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丽娟
（淮阴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3）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要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决议》对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出了两个“相结合”的论断，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67。传承至今的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整个民族的内在性格、行为方式、价值取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先进理论——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拥有着前所未有的真理武器和光明方向。但是，在一个有着几千年且从未间断文明的古老大国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人民群众自觉主动地在不同于自身民族文化的科学理论指引下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活动，不得不处理好这个理论与整个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否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直接关系党的事业的成败。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用辩证发展的观点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尤为重视对儒家文化的改造，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优秀文化相结合，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如今，党和人民正满怀信心地走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从总体上探讨两者相结合的问题，解析实现两者结合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由此指明进一步促进两者相结合的方法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分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儒家文化的优秀部分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家文化创造性发展的相关问题时，有必要首先解释这种结合发生的可能性。两种阶级立场、政治属性根本冲突的理论与文化，可以相互结合并实现创新发展，一定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一致性，存在着能够相互融合的特性。
（一）理论特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优秀文化具有相同的包容性
从理论和文化特质上看，马克思主义、儒家文化确实有着一致性，突出表现为两者都呈现出极大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就为互为异质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提供了结合的可能性。如果一种理论学说在形成之初不能吸收借鉴其他理论的先进部分和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不能在传播和运用的过程中及时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变化不断充实，那么这个理论就不具有包容性，当然也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不能持久的存在下去。同样，对于民族文化来说，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和儒家优秀文化虽产生发展于不同的历史地理环境，但是都具有包容性。就马克思主义来说，诞生之初，就吸收借鉴了当时的先进理论成果，批判了以往的理论缺陷，这当然其实也有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在随后的发展中，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根据各国不同的实践，又创新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等，不断扩充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都展示着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而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史上唯一没有间断过文明的民族，这其实离不开儒家文化特别是优秀精华部分的支撑作用。儒家文化强调“和而不同”、和谐共存的原则，“显示出儒家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气派，也是儒家文化经久不衰的动力所在”[2]90。综上，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使得其能够借鉴儒家文化的精华内容、形式，在不同于理论产生地的文化背景下也能够发挥强大的实践指导作用。正是儒家文化的包容性，使得其能够接受不同于自己背景的文化和理论传播，吸收其中的现代性思想，摒弃糟粕，推动自身的现代化。可以说，两者的包容性相互契合，使文明可以在交流碰撞中实现各自的发展。
（二）具体内容：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优秀文化存在相似的观点
理论和文化特质上的包容性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优秀文化的结合提供了抽象上的可能性，而两者在具体内容上又存在着不少相似的观点，这就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具体意义上的可能性。这种具体内容上的契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第一，重视人民群众，强调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上，两者所持观点基本吻合。“为政以德”“以民为贵”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孟子就曾直接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就是民本思想。除去其阶级属性，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强调了人民群众在政权稳固方面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唯物史观就鲜明提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重要观点。马克思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第二，强调集体主义和公共利益。儒家文化能够作为封建君主大力宣传的正统思想，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无论是在家族关系中还是在社会关系中都强调整体性和集体主义，倾向于为了整体利益、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千年来，所宣扬的集体意识、推崇的社会性，培养了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使得整个国家“协调统合一切个体成为和谐有机的集体”[2]487。而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首要前提就是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体化。这种集体化思想契合于传统文化，易于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第三，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入世，寻求知行合一的境界，是儒家优秀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这种知行合一，其实就反映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儒家注重道德实践，特别强调身体力行，认为所有的仁爱与美德，必须经由努力实践甚至竭力而行。”[2]152而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鲜明观点就是实践。理论联系实际，是坚持实践观点的重要原则。两者在社会实践、发挥主观能动性方面的认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有利于儒家文化的延续发展。第四，在社会理想方面，儒家文化强调共同富裕、人民安居乐业，而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要做的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社会理想上的不谋而合，极大促进了两者的结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4]
上文从何以可能的角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中精华部分的内在一致性，指明了两者相结合的抽象可能性和现实可能性。正是这种内在一致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中国开始就开启了与儒家文化相结合、相融合的历程。除了两者相结合的可能性之外，还有必要讨论两者结合的可行性，即实现两者结合所具备的条件。从主客观条件的角度分析这种结合的可为性，可以为深入认识两者相结合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提供有力支撑。
