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亮 彭麒霖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近年，“寒门贵子”成为社会关注点，它是指处于社会相对底层群体的子女通过以高考为代表的教育制度等实现阶层的跨越。有关“寒门”是否能出“贵子”，学术、社会舆论分成两种观点。乐观者肯定高考对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高等教育入学领域完成了一场“无声的革命”(1)梁晨.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49-2002)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社会舆论和媒体报道中却呈现出一种悲观声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资源分配存在地域差异，农家子弟通过以高考为代表的教育制度完成阶层流动似乎越来越困难。(2)王婧.社会性话题的媒体报道实证研究——以“寒门难出贵子”为例[J].新闻世界,2013,(9):231-233.无论是“寒门多有贵子”还是“寒门难出贵子”， 不少学者的兴趣焦点在于“寒门”怎样才能出贵子。例如，程猛提出 “底层文化资本”概念，尝试对“寒门”的教育流动加以解释，近期引发较多社会关注。他认为：“社会底层的生活和文化也可以给予底层子弟以适应现代学校制度的滋养，从生活的艰难里凝结的心性品质和道德世界、最底层民众从数千年文化中传承的伦理，亦能经由文化生产沉淀为一种特定类型的资本。”(3)程猛.“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222.这里作者没有明确“数千年文化传承的伦理”的具体内涵，但从其论述中可以推论主要指家庭、学校和社会各方对学校教育的极端重视以及对“勤奋”“苦读”等学习品质的推崇。社会底层子弟通过创造性地生产和使用这种底层文化资本，促使自身通过教育系统不断向上
流动(4)关于该概念的反思见杜亮,刘宇.“底层文化资本”是否可行——关于学校教育中的文化资本与社会流动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J].中国青年研究,2020,(5):36-42；
有学者提出这里的文化资本不能称之为“底层文化资本”，而应当称为“底层的文化资本”，详见韩怀珠,韩志伟.从“底层文化资本”到“底层的文化资本”——基于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1,(3):90-95+102.。
显然,这里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理解包含了对其来源的历史文化的认知，或者说这种底层所依托并得以实现教育与社会流动的文化资本，其生成兼具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性质。从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特点及研究者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描述来看，这是很有可能的。对教育的重视历来被视为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并被许多西方学者视为“儒家文化圈”的基本特征之一，其中科举考试制度对中国社会文化与教育产生了尤其深远的影响。当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亦即历史与现实两种文化表现形式之间的关联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能需要更多的历史和田野考察来完成。本文无意建立这样的关联，但基于对当前来自底层的教育流动者所依托的文化形式的历史认知，从梳理我国近代历史上科举制度下的“苦读”文化在个体身上体现的历史命运入手，文章尝试把握这种所谓的“底层文化资本”在传统中国社会的表现形式及其在变迁的社会条件下可能面临的经济与文化制约，从而为我们更好理解包括当前热议的底层子女教育流动所依托的文化资本在内的类似文化形态的性质及其历史走向提供帮助。
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居于核心地位，科举制度衍生出科举文化，“苦读”文化正是其重要内容之一。科举制度自隋唐设立，至明清逐步完善并制度化，科举文化在广义上包括科举制度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在狭义上包括与科举相关的文学、史学、哲学、教育、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等，如注重考试竞争、读书做官的价值观，重视教育、学优则仕的传统(5)刘海峰.中国科举文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2.。在科举制度下，社会重学风气浓厚，许多学者乃至最高统治者都对“苦读”做出宣扬。北宋学者汪洙《神童诗》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宋真宗作《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宋末童蒙读物《三字经》大力宣扬劝学：“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
