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声波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炎帝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文化，地位和意义毋庸置疑；
炎帝文化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同样毋庸置疑。研究古已有之，但其真正繁盛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炎帝文化研究成果，其研究内容除传统所涉炎帝文化源流、内涵、价值，炎帝祭祀等之外，还增添了如炎帝文化传播、炎帝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炎帝文化与民俗、炎帝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等。另外，一些带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内容如炎帝文化与旅游文创产品设计、炎帝文化互联网传播等，也相继进入研究视野，受到学界重视。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彰显和提升文化自信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包括炎帝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问题受到党和政府的空前重视。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彰显和提升文化自信，成为了深化拓展炎帝文化研究的基本方向和主要目标。从文化自信视域出发，对炎帝文化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系统认知其成绩与问题，明确其深化拓展策略，对于推动新时代炎帝文化的传承发展，彰显和弘扬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共十九大报告有关 “文化自信” 的论述为理论指南，从文化自信视域出发，基于中国知网的检索数据，从炎帝文化研究的基本面貌与相关主题、当下炎帝文化研究的缺憾与不足、新时代炎帝文化时代性创新性的提升策略三个方面，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炎帝文化研究进行系统评述，在总结其成就与不足的基础上，努力探索其时代性创新性提升策略，以推动炎帝文化研究在新时代迈上新的台阶。
以 “炎帝” 为 “题名” 搜索中国知网，可以查询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炎帝文化研究文献共841份，其中期刊论文462篇，学位论文24篇，会议论文193篇，报纸文章118篇，成果文章1篇。以更为精准的 “炎帝文化” 为 “题名” 搜索中国知网，可以查询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炎帝文化研究文献共258份，其中期刊论文147篇，学位论文13篇，会议论文48篇，报纸文章40篇，成果文章1篇。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后者搜索到的258份文献展开。
从研究主题区分，这些258份文献大致可分为以下几大类：
（一）炎帝文化的源流、内涵及价值
在众多研究成果中，有关炎帝文化源流、内涵及价值的研究占相当大的比重。何为炎帝文化？学界目前有狭义、广义两种定义，其中杨东晨、马良信二人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关于狭义炎帝文化，杨东晨提出：
“所谓炎帝文化，从狭义上说，是指以生活在姜水流域的炎帝为代表的农耕时代文化，即炎帝八代所创造的物质、精神、制度文化的总和。”[1]109关于广义炎帝文化，马良信提出：
“炎帝文化指的就是中华民族发展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全部传颂，史料记载的有关炎帝的功德、功绩，创造发明中所蕴含的民族意识、优秀传统、执着信念、崇高理想等的总和。”[2]炎帝文化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对此问题的研究历史已有数千年之久，但真正形成高潮且成果不断涌现的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过40余年的研究，大家一致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炎帝文化是其中极为重要一环。其上承燧人、伏羲的渔猎文化，下启农耕文明，在数以万年计的历史长河中，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的奠基部分和文明起源的基石之一，在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炎帝本人，作为农耕文明的创始人和代名词，和黄帝一样受到华夏民族的永远的敬仰和纪念。杨东晨提出，炎帝一族是从现在陕西的姜水流域的氏族发展为部落后，再从渭水养育的部落发展为姜姓（以姜水得姓）部落集团，此后其后代不断迁徙。正因为如此，无论是黄河以北还是黄河以南均有炎帝裔族分布，这也是为什么在湖南、陕西、山西三地都有炎帝陵墓出现的原因[1]109。
关于究竟何地为炎帝故里，学界看法不一、争议颇大，且这些争议之中往往夹杂着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炎帝故里为何处，目前有湖北随州说、陕西宝鸡说、山西高平说、湖南炎陵说和湖南会同说等五种流行说法。张之恒提出：
