱。这儿曾经发生过对这座地狱的穷苦人东西的大规模抢劫……今天，整个中国都在大火中燃烧！一座孤城！”②Ibid.,p.78.
辛格对中国这片“伤心之地”的集中描述，莫过于第三部分题为《劫掠与暴行》的一节文字。对于日军等战争暴行的叙述，也是对中国悲惨历史的真实记录。他写道：“外国在中国的劫掠与暴行确实始于天津……天津是一座有银行和铸币厂的繁华大城市，它遭到了日本人、俄国人、法国人的大规模抢劫。除了许多物品外，俄军和法军还洗劫、卷走了成百上千的银锭。除此之外，士兵们还有私款银子和其他东西。”③Ibid.,p.293.当迟来的英属印度士兵到达天津时，大部分市民早已逃走。士兵们成群结队地开始抢劫。“表、棍杖、伞和扇子都是劫掠而来的，有时靠暴力威胁中国人而得，有时则是杀死他们后获得的！任何拖延不交东西的行为，将会以这些手无寸铁的中国人的性命为3价……惟一的区别是，在印度，杀狗者是杜姆；
在这儿，杀人者是文明人和体面的印度人。疯狂的劫掠和暴行甚至持续到从天津进军北京。在战争中，杀人和被有武器的对手杀死是英勇，但是杀死无助的弱者是一种胆怯的谋杀行为！这类谋杀此处不计其数！”①Anand A.Yang,Kamal Sheel,and Ranjana Sheel,tr.,Thirteen Months in China,p.294.
根据辛格的观察，日本士兵不仅人数众多，作战勇敢，还有另一个引人瞩目之处：战争暴行。辛格这样描述日本士兵的罪行：“在旅顺港，中国与日本打了一仗，日本人赢了。这事没过多少日子。然后，我们从报纸上获悉，日本人杀死了伤兵，还把其战俘活生生地扔进火中。听说了日本人的这些野蛮行径后，我们的心撕裂了。我们已经习惯了极其痛苦地面对日本人的野蛮行为……很难说八个来华的外国列强中，哪一个劫掠最力，哪一个排名第几。我只能说，无论何人，无论何处，只要他逮住了机会，就会这么做的！”②Ibid.,p.292.关于日本士兵对中国人犯下的滔天罪行，辛格还以自己的亲身见闻，描述了一段又一段令人发指的战争插曲。
辛格发现，列强士兵不仅抢劫杀人，还强奸并杀死中国妇女。村里的水井到处都是遭到强奸后投井自杀的妇女。辛格亲眼看见一位妇女，她带着五六岁大的男孩在地里耕作。看到外国士兵后，害怕遭到强暴的她丢下孩子，跳进河中，试图自杀，以免受辱。“多可怜！男孩躺在河岸上尖声哭叫，女人正在捶打胸膛，试图淹在河里自杀！这是多么令人心碎的情景！我立即命令陪伴我们的中国苦力跑去并跳进河里救她。读者，没有我的命令，苦力们不准备拯救这位淹没的妇女！……最后，这位被淹的妇女被救了上来，得救的还有男孩。他们被送到村里，她几乎是半死状态。这清楚地说明，妇女们决定自杀。”③Ibid.,p.297.