扬名声，显父母”。自宋代以降，科举制对中国社会文化与教育的影响日益深刻，至清中晚期道光年间，《三字经》在民间仍广为流传，折射出在科举制度化的时代“苦读”文化备受推崇。底层寒门通过科举向上流动，逐渐形成“苦读”文化，“苦读”成为古代中国科举制下传统社会对学生的教育要求。
不过，关于科举制度下的“苦读”文化，这里特别需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将这种文化与“底层”联系在一起，或者说这里应当如何界定底层或“寒门”。从科举制度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一制度的诞生确实与通过促进“寒门”在国家官僚体系中的上升流动来削弱传统的豪强“士族”的历史进程相关(6)Benjamin A.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当然，这里的寒门是相对于士族而言，指地主阶级中出身较低的阶层，而并非真正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等人群，这是比较明确的事实。二是我们需要注意这种“苦读”文化与当时的社会流动逻辑之间的伴生关系，如果说“学而优则仕”是科举时代社会流动秩序的经典概括，那么伴随科举制度发展起来的“苦读”文化则明显完全接受了这种流动逻辑，“为官”始终是“苦读”的最终指向，一旦脱离了这样的前提目标，“苦读”文化也立即动摇。接下来本文将以晚清山西士绅刘大鹏漫长的科考经历为例，对科举制度下的“苦读”文化及其历史命运进行深入的社会学考察。
晚清作为科举存废的关键历史时期，为观察“苦读”文化之内涵、表现与历史命运提供了良好窗口。1905年清王朝正式废除科举制，但是在此之前几十年间仍有大量儒生孜孜科考，华北乡绅刘大鹏(1857-1942)正是其中一员。他于1878年通过县试，1894年通过乡试成为举人，1895、1898、1903年三度进京参加会试，均以失败告终(7)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M].赵妍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7.。刘大鹏在科举制存废飘摇之际参与科考，其个人命运反映了苦读文化与统治阶级倡导的科举制度的紧密依赖关系以及后者的历史性变革与消亡给“苦读”文化带来的深刻冲击。
相比刘大鹏后来的士绅身份，其家庭出身并不显眼。1857年，刘大鹏出生在山西省中部一个村庄。父亲刘明“出生于19世纪20年代，那时的刘家居住在一个狭小的、破败不堪的院子里，仅有两三间房子”。(8)同上,18.后来，刘明定居太谷县，从事木材相关商业活动，其子刘大鹏幼时“以耕读为业，不耕则糊口不足，不读则礼仪不知。”从家庭背景上看，虽不处于社会优势地位，刘大鹏却不属于真正的社会“底层寒门”，其父“在外经营”支撑了他诸如私塾、考试的部分教育，他考取一定功名后直至第五次乡试中举一直担任塾师，以束脩供婚后家用并继续长期参与乡试、会试。因此，刘大鹏应属晚清“中等社会”的一员(9)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257.。同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举制度下的“苦读”文化恐怕并非“真正的”社会底层能够参与(10)Benjamin A.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刘大鹏的科考生涯生动诠释了“苦读”的内涵。他八岁进学，师从赤桥生员刘午阳，从《孝经》、《大学》学起，然后在15年的时间里背诵《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易经》《春秋》《左传》和《仪礼》，这些内容经他计算有626306个字(11)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M].赵妍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1.。将数年的时光投入枯燥无味的记诵，是科考学子的必经之路。据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记载，自乾隆五十二年以来乡试多有定例：第一场考察《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第二场考察五经，第三场册问经史、时务、政治(12)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79.。其中，前两场根据摘句解释内容，考察对四书五经的记忆和理解，采用八股制艺解题。这要求考生对经典有极高熟悉程度，譬如引述《春秋》，需注明某公几年。考生不仅需要对经典文本加强记忆，对各本注疏也需要特地记诵使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皆为定例。全文背诵经典的过程要求学习者具有超常的毅力，对“颜如玉”“黄金屋”的极度渴望夹杂其间激励着莘莘学子，并且越是出身不好，越有更大的动力欲鲤鱼跃龙门。贫不废学，刻苦力学，构成了这种“苦读”的内涵。
