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瀚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目前，国内对亚历山大三世“反改革”的研究较零散。我国通史中包含关于亚历山大三世“反改革”政策的叙述，在《俄国通史简编》的部分章节中将“反改革”时期的俄国社会变化统合入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历史中进行简明陈述，未对亚历山大三世的“反改革”进行专题研究[1]184-247。
在针对研究亚历山大三世“反改革”的期刊文章与学位论文方面，大多数研究成果显得较为狭窄或片面。国内仅有俄国政论家М.Н.卡特科夫研究和俄国保守主义政治家К.П.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文章涉及到亚历山大三世时期“反改革”。一项关于俄国政论家М.Н.卡特科夫研究，文章阐述了其思想与社会活动，以及他关于沙俄皇室和官僚阶层对俄国社会影响的评述；
分析了М.Н.卡特科夫利用舆论影响力对俄国社会产生影响的情况[2]；
另一项论述了保守主义政治家К.П.波别多诺斯采夫在“反改革”期间的影响，叙述了其反对М.Т.洛里斯-梅利科夫所提出的进步性《国家组织改革方案》《М.Т.洛里斯-梅利科夫宪法》、报刊检查制度，以及抑制高等教育等方面的举措[3]。
其他有关“反改革”的文章多在亚历山大三世与俄国的现代化方面开展研究。这些论文主要从沙俄政府加强中央集权和社会管控，大力推进铁路建设，实施经济改革等角度分析俄国现代化进程[4]，没有探讨“反改革”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最近，一篇关于亚历山大三世时期“保守化与现代化”的综合研究，阐述了“反改革”期间俄国政府颁布与实施的中小学宗教与教学计划对国民教育的影响[5]。
总之，国内关于“反改革”研究虽然有一定成果，但在研究视角、俄语史料，以及最新研究动态方面存在局限性，专题性研究少且研究方向分散。国内学界关于亚历山大三世“反改革”的专题性研究值得深入研究。
俄国史学界关于亚历山大三世反改革的研究和原始资料相对充足。其中，原始资料包括俄国社会活动家、大臣与亚历山大三世的信件，沙俄政府机关的档案，“反改革”的刊物和文章。如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与К.П.波别多诺斯采的信件、《莫斯科教会信报》、М.Н.卡特科夫的政论、《俄罗斯公报》和《专制不可动摇宣言》等资料。俄国学者的研究包括《亚历山大三世》《政治传记：高光时刻》《19世纪圣公会改革方案》《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К.П.波别多诺斯采夫》《米哈伊尔卡特科夫的“沙皇之路”》《政治新闻中官僚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改革后俄罗斯意识形态的斗争方法——以莫斯科公报资料为例》等。这些文件、材料和研究成果详实地反映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及其政治保守派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思考和进行政治抉择的过程。通过分析和研究上述资料，可以剖析“反改革”期间重要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的思想及行动，阐述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期间的各方面政策，从而清晰地认识亚历山大三世“反改革”时期俄国的社会变化。
1855年，亚历山大二世登基。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和俄国社会危机双重打击下，沙皇在继位后采取了涉及沙俄经济根本制度——农奴制的改革。亚历山大二世的其他改革政策涉及俄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其改革也被称为“大改革”。“大改革”对俄国产生了深远而长久的影响，并一直持续至1881年。
1.亚历山大二世“大改革”的确立及发展
1861年2月19日(俄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共十七项文件的《农民改革法令》和《改革宣言》。《1861年2月19日法令》的签署标志着“大改革”正式开始。“大改革”的措施中，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最重要，其赋予俄罗斯农奴以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改革后，农奴不再是地主的“附属物”，农奴不可以再被买卖、赠予、典当，并且还拥有了签署契约合同、参加选举、服兵役，以及受教育等一系列的基本权利；
此外，农民获得了赎买土地的权利，在向地主缴纳一定赎金后，可以获得宅园地作为私产。1861—1881年间，84.7%的地主与农民签订赎买契约，成为自由农民[6]。
“大改革”的现代化军事改革，主要以Д.А.米柳京的1874年普遍义务兵役法为代表，取消了自彼得大帝开始的强制征兵制，对军事教育和军事管理系统进行了改革。Д.А.米柳京的兵役法改革缩短了服役年限，扩大了服役的社会阶层，优化了军队兵源；
同时缓解了沙俄军队兵员老化的状况，妥善地解决了后备军问题。俄罗斯的军队装备质量也有所改善，各军种开始列装新式线膛枪，新式火炮和新式装甲战舰。同时，俄国国内建立了许多培养新式军事指挥员和高等军官的学校。接受新式教育的军官在通过考试和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俄国军队，这一举措提升了俄军指挥官的素质和前线作战的战斗能力。总之，军事改革有效地提升了俄国军队的战斗能力和官兵素质。