“有关炎帝的出生地、活动区域和葬地等，由于缺乏当时的文献记载现在无法确指某一区域，现今陕西的渭河流域、晋南高平和长治、湖北随州厉山、湖南炎陵县境内等，都有关于炎帝的传说及遗迹。”[3]换言之，张之恒认为，关于炎帝故里的争议是 “由于缺乏当时的文献记载现在无法确指某一区域” 所致。
“炎帝故里” 这一名号，对于当地的文化地位、经济建设尤其是旅游开发极具广告效应。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上述所涉五个地方都利用 “炎帝故里” 这一名号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化宣传和旅游活动开发，并在当地举行过相关学术研讨会议以扩大自己的影响。这实际上也是 “炎帝故里” 这一问题容易引发激烈争议的一大原因。
炎帝创造的炎帝文化与黄帝创造的黄帝文化，合称为炎黄文化。炎帝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文化，学界对其价值和意义进行了多方阐释和强调。陈胜利、李晖、朱建军等人的观点颇具代表性。陈胜利把炎帝对后世的影响概括为四种精神：
“炎帝首创农耕文化的实践，孕育了中华民族开拓创新精神；
炎帝历经磨难的实绩，激励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炎帝利民思想的升华，形成了中华民族为民奉献精神；
炎帝子孙的血脉认同 ，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4]李晖、朱建军把炎帝对后世的影响概括为六个方面：
“炎帝神农氏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他在远古时代所创造的伟大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是华夏凝聚的精神纽带，是治国理政的政治镜鉴，是道德建设的国粹经典，是启蒙教化的国学教义，是中华复兴的动力源泉。”[5]
（二）炎帝祭祀
作为炎帝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炎帝祭祀受到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根据司马迁《史记·封禅书》记载，远在战国时期，秦国就开始把炎帝祭祀制度化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炎帝祭祀更是受到空前重视，陕西宝鸡、湖南炎陵、湖北随州、山西高平等地每年都举行由当地政府主持的大型炎帝祭祀仪式。2006年4月，湖南炎陵的炎帝陵祭典被确认为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炎帝祭祀，通过祭祀这一庄重形式，寄托、抒发炎黄子孙对伟大先祖炎帝的怀念和感激之情，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民族自豪感和创造力，在全球化时代，其对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是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因而成为当代炎帝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以 “炎帝祭祀” 为题名在中国知网进行查询，涉及炎帝祭祀的文献共有26条，其中还有两篇硕士论文。这些研究涉及炎帝祭祀的多个方面。其中，湘潭大学吉成名教授的研究最为集中、系统，他对炎帝祭祀的意义、炎帝祭祀与文化传承之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研究[6-7]。另外，宝鸡文理学院高强教授，依照 “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 “隋唐宋元明清” “辛亥革命之后” 三个时期的先后顺序对炎帝祭祀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他尤其强调 “当代炎帝祭祀热是国家重视、地方重视、民众重视、学者重视的产物” ，炎帝祭祀是文化寻根、文化自觉的需要，是凝聚民族、整合国家的需要[8]。此外，有论者探讨了炎帝祭祀与政治文化之关系[9]，有论者分析了炎帝祭祀文化与祭祀建筑之间的关系[10]，还有论者研究了炎帝祭祀与炎帝形象诗歌抒写问题[11]。
（三）炎帝文化的当代传播
信息化时代，如何利用现代传媒传播、推介炎帝文化，提升炎帝文化传播效率和影响力，是当下炎帝文化传承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对此，有多个论者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入探析。最早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是胡琛。她在2014年题为 “‘炎帝文化’的媒介镜像” 的硕士学位论文中，以框架理论为依据，立足于社会建构学派的理论视点，从报道框架和报道话语等角度切入，探讨了大众媒介对 “炎帝文化” 形象的建构问题，强调炎帝文化形象建构的未来规划中，应充分利用新媒体的力量，立体、多元地传播炎帝文化[12]。
胡琛之后，后续相关研究很少。不过，最近几年以来，随着新媒体、自媒体的崛起，有论者基于新的媒体环境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探析；
其中，陈卫华2021年发表的《从本体论到价值论：
