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应 郭雅婷
己身伦理是相对于人际伦理、社会伦理和环境伦理而言的伦理类型,是人对自己身心关系、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伦理认识及其对待之道的总和,凸显着作为主体的个人对自己生命意义、生活方式以及修身立德、自我改造、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伦理意义,也是成功开展人己关系伦理、社会关系伦理和天人关系伦理的前提或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人际伦理、社会伦理、天人关系伦理都是以己身伦理为基础、为原点发展起来的,没有对己身伦理的价值建构和精神挺立,人际伦理、社会伦理和天人关系伦理都会缺乏扎根的根基而显得单薄或难以长久地枝繁叶茂。伦理学理论中的自尊、自信、自爱、自强、自重、自省、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等都属于己身伦理的重要命题。作为中国伦理学学科初创时期的重要人物,刘师培与蔡元培、杨昌济、谢无量等一起为建构学科化系统化的中国伦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师培的《伦理教科书》、蔡元培的《中学修身教科书》、杨昌济的《修身讲义》、谢无量的《伦理学精义》开创了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伦理学学科,并对己身伦理、家族伦理、国家伦理和社会伦理等作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阐释与论述。他们的己身伦理论既对中国传统修身或修己之道予以整体性的批判与继承,又结合西方自我实现的个人伦理或个体道德予以借鉴与吸收,并将其与近代以来中国新式学堂培养个体自主意识和完全人格的教育伦理宗旨相结合,成为修德成己的始基,建构并发展起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伦理,尚武强身、卫身养身的健康伦理,精神完善、人格完全的德性伦理和治生自立、能勤能俭的实践伦理,开拓了人与自我道德关系研究的“新空间”,为现代伦理学的正式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本土有丰富的己身伦理思想资源,如《大学》中的“正心、诚意、修身”,《尚书·皋陶谟》提出的“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等德性,揭明的都是己身伦理所置重的德目或应培养的个体道德品质。中国古代己身伦理思想有注重“道法自然”“知足不争”的道家学派,有注重修身自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学派,还有注重以自苦为极、兼爱非攻的墨家学派,但汉以后儒家取得主流地位。儒家己身伦理思想发展到后来特别强调在家族中建构己身伦理,“凡事于家族有利者,则经营惟恐其后;凡事于家族有害者,则退避不敢复撄,而一群公益,不暇兼营”。①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广陵书社2013年版,第137、128、128页。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伦理学的输入,传统己身伦理思想的弊端不断呈现,自早期改良主义、洋务运动至维新变法,相继开展了古今中西伦理思想的相关论争,形成“道德革命”和国民性改造的运动,提出了“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做新民”等思想命题,竞相把人性解放、成就自主人格作为伦理启蒙和道德革命的重要内容。刘师培、蔡元培、杨昌济、谢无量等人在辛亥革命前后创建独立化、系统化、专门化的伦理学学科,较为全面系统地厘清并总结了传统己身伦理思想,承继并发展了近代以来“道德革命”和国民性改造的相关成果,并结合自己对日本、西洋有关个体伦理学和自我实现论伦理学的理解,开始了在自己伦理学体系中建构己身伦理的创造性探索。在他们看来,己身伦理学的建造必然指向人自己的发展与完善。因此,如何对待自我一己之生命,如何正确处理个人身体与心理、肉体与灵魂的关系,如何认识自己的道德性命与生命价值的关系,如何既健全自己的身体又能使其心理和灵魂获得适宜而健康的发展,如何在祛除自卑和自傲的同时形成自尊、自信和自强的个体道德意识,培育和铸就健康、积极而向上的个体道德品质,塑造完全的道德人格,等等,都内在地呼唤并要求个体成员的修身和修德意识,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则构成己身伦理的重要内容。
