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景辉，周 洲
(南京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人民群众对政党文化的认同是反映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成果的重要维度。列宁指出，共产党能否成功执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是否具有强大的文化领导力[1]。在当代中国政治场域中，文化领导权与政党文化认同具有天然的同构性和一致性，以文化领导权促进政党文化认同，有利于提升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在人民群众中的引领力、影响力和凝聚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文化领导权”这一概念，但是其“领导权”理论中内蕴文化领导权维度：共产党要时刻提醒工人群众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2]。换言之，无产阶级政党除掌握政治领导权外，还需要掌握与传统社会观念决裂的、蕴含新的阶级理念的文化领导权，并通过文化领导权增强政治领导权，用自下而上的形塑方式在人民群众中熔铸起广泛而牢固的思想认同、价值认同和意识形态认同。其中，思想认同是价值认同和意识形态认同的前提和基础；
价值认同是思想认同转化为意识形态认同的心理催化剂和情感稳定器；
意识形态认同是思想认同和价值认同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交融的政治表现。三大认同维度交融共生、相辅相成，共同促使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始终怀有自觉之内化、同情之理解和思想之认同。
文化领导权的本质功能就是在民众生活世界和心理世界中确立和引领价值导向，从而能够让人民群众认同和接受某种思想。在政党文化领导权语境下，思想认同是依靠政党文化的感召力和同化力使得人们自觉认可政党的思想、理想和形象，从而对政党形成良性的价值判断和强烈的遵循心理。政党思想认同在政治生活中看似无影无形，然而却无处不在。从激烈程度看，“认同”比“强制”要平和很多，但其持续时间比“强制”更久，辐射范围比“强制”更广，影响力度比“强制”更大。
(一) 以思想的科学性增强政党文化引领力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认同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所处历史阶段和时代方位决定的。立足实际考察政党文化思想认同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逻辑。显然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28年间，中国共产党尚未取得严格意义上的领导权，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提升政党思想科学性来整合、统领社会思潮，从而在民众中争取文化领导权和话语权。由此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争取文化领导权和话语权的筚路蓝缕之路，以思想统一的星星之火形成争取政党领导权的燎原之势。
五四运动之后，各种社会思潮来势汹汹，并向马克思主义公开挑战。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高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大旗，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展开斗争，先后开展了“问题和主义”之争、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之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三次论争虽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直接获得政治上的领导权，但在论战中不断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在思想上，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和强大的说服力赢得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信任，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意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根本问题；
在实践中，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启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先进性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的新征程。此后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不仅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文本出发进行理论研究，而且聚焦于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射击中国实际革命问题的“的”，凝聚全党智慧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道路选择问题。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实践积累的经验，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道路。整风运动促进中国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彻底解决了党内常犯的“左”与“右”的思想路线问题，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促进了思想解放，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团结统一、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中西方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受西方资本主义逻辑主宰的思潮不断涌入，党的文化领导权存在被虚无化和边缘化的风险。在此背景下，自觉培育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权威性和引领力是巩固党的执政思想根基的重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经济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中国化、本土化，并结合中国实际，“以俄为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在文化艺术建设方面，以反映人民需求为出发点，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承认社会主义文化的多样性格局的基础上，以政治的权威关涉文化的张力，引领时代文化的发展方向；
以文化的独立性关注政治之思，使文化与政治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依然以高度自觉性和坚定性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3]，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伟大飞跃。马克思曾指出，提升理论说服力的密钥在于“抓住事物的根本”[4]。但问题是，怎样抓住“根本”。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要想使得人民群众真正接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同党的文化领导，首要前提就是抓住人民群众这个“根本”。因此思想的阐释、宣传方式必须贴近人民群众，同时结合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中国发生的历史巨变，引导人民群众深入领会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和实践意义，使之深入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世界，成为全党全国人民一切行动的指南和根本遵循，从而为增进党的思想认同奠定群众基础。
(二) 以思想的实践性提升政党文化凝聚力
