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钰豪，晏雪莲
(1.太行干部学院，山西 长治 046000；
2.山西大学，山西 太原 030000)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在敌后根据地的重点即为群众工作的组织，而群英会的实质是从统战视角出发对乡村改造与动员的检验与审视。第二届群英会在为解放战争做广泛的群众动员下，也有意识地在统战意识下树立一批乡村精英，使其在乡村改造、联系群众、组织领导和生产生活上发挥作用，进而为翻身运动、杀敌运动、大生产运动乃至政权建立提供可靠基础。目前学界对战时乡村改造与动员已有关注，但对太行区则着笔较少(1)。本文在统战视角下以太行根据地为中心，探讨战争语境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改造与动员。
太行区第二届群英会于1946年12月2日至21日在长治召开，并于2日下午在莲花池大操场举行盛大的开幕式。出席大会的有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太行行署主任李一清、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及太行区组织部长赖若愚等[1]。与上届群英会相比，本届在人数、评比原则、英雄分类等多个方面上都有很大不同，且英雄模范之活动内容及名额分成几等，并照顾具体情况分配[2]。表现出不同的群众动员导向和目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数量与种类
数量上，第二届群英会受到表彰的各类英雄模范由上届的70人上升至427人。在英雄种类上，也从劳动英雄和杀敌英雄两种演变为英雄类和模范类两大方面，而且也更加注意选拔各个战线上的英雄模范。如，在生产劳动英雄中，不只要选生产互助劳动英雄、合作英雄、纺织英雄，还要选拔运输英雄等[3]，从而在突出全面和层次中着重表现群众运动的覆盖广度和深度。具体来说，英雄类包括民兵杀敌英雄、劳动互助英雄、翻身英雄、职工劳动英雄、合作英雄、反奸英雄；
模范类包括生产机关模范、拥军模范、模范军属、模范店员和模范经理，基本上覆盖了统战工作各个方面。
(二)评审原则
不同于第一届群英会自下而上层层间接选举出参选人员，第二届群英会更加注重用制度规范和政策指导落实。1946年7月10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太行行署、太行军区联合发出《关于召开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大会的通告》，并于24日成立由太行区党委、太行行署和太行军区共同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并制定《太行区战斗、劳动、翻身英雄及模范工作者选举与奖励办法》以明确表彰人员产生选举原则。其中，衡量劳动突出的具体标准是：在组织劳动互助上有进一步发展，作风民主，长于计算，善于领导生产，农副业结合好，开展全面生产或组织副业生产有显著成绩，以期全村一致达到“耕三余一”(2)；
提高技术，改良工具，深耕细作有成绩[4]。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保证受表彰群英会人员的典型性，还专门制定《太行区第二届群英会各种能手模范审查标准及办法》来指导落实[5]，此外，太行区还要求各地在会后制定具体计划以当作来年的奋斗目标[6]。正基于此，英雄的评选过程也得以规范。其基本流程是：以小组为单位进行酝酿，按分类进行两轮选举，由评选委员会审核，及交各类英雄通过、主席团通过、全体英雄大会通过的六个步骤。最终，由39位候选人以各分区为单位酝酿选出太行区第二届群英会的模范与英雄[7]。
如前所述，群英会的实质即从统战角度出发对乡村改造与动员的检验，并全面审视抗战以来群众运动与动员中的政策及问题改正情况，为接下来的解放战争乃至掌握政权后的局面奠定群众基础。我们可以从本届群英会上太行区领导人的总结发言中分析此时期党的统战政策下的群众工作。
(一)翻身运动
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对翻身运动定了基调，即“老区查减割补，新区贯彻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8]，此外，也要率先发动翻身与生产中的积极分子，一起带动群众开展整理工作[9]。具体实施方法为：在太行区党委的领导下奖励先进、激励落后，进而带动中间部分。赖若愚在总结翻身运动时分为三个步骤：分配土地、认知改造和树立典范。