“互联网+” 背景下炎帝文化传播策略研究》一文值得关注。文章提出， “互联网+” 时代的炎帝文化的弘扬与传播，除了利用报纸、杂志、书籍等传统纸质媒体，还要充分利用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广播电视等新媒体，通过实施 “多渠道化” 的传播策略，延伸和拓展炎帝文化的媒介形象。对于如何利用 “社交化” 传播策略、短视频影像传播策略、电商化传播策略等三种 “互联网+” 时代炎帝文化传播策略，文章也作了深入阐释[13]。此外，于洋2021年发表的《提升文化自信的媒介传播路径研究——以 “炎帝文化” 传播为例》也值得关注。文章基于新时代文化自信立场，针对当下 “炎帝文化” 媒介化形象失语存在的 “内部管理传播能力不强、外部传播存在认知偏差” 之原因，提出了 “借船出海，书写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大文章” “借力而为，讲述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好故事” “借水推船，开创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新局面” 等三种 “炎帝文化” 媒介化建构路径[14]。
（四）炎帝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改革开放以来，炎帝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受到各个自认为是 “炎帝故里” 的地方政府部门的重视，充分开发、利用当地炎帝文化旅游资源，助推当地旅游业发展，成为其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正因为如此，学界有关炎帝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带有颇为明显的地域色彩。
位于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洣水河畔的鹿原陂南端的炎帝陵被认为是炎帝神农氏的陵寝所在地，《史记·帝王世纪》对此也有明确的记载：
“神农氏崩葬长沙茶乡之尾。” 而且，从宋代开始，历朝都在此举行官方祭祀仪式。自1989年炎帝陵重修竣工之后，湖南省各级政府每年在炎帝陵举行大型公祭活动，2006年4月，湖南炎陵的炎帝陵祭典被确认为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炎帝陵公祭活动成为拉动株洲旅游的重要内容，炎帝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成为湖南学界关注的问题。从中国知网查询看，有关炎帝文化旅游的期刊论文共有13篇，其中有关湖南的7篇；
学位论文3篇，其中有关湖南的两篇。刘艳2004年硕士论文《炎帝文化与炎帝陵区旅游资源开发研究》，率先对炎帝陵区旅游资源开发研究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针对炎帝陵区旅游资源开发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开发对策[15]。周思芮2018年硕士论文《基于地域文化的炎帝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基于地域文化理论，就如何将炎帝文化与青少年审美取向相融合，进行炎帝旅游文创产品设计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16]。2006年开始，株洲市委党校赖建明、章樨慧等人《挖掘炎帝文化资源 打造湖南旅游品牌》[17]、中共株洲市委党校课题组《用集群经济方式打造湖南炎帝文化旅游品牌》[18]、刘俊男《湖南泛炎帝文化遗址旅游开发论》[19]、黄静波《湖南省炎帝文化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与开发利用》[20]、陈永胜《株洲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以炎帝文化为例》[21]相继发表，这些作者针对湖南省尤其是株洲市的炎帝文化旅游问题从不同角度把脉问诊、出谋划策。
除此以外，任晓锋《宝鸡旅游以炎帝文化为品牌可行性分析及对策》[22]、冯志强《宝鸡市炎帝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23]，对另一 “炎帝故里” 所在地陕西宝鸡炎帝文化旅游问题进行了研究；
刘玲《弘扬炎帝神农文化 促进湖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24]、易发明《拓展炎帝文化内涵 打造旅游门户城市》[25]，则对同样被认为是 “炎帝故里” 所在地的湖北省的炎帝文化旅游问题进行了探析。
（五）炎帝与农业、中医药、体育、民俗文化、饮食文化
除上述主题研究外，还有一些论者围绕炎帝与农业、中医药、体育、民俗文化、饮食文化等之间关系进行研究，丰富了炎帝文化研究的内容。
1.炎帝与农业
炎帝向来被认为是中国农业的始祖，有多位作者从不同角度探析了炎帝与中国农耕文明兴起的关系，充分肯定炎帝文化在中国农耕文明兴发展过程中作出的卓越贡献。杨范中《炎帝神农氏与中国农耕》[26]、黄湘南《炎帝与农耕文化》[27]、刘志一《论炎帝文化与中国和世界农耕文明》[28]、刘志一《株洲原始稻作与炎帝文化初探》[29]、匡达人《炎帝神农氏的兴农与湖南古稻作文化》[30]、李龙《略议炎帝神农氏及其与中原史前农业的关系》[31]、曾昭山《炎帝神农氏与湖南稻作农业的起源科技和产业》[32]等，围绕着炎帝与农业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探。
2.炎帝与中医药
炎帝也被公认为中医药的鼻祖，传说他亲尝百草，发明了用草药治病救人。后人为了纪念炎帝，把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命名为《神农本草经》。有多位论者对炎帝与中医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析。张玲丽《由 “神农尝百草” 论炎帝神农对中医药文化的贡献与影响》一文，对炎帝对中医药文化的贡献和影响进行了系统梳理，提出，炎帝神农不仅奠定了中医药本身 “重经验与实践” 与 “药食同源” 的根邸属性，而且为后世中医医家开拓了 “医生——生人——圣人” 的精神典范，也因其开创之功和 “医圣” 精神为中医药获得了更多的国际声誉与认同[33]。刘彬等人《传承炎帝神农精神，构建中医药特色校园文化》一文，就构建中医药特色校园文化时应当如何传承、弘扬炎帝神农精神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34]。