马克思指出，人是思想和行动的有机统一体。一方面，思想可以指引个体通过行动确证自我本质力量；
另一方面，行动能够激活思想，推动思想实现对象化力量，否则“不见诸行动的思想，只不过是人的影子”[5]。虽然个人思想不能完全等同于政党思想，个人行动也不等同于政党实践，但政党思想和政党实践之间的天然同构性不言而喻。政党思想的实践性可以指引政党将蓝图变为现实，实现自身本质力量，从而提高政党文化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反过来说，缺乏实践之维的政党思想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于人民群众而言，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若仅停留于价值依赖层面，则政党的合法性难以为继，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更是一种让中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路径依赖，内蕴丰富的实践指向性，对于调动全党智慧力量、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现实价值。
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将实践确认为不同于以往任何哲学体系的新哲学的最高原则：“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6]充分强调思想的感性本源，即思想是对社会历史实践作出的理论供给和观念表达，能够指引主体从事感性实践活动，进而迸发出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从“解释世界”跨越到“改变世界”，马克思冲破了思想“仅能解释”的樊篱，确证了思想的实践性旨趣。在这一旨趣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实践性作为政党思想的重要属性，以实践为依据、动力和检验标准，不断优化党的思想文化内涵。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7]，满足人民群众的切身需求是提升党的思想引领力和社会聚合力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初期作为一种“舶来思想”很难被封闭保守的广大农民接受，普通百姓认为与自己毫不相关，导致马克思主义宣传路径受阻、收效甚微。如何有效动员群众接受并认可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亟须破解的难题。中国共产党从解决群众实际需求角度切入。很多早期先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深入工人一线，与工人同生活、共劳动，借此打开理论宣传的渠道。如1920年，俞秀松隐姓埋名深入厚生铁工厂，边做工边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
同年，李大钊派罗章龙等到长辛店开设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并亲自到长辛店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以科学的理论武装铁路工人。理论在实践中检验，在群众中生根发芽，不久后，长辛店爆发了工人罢工运动，成为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典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只有“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福利”[8]，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我们党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热烈拥护的党。中国共产党从解决农民群众的土地问题入手，废除了存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满足了广大百姓千百年来渴望获得土地的愿望，壮大了工农联盟队伍，厚植了党的群众基础。新的实践催生新的思想理论，党的十八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和社会主要矛盾都发生了巨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因势而新的同时，仍然坚持人民观的精髓要义，把人民作为“党执政的最大底气”[9]。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改变了中国农村和贫困落后地区的面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伟力；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上下积极践行党的乡村振兴战略，有效改善“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大大激发了乡村发展活力。历史已雄辩地证明：百年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始终坚持为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伟大实践服务，为人民群众实现美好生活服务，这为确立社会价值导向、提高党的文化凝聚力，进而增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创造有利条件。
价值认同指的是人民群众基于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思想认同的基础之上，逐步在心理世界内化为肯定、理解、认可，从而发自内心地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产生亲近、赞同和遵循等正面情绪。价值认同内在包含情感、意志和信仰三重维度。不同的政党价值取向是区分政党文化的鲜明标志。一种政党文化之所以能够吸引特定人群，就在于这种政党文化刚好契合特定人群的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在思想和情感上能够引起强烈共鸣。人民在感情上亲近政党，在行动上才会自觉拥护政党。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认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而不认可其他各种政党文化，就是因为他们认同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中的价值取向，而不认同其他党派的价值取向。价值认同一旦形成，便能持久稳固地抵御和消除其他各党派文化的干扰和入侵。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认同要详细考察价值认同这一重要组成部分。
(一) 凝聚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心理共识
政党价值观回答一个政党“是什么”“为什么”和“做什么”的问题，它体现一个政党的价值理念和理想目标，是政党制定路线政策、党内法规等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显著文化象征。中国共产党价值观就是在不断总结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为适应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发展需要而逐步建立发展起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价值观的重要性，指出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建设水平直接决定这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水平[10]。事实上，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和发展可能性也取决于其价值观的塑造。政党价值观作为传达政党精神追求和政治理念的载体，以及政党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是政党一切实践的价值抽象和理念遵循。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是党的政治生活中重要的情感稳定器和心理催化剂，在群众中建立起良好的政党价值观认同是培育和践行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重要保障。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坚持以人民利益为党的最高利益。中国共产党价值观认同要想达到既定认同效果，其关键就是通过普及宣传和文化教育，固化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心理认知，将党的价值观以一种易于接受的阐释方式传导至群众心理世界，为广大人民群众主动认同和自觉遵循。