辛格的亲身经历和上述记载，从一个侧面有力地印证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相关内容的真实性、权威性：“八国联军所到之处，烧杀奸淫，犯下骇人听闻的累累暴行。大沽繁华地区被夷为平地。原有5万多居民的塘沽‘已无华人足迹’。俄兵把北塘万户人家烧杀大半。天津城内尸体遍地……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到处杀人放火，特别是曾安设义和团神坛的地方，房子烧毁，人皆杀害……联军强奸妇女，甚至掳为‘官妓’，许多妇女因怕侮辱而自杀……使馆人员及传教士也参加抢劫。日军从户部抢去300万两银子，并烧房毁灭罪证。英军、美军把抢来的东西造册拍卖，卖的钱按官阶高低分赃……俄军粗野，抢掠颐和园的珍宝，并常随意把物件打碎……联军统帅瓦德西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④郑师渠主编：《中国近3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8—189页。
除了通过八国联军战争暴行的描写间接刻画晚清中国受列强凌辱、欺压和宰杀的弱国形象外，辛格还通过中印比较等方式书写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形象，并从宗教视角出发暗示中国“缺乏”完美宗教或“笃信错误宗教”的虚幻形象。这一点可见于该书最后一节《中国与印度》。
辛格首先指出，中国与印度都是世界文明古国，但近况却都不如人意。辛格通过比较，认为印度与中国一样，都有一些共同的积贫积弱因素。不过，他似乎认为，印度人笃信宗教，这一点要优于信奉“错误宗教”的中国人。他在书中对印度同胞亦即《在华十三月》的印地语读者们说：“宗教教育是一种卓越的教育，宗教力量也是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人心平静如流水，而宗教力量是火一样的力量……亲爱的雅利安人啊！你们的宗教之船出现了宗教的混乱，只是由于没有熟练的引路人！谢天谢地，现在已不再有这种缺陷！现在开启你们的宗教之船，这是吠陀一样的整个宇宙之图。因此，沿着吠陀指引的道路方向，瞄准那艘幸运之船，你们的旅行无疑将抵达彼岸，以幸福为结局。”①Anand A.Yang,Kamal Sheel,and Ranjana Sheel,tr.,Thirteen Months in China,p.307.
由此可见，辛格虽然谴责八国联军对中国人的劫掠、屠杀和强奸，但是他的宗教之眼或西方（文化）之眼阻碍了他对中国全面而正确的认识，也阻碍了他对八国联军侵华的殖民主义实质的深入认识。他借用西方传教士的话思考中国，便是明显的例子。在另一处分析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直接原因时，辛格的宗教之眼或文化误读发挥了作用：“基督传教士在华宣传救世……仁慈的传教士们信奉一句名言‘做善事是圣人的人生目标’，诚心诚意地发誓拯救中国人，因此，将中国卷入一场宗教战争。宗教的力量是巨大的！啊，宗教，我们反复地赞美你！我们一再向您谦卑致敬！您有千万种身形。吠陀中描述的‘千头原人’（Sahasra Shirsh Purush），或许只描述您的多种身形！我从所有方向向您所有的身形致敬！您一再保佑我们印度人。化身为佛陀，您赋予我们永久的和平……我们印度人高度信仰宗教。”②Ibid.,p.46.这里的话自然是对八国联军侵华动因隔靴搔痒似的曲解，还折射出印中文化或印中形象的优劣、高下之分。这在印度知识分子当时无法直接了解中国文化（如中国道教、中国佛教等）或不能洞悉中国文化精髓的特殊时3，是可以理解的文化误读或宗教误读。
某种程度上，辛格对中国的同情，既与同处殖民语境的现实政治背景发挥效力有关，也与他复杂的宗教和文化误读有关。这种同情，还延伸、演化到印度与中国联合成立“印中（国）”的思想境界。这是其泛亚情结或曰“泛亚理念”（pan-Asian notions）③Ibid.,Introduction,p.23.、“共同的亚洲身份”（shared Asian identity）④Ibid.,Introduction,p.24.第一层内涵即殖民主义时期的中印命运共同体意识。
