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花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两个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提出的重要论断。“两个结合”深刻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的思想精髓，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时代价值，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一）应对中国发展实际，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之需
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有机统一，实践发展要求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发展。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秀品质，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和制胜密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2]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有机统一，紧密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深入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两个结合”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发展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历史任务、时代课题的变化提出的新理论、新思想、新论断。坚持“两个结合”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阶段性奋斗目标之后顺利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需要，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需要。
（二）奠定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需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根基，也是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维系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凝聚民族复兴精神伟力、推动中华民族勠力前行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视野，不断强调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任务，不断坚定树立文化自觉与增强文化自信的信念信心，不断强调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历史使命，“两个结合”正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回应时代呼唤的背景下产生的。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创造充分印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伟力，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理论自觉和强大文化自信的充分体现。“两个结合”不仅指明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明确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根本途径。
（三）立足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之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3]这是基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做出的规律性总结，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人类发展史上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也表明了在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决心。“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科学总结，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明确宣示。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要接续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任务，就要把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制胜秘诀。而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
（一）“两个结合”体现了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的思维方法
联系和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也是唯物辩证法科学体系的起点和开端，唯物辩证法的整个思想理论体系都是在事物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两个结合”蕴含的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的思维方法，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4]作为一个普遍的哲学范畴，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基本原理广泛应用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两个结合”的提出就是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从唯物辩证法联系观的角度来看“两个结合”，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其深刻内涵。从“结合”的前提条件来看，“联系”是“结合”形成的前提，只有两种事物存在一定的联系，才能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结合的状态。之所以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是因为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来看，二者似乎具有不相容之处。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理想、价值取向、基本立场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从这一方面来看二者又具有相互联系的文化基础。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联系的双方会发生一定的相互作用，彼此之间会相互影响。反观“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理论本身的丰富和发展，使得原本诞生于欧洲社会的科学思想在东方社会散发出科学理论的光芒，也使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事物之间在相互联系的过程中会发生一定的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必然引起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从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来看，“两个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
“两个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最新论述，由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而其发展有一个积累和演进的历史过程。在“两个结合”的发展历程中，毛泽东思想具有开创性意义。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并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5]重要论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同志又指出：“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6]这些理论的提出为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和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也为中国共产党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本遵循。新中国成立后，党始终围绕“两个结合”的方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正确回答了怎样建设符合中国国情和具体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两个结合”问题上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准确把握住了时代主题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化了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做出了系统的理论总结，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的论断。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概念演进和实践发展过程，正是唯物辩证法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深刻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智慧。
（二）“两个结合”遵循了以实践为基础的继承和创新的统一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首要和最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基于实践的需要，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实现了哲学领域的伟大变革。这种以实践为基础的继承和创新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理论品格，也是这一科学理论持续繁荣发展的强大动力。“两个结合”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需要，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从而形成的关于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的理论总结。
“两个结合”是以理论的形态表现出来的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但从本质上讲，“两个结合”是一个实践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执政实践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得出的宝贵经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哲学基础是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的辩证统一，具体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同中国具体社会实践的辩证统一。“两个结合”就是要一脉相承地继承马克思主义，并在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实践中、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指出：“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7]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继承了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论断。而后党的领导人又根据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对其进行创新，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等一系列内涵一致的科学论断。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思想，提出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的论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尤为看重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两个结合”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这是从根本上对“一个结合”思想的继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历史任务和时代课题提出“两个结合”，这又是在中国具体的社会发展实践中对“一个结合”的发展与完善。总之，“两个结合”遵循了唯物辩证法坚持以实践为基础的继承和创新的统一。