推动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注重俄国女性的教育。亚历山大二世积极倡导提高国民教育水平，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章程。这些章程包括《俄罗斯帝国大学章程》《中等学校章程》《实科学校章程》等。这些法令和章程的实施，发展了俄国的基础教育，并赋予俄国大学自治权。“大改革”期间俄国创办了首批女子学校，俄国女性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教育领域的改革措施具有显著的进步性，为提升俄国民众的文化素质作出了积极贡献。
1864年1月1日，沙俄政府开始实施地方自治改革，根据《关于省和县地方自治机关条例》，建立省和县两级的地方自治会议和地方自治局。地方自治改革法令将城乡民众划分为县土地所有者大会，村社农民选民大会和城市居民选民大会。
1870年6月，进行城市自治改革，根据《城市条例》，规定城市管理机关为选举委员会、城市杜马和城市参议会。严格规定了选举的财产资格。这些机构负责履行国家职能之外的事务，如修建教堂，管理居民卫生保健及实施牲畜防疫等。地方自治机构的成立，对推动经济发展，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产生积极影响。《司法条例》颁布后，俄国进行司法改革，学习西方的法律原则。实行公开审理、陪审团制度、辩护制、律师制等，取消了肉刑和贵族在法庭审理中的特权。
2.“大改革”对俄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大改革”是近代俄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之一，对俄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当代学界多数学者肯定“大改革”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大改革”使长久以来受地主禁锢的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加强了俄国的军事力量，提升了俄国的国力，极大地推动了俄国社会的自由化和俄国的现代化。“大改革”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保护了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引发了俄国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俄国由此开始从农奴制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经济，“大改革”确定了俄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前进方向。
受俄国国情等诸多原因制约，“大改革”存在某些时代局限性。“大改革”存在诸多不足和负面影响，如由于农奴较为贫困，赎买土地对其造成了巨大经济负担，仍然难以在经济上获得独立；
又如由于土地减少、支付赎金和改革混乱等原因引发的农民骚动；
作为沙皇政府支柱的地主阶层利益受损而造成的不满等。在“大改革”中俄国不可避免出现了社会动荡，例如，农民暴动、民粹主义抬头等。以俄罗斯民意党为代表旨在以恐怖活动推翻沙皇制度的党派和组织也渐渐开始出现。这为未来“反改革”政策的出现奠定了历史基础。
1881年3月1日，俄罗斯民意党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当街遇刺和各种针对政府的恐怖活动引起继任者亚历山大三世的极度不安与恐惧。新皇亚历山大三世认为亚历山大二世的“大改革”是引发暴力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①Зайончковский П.А.Российское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в конце XIX столетия(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реакция 80-х - начала 90-х годов).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71г.,№3.С.169-172.其因忌惮自由派的恐怖活动而从冬宫迁出，前往距圣彼得堡47公里的加特契纳宫居住，并加强了皇室成员的安保措施。因此，某种程度上俄罗斯民意党刺杀亚历山大二世事件是俄罗斯“大改革”进程中断并走向趋于“反改革”保守道路的历史发展拐点。
俄国史学界通常把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统治时期称为“反改革”时期。亚历山大三世“反改革”的特点是其偏离了其父亚历山大二世的自由主义和社会创新改革的政策，力求回归俄国的专制制度。亚历山大三世坚持保守的统治思想，颁布稳健和保守的政令，使用各种手段加强自己的权力。同时，其受到俄国大多数贵族的支持。
俄国实施“大改革”后，经济快速发展，但社会也出现了某些之前从未遇到的社会新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土地改革后农村财产不平等加剧、无产阶级出现、资产阶级兴起，自由思想在学生和贵族中的流行等。可是，俄国政府还没有做好应对快速发展和社会变革出现问题的准备。
1.“反改革”的缘起
19世纪后期，资产阶级兴起是俄国历史上一个特别的新生现象。资产阶级快速掌握了财富，导致沙皇政府重要支柱之一的贵族地主迅速破产。资产阶级的兴起动摇了专制社会基础，使亚历山大三世政府急需采取措施加强贵族的地位和其在地方政府体系中的领导作用。为了尽快平息日益活跃的社会各阶层活动、稳定社会形势、加强政府职能和提高理政效率，亚历山大三世任用了Д.А.托尔斯泰和K.П.波别多诺斯采夫等人。亚历山大三世更换大臣的目的在于维护沙皇专制制度和加强俄国社会稳定。在民间，亚历山大三世依靠М.Н.卡特科夫和В.П.梅谢尔斯基来影响社会舆论。在官方，四位主要国务活动家影响着沙皇的内政决策，他们很大程度上负责沙皇政府制定国家政策。藉此，亚历山大三世强化了俄国社会原有秩序和传统政策的影响，深深抑制了俄国国内自由与变革势力。