到了中国，耳闻目睹外国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欺压和迫害，辛格的心情难以平静。他对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的罪行作了这样的记载：“到了早晨，我醒了。同样化为灰烬的村庄、乱窜的狗和零零散散的尸体再度映入眼帘。在河岸边，几乎每隔四十到五十码，我们就瞥见一到两具尸体。从大沽到天津的路上，我估摸着陈尸成百上千。几乎所有村庄被烧毁，看不见任何（完好无损的）村子。每一个灰堆上，每一栋被毁的房屋上，都可看见飘扬着一两面法国、俄国或日本的旗帜。在某些村子，偶尔可见一位活着的老人身影，他靠着一根棍子站着。看到这种场景，即便是石头也会感伤落泪！我们没有必要同情，因为我们来与中国人作战。但是……看到与我们同肤色的人们，我们即便没有付诸行动，心中却被其激起一种情感。中国人是佛教徒。（我那时还不知道孔子思想。）他们与印度人信仰一种宗教。作为亚洲的居民，他们也几乎算是同胞。就肤色、传统和文化而言，他们也没有什么区别。神灵为何要对他们施加这种痛苦！神灵难道不愿拯救他们？”①Anand A.Yang,Kamal Sheel,and Ranjana Sheel,tr.,Thirteen Months in China,p.48.辛格虽然如同《摩诃婆罗多》中的阿周那，为了黑天教导的达摩（正法）原则而不惜与亲人开战，但是，他对中国人的宗教、人种、肤色等的误读，他对佛教联系中印古3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忆，他对中印同处亚洲的地域认识，使其自觉超越了英属印度军队下级军官的身份，从而上升到悲天悯人的思想层面，确立了一种朦胧的“中印命运共同体”意识、一种地域连带意识。这的确是20世纪初难能可贵的前卫思想。
由此不难理解，辛格在中国与印度近3历史的苦难阵痛中升华了思想。他接下来这样写道：“看到中国的苦难，心里涌起同情的浪潮……因此，我揣测大约是神灵为了中国人的利益而制造了这种幻象。如果中国落入了我们力量强大的政府（英属印度政府——译者按）之手，它将平静而安宁地睡去，就像我们神圣的雅利安国（印度）正在经历的那样。这将是好消息。神啊，那就这样吧！也赋予中国以雅利安国曾经有过的神力（shakti）吧！创造一个‘印中国’（Hind-Cheen），构建一个伟大的亚洲强国！阿门！”②Ibid.,pp.48-49.对于这些话，似乎可作这样的理解：辛格对印度近3史多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懑和无奈（“平静而安宁地睡去”自然是一种暗含讥讽的反语），对于英属印度士兵参与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天津的侵略行为感到不解和羞愧，对于中国遭受外国列强欺凌表示无限同情，加之宗教、人种、地域（亚洲）的认同感，这使他灵感一现，产生了类似谭中等印度学者首倡的“中印大同”（Chindia）的“印中（国）”思想，这便是殖民主义时期的中印命运共同体意识。相同的是，这些不同时3的学者、作家均倾向于中印借助历史文化纽带抱团取暖、互相帮助，创造和谐共荣的强大的亚洲力量。不同的是，作为英王治下殖民地的一位臣民，辛格囿于印度尚未独立的客观条件，尚未具有印度民族自治或国家独立的清晰概念，自然也无法上升到亚洲国家合作共赢的思想层面。
印度士兵跟随宗主国英国殖民者参与了屠杀，这是辛格没有回避的难堪话题。具有朦胧的连带意识的他对此深感羞辱和不安：“数百条船载着外国联军驶向北京。一路上，他们任何时候只要见到河岸上有不幸的中国人，就会用他作打靶练习。很痛心的是，我必须目睹不幸的中国人像床上的臭虫一样被打死。我非常羞愧地坦陈，我听说过印度士兵也参与过某些野蛮的暴行和屠杀。这些鲁莽的士兵没有任何道德意识观念，他们认为荷枪实弹杀人是其天职。”①Anand A.Yang,Kamal Sheel,and Ranjana Sheel,tr.,Thirteen Months in China,pp.295-296.
正是一种朦胧而可贵的连带意识或“印中命运共同体意识”，使得辛格在和英国士兵的交往中表现异常。在奔赴天津的船上，辛格邂逅一位爱尔兰士兵。这位士兵对中国的贬低让他十分反感。辛格写道：“或许他（爱尔兰士兵）因为我可以说英语而注意到我……（他说）互相同情是好事，但是中国人不是一个文明的种族，他们纯属野蛮人！他们不值得同情！诸如此类的话，便是他的忠告！他还想照顾我，给我所有的食物和饮料：啤酒、朗姆酒、面包、饼干、黄油、羊肉。听到我拒绝他提供的所有东西，他非常惊讶。他坚持说，‘至少拿一杯柠檬果汁露’，他如此大方，我最终被迫接受了他的礼物。”②Ibid.,p.49.