3.炎帝与体育
炎帝被认为与中国古代体育发展有密切关系，但专文探讨者甚少。曾小松提出， “中国远古时期的体育也发端于炎、黄、蚩尤时代，他们从玩耍开始，又创造了博弈、角抵、百戏、鞠戏、养生等，直至军事竞技。”[35]明确肯定中国远古时期体育与炎帝部落的活动密切相关。范冬云、刘敏华提出：
“炎帝文化再现过程中渗透的体育元素，折射出炎帝文化中孕育的自强不息、百折不饶、永不放弃的体育精神。”[36]其主张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体育元素为建构炎帝文化品牌服务。
4.炎帝与民俗文化
延续数千年的炎帝文化与民俗文化，尤其是与其出生、生活、安葬所在地的民俗风情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这些地方往往有众多的炎帝神农传说，有众多与炎帝祭祀相关的风俗习惯，还有众多与炎帝相关的诗词歌谣，等等。不少论文对此有所提及，但专文论述的只有侯文宜《晋东南一带炎帝历史传说、民俗文化考释》一文，其对晋东南一带炎帝历史传说、民俗文化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考释[37]。
5.炎帝与中国饮食文化
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带领先民，播种五谷，改变了中华民族的饮食结构，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不少论文对此有所提及，但专文探讨的只有霍彦儒《炎帝与中国饮食文化》一文。文章认为，中国饮食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与炎帝神农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炎帝 “发明农耕，调整了原始先民的饮食结构” ；
“修火之利，改变了原始先民的饮食方式” ；
“制作陶器，丰富了原始先民的饮食品种”[38]。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炎帝文化研究成绩斐然，但也存在诸多缺憾与不足，对此本文不作详述。本文主要从新时代文化自信这一特定视域对炎帝文化研究现状加以审视，指出其缺憾与不足。笔者认为，当下炎帝文化研究最为明显的不足有二：其一是时代性不足，对于新时代炎帝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未能作出及时的理论回应，提供切实的理论指导；
对于炎帝文化传承发展涉及的一些新领域，如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如何进行炎帝文化传播等研究严重不足。其二是创新性不足，一些重要研究课题成果匮乏；
还有一些重要研究课题进展缓慢，迟迟没有取得突破性成果。
（一）时代性不足
从文化自信视域审视当下炎帝文化研究，时代性不足已成为其典型症候，具体如下：
1.对新时代背景下炎帝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未能作出及时的理论回应，提供切实的理论指导。进入新时代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以来，世界全球化进程遭遇了巨大的挫折，逆全球化风潮兴起；
中美贸易冲突加剧，中美关系巨变。与此同时，在美国支持下，以蔡英文为首的民进党当局，兴风作浪，不遗余力地推行 “台独” 分裂势力路线，致使两岸关系不断恶化、两岸形势日趋紧张。这些新的情况，叠加尚未结束的新冠疫情，使得国内外形势较之新时代之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炎帝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传播与接受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要求炎帝文化研究因应时代的变化，为新时代背景下炎帝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传播与接受提供切实的理论指导。然而，现实情况是，目前学界对诸如逆全球化背景下炎帝文化跨国界跨民族的交流与传播、两岸关系日趋紧张背景下如何提升炎帝文化凝聚力等问题，缺乏相应探讨，更遑论系统研究，时代性不足成为制约新时代炎帝文化研究水平提高的瓶颈。
2.对炎帝文化传承发展涉及的一些新领域，比如新的媒体环境下炎帝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等问题研究严重不足。新媒体是指利用数字技术，通过计算机网络、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的传播形态。新媒体以数字压缩和无线网络技术为支撑，其传播具有大容量、实时性和交互性的特点，相比于纸类印刷媒体、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其传播速度更快、传播地域更广、传播内容更加丰富，并且在传播过程中能实现传受双方的实时交互。近年来，新媒体已逐渐取代传统媒体成为新闻传播主角，新媒体时代已正式落地。新媒体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的形式和形态，在新媒体时代，炎帝文化的传承传播方式，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机遇。如何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利用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广播电视等新媒体多种渠道弘扬和传播炎帝文化，已成为新时代炎帝文化传承传播必须深入思考的课题。但检视当下研究，有关炎帝文化新闻传播的论文只有寥寥几篇，真正称得上与炎帝文化新媒体传播相关的论文只有3篇。其一是胡琛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12]；