刘大鹏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体现了苦读的实践逻辑。经过多年苦读，刘大鹏多次参与县试和乡试，终于在1894年第五次乡试中举。清代举人身份便拥有参与铨选官员的资格，后续可以无限期赴礼部复试，通过拣选、大挑、截取入宦。刘大鹏从乡试到会试的称谓变化中感受到，自己的苦读终于得到了一丝回报：“会试场与乡试场之称呼不同，乡试场中一切官员与一切号军差役呼应试者皆称先生；
会试场中一切官员与一切号军差役呼应试者皆称老爷。”(13)刘大鹏.退想斋日记[M].乔志强编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81.从“苦读”文化的逻辑而言，刘大鹏中举前后身份的变化体现了这一文化对于科举制度的依附性质，二者之间的伴生关系十分明确，此外，从实践逻辑上来看，苦读意味着客观上对于科举制度所代表的社会治理秩序的长期参与(14)刘海峰.中国科举文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323.。
不过，刘大鹏终其一生也从未通过复试入朝为官，这体现出苦读文化在特定时期的局限性。为加官进禄、光耀门楣，刘大鹏前后三次参与会试，却未能考取进士失意而归。1895年，也就是中举第二年，刘大鹏随即入京参与会试。自正月二十二日(1895年2月16日)从太原家出发，经历半个月，刘大鹏终于在二月初八日(1895年3月4日)进入北京。他感叹自己的闭塞无知：“于今在京，见夫人才荟萃，其多若林，倍觉自己愚昧无知，无地可容，抚衷自问，抱愧良深。”不出意料，第一次会试以探索式的失败告终。1898年，刘大鹏第二次赴京，经历了“精神疲困，惟欲偃卧”“手足冷冻且难写字，坐以待旦”长达几日的漫长考试(15)刘大鹏.退想斋日记[M].乔志强编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79-81.。在闰三月十二日(1895年5月2日)的日记里，刘大鹏记录了“山西来京会试者所中才十一名”的全部名单，很遗憾这一次又没有他自己的名字。1903年，刘大鹏与前一年同中举人的儿子刘玠一同赴京参加会试，此前，刘玠通过乡试也成为举人，刘大鹏沉浸在乡里送来“父子登科”匾额的喜悦中。关于这次会试的结果，刘大鹏在日记里一言不发。不过从同年8月一则有关山西考试邸报的日记中可管窥一二：“吾邑赴秦乡试者十二人，不知后又有去者否？晋士赴秦，原非易事，下科场者寥寥。”虽是评乡试落榜者，字里行间却透出自己会试落榜的落寞。不管刘大鹏是否愿意，1903年这次会试失败已经为他的科举生涯划上句点，因为就在两年后，统治中国近千年的科举制即将正式落下帷幕。
自八岁进学到1903年最后一次会试，刘大鹏的科考学习生涯凡三十八年，与苦读挂钩的种种振奋激励的美好图景却化为虚幻泡影。他将读书人的苦学外化于行、内化于心，他的“苦读”远远超过了青少年时期日夜背诵经典的15个春秋，而是贯诸生命的全部内涵。不过，刘大鹏的苦读最终并没有带来科举制许诺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飞跃。因为，与他的个人命运起伏相伴的，是清末整个社会的激荡下苦读风气的衰弱。
从刘大鹏自身的苦读生涯来看，如果不把苦读与一定的经济资本、信息渠道与家族支持等因素相结合，仅仅依赖甘于吃“苦”的精神和反复诵“读”的实践，那么科考道路上将遭遇许多意料之外的障碍。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基于经济与文化资本欠缺的障碍恰恰圈定了“苦读”文化的实践边界，而“苦读”文化所面临的晚清时代剧变中潜伏的巨大危机，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些制约条件。
首先，缺乏经济资本的苦读，为学子增添了物质困难和精神负担。进书院学习和维持每日生活需要钱财，就连参加考试的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清史学者张杰认为科举考试中物质财富起重要作用，清代贫苦农民的子弟，不仅没有条件读书应考，甚至连生存都十分艰难。(16)张杰.清代科举家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以刘大鹏为例，他考中举人之后三次赴京赶考，山西与北京同处华北，每次进京已需半月有奇，偏远处则需要更高的进京成本。明学者沈垚观察时人风气为“(当今)钱神为贵，儒术道消”，相似地，晚清捐纳为官的比重不断上升，依靠个人才能苦读登科的学子缩减，明清社会史家何炳棣同样得出：“一般认为明清时代全国竞争性的考试体制下，只靠个人的才能就能决定社会价值与地位的看法，是多么的夸张。”(17)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M].徐泓译注.台北:联经出版社,2013.56-57.