（三）“两个结合”坚持了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原则的唯物主义立场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精髓和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石。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两个结合”充分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观点的深度诠释和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实际的辩证分析，生动阐释了唯物辩证法坚持实事求是为基本原则的唯物主义立场。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虽然没有明确提过“实事求是”一词，但在领导工人运动、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事业中却将实事求是以科学理论的形态确立下来，并将其运用于革命实践中。马克思在1843年写给卢格的信中指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8]。对于将马克思主义予以神圣化对待和教条化理解的人，马克思强调“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上，恩格斯反复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9]。列宁也提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观点和立场集中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不同阶段的发展实际结合起来，使其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科学理论。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过教条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各个关键时期做出了正确的决策，于危机之中保住了党的革命和建设成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的一些同志盲目照搬苏俄经验，在革命路线的选择上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吸取正反两方面经验并正确分析我国的革命形势，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找到了一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缺乏科学的认识，对中国国情的判断、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把握等缺乏准确的定位，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走了弯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践中准确回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在各种风险和考验中保持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两个结合”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集中体现，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出发，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构成了“两个结合”重要论断的哲学基础。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看，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将存在作为思维的先行规定，让思维能够正确反映存在。唯物主义之所以能超越唯心主义成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关键在于能够从客观实际出发，研究和探求事物的发展规律，在实践中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也就是实现主观与客观、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两个结合”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这种思维的规定性符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际这种存在的规定性，实现“两个结合”就需要根据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实际，寻求与马克思主义新的结合点、新的结合方式，而这主要是以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着力点，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
（四）“两个结合”阐释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哲学基础[1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把握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基础上，认识中国国情和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并在中国具体的实践发展中实现二者的结合。“两个结合”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总结出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人做了系统的阐述。恩格斯曾提出了“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1]。列宁在为《工人报》写的《我们的纲领》中指出：“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2]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系统地论证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并提出了“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13]的论断。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脉相承地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运用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中，并提出了“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15]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体现在它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反映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思维领域的一般规律，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这种普遍性原理表现出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句话旗帜鲜明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规律性认识，也体现了对中国自身发展道路特殊性的正确把握。中国的特殊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历史文化的特殊性、经济形态和政治体制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阶段的特殊性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性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用不断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这一科学理论。
“两个结合”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科学认识和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正确把握提出的科学论断。“两个结合”来源于具体的历史实践，但在实践发展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忽视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因此在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而改变现实的实践活动要求我们不仅要重视对普遍真理的运用，还要注重对具体实践活动的准确把握。正确对待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就是要找到普遍性和特殊性二者之间的结合点和平衡点。因此，在后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学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两个结合”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掌握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的基础上，依据中国发展实际作出的具体判断。
（一）“两个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
“两个结合”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被长期运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下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两个结合”作为一种思想方法被长期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于这种思想方法的灵活运用主要体现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将这一思想方法运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这种一以贯之的科学态度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从这个层面来看，“两个结合”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是思想的指引、方法的指导、理论的指点。由此可见，“两个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二是“两个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的重要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发展面临的时代课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历史任务有所改变，因而关于国家发展和党的建设方面的理论必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两个结合”的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经济社会发展客观环境的改变做出的理论回应，是在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和准确把握当今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做出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新论断、新表述。从这个层面看，“两个结合”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
（二）“两个结合”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如何在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两个结合”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6]。这句话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重大意义，也深刻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决心。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说明了一点：中国过去一百年的发展靠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未来社会的建设依然要靠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取得百年辉煌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并结合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因此，“两个结合”首先包含着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层含义，而坚持马克思主义也就要求在此基础上不断实现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而如何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什么样的实际结合，“两个结合”给出了明确的思想指引和方法指导。这就说明，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不动摇，要继续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必须在党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中坚持“两个结合”，它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方法论。
（三）“两个结合”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要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这些论断和“两个结合”内含的思想意蕴不谋而合。实现“两个结合”首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次还要在“结合”上下功夫，从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就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中国的实际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当下的社会发展实际，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际。[17]因此，从这个层面来看，“两个结合”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明了方向，怎样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什么样的实际结合，这在“两个结合”中都得到了体现。“两个结合”的提出，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表现出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理论自觉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自觉信仰，文化自信是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表现出的一种历史主动精神。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精神动力，二者共同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激活中华民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现阶段社会发展实践。因此，“两个结合”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四）“两个结合”为发展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
“两个结合”是针对中国的具体实际所提出的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但其思想智慧可以启示其他国家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为发展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两个结合”的核心思想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也就是要结合具体的实践环境、实践内容、实践条件、实践方式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这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所蕴含的精神实质是相融相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18]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应用要立足于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环境。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能否在一国真正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其面临的具体问题，能否将马克思主义与其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本土化、大众化，才能使其上升为理论武器和思想武器。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做到“两个结合”，立足其社会建设实际和民族文化本身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蕴含的思想精髓，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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