在刘师培编著的《伦理教科书》“凡例”中,他首先声明“此册所言,皆伦理学之大纲,及对于己身之伦理”,又说:“此册对于心身之关系,言之特详。”在第一课“释伦理之义”中,他指出,西人之治伦理学者,析为五种:一曰对于己身之伦理,二曰对于家族之伦理,三曰对于社会之伦理,四曰对于国家之伦理,五曰对于万有之伦理”,②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广陵书社2013年版,第137、128、128页。并认为西方伦理学的这种类型说“与中国《大学》所言相合”。③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广陵书社2013年版,第137、128、128页。《大学》中“正心、诚意、修身”即对于己身之伦理,而“齐家”即对于家族之伦理,“治国”即对于国家之伦理,“平天下”即对于社会和万有之伦理。刘师培肯定伦理因类、比、分之义“必待比较、分析而后见”,得出了“伦理者,又必合数人而后见者也”的结论。但是,刘师培同时又特别强调虽然伦理要合数人而后见,仍然“当以己身为主体,以家族、社会、国家为客体,故伦理一科,首重修身”。①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28、126、140、136、140、140、142页。他深知个人对于社会国家之责任与义务,清醒地认识到自重自立品格之可贵,以“振励国民之精神,使之奋发兴起”为己任,故此把正确认识自己、改造自己、发展和完善自己的己身伦理置于整个伦理学价值体系和结构体系的首位,极大地发展了《大学》“上至天子下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伦理合理性和价值引领性。
己身伦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己身伦理的重要内容,“虽以实行为主,然必先知而后行”,这是由伦理学之所以被列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伦理一科,视为至要,盖欲人人先知而后行也”。②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28、126、140、136、140、140、142页。正是因为修身在“己身伦理”中的重要地位,刘师培在《伦理教科书》中对修身及其功能、宗旨与作用等作出详尽解释,为建构己身伦理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首先,“‘修身’者,所以自治其身,而使己身为完全之人也”。③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28、126、140、136、140、140、142页。刘师培从“于万物之中而有人,于众人之中而有己,则己身者,即社会之一分子也”④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28、126、140、136、140、140、142页。的认识出发来探讨己身伦理,认为作为“社会之一分子”的己身有其固有的伦理行为准则和价值追求,有人对自我关系特别是自己身心关系的伦理认识、道德对待包括“我是谁”“我该做什么”以及“我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等问题的思考,和我对他人、对家族、对国家、对社会、对天地万物的关系性认识、处理的要求,凡此种种都构成了己身伦理的类型和论域,认识和研究己身伦理是认识和研究家族伦理、国家伦理、社会伦理乃至万有伦理的始基和源头。刘师培在审视中国古代修身伦理之阙失的基础上拓宽了“己身伦理”中“身”之范围,使其与社会伦理有机地关联起来,凸显了己身伦理的全面性和整体性,有利于破除中国传统伦理对于“修身仅为实践家族伦理之基”的偏狭之见。
其次,修身以实现道德社会功能为旨归,以培育自我“完全人格”为目标。人之所以需要或必须修身,一是由于“生人气质各殊,不能尽合于中行”,因气质各偏,故行事各异,如王荆公刚愎自用,“由一人性质之不善,而其害及于社会、国家,此人身当修之故一也”。⑤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28、126、140、136、140、140、142页。二是人身是“社会之身”,“咸为风俗习惯所囿”,且民有喜怒哀乐之情,感物而动,每每产生“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恶根时时发生,日趋于为恶,不自知其所以然”的后果。这一后果会对社会其他成员产生影响,“其始也,不过一人之不善,然同化之人日增,即为社会、国家之大蠹。此人身当修之故二也”。⑥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28、126、140、136、140、140、142页。在刘师培看来,人人应当“修身”的内在因由既源于人自身的气质之偏,也源于他人不善对自我的影响,主旨在于破除社会之恶气,革除社会之恶性对自我的消极影响,也将自我之恶习和人性中的不善加以溟伏,使其无害于自我之健康发展和自我实现。他从人自身的成长和社会的健全等角度阐发“修身”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有利于推动现代新民的塑造和完全人格的形成。
再次,修身的本质是变化个体自我的气质和振励其精神。诚如《大学》释《诗》,以“如琢如磨”为“自修”。“琢磨”为治玉石之总称,则自修其身,犹言自治其身耳。自治其身或修身,即守身以律,而使己身成为完全纯正之人。刘师培认为,修身之本质即为“变化其气质,而振励其精神耳”。⑦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28、126、140、136、140、140、142页。变化气质,重在“改过”;振励精神,重在“自新”。修身对人来说并不存在“能不能”的问题,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吾日三省吾身”,故此而言修身对于人来说并不难,只要个体自我想去修身,他就能成为如同尧舜一样的道德典范。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实际上也有修身而并没有成为像尧舜一样的人物,关键在于他们对修身并没有形成正确而深刻的认识,没有化为自觉自愿且拳拳服膺的信念和实际行为。人由于认识力之不够、意志力之不强、行为力之不久都可能导致修身修己半途而废甚或故态复萌,使其成为小人、恶人甚至罪人。所以修身之难在持之以恒,在培育坚韧的意志力、提升正确的认识力、强化持续的行为力。个体自我必须而且应该通过“改过”“自新”来有效地修身,进而变化气质,振励精神,以成就健康的道德自我和培育完全的道德人格。