（一）主观条件：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儒家优秀文化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从理论和文化本身发展的角度看，促进两者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武装群众的内在诉求，也是儒家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化与发展的内在诉求。这种双方都具有的内在诉求为两者的结合作了有力铺垫，成为两者相结合的有利主观条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特点看，其全面且系统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与演进规律，是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科学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1]66。与各国实际相结合，是其发展的内在要求。长期受儒家文化影响，就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所面临的特殊实际，这就决定了它要合理关切儒家文化，寻找引领旧文化的合理方式与契合点。同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就不是把它当作一种纯理论学说来探讨的，而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个理论必须唤起群众，必须掌握和武装人民群众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因而，它必须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必须要有与中国人民内在的文化传统相融合的内容，这就提出了两者相结合的理论发展诉求。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文明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愈发式微，儒家文化也被推崇西方文明的人片面划分为封建制度的糟粕，面临着巨大的冲击。随着中国被迫开启现代化，儒家文化其实也面临着现代化转变的问题。不随着现代社会转型，儒家文化便难以延续于现代社会。纵观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各种主义和社会思潮，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几乎都是持全盘否定、全面批判的态度，认为要学习西方文明就要摒弃儒家文化。而马克思主义强调辩证否定观，认为传统文化既有其精华，也有其糟粕。毛泽东就曾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5]534因而，儒家文化更能够认同马克思主义，更希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其注入现代性因素，实现其现代化转变，焕发新的生机。正是这双向的内在诉求，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客观条件：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优秀文化相结合的主体形成
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武装群众和儒家文化现代化转变的内在诉求，从主观上为两者的结合作了铺垫。而最终实现两者的有效结合，需要理论和实践上主体的有力推动，这个主体就是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能够辩证对待儒家文化的中国共产党。起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是众多思想中的一种而已，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才全面的宣传开来，人民群众才真正意识到什么是科学真理、什么是救国之道。同时，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高举旗帜，才使得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入中国人民心中，还在世界范围内宣传开来。由此可见，理论和实践主体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优秀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命题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5]533-534，“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6]，号召全党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待儒家文化。毛泽东还指出儒家思想中包含了一些辩证法的因素，应该予以肯定。同时，对于儒家文化中的“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7]。秉持着历史的批判的继承的态度，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两者相结合，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及新时代继续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强调“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8]。一百年来，正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定文化自信，自觉做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不断用马克思主义指引儒家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才激活了儒家文化的新活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
结合以上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深刻影响中国，离不开与儒家优秀文化的结合；
而儒家文化延续至今、不断展现新的活力，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分不开。基于此，在新时代，继续赓续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结合以往经验进一步推动两者的结合。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阐释儒家优秀文化的新时代意涵
推动实现两者有效结合，必须要从理论上搞清楚两者间的关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结合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坚持正确的指导方向。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兴党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提倡与儒家优秀文化相结合，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并不意味着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并不意味着在文化领域内的全面复古。而是说，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对待儒家文化、改造儒家思想，使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因而，要想正确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推动两者的有效结合，首先，要明确与儒家优秀文化、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在中国传播并发挥作用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后，就面临着与儒家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两者的结合，既不是人为臆造的，也不是人为能够阻拦的，而具有时代发展的必然性和理论发展的必然性。其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对待儒家文化，从当今中国实际出发，积极发扬儒家文化中符合时代要求的部分。总结儒家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与经验，“尤其是用中国文化中有而马克思主义中没有的或尚未展开的特殊成果”[9]来进一步丰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得不承认，产生于欧洲文明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在具体内容上相对缺少东方文明的精华部分，而要发挥其普遍真理的指导作用，有必要吸收借鉴中华文明中的优秀成果，丰富自身理论体系。故而，只有在明确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赋予儒家文化以时代意蕴，也才能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正确对待儒家文化，深入挖掘儒家文化的精华
更好地推动两者相结合，不仅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还要正确对待儒家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第一，历史地承认儒家文化的地位。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能随意摒弃的历史遗产。历史归根到底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说“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0]历史的。映射到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关系之上也是如此。要在拥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里，培育和践行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要处理好文化历史遗产。第二，儒家文化既有其符合时代发展、人民要求的先进部分，又有封建落后、必须要抛弃的糟粕部分。在客观认识到儒家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的同时，也要一分为二的看待儒家文化的具体内容。首先，儒家文化是封建君主推崇的正统思想，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这就决定了其内容中一定包含着与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相对立的部分，这就是我们需要辨别和反对的内容。其次，儒家文化中对于人与人之间、人与集体、人与自然等关系的论述，对客观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于人的德行的重视具有非阶级性。这些是我们可以继续发扬的部分。第三，高度重视儒家优秀文化，不是搞文化复古主义。推动儒家文化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把儒家优秀文化上升为指导思想，回到古代。而是要发挥儒家优秀文化的积极作用，凝聚共识、感化人心，吸取一些有益的治国理政经验、社会治理经验，更好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服务。我们坚决反对打着重视儒家文化的旗帜，企图走以往的老路的思想和倾向。第四，推动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以往党对传统文化的改造经验，提出推动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观点。儒家优秀文化也要随着时代的要求实现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努力与新时代相适应，展示其与时代共鸣的精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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