除物质困难外，苦读学子社会地位尴尬，科考过程背负源自内心和外界的精神负担。明清的生员为平民和官员中间的“过渡性群体”，生员没有直接做官机会，“如果家庭不富裕，就得随时随地努力工作才能维持贫寒生活。他们大部分在村塾中教书，或当家教，通常薪资仅够维持温饱。”刘大鹏赶考五次才成为举人，1891年，在第五次乡试未中后，他离开书院，去太谷县南席村一个富户家中做馆，靠教书维持生活。尽管待遇优渥，他还是常常抱怨教书不能实现理想抱负，乃“粉碎此生之志业”，慨叹“读书一场未能身登仕版，上致君而下泽民，而乃流落教学一途，受东家之气，被弟子之恶，真有负于读书矣。”(18)刘大鹏.退想斋日记[M].乔志强编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80.此外，文学作品展示了社会中存在关于科考的微妙鄙视链条。熟悉的如范进中举，范进以科举为名苦读以胡屠户钱财维生屡屡被人嘲笑，中举后骤然地位倒置令他喜极而疯。除吴敬梓笔下的社会病态外，社会科举风气还在于即便中举也只能风光一时。清代话本小说《鸳鸯针》描绘道，新中举人者乐于把“新”字挂在嘴上：“吏部那老儿奉承我甚的？不过为着我响叮当的新举人耳。”“老”举人却不受欢迎，《闪电窗》中林孝廉屡试不中，亲戚们连饯行酒都不请了(19)杨东方.明清士人的世俗生活——以话本小说资料为中心[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45-46.。老举人会试不中惹人晦气，官府和亲友都不屑置之。因此，穷酸的寒门士子要么化嘲讽为力量，以勇气自证对抗嘲讽，要么迎合嘲讽的内在逻辑，转而直面经济实力不足的现实，进入非读书人所从事的生产性职业。但是前者是否能换得光明的前途，则是另一回事。
其次，“苦读”学子的成功还有赖于畅通的信息渠道，如若信息匮乏，往往在应试中难得要领而遭遇挫败。以书法这一科考的技能面向为例，现代人翻阅科举的试卷多以书法整齐秀丽为第一印象，时人刘大鹏却一无所知。直至第一次入京会试，刘大鹏才感受到书法的重要性：“京都习尚写字为先，字好者人皆敬重，字丑者人都藐视，故为学之士，写字为第一要紧事，其次则读诗文及诗赋，至于翻经阅史，则为余事也。”(20)刘大鹏.退想斋日记[M].乔志强编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40.不过学者罗志田指出其中悖谬：“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刘氏得知取士以字为先的日子，已是小楷重要程度下降之时(蔡元培1892年中试，他的小楷实未必佳)”(21)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A].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53-80.。刘大鹏对科举考试的技能面向如此不明确，到1905年废科举时以举人功名终其身，与他信息不通大有关联。“刘大鹏”们较为低微的出身和同质的社交圈所导致了以不太通畅的信息渠道为表征的文化资本匮乏，这种欠缺依靠“翻经阅史”死记硬背的苦读模式无法弥合。
与之类似，刘大鹏与晚清科举的形式和内容面向也不相融合。晚清八股制艺之术已入迂腐之境，刘大鹏却认为时人“专攻制艺，不事经史”是“舍本而逐末”的空疏行为，(22)刘大鹏在几次进京会试时都在感叹写字和八股风气，几处材料见于刘大鹏.退想斋日记[M].乔志强编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64-65+76.慨叹崇尚八股文乃“世风日下”，仍主张以经史为本的传统进学模式。事实上，晚清已相较以往不那么注重经史，而尚以西洋之新学尝试拯救政体，并在科考中注重对考生以新学视角进行策问。刘大鹏三次进京会试势必有所察觉，在1895年第一次入京之后，其日记提及了很多新学相关思想和主张新政人士的奏疏。1896年到1897年，他先后“阅福建巡抚王公凯泰应诏陈言疏之条”、“阅丁公日昌《苏省设局刊书疏》”、“阅倭文端公仁《敬陈治本疏》及《陈豫省官民情形疏》”，此外还有李鸿章、冯桂芬、陆锡熊等时人之论(23)刘大鹏.退想斋日记[M].乔志强编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65-68.。不过，比起阅读经典材料后进行义理阐发，时论标题的是刘大鹏日记中西学的唯一痕迹。从日记其他记述看，虽然刘大鹏意识到了新学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在思想深处达成理解和认同，还秉持从前分析的传统经史那套思路，甚至在1903年第三次会试之前，他还道“时人之所务(如洋务等类)，是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他在形式上反对八股的古板，又未能在内容上从新学取向完成创新，在晚清急切寻求新异之才之际靠守旧更没有机会露出头角。对时事变迁为科考带来的冲击缺乏敏感，以及相应文化资本的匮乏，为刘大鹏应考之路造成了致命性影响，此后两次会试不中就显得并不奇怪。