其二是金钲凯2020年硕士论文《提升宝鸡文化影响力的炎帝形象传播策略研究》[39]；
其三是陈卫华2021年论文《从本体论到价值论：
“互联网+” 背景下炎帝文化传播策略研究》[13]。显然，当下学界对新媒体环境下如何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提升炎帝文化传承传播效果以及炎帝文化的影响力等命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无法满足新时代炎帝文化传承传播的需要。
（二）创新性不足
创新是学术研究不断进步的的标志，也是衡量学术研究价值的最重要指标。纵观中国知网查询所得的258份文献，其从不同侧面对炎帝文化这一宏大课题进行了探讨，有关炎帝文化起源、内涵、价值等传统命题的研究在不断深化，有关炎帝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炎帝文化的现代传播、炎帝文化与地方文化建设等一些新命题的研究也不断得到拓展；
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与炎帝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相比，尤其是与新时代彰显与弘扬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要求相比，当下研究还存在明显不足，创新性亟待加强。
一是一些重要研究课题的成果匮乏。例如，作为中国两大源头文化的炎帝文化与黄帝文化的关系问题，无疑炎帝文化研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进一步认识炎帝文化的特质，更好地传承发展炎帝文化，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但迄今为止，关于炎帝文化与黄帝文化关系的专题研究只有一篇会议论文，即王贵民的《申论炎帝文化与黄帝文化之关系》[40]。又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强势崛起，炎帝文化在海外的影响与日俱增，每年海外华人回国参加炎帝祭祀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炎帝文化在海外的影响与传播，自然也应是新时代炎帝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这方面的研究还近乎空白，除几篇相关的新闻报道外，还未见有学者对其进行专题探讨。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
二是一些重要课题的研究进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例如炎帝文化时代价值问题，不少研究者有所涉足，其中，陈胜利、刘玉堂、易德生、李晖、朱建军等几位还有过专文论述。进入新时代以来，文化自信作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与发展的重要议题。在文化自信视域下，如何进一步发掘包括炎帝文化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势必成为新时代炎帝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当下对炎帝文化时代价值的研究，并未在前述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
散见于一些相关论文中有关炎帝文化时代价值的论述，多半是前述几位作者文章观点的重复。学界对炎帝文化时代价值的理解与认知，似乎还停留在新时代（2017年）之前的水平，鲜有论者结合新时代特点，对炎帝文化时代价值作进一步发掘，作出更具时代感的学理分析，使之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彰显与弘扬。
此外，现有成果中，不少成果的研究路径、方法甚至结论都大同小异，新意寥寥。与此相应的是，由于时代性创新性不足等原因，炎帝文化研究成果发表的平台（学术刊物）普遍不高。粗略统计一下，147篇期刊论文中，只有朱汉民《 神农炎帝” 与湖湘文化》等13篇论文刊发在《社会科学战线》等这类影响力不是很大的核心期刊之中；
至于在权威期刊发的，一篇也没有。
新时代炎帝文化研究，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彰显与弘扬这一价值立场，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新时代炎帝文化传承发展提供切实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指导。针对当下炎帝文化研究时代性创新性不足的缺憾，炎帝文化研究应拓展研究视野、创新研究方法，努力提高其对现实的阐释能力和理论指导水平。
（一）直面新时代炎帝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炎帝文化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遭遇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对此，需要炎帝文化研究应作出及时的理论回应。结合现阶段国内外形势，笔者认为，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一些。
1.新时代炎帝文化的时代价值问题