己身伦理涉及身心关系的认识和对待,要求个体正确认识身体与心理、肉体与灵魂之间的关系,形成并培育身心健康的个体道德自我。中国历史上伦理思想家曾经对身心灵肉关系有过许多探讨和论述,刘师培在综合历史上各家思想的基础上持辩证和谐说,坚持认为身心相互联系、相互拘束、相互限制,“心恃身而有知,身本心以为行,此心、身相关之精义也”,①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45、144、144、144页。要求把身心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心为人身之主宰,心拘于身,而身亦拘于心,此即心、身之关系也。”②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45、144、144、144页。“身拘于心”实质上是说身体受心灵的制约和影响,“人身可以无所不行,其所以有所不行者,心限之也”。③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45、144、144、144页。“心拘于身”实质上是说心灵活动受到身体官能的制约与影响,“人心可以无所不知,其所以有所不知者,身限之也”。④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45、144、144、144页。身心的这种相互限制和影响决定了我们应当把“修身”与“正心”统一起来,使身体官能的活动有助于心灵的发展与完善,同时使心灵的发展与完善更好地促进身体的健康和官能的和谐。刘师培对身心关系的论述富有辩证性,由此建构起来的己身伦理是身心和谐的健康伦理和个体自我完全伦理。只有在这样的己身伦理基础上,才能够培育健康的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
与刘师培《伦理教科书》对己身伦理和修身之道的重视相呼应,蔡元培编著的《中学修身教科书》(1912年初版)上篇第一章专论“修己”,开篇写道:“人之生也,不能无所为,而为其所当为者,是谓道德。道德者,非可以猝然而袭取也,必也有理想,有方法。修身一科,即所以示其方法者也。”道德之条目,为吾人所当为者,则不能无先后。“其所谓先务者,修己之道是已。”又说:“道德之教,虽统各方面以为言,而其本则在乎修己。”⑤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1、169页。杨昌济的《论语类钞》有言:“君子之于修身,乃毕生之事,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⑥杨昌济:《论语类钞》,《杨昌济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50-251页。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专门编著了《修身讲义》,并以立志做圣贤豪杰为青年士子修身的第一要义。⑦王兴国:《论杨昌济〈修身讲义〉之向上的人生观》,《伦理学研究》2022年第1期。谢无量在《伦理学精义》中也多有对修身或修己之道的论述。他阐述了个人对于己身的义务,并认为对于己之义务主要有“养生”和“修身”两大方面,强调指出人“必先克去己之不善,而后有以成其己之善,此对于己之义务所以生也”,⑧谢蒙:《伦理学精义》,朝华出版社2018年版,第88页。并以为只有先尽到对自己的义务才能更好地履行对家族、社会、国家和万有或天地万物的义务。
由此可见,在现代中国伦理学学科化体系化的奠基阶段,重视己身伦理和修身之道的研究是一个普遍性的倾向和共识性的论题,刘师培、蔡元培、杨昌济和谢无量等人“悉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原理,旁及东西伦理学大家之说,斟酌取舍,以求适合于今日之社会”。⑨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1、169页。在他们看来,学习伦理学要认识和改造社会,首先必须从认识和改造自我开始,只有在倡明己身伦理和注重并强化修身修己之道的基础上才能够更好地建设家庭伦理、国家伦理和社会伦理,以做一个健康的个体来建设一个好的家庭、好的国家和好的社会乃至好的宇宙。
在刘师培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己身伦理思想有诸多过时乃至衰朽的因素,为了更好地促成己身伦理的健康发展,必须实现传统己身伦理的现代转化,在借鉴、吸收西洋个体道德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建构合乎现代文明需要的己身伦理。故此他特别提倡从立身、治身、卫身诸方面来建构己身伦理,凸显了尚武强身、卫身养身的健康伦理,精神完善、人格完全的德性伦理,治生自立、能勤能俭的实践伦理等的意义和价值,主张打造一套既适乎己身又自完己身且能引领人际和社会伦理之发展潮流的己身价值伦理体系。
(一)德育、智育、体育并具的育人伦理