第三，苦读还应与稳定的家族支持相联系，离开长期乃至跨代际的家族投入，包括“家风”等文化资本的积累与传递，仅凭单打独斗式的个人奋斗，通过科举制度实现阶层上升非常困难。艾尔曼指出，科举中家庭的力量不能被忽视：“因为帝国晚期的官学只重视考试，而不是阅读、写作或其他基本教学，所以，最初阶段的学习变成了家庭的责任。”(24)艾尔曼,谢海涛.艾尔曼论中华帝国晚期科举的三重属性——政治、社会和文化再生产[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90-96.在明清中国，这种家庭责任通常由家族完成，强大的宗族开设仅供本族子弟学习的学塾，支持各种家庭经济地位的子弟参加科举，同时家风、家训能提供稳定的文化支持(25)如石成金《传家宝》、曾国藩《曾国藩家书》等。，若有人成为生员便能享有赋税和法律特权，形成良性循环。由于科举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科举制度的高度制度化和规律性，清代各地出现了众多在科举考试方面成就斐然的“科举家族”。张杰指出，这些家族世代聚族而居，凭借家族组织支持族人应试，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而且世代应举，取得功名不俗。(26)张杰.清代科举家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科举并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代际累积的事业。在经济上，科举家族“力田起家”，在取得功名前，家族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科举家族前辈族人，利用经济条件督促后代踊跃应举。在考取的功名方面，第一代人有功名的家族前辈或许考到举人，通过他的反哺和榜样示范，后面通过几代人的积累最高或许可以考中进士，由此形成家族科考的精神传统。由此再看刘大鹏的例子，他本人出身小商人之家，在缺乏宗族资本特别是文化资本的情况下，自身考中举人已属不易。地方高级世族围绕不动产建立，享有更大的政治、经济权力，子弟也有更好的教育机会。如果科举制度继续实施，按照刘大鹏儿子刘玠中举、“父子登科”的情况，刘家说不定可以再经过几代人发展成科举家族，不过，仅从个体来看，刘大鹏要进一步取得成功着实比较困难。
总的说来，科举制度表面上机会平等，但似刘大鹏之类的“底层寒门”实际在经济资本、信息渠道和家族支持等方面都受到隐藏其间的不利因素的极大制约，这些钳制条件在某种意义上给他的“苦读”经历设下边界，虽然并非意味其科考之路注定不通——事实上刘大鹏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其苦读的最终失败似乎仍有迹可循。
刘大鹏苦读式的学习在1903年第三次会试失败后暂时告一段落，但正式终结于1905年。在刘大鹏的日记中，科举将废其实早有痕迹，但是对于刘大鹏而言，它又来得那么突然。
受到时势的影响，科举停废前就已有考试中断的迹象。在1901年4月，刘大鹏记录了“和款中有诛洋夷戮教民处，停考五年一条，太原、太谷两邑皆有此案，今竟考试。”(27)刘大鹏.退想斋日记[M].乔志强编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94.这其中“停考五年”是条款指的是八国联军与清政府联合剿杀义和团运动后，订立的《辛丑条约》中的规定，参与教案的基层单位停止县试乡试，是对华北基层单位的进一步侵蚀。不只是刘大鹏经常来往的两地，义和团运动导致若干省份停止科举，在日记中也有所体现：“今岁乡试十三省八月举行，陕西一省移置十月举行，停科者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盖由义和拳之起。”(28)同上,101.并且，在零星举办的县试、乡试中，还存在“童生不及去岁之半”等人数下降的情况。对于这些现象，刘大鹏只是把它们归结于士风日下的慨叹中，而对科举存废的争议并未有深入的观察和理解。
实际上，科举存废问题争论已久，成为晚清政局一个重要问题。戊戌变法中，地方上逐渐提出改革和废除科举的提案。后来，废除科举逐渐达成共识，关于废除的时间分成渐停派和立停派两派。1905年，围绕京师贡院的修缮问题，加之整体政局的紧张态势，清政府态度突然认同立停科举。1905年9月2日，清廷批准了袁世凯等6位督抚联衔会奏的《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谕令：“着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延续一千三百多年、与无数士子的前程命运息息相关的科举制度，由清廷正式宣告终结。(29)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修订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97-135.