1881年4月29日(俄历)，亚历山大三世颁布了《关于专制制度不可侵犯》的宣言，提出巩固俄国国家的永久基石的历史必要性，揭示了“反改革”的本质精神：“……相信专制政权的力量和真理，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要稳固和保护它不受任何侵犯。愿我们那些感到困惑和恐惧的忠实臣民，以及一切世代信奉世袭皇权者，爱国者的心得以振作……。”①Манифест от 29 апреля 1881 года «О призыве всех верных подданных к служению верою и правдою Е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му Величеству и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к искоренению гнусной крамолы, к утверждению веры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и, доброму воспитанию детей, к истреблению неправды и хищения, к водворению порядка и правды в действии учреждений России» // 3-ПСЗРИ.Том 1.№ 118.С.53–54.受К.П.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影响，亚历山大三世关于捍卫专制制度的宣言是沙皇政府开始“反改革”的信号。宣言公布第二天，持续改革派的内务大臣 М.Т.洛里斯-梅利科维、财政部长А.А.阿巴兹和国防部长Д.А.米柳京辞职。主张维护俄国世代传统、强化专制权力，提升镇压社会动荡强度的保守派К.П.波别多诺斯采夫逐渐进入沙皇政府决策核心。
亚历山大三世统治初期，斯拉夫派想通过重新启动缙绅会议来规避社会动荡和革命浪潮。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在社会思潮改革方案中提出：“给政府行动的权力，所以，政府依据法律管理国家；
给民众民意权力，即民众有言论自由。”保守代表М.Н.卡特科夫认为重提“缙绅会议”提案就是“煽动造反”。②Катков М.Н.Наша Конституция 1882 года // 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1882.№ 130.斯拉夫派尝试影响政府的时间很短，这时Н.П.伊格纳切夫正在担任内务部大臣。在提议召开缙绅会议同时，伊万阿克萨科夫曾提出迁都莫斯科并重振俄罗斯民族精神。同时，К.П.波别多诺斯采夫也提到这个提议，在一封写给亚历山大三世的信中他把宗教热潮与莫斯科联系在一起，认为提出实施缙绅会议的提案，会“误导”俄国民众，使民众认为俄国将开始新的沙皇专制统治。因此，以东正教院事物大臣为首的“反改革”联盟提出了保守、稳定和重新整顿社会思想的方案。1882年5月，Н.П.伊格纳切夫辞职，召开缙绅会议的提议最终失败。Д.А.托尔斯泰接任内务部大臣工作，他终结了斯拉夫派的希望。此后，俄国国家内政的政策主要由К.П.波别多诺斯采夫、内务部大臣Д.А.托尔斯泰和国民教育大臣И.Д.杰良诺夫掌控。
1885年，А.Д.帕祖欣在М.Н.卡特科夫的杂志《俄罗斯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写道：“过去改革中的巨大罪恶体现在削减贵族庄园的特权上……现在的任务应是恢复被破坏的。”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之后，一系列“反改革”政策在拟定后出台了。
2.“反改革”的措施及其实施
在社会政治领域，“反改革”加强作为政权支柱的贵族的力量。“反改革”重要内容之一是地方管理体系的调整和变化。1881年8月，俄国政府颁布了《保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条例》，条例规定，在出现突发事件时，地方政府应立刻宣布当地处于“紧急状态”。这实际上扩大了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允许打压激进性质的群众运动，加强了垂直权力。1882年5月3日颁布的《五月规定》，以及后续颁布的《宣布戒严地区的规定》，对警察制度进行整改，提升了对内镇压能力。1892年，沙俄政府颁布了新的《城市条例》，进一步限制了城市市民的选举资格，城市居民绝大多数失去了选举资格。但条例加强了对城市自治机构的行政监管，省长有权控制和监督城市杜马和城市执行局的活动。
1889 年，沙俄政府颁布了《地方自治局长官条例》，条例把农民事务机构和调解法庭的行政职权转归地方自治局长官，并规定俄国主要省份建立地方自治区，区下设县。在县级行政单位设立新的地方自治局长官，政府尝试用这种方式加强贵族对农民自治机关的控制。条例废除了地方治安法官的选举，规定由内政部长从地方世袭贵族中任命地方自治局长官。地方自治局长官具有广泛的司法和行政权力，一方面，地方自治局长官负责领导警察和监督地方法院，有权中止治安法官的判决和罢免治安法官；
另一方面，地方自治局长官在其辖区内有权以滥用职权的理由免去地方官员的行政职务，任命乡官，否决乡会决议，对农民罚款和三天拘禁，并对纳税居民行使权力。
1890年6月，政府颁布了新的《省和县地方自治机构条例》，加强行政部门对地方自治机构的管控，并试图扩大贵族在地方政府中的影响。新的改革措施明显缩减了地方自治机关的职能，剥夺了其对营业收入征税的权利，还大量削减了地方自治机关的预算；
此外，新规定颁布了一种新的地方自治机关建立程序。在农村，限制了部分地主选民的资格，调低贵族地主选举的财产资格，扩大了贵族地主选民的范围，农民没有选举代表的权利。
1892年6月11日颁布的新《城市条例》，城市自治机构的选举规则被改变，实施选民财产资格制。选民的财产资格提高了，选民的数量减少了一半，同时，提高了地方自治会议里贵族的比例，贵族代表在县地方自治局的比例为55%，在省地方自治局的比例为90%[1]182。