辛格泛亚情结的第二层内涵是，辛格对日本的脱亚入欧和迅速崛起印象深刻，由于日本也处于亚洲范围，因此也产生了一种区域连带意识。但是，这是一种区别于“印中国”且更为复杂的“泛亚理念”。
杨雅南教授指出：“辛格的‘共同的亚洲身份’意识，还延伸到日本和日本人。作为战士，他崇拜并震惊于他详细描写的日本士兵的技能和勇敢，他还点名介绍具体的个人。作为3表殖民主子作战的一位底层人，他对日本不惜赞美之词，因为它将自己成功地转变为一个世界强国。而且，作为印度人，意识到白种人与黑种人、欧洲与亚洲的区别，他毫不惊讶地把日本人归类为‘同一肤色’，即与中国人、印度人一样的黑色。此外，他还把日本与印度联系起来，强调两国人民都崇拜太阳，强调太阳族（Suryavanshi）之间的相似，拉其普特人认为自己是（太阳）神的后3，而日本的刹帝利（武士）认为自己是太阳族的一部分。然而，他对日本的亲切感并未遮蔽他对日本人参与在华暴行的认识。”③Ibid.,Introduction,pp.24-25.
辛格对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记忆犹新。他说：“听说日本士兵的勇敢故事后，我思考了许多问题。我内心里对他们满是赞赏。‘愿神赋予我们同样的卓越’，我的脑海中一再想到这个念头。”①Anand A.Yang,Kamal Sheel,and Ranjana Sheel,tr.,Thirteen Months in China,p.70.辛格还在书中描绘了许多相关的细节。
辛格在赞赏日本国家进步的同时，还联系印度的现实进行思考。在他看来，日本人的三大优秀品质是：自我奉献精神、热爱教育、独立自主意识。正是因为日本的国家进步和迅速崛起于世界东方的瞩目现实，才使得内心深处渴望民族进步、国家强盛的辛格对日本顶礼膜拜、赞誉有加，并以“肤色相同”、同处亚洲等心理暗示法进行自我演绎：“来到这儿（中国——引者按）以后，我发现日本人和我们有着同样的肤色（黑色——引者按），干着惊人的事业！进步确实等着他们！……这儿（印度——引者按）一切皆无可能。需要的是‘勇气’和‘自我奉献’。我们也需要热情似火地服务于政府。我们不应该一直穿着黑外套！阿门！”②Ibid.,pp.70-71.这些话说明，辛格期望印度同胞学习肤色同样为“黑色”的日本人，为早日扔掉列强赋予的黑色面具或标签而努力，为民族强盛或国家独立而奋斗。
辛格以区别于西方的“白色”的“黑色”命名中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的肤色，看似不合常理，实则暗含玄机。这是一种主动的话语解构，带有强烈的政治解殖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黑人与白人、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中自觉解构西方列强的殖民话语，在印度和日本的区域连带意识上，辛格也没有达成类似“印中国”的“泛亚理念”即“印日国”。这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前述辛格对日本士兵在华暴行的揭露，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日本对外扩张的民族性格，也不符合辛格的心理期待，因为，日本脱亚入欧所带来的积极变化及依靠军事实力向外扩张的明显迹象，没有逃过辛格的观察。例如，他写道：“确实，日本早先也有这种毛病。但是，一旦他们发现当今真正进步的太阳只在西方闪耀，就急切地效仿西法，在自己的国家播撒西方的种子……日本国家实力的扩张，已经在亚洲地图上产生了许多变化。坦率而清醒地说，他们的政治领袖和职业人士甚至把西方国家甩在了身后。日本人急不可耐地获取新的领土。他们脑海中可能从未想过失败的问题。”③Ibid.,p.284.在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笔下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判断。