现代己身伦理是以崇尚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追求的。它不是注目于某一个方面的发展,而是希望人的德力、智力和体力方面获得全面和谐的发展。刘师培在《说学》一课中从儒家《中庸》推崇“智”“仁”“勇”为三达德的诠释入手,揭示了“智也者,属于知识者也”,可以视之为智育;“仁也者,属于德行也者”,可以视之为德育;“勇也者,属于体魄者也”,可以视之为体育。就当时学校学习课程而言,“伦理属于德育,体操、卫生属于体育,而心理、论理、历史、地理、数学、理科、图画、音乐以及农业、工业、商业各专门,皆属于智育”,德育、智育、体育都是学生必须去学习和培养自己能力的范围,是人人都应当去学习的有益于身心的课目,“亦为己身应尽之伦理”。①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90、190、150、150页。刘师培强调,立身需要德行,而学习伦理一科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德行;治身需要知识和智慧,而学习各种专门的知识并培养干事创业的能力就是为了增强学生的治身能力;卫身需要强健的体质和良好的生活习惯,而开展体育运动和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卫生活动旨在提高学生的卫身能力和素质。所以要明白治身、立身、卫身之道,就必须学习知识、学习道德、学习健体。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只有智育、德育、体育相得益彰才能使“智仁勇”三德完全,“智仁勇三德既全,乃合完全之人格”。②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90、190、150、150页。
现代己身伦理崇尚的育人伦理既是传统智仁勇三达德和德智体三育的和谐统一,也是个体自身内在道德心理诸要素即知情意行的和谐统一。在己身伦理的内在构成中,人因为“知”遂能够辨别善恶是非。知的形成既取决于“与事物相感”的感性认识,也取决于比较分析和推理的理性认识。人由感物而生思辨之能,积之既久,故能够在道德生活中比较好地区分善恶是非,从而形成善善恶恶、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道德认识。“有知然后有情”,情是人们关于好恶喜怒等情感的总称,“好恶者,人之情也,故情缘于知”。③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90、190、150、150页。人不仅是有认识、能思考的知性动物,也是有喜怒、有好恶的情感动物。情具于心,感物而动,是人所特有的感知世界,是表达自己对世界万物和他人态度的集中呈现。情有快乐不快乐、合理不合理之分。人之用情,各有所偏,所以自古以来许多伦理思想家提出了“节情”“陶情”“怡情”“顺情”等观点,旨在“使世人之用情各有限制,以循中正之规,所谓好恶有节于内也”。④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90、190、150、150页。有情感而后有意志,人若无情则无意,无意则无所作为。“意”,即人心所起之志念也。意志是对“情生所恶”的抑制和“情有所好”的肯定与坚守,人因意志显现出己身对正确的知识和良善的情感的坚持力,也显现出错误的知识和不当的情感的抵制力。意志既生于情,又必然导向行。意有所营,即本意中所欲营者而见之于事,是之为“行”。故身之所行,即本意中所欲出。盖“行”者,即本所知之事而躬行实践者也。刘师培以为,天下没有知而不行的人。人若知而不行,一是畏难,二是善疑。知而有行,知而当行,是个体己身应尽的义务,也是成就己身伦理的必然要求。知情意行的辩证结合凝结成己身伦理的个体道德心理和行为体系。
(二)尚武强身、养身卫生的健康伦理
现代己身伦理在崇尚德力、智力和体力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推崇个体体能的健康与体质的提升,把尚武强身、卫身养身和注重生活方式的改善视为己身伦理的重要方面。尚武之益首先有益于己身。“不习武之民,其体魄弱;习武之民,则体魄强。体魄既强,虽备尝艰苦,亦可无虞。”①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93、193、197、164、166页。个人尚武可以强健自己的体质,培育坚强的意志和品格,也有助于个体生命价值的发挥和实现。其次,尚武有益于国家和保卫国家。“一国之民,悉有保卫国家之责任”,故而人人应当尚武强身,“国无尚武之民,则其民弱;国多尚武之民,则其民强。国家积民而成,民弱则国弱,民强则国强”。②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93、193、197、164、166页。自宋儒注释“勇德”为“断私克欲”以来,民气日渐怯懦,武健之精神,愈趋消磨。“尚武强身”不仅关涉国家之强弱,于己身亦大有裨益。刘师培呼吁国家上下提倡“勇德”,旨在一改“民风怯懦”之貌,以实现“强国”目的。
“养身卫生”也是现代己身伦理的重要内容和“己身应尽之义务”。养身包含了饮食、穿戴、起居、劳动、锻炼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主旨在于使身体机能健全、有力并感觉良好。养身与养心相似,关键在于“节制与适度”。人的衣食起居和体欲等当有限制,使其适中,否则“致神用则竭,形劳则敝,形神相离则死”。③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93、193、197、164、166页。卫生包含注重生理卫生、心理卫生、生活卫生和环境卫生等方面的内容,旨在促进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愉悦。刘师培认识到人可以发挥主观之能,通过“强身养身”以达到延年益寿之目的,通过讲求卫生和培养好的生活习惯进一步提升生活质量,更好地实现生命价值。