沙皇政府不断加强贵族阶层力量。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沙皇再次确认其至高无上的权力，享有颁布法律、任命官吏、监督官吏等权力。同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贵族享有垄断地位。在军队、地方自治管理和法院中贵族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根据相关统计，1897年，在一等至四等文官总计955人，其中，3/4为世袭贵族，占735人。军队中绝大多数军官为贵族，在骑兵军官中贵族占96.3%，在步兵军官和炮兵军官中贵族分别占90.5%和88.7%[1]153。普通民众几乎没有权力。1885年3月，沙俄政府创建贵族土地银行，为贵族提供贷款。银行贷款期限设立为两种，即36年7个月和48年8个月；
1890年6月，银行调整了贷款期限，即最短贷款期为11年，最长可达66年6个月。贵族土地银行初期的优惠贷款利息为5%—6%，至1897年降至3.5%。银行开办第一年(1886年)便向贵族地主投放6 900万卢布的货款。同年6月，政府颁布了《农业雇工条例》，提升了贵族地主雇佣工人的权力。政府利用贵族土地银行和相关政策向贵族提供贷款和资助，积极扶持贵族地主经济。
政府要求贵族承担积极传播东正教信仰、对国家忠诚以及扶植国民教育的义务。政府特别关注提高东正教教会和神职人员的威信。为此，沙俄政府创建了13个新的主教职务，重新开放了以前关闭的教区，恢复了俄国西部地区教会兄弟会，兴建了新的教堂和修道院。强化教会作用有助于加强俄国社会的保守思想意识，维护俄国社会稳定。政府不仅镇压革命和自由主义的出版物，同时，还打压与沙皇政府方针政策不符的出版物，政府要求保守派的思想与活动符合国家实施的“反改革”原则。
在农业经济层面，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社会紧张局势。1881年，沙皇政府降低了赎金，因为农奴从依附关系解放出来支付的赎金比按照义务支付的赎金多。1882年，沙俄政府组建农民土地银行，并向农民提供专项贷款，支付农民获得以前地主的土地，政府借助农民土地银行部分地解决了农民获取小块土地的问题。在农民土地银行的扶持下，1883—1900年间农民获得了约500万俄亩土地。除了减少农民的赎金之外，还废除了自彼得一世时期以来征收的人头税。1883年起，农民的人头税改为国家代役租，即合并了土地税和租赁税。1895年实施新身份证制度和1899年取消连环保，减少了对农民流动的限制。
在工业发展领域，“反改革”时期沙皇政府采取相应措施，调整劳资关系，尝试工厂立法，并第一次为工人制定了单独的法律，其中很多法条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1882年至1886年，政府连续四次颁布关于雇佣童工、女工、夜班工人、限制处罚工人，以及巡视和监督工厂的立法执行等法规。禁止雇佣12岁以下童工，禁止妇女和未成年人上夜班等。1886年6月的法令规定工人最高罚款，禁止利用购物券以及商品代替卢布等。同时，俄国在“反改革”期间缓解了政府预算紧张状况，并在“反改革”期间经济出现较快发展，如1886—1892年，俄国的冶金产量增加了一倍，修建铁路，铁路网长度增加了47%；
1895年，修筑横跨欧亚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已至贝加尔湖。“反改革”期间，俄国发展经济的政策与措施虽然在落实上存在不足，但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在国家教育发展上，“反改革”加大政府对教育、出版和司法等管控和监督。沙俄政府出台了加强大学行政管理的措施。1884年8月23日(俄历)，政府颁布了新的《俄罗斯帝国大学总章程》。该章程旨在废除大学自治，恢复对学生的监督，将大学重新置于政府和督学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之下，严格地限制了大学会议和教职工会议的权限。此外，校长和院长由国家教育部长任命，不再由学校理事会选举产生。教授等职位的任命只重视其对政府和国家政治的可信度，而非学者本身学识与才华。①Ивкина Т.В., Подольская И.А.Система подготовки научно-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х кадров российских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в п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им уставом 1863 и 1884 гг.Научный Вестник Ураль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лужбы.2009г.,Март.Выпуск № 1(6).С.122-125.1887年3月，在暗杀亚历山大三世未遂事件之后，沙皇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高等学校的管控和压制，严格监视大学生的活动，改变大学生的社会成分，劝退自由主义大学生，提高大学入学限制，大学学费从每年度10卢布提高至50卢布。
19世纪70年代，俄国政府允许资产阶级建立城市小学并负责维护，扩大城市各阶层儿童就读。政府督察和监管小学，学区督学负责管理学校。由督察提议和督学批准后任命校长，校长每年必须向督学提交校内情况报告。学校教师必须经政府机构检查与确认后聘任。学校设立教学委员会并管理学校教师。经督学批准后，小学校可以选举关注和支持学校发展的名誉校长。
俄国政府规定中学由教育部批准开办。中学分为两种，普通中学和初级中学，其中，初级中学是一种不完全中学。中学由学区督学直接控制，由政府、社会和个人负责维护。教育部规定中学可以设名誉校董一名，任期三年。中学教工必须遵守校内生活和教学的规范，并使用教育部批准的教科书，如发现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存在偏差则会报告上级部门。教师需要对学生在课堂和课下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报告。②Шелепко Г.А.:Систем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обще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ми учебными заведениями в период контрреформ.Естественно-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8(2),2015.c.66.但是，城市底层阶级的儿童很难就读于中学。