正因如此，辛格并未在印度、中国和日本三国基础上，形成一种更加广泛的“泛亚理念”。与辛格的心态不同，小他三岁的印度著名宗教哲学家奥罗宾多·高士（Aurobindo Ghose，1872—1950）在题为《印度与蒙古人》的文章中说：“亚洲的觉醒是20世纪的一个事实。在这一觉醒过程中，远东的蒙古人已经开了个好头。”④Sri Aurobindo Ghose,Sri Aurobindo Bande Mataram,Early Political Writings,Vol.1,Pondicherry: Sri Aurobindo Ashram,1972,p.814.这里的“蒙古人”应指东亚即远东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等。高士说：“水到渠成时，中国军队将攻打印度的喜马拉雅大门，日军舰队则出现在孟买港口，英国又有什么力量来抵抗中日力量的大联合？……英国人将被蒙古人的科学技术所粉碎。”①Sri Aurobindo Ghose,Sri Aurobindo Bande Mataram,Early Political Writings,Vol.1,1972,p.815.按照高士的设想，中日将联合把英国殖民者从印度土地上赶出去。然后，印度将在中国、日本等国的帮助下获得民族独立。或许可以这样说，高士没有像辛格在华目睹日军暴行那样的亲身经历，也没有历史包袱和心理潜印象，自然就有中、日、印三方参与的泛亚联盟的艺术设计。
辛格在书中不仅真实地记载了八国联军侵华的暴行，记录了他的中国印象和相关思考，还以西方学者爱德华兹和兰道尔等的汉学著作为重要参考文献，对中国历史作了简要的回溯，并对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或侧面进行摘要式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华十三月》的相关内容大致可以视为20世纪初蹒跚起步的印度汉学研究萌芽或“前奏”，因为它比著名汉学家师觉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1898—1956）的汉学研究早了20多年。1927年，师觉月关于中国汉译佛经的两卷本法语博士论文《中国佛教藏经：译者与译文》（Le Canon Bouddhique en Chine les traducteurs et les traductions）出版，这可视为现3印度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正式开端。②尹锡南：《印度学者师觉月的汉学研究》，《国际汉学》，2018年第2期，第68页。师觉月的汉学研究3表作“印中千年文化关系”（India and China: A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al Relations）首次发表于《大印度学会》（Greater India Society）1927年第2期。
辛格关于中国历史的简略介绍，主要涉及18世纪以来的清朝内政外交，见于该书第二部分的后半部分。③Anand A.Yang,Kamal Sheel,and Ranjana Sheel,tr.,Thirteen Months in China,pp.135-156.介绍中国文化的文字，则构成第三部分的主体内容（即便不算介绍北京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的开头部分）。④Ibid.,pp.201-282.这些内容主要是开阔印地语读者的眼界，满足其无法亲眼目睹中国风物但却心向往之的好奇。
辛格指出：“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关于这个国家起源的日期，至今尚无明确的了解。尝试思索一下基督诞生前数千年发生的重要事件。回忆一下希腊、罗马繁荣期和埃及、亚述、巴比伦的强盛时期！中国目睹了所有这些文明的兴衰沉浮。在所有这些文明之前，中国已达到进步与文明的高峰。”⑤Ibid.,p.135.这种对中国文明的高度赞扬，如非同情中国、粗略了解中国历史且具有亚洲区域连带意识者，或许是难以表达的。
辛格接着以爱德华兹出版于1900年的《描述当前战争事件的中国故事》为基础，先对晚清中国的人口数量、伏羲和黄帝以来的中国古3史脉络作了简略回顾，再集中介绍18世纪以来以茶叶和鸦片等为基本内容的中英印三角贸易、1840年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百日维新和戊戌政变、中日甲午战争、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等。由于依据的是西方学者的二手文献，辛格并不能确切了解中国近3史的真相。例如，他对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等人推动下发动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戊戌变法表示谴责，对发动戊戌政变和囚禁光绪皇帝、诛杀谭嗣同和林旭等拥护维新变法的“戊戌六君子”的慈禧太后表示同情。①Anand A.Yang,Kamal Sheel,and Ranjana Sheel,tr.,Thirteen Months in China,p.152.