(三)精神完善、人格完全的德性伦理
如果说健康伦理是己身伦理的基石,那么精神完善、人格完全的德性伦理则是构成己身伦理的核心。只有身心和谐,才能使作为伦理的个体拥有健全的自我。刘师培所崇尚的精神完善、人格完全的德性伦理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立高远之志。立志,即确立人生应当追求的理想目标和价值信念。儒家倡导高尚其志,所谓高尚其志,大体有两层含义,“一曰不欲后他人,一曰不欲倚赖他人。不欲后他人,是为自重;不欲倚赖他人,是为自立”。④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93、193、197、164、166页。人若自暴自弃,则不能自重;若不能自信,则不能自立,乃至昏而无志。无志之人,要么见善而不为,甘居人下;要么见恶而无所不为,同流合污、甘趋下流。因而,人务必要“自重”,此乃立高远之志的第一要务。“自重”意义上的立志属于确立不想落后于他人后面的风气和引潮流之志,凸显的是个体对其主体意志和人格的尊重、看重和重视。自立不依傍他人的立志,不仅使人获得一种信念的支撑,更使人建树起一种内在的人格尊严。刘师培指出:“盖不能自重者,由于自甘暴弃;不能自立者,由于不能自信,是皆无志之人也。”⑤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93、193、197、164、166页。无志之人既没有远大的理想抱负以激励和鼓舞自己,也不可能成就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他特别强调立志之后要“本其志为实行”,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一人若持锐进之心,不畏难苟安,本所志而实行,便能自强不息,终可达其志,成就健康的个体道德心理,锻铸自重自立和自尊自信自强的道德品质。
二是培育命由己造的自强意识。在中国历史上,一些人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认为人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一些相信术数之人,多认为“命”是智力无法改变的东西。刘师培批判“听天由命”的宿命论,强调人的命运是自己创造的,我命在我不在天。人不信天命,敢于与天争,是为“造命”。“天下无不可能之事,乱者咸可使之治,弱者咸可例之强,亡者咸可使之存,要在立志于先,而继以实行之力耳,故时势为英雄所造。能造时势之人,即能造命。”①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55、154、186、186、94、195、195页。如此看来,人的命运虽受到先天因素的影响,但关键还是在于其后天之志向与践行。而人能否达其志,皆由于其实行之力与不力,并非由天数所定。“故人知命由自造,则人人无自恃之心,亦无自诿之心,而人人咸为实行之人矣。”②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55、154、186、186、94、195、195页。他欣赏荀子“人之所可以行者,乃所以为人之道也”的观点,认为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人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或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人的命运不是天定的,天也不可能使一部分人富裕一部分贫穷,人的富裕和贫穷以及好运坏运整体上都是人行为和选择的结果。
三是崇尚“力行而不惧”的“刚德”。“刚德”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德性,是一种知奋斗、知雄飞、知求索不已的进取之德。“盖天下惟刚德之人,可以立志,可以振气节,可以特立于流俗之中。天下惟至刚之人,斯能合于中行。”③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55、154、186、186、94、195、195页。至刚之人,皆不可屈挠,因而其能为世人所不为,不与小人、恶人同流合污,能明辨是非、利害,并有所取舍,故能奋发有为。刘师培以为,生处不安之世,务必崇尚刚德,以砥柱社会之颓风。像中国历史上的伯夷之清正、屈原之高洁、关壮缪之磊落、文信国之忠贞、杨淑山之正直等,即是“刚德见之于实行”的典范,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凸显的即是“刚德”。“盖天下非刚德之人,不能力行而不惧;非勤勉之人,不能力行而不懈。此三代以下,所由多知而不行之人也。然知而不行,又何以实践伦理乎?”④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55、154、186、186、94、195、195页。在知行关系问题上,刘师培强调力行或“笃行”的重要性,认为力行就是要在实践上下功夫,不惜一身之艰苦,虽牺牲一己之生命亦在所不惜,有一种百折不回、死不旋踵的气概和勇毅。