1884年，新的《学区学校条例》颁布，俄国政府对初等教育进行全面改革。“反改革”取消了所有世俗初等教育，并以教会学校取而代之。其中第二条规定：“巩固人民信仰基督和遵循东正教教义，教授神学基本知识。”学校主要教授东正教教义，教会斯拉夫语和圣咏，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科目则被置于次要地位。
俄国政府严格管控学校的自由思想和政治性活动。在严苛学校管理的同时，责令各级学校改变和减少教学内容。公办学校的督察在教育管理系统中基本扮演了警察的角色。公共教育史研究员А.Е.兹维亚金采夫写道：“督察员被卷入政治对抗，与所谓教师‘不可靠’的表现作斗争，忘记了学校事务；
这些督察员要么……发起没有上级批准的反教科书运动，限制小俄罗斯语，这在考试中对儿童的思维方式有害。”③Шелепко Г.А.:Систем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обще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ми учебными заведениями в период контрреформ.Естественно-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8(2),2015.c.65.加强纪律的改革措施消除了部分自由思想，许多不满者的活动转入暗处，成为社会问题的隐患。
在思想传播上，加强对新闻和出版业的监督和管理。1882年8月，沙皇批准了《出版暂行条例》，条例规定了严格的报刊监督和检查制度，内务部严格管控报刊发表的文章。1883—1884年间，俄国政府查封了所有激进的和多数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报刊，其中包括《祖国纪事》《呼声报》《祖国报》《莫斯科电讯报》等自由派的代表性报纸。“反改革”时期大量书籍被查禁，出版社有随时被审查和被关闭的危险。
在社会活动家方面，М.Н.卡特科夫是“反改革”时期举足轻重的保守派社会活动家。虽然其并未在沙俄政府中担任公职，但其影响力毋庸置疑。对此，Н.П.吉利亚罗夫-普拉托诺夫认为，围绕М.Н.卡特科夫及其《莫斯科新闻报》形成了一个讨论俄国内政和外交的舆论中心。在与社会各界人士与组织的持续论战中，该中心的舆论力量不断壮大，其呼声独立且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俄国政府对这种非官方性质的舆情和呼声不能置若罔闻，④Н.А.Любимов:Михаил Никифорович Катков.(По личным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м) Н.А.Любимов.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1888.№ 2.с.14.//Э.А.Попов:《Департамент М.Н.Каткова》новационные технолог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влияния на курс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еформируемой России,Вестник Сургу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20.№3.с.44-45.К.А.斯卡利科夫斯基评价М.Н.卡特科夫道：“在欧洲社会中，М.Н.卡特科夫占据了一个非常显著的社会地位，只有伏尔泰的地位能与之相提并论。”①К.А.Скальковский,М.Н.Катков: Скальковский К.А.Наш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деятели.СПб., 1890.с.134.Э.А.Попов:《Департамент каткова》новационные технолог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влияния на курс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еформируемой России, Вестник Сургу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20,№3.с.44-45.这一评价不免有些夸大，但也足以反映М.Н.卡特科夫在沙皇俄国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在亚历山大三世“反改革”期间，М.Н.卡特科夫参与了很多政治活动。他十分重视国家项目及其具体实施。在一定程度上，М.Н.卡特科夫借助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营造了一个有利于一般保守政策实施的环境。“反改革”加强打击自由派及其舆论活动，保守派占据了舆论主流地位，对当时的俄国社会产生了直接影响。
М.Н.卡特科夫的活动对沙俄政府大臣К.П.波别多诺斯采夫产生了很大影响。早在1881年双方就已经有密切的信件来往。1881年4月29日，由К.П.波别多诺斯采夫撰写的《亚历山大三世即位宣言》发表了，这是新王朝发展政策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保守派势力的胜利。
1.“反改革”的后果