对于远隔朝堂的乡村绅士刘大鹏而言，这样的立停十分突然。9月2日清廷谕令废科举后，至10月15日停止科考的相关消息才出现在刘大鹏的日记中。他一开始似乎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态度还相当冷静：“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涣散，有子弟者皆不做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30)刘大鹏.退想斋日记[M].乔志强编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146.或许他只是把这件事和以往的谣言和局部地区暂停科举混为一谈，但是几天后，他却“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后续数日每天都在记录“科举一停”的事情。对于他而言，四十多岁的年龄还不算科举无望，数十年的读书心血付之东流，怎能不生出这猝然的空虚和现实的幻灭？他的苦读由于做官目标之不存而至此终结。渐渐地，刘大鹏的日记中不谈科举。1913年，民国建立后，曾经同为举人又两次赴会试的儿子刘玠也当上了“本县高中教员”，“三男珦充应张村蒙养小学校之教员”(31)刘大鹏.退想斋日记[M].乔志强编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182.，原本有望成为科举家族的刘家也和大多数晚清士子一样走向了社会职业。
民国时期，与科举相生相伴的多年苦读逐渐难觅踪迹。代替科举制度的是晚清开始兴办的学堂。与科举为“抡才大典”不同，学堂为“培才机制”(32)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修订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27.，科举选士与做官直接相连，读书人和政治地位挂钩；
而学堂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却不直接享有政治权力。实际上，民国时期，提倡教育自治变得流行起来，与此相伴的也是知识分子的政治权利被剥夺。艾尔曼等人指出：“从1000年到1900年, 有学问的儒家成为政府官员, 在 1911年之后, 他们日益被政党人员取代。20世纪，知识分子服从于政治势力，他们不再拥有有效的影响力了。”(33)艾尔曼,谢海涛.艾尔曼论中华帝国晚期科举的三重属性——政治、社会和文化再生产[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90-96.科举制度的停废是“苦读”风气最终衰落的关键一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寒门子弟虽通过科举做官的梦想破灭，但同时可以通过海外留学、进入军校、经商等多种途径谋取社会地位，单凭在学堂里苦读不再是最重要乃至唯一途径。虽然士人群体苦行僧式钻研学问的苦学精神可能仍然继续存在，但与科考制度伴生的以登科进仕为目的的“苦读”风气却因成效大打折扣而走向退潮。
刘大鹏“苦读”生涯的最后终结与科考制度下的苦读文化的退潮，深刻表明一旦社会条件发生变化，“底层”的“苦读”逻辑将难以成立，并给当事群体带来幻象破灭和深刻打击。在晚清复杂动荡的局势之下，这种社会条件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科举制度的停废，其次是现代学校体系的兴起以及各种更多的社会流动途径的涌现。前者在重组当时社会治理与社会流动秩序的同时，根本性地冲击了科考士子“苦读”文化的目标乃至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直接打断了依附于科考制度的“苦读”文化的实践逻辑，“苦读”与“出仕”之间的链条不复存在，科考苦读文化随之坍塌。后者则体现了新的社会流动秩序与文化价值体系的出现与确立，对于“寒门”而言，面对从商、军旅乃至新学堂等社会场域的不同竞争与评判逻辑(34)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Richard Nic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其实现社会上升所依托的文化资本表达形式也必定因应改变。