此外,刘师培还探讨了“敬”“义”“良知”等对于个体精神完善、人格完全的伦理意义,凸显了人如何在个体道德心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上健全和完善起来的伦理价值,朝着建构健康而完善的个体道德心理学迈出了一大步。
(四)治生自立、能勤能俭的实践伦理
治生内涵了经营生计、自力更生、自创其业和发展产业等要义,要求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去创造财富以满足自己生存发展的需要。治生之人亦是“生财之人”。“治生”是人的基本任务,是享受权利的基础,是社会幸福、国家富强之前提。一国之人,若勤劳自耕,则可兴利;不能兴利,不能劳力,即为耗财之人。游惰之人,多贫困交加,至于饥寒交迫之时,则“不顾廉耻,放辟邪侈,无所不为”。⑤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55、154、186、186、94、195、195页。社会生活的邪恶往往是人们不能治生而一味耗财所致。即使社会安抚这类人群,天下岂有享利益而不尽义务的道理?人人皆尽“劳力”之责任、义务,才能有益于社会、国家,否则为社会国家之大蠹。刘师培认为人人有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并在职业生活和职业活动中各能发挥其所长。“以一艺擅长,即可恃之以治生,人人能治生,则人不复仰给于他人而咸为自立之民。”⑥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55、154、186、186、94、195、195页。自择职业是己身应尽之义务,也是己身享受权利之基础。选择职业之后就要求以勤俭来对待自己的生产生活。“能勤,则生财之数日增;能俭,则耗财之数日减。生财日增,耗财日减,则人人皆为有蓄积之人矣。人民既富,则国家乌有不富者哉?”⑦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55、154、186、186、94、195、195页。刘师培的这一观点强调了勤劳节俭对于财富创造和积蓄的伦理意义,是对于如何更好地生财和更好地降低耗财的经典论述,有其重要的伦理意义。
此外,遵循言语不失、容貌威仪的身体伦理也是己身伦理的重要内容。己身伦理涉及人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有着对自我身心言动等的规范要求。言语容貌体现人行为之善恶。言语容貌符合一定规范,亦是己身应尽之伦理。一个人只有注重言语、仪表上的修养,使其符合自我健康发展的要求,同时又能表现出对他人的友好和尊重,不仅有助于自己的立身,也有助于自己的养身,根本上是有助于“养人”,使自己成为一个全面发展、身心健康的文明人和社会人。
整体而论,刘师培的己身伦理论推崇德育、智育、体育并具的育人伦理,尚武强身、卫身养身的健康伦理,精神完善、人格完全的德性伦理和治生自立、能勤能俭的实践伦理,要求人将立身、养身、安身和强身有机地结合起来,培养和锻造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人格,并在实践伦理上体现出来,化为一种身体力行、拳拳服膺的实际行动,真正使自己的身心灵肉得到健康和谐的发展,使自己的生命成就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道德价值目标和幸福人生。这种己身伦理论具有汇通中西且体现中体西用的学术致思路向,对传统内圣之道结合现代道德革命与国民性再造作出新的伦理诠释与开显,接续“为生民立命”的价值谱系而重视个体治生自立的实践伦理等意蕴和特质。蔡元培、杨昌济、谢无量等人对刘师培的己身伦理又予以强化、推广与发展,从而建构起了现代己身伦理的理论体系。
现代己身伦理论的建构以刘师培为发端,蔡元培、杨昌济、谢无量等人竞相作出创造性阐释和论述,从而建构起了现代意义上的己身伦理,开拓了人与自我道德关系研究的“新空间”,为现代伦理学的正式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完善成己之道和健康之我的意义
刘师培等人的己身伦理将己身伦理与个人成就健康的道德自我、形成完善的道德人格有机地联系起来,凸显了传统内圣之学和成己之道的伦理意义。他们不仅强调人应当修德立身,而且强调修智治身,强调健体卫身,将培育道德人格、智慧人格和健康人格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蔡元培编著的《中学修身教科书》继承了刘师培的己身伦理思想,强调“道德之教,虽统各方面以为言,而其本则在乎修己”。①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71、172页。并在上篇第一章专论“修己”,依次论述了“体育”“习惯”“勤勉”“自制”“勇敢”“修学”“修德”“交友”“从师”等事关修己的系列问题,发展并完善了刘师培的己身伦理思想。杨昌济在《论语类钞》写道:“道德者,克己之连续。人生者,不断之竞争。有不可夺之志,则为无不成矣。”②杨昌济:《论语类钞》,《杨昌济集》一,第252页。人只有振奋精神,坚定强固之意志,才能实现高尚之理想,造就纯正之品性。人不仅要崇德向善,培育积极健康的道德人格,而且还必须潜心向学,不断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以此来提升自己的治身能力。