在亚历山大三世的“反改革”期间，沙皇俄国提高了自身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影响。俄国不是通过对外军事侵略和战争途径达到的，而是通过稳定国内社会形势、扩大工业发展潜能，突破国际封锁政策实现的。主要表现为逐步接近法兰西共和国，于1893年与之签订反德协定，设计并构建了与德奥意三国相互对立的俄法同盟。为防范和避免法德两国间战争，于1887—1890年间酝酿并签订了俄德再保险条约。俄国政府重振黑海舰队，加强海军防务。19世纪80年代之前，沙皇把土库曼斯坦余下部分并入俄国，并最终兼并了中亚地区。1885年，俄国与英国签订协议，明确了俄国和阿富汗之间的边界，缓和了俄国与英国之间的矛盾。相对稳定的国内外形势为俄国工业革命顺利进入第二阶段提供了保障。
从经济领域的发展角度，“大改革”时期，俄国经济增长速度是欧洲国家中较低的国家之一。俄国工业生产总值从世界的第二或者第三位降到了第五位。“反改革”期间，亚历山大三世限制了前任政府的自由主义改革政策，选择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发展道路，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发展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保护民族工业，强化农业改革，发展采矿业，建立机械制造业，重组银行领域。“反改革”期间俄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末期，俄国进入国民经济世界强国之列。
以往苏联史学界传统观点认为1881至1887年俄国处于经济萧条状态，但相关档案统计数据表明，在此期间，俄国所有工业领域均出现了大幅增长。英国历史学家A.米洛尔和C.索尔认为，自1880年以来，“俄国的工业增长是欧洲最快的国家。”②Milward A.S., Saul S.B.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s of Continental Europe.1850-1974.L., 1977.P.424.亚历山大三世两任财政部长Н.Х.本格和И.А.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实施灵活的进出口关税保护政策，积极推进财政改革，扭转了国家长期的财政赤字，实现了预算盈余。③Росси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С.192-196, 282-283.自1893年起，沙俄帝国开始了经济大增长。在俄国历史文献中，这种经济发展被称为“俄罗斯的经济奇迹”，工业领域的年均增长率为9%。至19世纪末，世界工业生产中俄国的占比增加到了7%。④В.Г.Тюкавкина.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861-1917.М., 1989.С.195.
农产品出口增加。1880年俄国谷物输出为28 700万普特，1896年输出量为44 400万普特，黄油出口产量增长2倍。农产品加工业保持快速发展，农业机械使用更为广泛。持续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和引进农业机械，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
农业种植和农产品加工不断扩大雇佣劳动力数量，其中以成年男性为主。19世纪80年代，俄国农民出现了富农、中农和贫农十分明显的分化。俄国农村经济成分活跃，探索沿着俄国渐进地过渡到资本主义农村经济的道路[1]128。
收回私人兴建铁路权力，实施国家统一修筑铁路的政策，这反映了亚历山大三世“反改革”政府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的统筹性。坚持俄国官办铁路建设方针，赎买私人铁路，至1895年，俄国铁路总数的60%为官办铁路。政府重视并加强了工业和战略铁路的建设。完善俄国中部地区的铁路，建成东里海地区铁路，把克拉斯诺夫斯克到安集铁路延至阿富汗边境地区。19世纪90年代，铁路建设进入提速阶段，至1891年，俄国铁路总长度达28 093俄里。俄国铁路的快速建设直接扩大了国内市场，刺激了农业产品的生产，促进了工业品的销售市场。通过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移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人数迅速增加，这一地区逐渐成为欧俄地区粮食的主要供给基地。
1877—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后，受战争和军事订货锐减的影响，1881—1883年俄国经济出现局部危机。亚历山大三世调整经济政策和支持国内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内投资条件，在俄国的银行业和工业生产中引进国外资本。从1887年起，俄国工业生产出现回升，工业领域出现了新的发展。重工业比重增加了，生产集中程度加强了。1887年，重要煤矿顿巴斯的煤炭开采量占俄国总产量的47%。巴库石油工业区逐渐形成，这些成就为俄国重工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19世纪80年代初，俄国基本完成了向工厂的过渡。1886—1893年，俄国九大工厂区的工人已占俄国工人总数的71.75%。这时，俄国雇佣工人人数接近1 000万。他们在俄国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俄国工业资产阶级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长，1882年俄国召开全俄工商业代表大会。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通过国有铁路建设、革新军队装备以及扩建海军等，鼓励和扶植俄国工业发展，资产阶级参政议政的要求提高了。