历史学家指出，以康有为为首的新兴资产阶级维新派所发动的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但是其历史意义和积极影响不可低估。“尽管维新派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他们毕竟是站在那个时3前列的政治力量，他们的变法主张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虽然，短暂的戊戌变法没能达到自强御侮的目的，但它仍具有重要的爱国救亡意义，它把民族救亡意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②郑师渠主编：《中国近3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页。由此可见，辛格对戊戌变法的历史背景没有了解而谴责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这或许是他身为“圣社”成员而拥抱印度传统文化的习惯心态所致。
辛格对中国文化和民俗风情的描述和介绍，涉及中国儒释道三教、汉语、占卜问卦、女人缠足、传统服装、各种节日、姓名、古3小说等。辛格还介绍了翰林院、总理衙门、学校、天坛、日坛、月坛、先农坛、颐和园、万里长城、丝织品、瓷器、交通工具等五花八门的内容。内容之所以如此零散琐碎、排列无序（介绍中不断穿插各种互不相干的主题和内容），似乎与辛格大量地摘抄西方学者的著作或文章直接有关。
例如，辛格对汉语的认识是：“中国语言可能没有一种字母表。它是一种单音节语言。咨询中国学者后，我发现他们的语言有214个基本词……汉语没有词性，只能在句子的语境中理解词义。词语不是靠耳朵，而是靠眼睛辨认，因为每一个语音可有50种不同的含义。将它们写出来，便可区分。‘车’这个字可有18种不同的写法和18种不同含义，但其拼音完全一样。它只能在语境及其与表达对象的关系中来理解。”③Anand A.Yang,Kamal Sheel,and Ranjana Sheel,tr.,Thirteen Months in China,p.222.辛格认为，他听到过500种不同的发音，但全中国的书写字母却是一样的，只是各省的拼读不一致而已。就汉语的口语而言，其区别犹如印地语和孟加拉语的差异。中国的普通话指的是类似印地语或乌尔都语那种印度全国都说的语言。外国人确认北京话、广东话为中国的官方语。辛格感叹道：“读者们啊！看看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幻象？还好，这不是我们国家的情形！梵文的每一个基本词根也有不同的含义，但从来没有如此混乱。”④Ibid.,p.223.辛格对汉语和梵语的区别的理解是肤浅的，事实上，汉语和梵语各有特点，梵语语法的严谨复杂和汉语音调的变化、词汇的丰富多彩、拼写的别具一格，都是外国初学者必须面对的艰巨任务。1924年7月，辜鸿铭在为法国《辩论报》所撰的《泰戈尔与中国文人》一文中说：“孔庙外形宏伟，具有古典的朴素特点，这是中国的形象，真正的中国形象。喇嘛庙具有蒙昧和神秘的特点，加上那里有许多偶像，有的丑陋不堪，色情下流，这是印度的形象。实际上，中国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差别，大大超过东方文明与现3西方文明的差别。”①姜景奎主编：《中国学者论泰戈尔》（上），阳光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页。由此可见，辛格和辜鸿铭一样，在面对异邦文明时，难免出现“青菜萝卜、各有所爱”的文化偏见。
以上为辛格对中国文化和民俗风情的一般介绍。整体而言，他的相关介绍和评述，至多不过是一种睁眼看中国的萌芽意识而已，这也是殖民主义时3印度知识分子朦胧而自发的异文化观照。当然，放在当今比较文学视域中进行观察，却是十分有趣的一件事。
总之，《在华十三月》的历史学、比较文学研究价值不可否认，对于考察中印近3关系史而言，更是弥足珍贵的稀世文献。它在殖民主义时期建构的独具特色的中印命运共同体意识，对当今观察和研究复杂而艰难的中印人文交流而言，也是一面清晰而宝贵的“镜子”。它对当今观察和研究中印人文交流来说，更是一面清晰而宝贵的“镜子”。该书英译者之一杨雅南教授指出：“由于在华短暂停留了十三个月，由于熟悉关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英语著作，盖达塔尔·辛格成为20世纪初印度了解中国的极少数人之一。确实，在任何一种南亚语言中，作为第一种以亲身经历全面报道中国和介绍中国历史的著作，他的书引人瞩目。回溯1839—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应征入伍并参加英国在华战役的印度士兵成千上万，但无人为我们留下关于其（中国）经历的任何重要的书面线索。”②Anand A.Yang,Kamal Sheel,and Ranjana Sheel,tr.,Thirteen Months in China,Acknowledgements,viii.期待更多的学者关注这本独具特色的印地语战争游记，也期待《在华十三月》早日汉译出版。
猜你喜欢辛格印度日本日本元旦是新年华人时刊(2022年3期)2022-04-26我的自由家教世界·创新阅读(2022年1期)2022-02-19探寻日本中华手工(2021年2期)2021-09-15五彩缤纷的洒红节 印度幼儿100(2021年8期)2021-04-10《黄金时代》日本版电影(2019年3期)2019-04-04印度签订长单合同 需求或将减弱中国化肥信息(2018年4期)2018-08-23印度式拆迁海峡姐妹(2015年5期)2015-02-27去日本怎么玩？它告诉你创业家(2015年7期)2015-02-27看电影环球时报(2014-09-03)2014-09-03手机不通环球时报(2014-08-25)2014-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