与此同时,还应当把强身健体视为重要的人生职责和使命,以健康的身体来培育健康的道德,追求有益身心的知识,实现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刘师培重视体育在己身伦理中的作用和地位,认为强身健体不仅有益于己身而且有益于国家社会,蔡元培进一步指出:“凡德道以修己为本,而修己之道,又以体育为本”,“一切道德,殆皆非羸弱之人所能实行者。苟欲实践道德,宣力国家,以尽人生之天职,其必自体育始矣”,肯定体育在道德中的基础地位和首要地位,并认为“修己之道不一,而以康强其身为第一义”。③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71、172页。蔡元培强调,“忠孝,人伦之大道也,非康健之身,无以行之”。①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72页。没有强健的身体,子女就没有办法对年迈的父母行孝。没有强健的身体,国民就不能有效地参军打仗,也就没有能力为国尽忠。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主讲修身课,也特别强调“贵我”“通今”和“自我实现”的己身伦理,要求学生修德崇智、强身健体,把修德崇智与强身健体辩证统一起来,成就健康的自我并以健康的自我去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深受杨昌济伦理思想影响的青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指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②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应该说,毛泽东关于德智体三育关系及其对体育重要性的论述,是对刘师培、蔡元培、杨昌济等观点的全面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对中国现代以来的己身伦理有重要的引领和促进作用。
(二)促进道德革命和伦理启蒙的意义
刘师培等人不仅系统论述了修身修己之道对于个人成长和发展完善的内在价值,而且凸显了近代以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和“作新民”的时代新意,强化了“独立之德”对于促进传统伦理现代化并实现道德革命和伦理启蒙的重要意义。维新志士梁启超、严复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竞相提出了“道德革命”和塑造国民新道德的主张,而其中“作新民”,成就国民个人独立之德性、完全之人格则构成价值拱心石或价值枢纽。梁启超提出的“道德革命”将培育和宣扬个体成员的“独立之德”作为核心内容,甚至认为只有“独立之德”才能“扫拔以往数千年奴性之壁垒”,才可以“脱离此后四百兆奴种之沉沦”,因此只有“先言个人之独立”然后才能言“全体之独立”。③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论》,《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由此可见,培育个人“独立之德”对于国家独立、民族独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与刘师培并称“二叔”的章炳麟在《革命道德说》一文中十分强调道德气质和精神对于改良和革命的意义,认为不仅革命需要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志节,而且社会改良也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在章炳麟看来,戊戌变法之所以会失败,是与戊戌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源。”④章太炎:《革命道德说》,《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3、294-296页。政治革命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大力弘扬“重然诺、轻死生”的革命道德观,培育“知耻”“重厚”“耿介”和“必信”的伦理美德。⑤章太炎:《革命道德说》,《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3、294-296页。只有在己身伦理上锻铸“知耻”“重厚”“耿介”和“必信”的美德,才能“任天下之重”,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刘师培建构的己身伦理思想,以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之精粹为根本,以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伦理思想之精华为基准,将维新志士的“新民”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是对近代“道德革命”和伦理启蒙运动的促进和发展。现代己身伦理既重视传统伦理意义上的修身修己,更重视近代以来伦理启蒙和道德革命意义上的“作新民”和“自完其身”,故此与振励国民精神,使之奋发兴起的伦理现代化思潮密切相关,有助于在中西古今震荡中使人建构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通过新造个体成员的道德慧命去更好地成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外王事业。刘师培等人的己身伦理置重“振励国民精神,使之奋发兴起”,强调了振兴国民精神,使之发愤图强,从而更好地去振兴中华的伦理意义。这一思想对辛亥革命前后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伦理启蒙、道德革命和国民性改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成就新的内圣外王之道的意义