同时，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亚历山大三世“反改革”期间，出现了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1885年，莫罗佐夫工人大罢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小组以及“劳动解放社”等组织的活动渗透到了工人运动中。亚历山大三世政府镇压革命激进主义，限制社会底层阶级子女接受教育，颁布工厂法律法规镇压工人运动；
尝试保留农村村社，1893年限制村社内部土地重分；
1893年还禁止出售和抵押村社农民的土地，农村社会分化严重；
城市定居点和城市居民数量增加，城市化更进一步。这些都是“反改革”期间俄国社会不容忽视的现象。
2.历史思考
亚历山大三世“反改革”的实质并不是彻底废除1860年代进行的“大改革”，而是对其进行减速和重新组织。应该承认俄国社会并没有回到俄国“大改革”之前的过去。沙皇政府进行地方政府机构的若干改革，并没有废除这些地方机构运作的主旨和基本原则。在某些方面，亚历山大三世对地方机构的改革进行了必要的修正。例如，1892年，沙俄政府颁布了一项新的城市规则，提高了专业人员和开明人士参加政府机构选举的比例。亚历山大三世尝试转变彼得一世的欧化以及亚历山大二世自由主义的统治模式，他加强沙皇专制统治，打击官员腐败，提升沙皇政府的职能。对社会各界实施严格的监督和管控思想意识的政策，稳定了沙皇政权和国内形势。俄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和一定程度上的跨越。
把亚历山大三世与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相比较，一方面，相对“大改革”时期，“反改革”时期改革的速度和进程有所减慢，但改革的绝大部分成果得到了社会认可。另一方面，官方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得到了发展。在К.П.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影响下，以《关于专制制度不可侵犯》的宣言为代表，俄罗斯帝国的保守立场不断加强。这期间，沙皇政府继续强化沙皇专制制度，并将沙皇权力扩展至无限制的程度。沙皇政府强调专制制度的优势，并称其为沙皇俄国历史上唯一合法的政权形式。目前，俄罗斯学者认为，“反改革”时期中央集权统治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发展模式更适合当时俄国的发展。
沙俄政府收紧的路线与当时国家管理体制的发展状况有关，也与政府地方管理面临的困难和矛盾有关。在“大改革”期间，沙俄政府创建具有行政权力的地方自治机构并没有加强管理效能，相反还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地方管理的混乱。所有地方政府都充满了二元论与矛盾。在“反改革”时期，沙俄政府放缓“大改革”的速度，采取措施纠正地方政府的管理政策，设立地方自治局长官职位，令其能够领导农民自治机构，加强了地方政府的威信。
“反改革”时期俄国社会出现了新的特点。其一，社会等级制度基础逐渐崩溃，贵族不再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唯一渠道。作为社会阶层上升新渠道的资产阶级开始出现；
其二，出现社会新精英阶层。例如，社交媒体中的知识分子和舆论界的精英领袖等。尽管新精英阶层人数不多，但正在逐渐破坏贵族对政治活动的垄断。他们的影响力日渐增加，并努力与贵族争夺地方自治和市选举组织的代表权力；
其三，在社会思想方面，俄国社会出现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阵营。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新的互动渠道，制定和实施国家政策的机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其四，М.Н.卡特科夫作为先行者，通过期刊出版机构和其他形式期刊有组织地传播公众的倡议；
出现实施慈善救助和教育管理的公共协会；
组建新型私立教育机构。
俄国社会发展的新旧秩序更迭与新趋势相结合，为俄罗斯帝国公民社会基础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以М.Н.卡特科夫为代表的非政府机关对沙皇政府决策产生影响的现象值得注意。这证明了，即使是非议会制的君主专制国家，媒体和公共机构也能对政府施加强大又灵活的公众舆论压力，确保了公众对政治的关注与参与。仔细观察М.Н.卡特科夫的活动，发现他与沙皇政府之间的影响具有双向性。一方面，М.Н.卡特科夫并非沙皇政府内的权力掌控者，但其出版刊物由于符合沙皇政府对于社会舆论控制的要求而获得支持，占据了当时俄国社会舆论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沙皇政府需要М.Н.卡特科夫进行社会活动，加强社会稳定性，收集来自民众各个阶层的诉求和意向。
在亚历山大三世“反改革”期间，俄罗斯没有卷入地区或者世界的战争之中，因此，民众称亚历山大三世为“和平缔造者”。除了打击自由派和革命者的活动外，当代俄国社会及俄国史学界对亚历山大三世的历史评价大多是正面的。大臣С.Ю.维特在其回忆录中写到：“不能否认亚历山大三世受教育程度所限，但我却不能同意有人把他看成冥顽愚昧之辈……他勤俭节约对于解决俄国的财政问题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帮助……作为一位君主，亚历山大三世为他臣民的福祉，以及大俄帝国在国际上的威信曾作出过重要的贡献。”[7]俄国画家、艺术史学家与美术评论家А.Н.别努阿认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是简单，善良，甚至是亲近的。”①Бенуа А.Н.Мо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В пяти книгах.т.1 и т.2.Изд.второе, доп.М., Изд."Наука" 1990.