一方面，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深化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理性认知。党史学习教育本质功能在于能在真实情景中帮助人民群众实现沉浸式政党文化认同。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具有历史贡献意义的灌输理论，但并非不顾群众现有知识水平的简单“一刀切”，而是采取尊重群众受教育水平和阶级意识的循循善诱灌输法。列宁的这一革命策略对于当今固化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心理认知具有借鉴意义。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历史是一本最富感染力的教科书，是群众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传承红色基因、培养文化认同的巨大精神宝库。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维护人民利益作为最高原则，与全国人民奋勇抗战，先是实现国家独立，而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落后贫穷的现象，将“民殷国富”变为现实。党的百年栉风沐雨之路涌现出无数动人案例和历史人物，有在绞刑台上视死如归喊出“共产党万岁”的李大钊、“一腔热血化碧涛”的航母之父罗阳、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以墨为糖蘸却浑然不知的陈望道……这些微观故事是形成群众对党的价值认同的情感催化剂。党史教育在宏观叙事的同时也要注重宣传此类微观历史故事，在润物细无声中培植群众对于政党文化的感性认同，使得群众铭记党带领人民砥砺奋斗的光辉历史，从而厚植爱党爱国情怀。通过党史学习教育，要做到三个“深刻阐述”：一是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主义进行比较，深刻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引导人民群众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救和发展中国；
二是通过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进行比较，深刻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优越性，让人民群众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带领中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领路人；
三是通过将新中国和旧中国进行比较，深刻阐述新中国建立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引导人民群众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同时要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将“灌输”与“润化”相结合，在潜移默化中熏陶群众对于党的情感。
另一方面，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入脑入心。理想信念是党和人民强基固本、团结一心的精神之“钙”，理想信念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构建共同的理想信念和情感结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培元固本。人民群众的理想目标与党的理想目标相耦合，这无形中会增强人民对党的好感、共情和支持。厚植共同理想信念有助于增强人民群众对党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完成了世所罕见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中最坚强的精神支撑便是坚信革命必将胜利的理想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壮志豪情成为支撑红军战士在饥寒交迫情况下翻越穷山野岭和雪山草地，最终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支柱。毛泽东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11]虽然长征结束后红军的数量锐减，但中国实际革命力量不减反增，不弱反强。因为在两万五千里的征途中，广大群众已经深刻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民族大业而不惜流血牺牲的家国情怀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向死而生、严守纪律、与人民命运与共的精神得到了群众的情感认同，从而在民众中形成强大感召力，为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新鲜血液，为中国革命播下希望的火种。当前受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影响，国内各种价值观念相互碰撞交融，并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更加隐蔽的手段向我国贩卖各种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少部分党员群众出现物化、虚化等理想信念滑坡现象，缺乏理想信念之“钙”。更要将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常态化，以理想信念凝神聚气，帮助党和人民群众挺起精神脊梁。同时增强理想信念教育实效性，牢固树立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坚定信心，使理想信念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助推力。
(二)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构筑精神家园
安东尼奥·葛兰西[12]认为，文化不应当被降格为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不能忽视了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命体验，文化恰恰是人们内心的生活秩序和情感熏陶，体现人的器识和境界，并能够发挥人在社会中的实际作用。这种观点表明文化内蕴精神维度。对于一个政党来说，精神是其筋骨和支柱。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接续传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推陈致新，更是中国广大党员群众共同奋斗的内驱力。“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13]，习近平总书记以32个字精粹概括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深刻阐述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之坚守信仰、实践遵循、精神风貌和道德底蕴四重维度。伟大建党精神集中表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内核、党性追求、无畏气概和道德情怀，其内蕴的精神基因指引着时代发展方向，是中国共产党稽古振今、继往开来的保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有利于滋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凝聚起建设党和人民伟大事业的强大合力。
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历史阶段衍生出的各种具体精神都起到过巩固人民群众对党的心理服膺作用。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深刻表征党不畏艰险、视死如归的精神面貌，给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带来新生活的希望；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北大荒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等，昭彰党鲜明的政治品格，是党和人民戮力同心、赓续红色基因的精神标识；