刘师培等人的己身伦理从专注于家族之身的观念中扩展到国家之身、社会之身,强调己身伦理与国家伦理、社会伦理的内在联系,主张把“内得于己”与“外得于人”有机地统一起来,体现出对中国传统己身伦理的推陈出新和革故鼎新之意义。刘师培己身伦理论扩展了“修身”的论域和范围,他要求所修的“身”,是为社会、国家图公益的“社会之身”,而不仅仅是为一家一族谋私利的“家族之身”。真正意义上的修身不仅是图一己之私益,关键在于为社会图公益。己身伦理所修的德兼有“体”“用”两方面的含义,“以善念存诸中心,使身心互得其益,此‘内得于己’之说也;以善德施之他人,使众人各得其益,此‘外得于人’之说也”。①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56、136、136页。“内得于己”对应己身之伦理,“外得于人”,则对应社会之伦理。这种己身伦理论力图将“内得于己”与“外得于人”有机结合起来,强调“盖以己身对社会,则社会为重,己身为轻;社会之事,皆己身之事也”,②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56、136、136页。有着对传统内圣外王之道的现代性开掘与伸张。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有言:“修己之道,不能舍人与人相接之道而求之也。”“故吾之幸福,非吾一人所得而专,必与积人而成之家族,若社会,若国家,相待而成立。”③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92页。因此,不能把己身伦理与社会伦理割裂开来,应当看到“己身者,即社会之一分子也”。那种“不以‘身’为社会之身’”④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第156、136、136页。的观点是错误的,在这样的“身”之上无法建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己身伦理。
毋庸讳言,刘师培等人所建构的己身伦理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他们对己身伦理的概说还是初步的,对传统己身伦理的理解和辩证扬弃还存在不够全面、不够深刻的问题,对近代西方个体伦理学的吸收理解也存在不够系统、不够精准的问题。尽管如此,仍不能遮蔽他们对己身伦理的创造性探索,刘师培的己身伦理及其《伦理教科书》以及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对己身伦理的论述为中国伦理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的滋养。
历史的发展进入当代,己身伦理的建构与发展完善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叠加的时代情势下更好地审时度势,将自完其身与自完其民族、自完其国家有机地涵容连接起来,锻铸新时代向善向上且行稳致远的己身伦理价值体系,也许是一件“机不容吝,情不容止”的关乎每一个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建构工作。己身伦理是人对自己身心关系的伦理认识及其对待之道的总和,是待人、应世的基础或前提。建立并培育起一种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相适应,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发展大势相适应的己身伦理,不仅是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强烈呼唤,也是每一个中华民族成员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内在要求。批判继承刘师培等己身伦理论的合理因素,对于我们促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中国个体道德和公民道德建设,培育“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⑤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42页。的公民道德品质,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⑥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的讲话》,《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137页。的生活,具有理论借鉴和精神滋润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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