在经济发展和提高军队实力等方面，“反改革”不仅没有削弱俄国国力和俄国军队战斗力，反而使其有所增强。亚历山大三世“反改革”时期，俄国军队一直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战斗能力大幅加强；
俄国海军新建了114艘新军舰，其中包括17艘战列舰和10艘战列巡洋舰，一跃成为仅次于英法的第三强舰队；
俄国财政状况也得到了显著改善；
俄国经济出现持续增长态势，成为欧洲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俄国国内正逐渐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大型资本主义工业快速发展。俄国政府规定禁止第一等级的政府官员、省长、市长、检察长和其他担任要职人员在商贸和工业企业任职，制定文职人员的制服着装，提高官僚机构的行政纪律。俄国在煤炭业、铁路筑造和纺织业领域扶持本国工业发展的特惠政策，促进了生铁冶炼增长了三倍，俄国成为世界上煤炭和石油开采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在重工业发展速度方面，虽然俄国占据了世界第一位，但是俄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并且无法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然而不可否认，“反改革”的许多政策对俄国社会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这些政策包括巩固沙皇专制制度，禁止大学自治，取消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初等教育宗教化，限制底层人民教育权，试图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并且取消其选举权等；
这些政策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并且严重限制了俄国的自由化发展。А.Н.博哈诺夫在评价亚历山大三世的思想时写道：“沙皇并不暴躁，也没有卷入任何冲突事件，但沙皇的名字经常与许多贬义绰号使用。其原因非常简单，亚历山大三世不佩服西方，不崇拜自由平等思想。沙皇认为，照搬外国的秩序并不是俄国的福祉。”在西方资本和文化处于先进状态的19世纪末期，俄国政府的思维放缓了社会思想进步的进程，加剧了国家专制化的程度。这再次加深了俄国与西方文明间根源上的矛盾，导致了俄国日后的政治灾难。
苏联时代的史学家П.А.扎伊翁奇科夫斯基、Ю.Б.索洛维约夫，以及Б.В.维连斯基等对“反改革”持有负面观点。但就其时代背景而言，俄国自由化对沙俄政权造成了威胁，其中尤其以恐怖活动和农民暴动为典型。任何政府都不能容忍其社会存在试图推翻自身的势力，所以“反改革”采取的政策主要旨在维护社会稳定。如果从“反改革”时期实际效果角度，那么，由于加强社会秩序，恐怖活动的数量的确有所减少，俄国民意党正是在该时期内停止了活动。但在彻底解决农民问题上，沙皇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起到理想中的成效。虽然沙皇政府对农民采取了减税政策，但大多数问题要么没能解决，要么再次产生，这些问题包括农民贷款负担重，生活艰难，失去已经获得的选举权，自由流动受到限制等。因此，农民阶层成为沙皇政府统治的不稳定因素之一。最后，农民成为革命运动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亚历山大三世的“反改革”并没有对俄国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艺术等造成过多的不良影响。虽然以新的《俄罗斯帝国大学总章程》为代表的一系列规章限制了大学的自由性，并对自由派报刊进行封杀。但恰恰在“反改革”时期，俄国在科学和人文领域有了不可小觑的发展。例如，在А.Ф.莫扎伊斯基的带领下，制造了国内首架飞机并进行试飞；
Я.С.波波夫在俄国无线电收报机中首次使用了天线传送字码；
俄罗斯军队装备了新式的莫辛纳甘步枪；
К.Э.齐奥尔科夫斯基设计了新结构全金属飞艇，其科学研究奠定了喷气理论的基础；
在托木斯克新建了大学，以及开设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等。
总之，亚历山大三世的“反改革”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辉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进步表现。“反改革”的负面措施大多集中在试图维护社会稳定和控制社会思想等方面。然而，采取强硬的镇压措施只是暂时将问题隐藏起来，而并没有解决，这成为之后俄罗斯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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