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怡 陈 静 俞 萍
(1 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杭州 310023；
2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浙江 绍兴 310024)
数字经济作为资源高效优化配置的重要引擎，在“十四五”期间对加速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具有显著影响，关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探究，理论层面上多以要素配置视角为主[1]，实证检验包括政府干预[2]、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3]等。“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新型城镇化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结合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扩大内需离不开由产业结构转型优化拉动的消费需求升级。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立足我国新发展阶段，探讨城镇化建设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打造现代产业体系上具有深远意义。
本文将我国数字经济进入发展成熟期以来的发展水平用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三个维度来衡量，全面剖析其对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作用影响；
从城镇化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为推动我国城镇化建设与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供理论方案；
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是“十四五”期间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基于要素市场化配置视角论证数字经济对我国城镇化建设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效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政策新基点。
1.1 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效应
数字经济是新动能的主要构成部分与经济增长内在动力变革及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动力[4]，推动生产制造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进程，重塑产业链与价值链生态体系，助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因此，提出假说1。
H1：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驱动产业结构优化。
1.2 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间接效应
数字经济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动能，通过提供城镇产业发展新路径、助推城镇建设方式科学化转变、改变传统城镇化建设资源配置方式等内在机理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5]。此外，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有利于资源的调动与配置，使得资源由农业转向工业、由农村流向城市，产生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城市化聚集双重效应[6]。因此，提出假说2。
H2：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动城镇化进程来提升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且在要素资源配置高度优化时，其推动作用显著加强。
1.3 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异质效应
我国经济活动分布格局显著，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数字经济增长潜力较大，或引致“虹吸效应”，加速各类数字生产要素从中西部外围省份向东部地区流动，出现“弱者更弱，强者更强”的“马太效应”。此外，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明显，随着现代数字技术变革日新月异，在不同时期对产业结构水平产生不同影响。因此，提出假说3。
H3：数字经济对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存在异质性效果。
图1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分析
2.1 模型构建及变量说明
基于探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本文选用固定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具体设定见式(1)。
IDSit=α0+α1DIGit+α2Xit+δi+μt+ε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IDSit为i省在t年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
解释变量DIGit为i省在t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基于熵值法测算得出；
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政府干预水平、R&D经费投入强度、贸易依存度、就业人员受高等教育程度、实际利用外资水平、人口老龄化程度；
δi为省份固定效应，μ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2.2 变量测度
2.2.1 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测度
本文借鉴国内学者干春晖等(2011)对产业结构的测度方法[7]，将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维度。
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测度公式见式(2)。
(2)
其中，Y为各省份总产出增加值，L为各省份总就业人数，i为各产业，n为产业部门数。当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泰尔指数TL=0；
当TL越偏离0，表明产业结构越不合理。
本文将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度量，该指标能够清晰反映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倾向，数值越大表明经济发展越向服务化方向推进，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
2.2.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
本文基于“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三个维度，对2013—2020年我国31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是确保数字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基础，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源泉。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3.1 基准回归
表2为实证回归结果。由表2可知，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都能够显著驱动产业结构优化进程，表2的列2显示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平均提升0.393个单位。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从表2的列3和列6可以看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并未有显著积极影响，但能够显著推动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产业结构间协商能力及关联水平提高的动态均衡过程，云平台、大数据中心、区块链等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升级能够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提供载体保障，但目前我国新兴数字经济载体覆盖率不高、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阻碍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进程。列4、列7表明产业数字化水平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产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驱动产业效率提升、推动产业结构渗透融合、重塑产业组织体系结构、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等，提升数字化水平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具有积极意义。由列5、列8可知数字产业化对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水平具有显著效果，数字化产业通过催生新技术、新业态与新模式，倒逼产业结构加速转型升级，为各省份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来源。
3.2 稳健性检验
3.2.1 替换变量
本文用非农产业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并测度我国各省份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表3的列1论证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正向推动作用。
表3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3.2.2 自体抽样
本文运用自体抽样法对面板数据进行300次抽样，表3的列2验证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积极影响。
3.2.3 缩尾处理
本文通过首尾1%分位数缩尾处理替换部分极端测算值以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表3的列3显示数字经济水平仍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驱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3.2.4 工具变量
本文选用解释变量滞后两期、三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二阶段回归以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表3的列4各检验结果表明，在考虑内生性情况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仍在1%置信水平上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存在显著正向效应。
3.3 异质性分析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如表4所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贡献，中西部地区目前发展数字经济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数字红利”尚未显现，或与存在资源错配的“数字鸿沟”以及“虹吸现象”有关。
表4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近年来，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发展，与2013—2016年相比，2017—2020年依托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迅猛，显著提升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水平。
3.4 影响机制分析
3.4.1 城镇化
本文将“城镇人口比重”作为各省份城镇化水平的代理变量，城镇化对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如表5所示。从表5的列1、列5可以看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动城镇化进程来提升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对西部地区影响尤为显著，数字经济对城镇化发展速度较为缓慢的西部基础设施及配套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对其产业结构优化的需求更为迫切。
表5 城镇化对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3.4.2 要素配置
本文将要素配置效率测度指标分为正、负向指标，正向指标为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的我国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负向指标为我国各省份资本、劳动要素相对扭曲系数[8]。要素配置对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影响结果如表6所示。根据表6的回归结果，列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与全要素生产率交互项显著为正，表明当要素资源配置高度优化时，数字经济对各省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推动作用显著加强。列5、列9显示资本、劳动要素相对扭曲系数显著为负，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效应项仍显著为正，表明当改善我国资本与劳动生产要素的错配现象时，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驱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表6 要素配置对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影响
由表6的列2至列4回归结果可知，提升要素生产效率能显著拉动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效果。列6至列8、列10至列12分地区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当东、西部省份的资本要素扭曲程度降低及东部地区的劳动要素错配程度下降时，发展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推动其产业结构优化进程。
将要素配置效率测度指标分别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构建交互项，来探究要素配置效率是否影响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城镇化间接效应。表7回归结果表明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时，数字经济也显著驱动城镇化进程，从而推动各省份产业结构优化。
表7 要素配置在城镇化过程中对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优化的间接影响
本文基于“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建设与要素市场化改革视角，探究数字经济优化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能够显著推动各省份产业结构优化进程；
数字经济对我国不同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产生异质性效果，相较于中、西部省份，东部省份发展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存在更显著的正向影响；
与2013—2016年相比，2017—2020年依托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数字经济显著提升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水平；
数字经济通过推动城镇化进程来提升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且在要素资源配置高度优化时，其推动作用显著加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高质量构建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互动机制，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构造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全产业链。第二，统筹兼顾数字经济空间布局，因地制宜、科学引导各地全面贯彻落实“数字中国”战略，培育数字经济区域新优势，助推数字经济协调发展。第三，加快打造数字新基建与新型城镇化高度联动新格局，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赋能各城镇高质量发展，畅通数字经济发力渠道。第四，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降低生产要素流通壁垒，大力促进技术要素与资本要素、劳动要素融合发展，为数字经济赋能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