鸦片战争以来，不少中国人尤其是精英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产生了深刻的怀疑，甚至把鸦片战争的失败完全归咎于传统文化。五四运动时期，知识界更是喊出了 “打倒孔家店” 的口号，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大批知识精英对传统文化采取了极为激进的批判、否定态度；
与此同时，引进 “德先生” “赛先生” 即西方的文化与科技，向西方列强取经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共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怀疑与否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的位置，但是在文化层面，我们并未建构起强大的文化自信，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依然有着广泛的市场和空间，依旧在不断地蚕食国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共十九大提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来，文化建设提升到新的高度，彰显和弘扬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主要涉及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三个方面的内容。炎帝文化作为源头文化，无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其在彰显和弘扬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过程中，具有非常特殊的价值，能够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发掘炎帝文化的时代内涵、时代价值，使之在彰显和弘扬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显然是提升炎帝文化研究时代性的重大议题。
2.全新媒介环境下炎帝文化的传播问题
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最近几年以来，以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等为代表的新媒体、自媒体迅速崛起，并逐渐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了现代传播的主角。在新媒体、自媒体为主的全新媒介环境下，炎帝文化的传播框架、话语方式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如何利用新的媒体手段进行炎帝文化传承传播，成为了新时代炎帝文化研究必须直面的问题，同样这也是提升新时代炎帝文化研究时代性的重要议题。
3.逆全球化背景下炎帝文化跨国界跨民族的交流与传播问题
最近几年，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同时，各种反全球化声音也此起彼伏，逆全球化风起云涌。2020年以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逆全球化更是进入了一个被普遍认同的新阶段，受到世界各国瞩目，成为了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研究的热门课题。从现实情况看，逆全球化使得一些本已存在的民族（种族、族群）分歧被刻意放大，也使得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的民族保护主义仇外情绪日益严重。世界各国极端民族主义者往往祭起 “爱国主义” 正义大旗，盲目阻挠和否定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正常交流，给跨国界跨民族文化交流与传播制造种种障碍。比如，作为中国语言传播和文化传播重要窗口的孔子学院，从2020年开始就在西方部分国家遭遇重大挫折：自年初开始，美国已有13所孔子学院宣布于2020年关闭，至此美国关闭的孔子学院数量已达三分之一；
4月，瑞典境内最后一家孔子课堂宣布关闭；
6月，德国巴伐利亚州召开听证会针对孔子学院展开调查[41]。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炎帝文化如何应对跨国界跨民族交流与传播过程中遭遇的问题与挑战，自然也是新时代炎帝文化研究无法回避的课题，同样也是提升炎帝文化研究时代性的重要议题。
4.两岸关系日趋紧张背景下进一步提升炎帝文化凝聚力的问题
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和价值理念，包括炎帝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也早已在台湾落叶生根、开花结果，不断融入了广大民众生活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成为其精神财富。
但值得高度警惕的是，最近几年，在美国支持下，以蔡英文为首的民进党当局，不遗余力地推行 “台独” 分裂势力路线，不断上演 “去中国化” 的闹剧，试图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等恶劣手段，削弱乃至清除中国文化在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中的影响，以进一步营造 “台独” 空间。台湾当局这一系列做法对中国文化在台湾的存在及影响造成了严峻的挑战，严重动摇了实现祖国统一的文化根基。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采取得力措施，瓦解台湾民进党当局推行的文化战略，进一步加深和扩大炎帝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在台湾民众中尤其是年轻一代中的影响，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凝聚力，成为了中国文化工作者包括炎帝文化研究者面临的时代课题；