从贯穿晚清山西士子刘大鹏一生的科考经历来看，“苦读”文化的产生并非新的历史现象，科举制度下的“苦读”文化经过数百年的孕育发展，在莘莘学子中已根深蒂固，特别对于底层“寒门”的社会升迁而言更是尤为重要。以刘大鹏为例，刘大鹏通过苦读和不懈地参加考试，终于在1894年通过乡试成为举人，虽然后来三次进京会试但不中，仍可以说通过“苦读”刘大鹏得以部分实现社会上升流动。这里需要指出晚清科举制度下的“苦读”文化背后的两点重要实践特征：首先这种文化实践符合当时的社会流动与治理逻辑，科举制度是晚清时期文化与社会政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35)刘海峰.中国科举文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当时的“苦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这一制度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社会秩序，其“学而优则仕”的指向目标意味着对于现有治理秩序的全面接受与深入参与；
其次能够通过“苦读”参与科考的“寒门”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底层”，科举考试的复杂性与长期性为参与者设立了相当的经济门槛，以刘大鹏为例，虽然他自认为出身寒门并多次为人嘲笑，但是其殷实的商人家庭背景提供了通过实践“苦读”文化参与科考的基础，否则很难想象真正的社会底层能够加入这样几乎贯穿毕生的考试游戏。
刘大鹏的“苦读”经历也显示科考时代的“苦读”文化存在多方面的限制与边界，具体而言，离开特定的经济与文化条件支撑单凭“苦读”本身往往难以成功实现“金榜题名”的最终社会流动。抛开刘大鹏个人阶段性的小成功，可以看出，刘大鹏的科考经历受到社会歧视、科考隐性要求等因素的重重挑战，而“范进中举”之类的文学形象的塑造更从侧面反映出科举制度下仅靠个人对经典的领悟和苦读往往无法取得期许的社会价值和地位，反而可能走向反社会的另一个极端。进一步仔细分析刘大鹏的科考历程可以看出“苦读”风气的有效性受到经济资本缺乏及信息渠道不通的深刻制约，而这些制约条件的突破往往需要整个家族历经数代人的持续支持与投入，形成诸如“科举家族”这样的类组织力量才最终得以实现。
最后，通过晚清这一时间节点，在科举存废的关键时机更容易看出得到官方倡导的“苦读”文化的脆弱性。“苦读”文化对于“底层”流动的促进作用密切依附于特定的社会制度安排，一旦脱离这样的制度环境，这种文化的价值则大打折扣甚至不再得到认可，正如布迪厄在其理论中所强调的文化资本的形成与特定场域中的评价标准密切相关(36)Lareau Annette and Elliot Weininger,“Cultural Capital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A Critical Assessment,”Theory and Society 32,(2003): 575-598.，一旦场域标准发生变化，同样的文化表达形式可能存在截然不同的地位与作用。这里的场域变化既可以是晚清时期的科举中断这样的根本性制度变迁，也可以是不破坏现有制度的微调或改革，当某种社会发展或者人群的崛起危及既有主导群体的地位时，相应的社会场域中的评价规则可能发生或微妙或重大的变化，以更好地维护既有的社会秩序。典型例证远的如卡拉贝尔分析美国20世纪精英高校入学选拔标准的不断调整如何有利于白人精英群体(37)卡拉贝尔.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M].谢爱磊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4.，近的则可考察以高考为代表的我国教育选拔制度的变革及其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流动带来的影响，诚如苦读风气随科举的停废而式微，现代中国教育选拔渠道渐趋多元也会影响学校的“读书”文化。在自主招生、特长生、竞赛保送生、校长推荐等众多升学选拔渠道下，仅凭“苦读”以追求高考裸分的“寒门”子弟，是否有一日也会历经科举式微的清末科考士子的失落心态？这里我们关注的是以史为鉴深入洞察与把握时代变化与走向，为处于时代进程中的社会人群特别是底层学生群体反思自身教育与社会处境提供理论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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