改革开放新时期和新时代以来形成的特区精神、抗疫精神、探月精神等，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接续传承，集中体现党和人民命运与共、团结奋斗的政治品格。伟大建党精神内在蕴含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伊始就与人民群众保持同呼吸、共命运，因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是构筑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着力点。此外，对人民群众进行伟大建党精神教育、引导和感召，不仅有效提升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引领力和向心力，同时能够解决党在建设工作中的一些实际困难。如中国共产党在某个历史阶段曾走过一段弯路，但由于人民群众坚信党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人民并没有抛弃党，而是理解和包容了这些失误。新时代背景下，伟大建党精神经过人民和实践的检验体现出新的思想伟力，成为举国上下精诚团结、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一方面，以伟大建党精神彰明中国共产党政治品格，伟大建党精神在当代蕴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追求和“我将无我”的奉献情怀，普受伟大建党精神滋养的中国人民能够从中汲取精神养料，从而提升党的文化教化力和凝聚力；
另一方面，将建党精神与百年奋斗实践有机结合，促使群众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目标转化为自觉行动，提升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认同度和执行力，帮助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从而凝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力量。
意识形态工作关乎国家长治久安、民心安定团结，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4]。意识形态与政党政治具有天然的本质关联。意识形态作为政党的灵魂和观念要素，体现政党背后的政治理念、政策纲领和文化内核，因此政党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派性。政党意识形态认同是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交融的表现。中国共产党政党意识形态若想成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自觉遵循和主动认同，就必须将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相融合，要不断加强话语权建设，以文化话语的方式对人民群众的生活世界进行整合和引导，从而开展政党意志灌输教育。
(一) 以有机知识分子聚合意识形态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在党和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多次强调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阵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根本制度，旨在通过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方式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地位根深蒂固、稳若磐石，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之后，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辩证统一逻辑:“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3]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能够始终凝聚各族人民力量和意志、笃行致远的执政密钥。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必须兼具“权利”“权力”和“权威”三大向度[15]。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后，从政治上层建筑维度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毫无疑问地对于指导中国共产党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具有绝对资质和权利。而在当今各种社会思潮相互争锋博弈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对于其他社会思潮具有绝对领导权和统摄力，对于社会现存各种意识形态具有权威性、整合力。然而无论是哪一向度、哪一时段，知识分子群体始终是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坚力量。在全球化和西方各种社会思潮来袭的双重背景下，利用知识分子群体凝聚社会共识，是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度的重要发力点。安东尼奥·葛兰西[16]将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并详细辨别了这对概念。传统知识分子通常“独善其身”，独立于社会集团之外。因其远离实践和脱离群众的缺点，根本无法堪当强化文化领导权的大任。而有机知识分子的作用却至关重要，一个“集团”对于有机知识分子的塑造与它对于其他社会集团的规训力和浸化力成正比，因此应当尽快培育有机知识分子取代传统知识分子[16]。有机知识分子最突出的先进性体现在其与社会集团具有同质性，他们不仅是某一领域的专业人才，还是上层建筑的“公务员”，担负意识形态宣传的责任。有机知识分子并非脱离世俗生活的雄辩者，而是社会实践中坚持不懈的劝说者[16]、建设者和组织者，能够打通先进社会理念与民众之间的传播壁垒，催产新的世界观。无产阶级政党与有机知识分子之间相生相成、共为唇齿。一方面，有机知识分子能够增进民众对政党的了解度和信任度，其本质作用就在于凭借自身说服力和感染力，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政党对自身生活世界的重要影响，从而充当政党争夺文化领导权的中流砥柱。为此，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只有扎根于群众和实践，才能有效引导和教化民众，凝聚意识形态共识，强化政党文化话语权。另一方面，发挥有机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培养有机知识分子，而其培养必须依靠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实践中的形塑。“政党是完整的、全面的知识分子的新的培养人”[16]。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充分地意识到知识分子与党的意识形态具有天然关联：知识分子既可能是党意识形态的建构者和阐释者，也可能是批判者和摧毁者，然而无论哪一种其作用都是致命的。为此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作为革命胜利的新生血液，并对知识分子进行有机化改造，促使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同党的意识形态有机结合。《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17]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吸纳了大量有革命精神的知识分子，消解了旧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有效巩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实践证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和哲学领域的培育，有机知识分子就不可能成为独立的群体；
没有有机知识分子持续的舆论输出和思想引导，无产阶级政党的文化领导权也岌岌可危。而文化领导权是培育和巩固政治领导权的沃土，缺乏文化领导权的滋养，政治领导权就会干枯化和碎片化。在当下中国政治语境中，中国共产党要着力培养和改造有机知识分子，增强有机知识分子说服力，使其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能发挥教化民众的政治性职能，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