同时，这也是提升炎帝文化研究时代性的重要议题。
（二）努力提升新时代炎帝文化研究的创新性
1.研究选题创新与问题深化
提高新时代炎帝文化研究水平的根本在于提高其研究的创新性，而创新的途径除了选题的创新、观点的创新外，也包括研究方法、研究材料的创新。就选题创新而言，如前所述，炎帝文化研究领域还存在着不少亟待填补的空缺，如炎帝文化与黄帝文化的关系问题，炎帝文化与诸子百家尤其是与儒家、道家的关系问题，炎帝文化在海外的接受与传播问题，炎帝文化的校园传播问题，等等。另外还有一些问题虽然有学者进行了研究，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比如炎帝文化的时代价值问题，虽然有一些论者进行了探讨，也在学界形成一定的共识，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背景下，炎帝文化作为建构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资源，其价值与意义亟需研究者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基于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视域，作进一步的阐发与研究。再如，炎帝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与核心，与河洛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晋文化以及台湾文化、港澳文化等地域文化关系的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的看来，炎帝文化与地域文化关系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化、拓展。另外，关于炎帝故里究竟为何处这样一些争议颇大的问题，也需要学界根据新的考古成果，作进一步探析；
等等。
2.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创新
就炎帝文化的研究现状看，当下大多数研究的角度相对单一，其往往基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众多学科中的某一个学科视角进行研究；
研究方法也多以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个案分析法、定性分析法、功能分析法、经验总结法为主，运用定量分析法、交叉研究法、系统研究方法、信息研究法者不多。研究视角的单一、研究方法的雷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炎帝文化研究的理论水平和学术深度。就炎帝文化这样宏大的研究对象来说，其历史悠久、内涵丰富，要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势必关联到多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者只有综合采用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采取定量分析法、交叉研究法、系统研究方法、信息研究法这样一些更为现代、更为复杂的研究方法，才能进一步提高其研究水平，使得研究上升到新的高度。
此外，炎帝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要求研究者具有扎实的知识积累、较高的理论素养，但从研究队伍的现状来看，除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宝鸡分院霍彦儒研究员、陕西宝鸡文理学院高强教授以及湘潭大学吉成名等几位学者长期致力于炎帝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外，大多数研究都是临时性、片段性研究，这势必严重影响炎帝文化研究的系统性、持续性，也间接地影响到研究的创新性。因而，激励更多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投身于炎帝文化的系统研究，也是提高炎帝文化研究创新水平的重要措施。
概言之，自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炎帝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诸多的缺憾。进入21世纪之后，中共十九大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由此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语境中，炎帝文化的传承发展成为建构与弘扬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炎帝文化研究也必须从文化自信视域出发，针对炎帝文化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不断提高研究的时代性创新性，对炎帝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及时的理论回应，助力于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彰显与弘扬，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应有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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