(二) 构建政党文化传播与宣传矩阵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认同从未落在靠概念演绎寻求解释的传统窠臼，而是始终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表明，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观，始终扎根于现实社会和历史沿革，而不是机械化概念建构[7]。这为我们在当代构筑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认同给予了重要启示。当下蓬勃发展的新媒体以其强大的舆论主宰能力带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变革，同时也拓展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新空间。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要想获得普遍认同，应深刻关照时代新境遇，构建新的媒体传播矩阵，在坚守与创新之间探寻意识形态认同新格局。当然，构建媒体传播矩阵不等于将各个媒体简单相加，其内蕴逻辑是指平台、队伍、技术、机制等要素的共融共生，以多元化传播促成政党文化传播合力，各媒体之间要生产和宣传差异化的优质内容，形成“一点多翼”的媒体融合格局。
牢牢把握政党文化建设的主阵地。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理论是一项千头万绪而又系统严密的工作，涉及的问题和主体林林总总。其中文本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本是理论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认同能否取得预期实效，最重要的是取决于理论文本能否“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维护这个具有起码理解力的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理论”[18]。要着力推动以中国共产党革命改革建设历程、英雄人物事迹以及重要历史事件为主题的红色书籍的创作。一方面，可以真实、深入、全面地向党内外群众展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树立良好执政党形象；
另一方面，可以有效避免在全球化和新媒体盛行的背景下，部分群众由于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而无法真正把握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精神内核的不良后果。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智慧和治国方略；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岁月，对于广大群众了解党史及其内蕴的文化内核具有重要作用。
发挥新媒体矩阵效应。现代信息技术使得文化不再蒙上仅属于精英阶层特有权利的神秘面纱，每个个体都有机会参与文化享受和文化创作。然而民众更加追求作为文化主体的身份认同，意识形态也从权威、单一走向了多元、分化，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认同的建构和传播产生了强烈冲击，严重威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应当切实洞察阻碍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认同的因素，探索政党文化认同新途径。一是利用大众传媒的广泛性，运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党的意识形态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变革和创新传统政党文化宣传载体，重新焕发载体活力。如“学习强国”平台方便广大党员群众随时随地了解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并特设“党史”一级栏目，是推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思想深入人心的重要载体。二是充分利用听视觉传播模式，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宣传效果。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19]认为，现代社会事实上已成为图像时代，通过图像，世界缩小为一个模型而被人们理解和掌握。当代看图听音成为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获取信息途径，这给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宣传创造了新空间。如2022年电视专题片《零容忍》，以真实案例讲述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故事，展示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决心；
漫画《百年党史·开天辟地》以通俗易懂的漫画形式，通过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使党史学习人群不受教育程度的限制。
构建政党文化宣传的新格局。文化和媒体的深度交融使得“人人皆是麦克风”成为可能，广大群众可以借助新媒体力量随时随地对党进行监督和反馈，新媒体发展带来的文化生态上的变革促使提升宣传队伍质量的工作迫在眉睫。政党文化宣传必须更加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建设目标，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群众进行正面引导并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推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深入人心。同时，实际宣传过程中要切实掌握政党思想文化传播规律，克服“对上不对下”的传统宣传习惯。由于政党文化本身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如果在传播过程中陷入单一政治性思维的窠臼，就会大大削弱宣传效果。因此必须转变宣传方式，建设基层高质量宣传工作团队，通过将民众最关心的事务在党务网站上公开、及时回应群众诉求等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认可度，真正建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20]，构建政党文化建设和宣传的新格局，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建造起坚不可摧的意识形态长城。
猜你喜欢领导权知识分子政党巴西主要政党党的标志概观当代世界(2022年7期)2022-07-25世界政党与国家治理丛书党员干部之友(2022年4期)2022-04-13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担当 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活力(2019年17期)2019-11-26论领导权结构、企业避税与会计信息可靠性的关系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5期)2018-11-08论列宁、葛兰西领导权思想的比较研究小品文选刊(2016年19期)2016-11-26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领导权问题”矛盾论述出现的原因古代文明(2015年3期)2015-07-07近代出版人：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现代出版(2014年6期)2014-03-20复兴之路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3期)2014-03-01“政党上网”：网络生存背景下群众路线延伸的当代价值与实践启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2期)2014-03-01知识分子精神内涵的演变——基于西方几种主要知识分子理论的分析浙江伦理学论坛(2014年0期)2014-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