首先，中共领导太行区群众在肃清敌伪统治势力和封建势力之后，把九成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并动员将近半的农民参与到农会和民兵等组织，使绝大部分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其次，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更注重广大群众利益，力争做到统一、公平地分配果实。在“天下农民是一家”的感召下，号召农民一致团结起来与地主斗争。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到会三十五个村的中农材料来看，斗争对象仅占户口的百分之八，而分到果实的却占户口的百分之七十四[10]。因此，党领导下的翻身运动并没有使中农受到冲击。同时，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青年、妇女、儿童的两面性，如榆社劳模乔秀兰认为新社会不能有懒妇女、二流子存在，要从阶级翻身角度去启发教育一些懒婆姨[11]。这就表明在党的统战策略下，劳模们自身也意识到落后分子在群众运动中的阻碍，并注重对他们的吸收与使用。赖若愚认为：“这一工作如果做得好，它可以起‘动’的作用，如果做得不好，就是‘拖’的作用。”[12]因此，在斗争过程中着重团结广大青年、妇女和儿童，积极引导他们参加斗争和农会。如，钮海阳在组织召开妇女秋收大会时，许多妇女不发言，经分组讨论发现有三点问题：一是怕同去年一样干多得少；
二是怕不自由，组织起来后只做集体的不能做自己的，三是怕误做饭回家受婆婆气。在解决了这三点顾虑后，妇女在秋收中表现明显积极，共组织起16个小组，割谷豆300多亩、玉米150亩[13]。此外，对于那些反革命的死硬分子也同样采取了较为人性化的处理措施，只要能在群众面前“摸脸擦黑”的就能成为团结对象，享受斗争果实，而对于执迷不悟的也依然留有一定的生活资料以供生存。再次，在如何团结广大群众的过程中，主要是让群众主动自觉接受统战思想。在不断改造下，农民身份改变取得良好效果，并在抗战末期有了较大改观(详见表一)。
表一 1944年武乡劳动英雄个人情况表(3)
在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太行区各县的劳动英雄都积极组织群众开展互助合作，成为推动根据地互助合作的重要力量。正基于此，太行区的群众在接受了统战教育后积极主动地武装起来保卫翻身运动的果实，以各种实际行动来支援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如，赵木群在一年的领导互助中努力调动雇工的积极性，实行按活计工和超分奖励的办法：雇工工人参加互助超过自己的标准分后，和雇主二八分红，并采用按劳分配的方式保证雇工们的利益[14]。而这其中一些经过锻炼的领导者，则成为本届群英会上各类英雄和模范的主体部分。
(二)杀敌运动
作为党领导下的重要根据地，太行区无论是前线战场、后勤保障还是群众动员都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从统战视角下重新审视武装斗争政策和斗争经验，成为业已开始的解放战争的重要参考。杀敌运动的开展与抗战时期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政策一脉相承。邓小平在第一届群英会之中就提出了“杀敌练武”的口号，而本区各地在这一号召下就广泛开展了以民兵技术、练武运动和生产自救为主要内容的行动。在此过程中也产生了大批的战斗英雄，从会中选出的各类各等英雄模范数量上可管窥端倪：二十九名一等英雄模范中杀敌英雄占七人，五十五名二等英雄模范中杀敌英雄占十人。
第二届群英会的一大特点即注重总结经验与树立目标。在战争大环境下，对太行区的定位就是“支援自卫战争的基地”[15]。因此，关于此方面有以下几点经验：首先，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在以游击战争为主的战术背景下，逐渐形成了游击警戒部队、联防队、自卫队、锄奸队、武工队等战斗模组，从各个环节保证作战行动的衔接与通联。其次，在武装过程中积极与群众配合，充分发挥优势战略战术。再次，在武装斗争中积极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即在加强对敌斗争的前提之下，与地主等阶层建立联系并展开合作，防止其投敌叛变。同时，从群众、自身等多个层面建立信息渠道，为整个战争奠定多个维度的架构保障。在树立目标上，则在本届群英会上学习典型案例：如，学习贾毛猴的经验，不断歼灭小股敌人；
学习田四儿的经验，继续开展爆炸活动；
学习郭兴的经验，更好地开展敌后武工队的活动；
发扬腹地民兵经验，更有力地支援边沿区游击战，把全区民兵大联防抓得更好。总之，开展杀敌运动的主旨就是要以选出的杀敌英雄为代表，充分利用各类条件，保证解放战争有序进行，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接下来的大规模战争赓续资源。
(三)大生产运动(4)
“战争与生产”是统一战线下群众运动的核心任务。毛泽东早在1945年底的党内指示中就提出要求：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使一九四六年我解放区的公私生产超过以前任何一年的规模和成绩[16]。为此，太行区在大生产运动中开始以塑造劳模为目的，号召为民立功[17]。赖若愚指出：“到处的经验都证明，凡是真正有核心的互助组织，都能够发展巩固，否则就很容易出问题，如果没有一批生产战线的积极分子，没有一批劳动英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便无法展开。”[18]太行区本时期大生产运动的内容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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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互助
掣肘于太行区的地理区位和生产历史，农业发展在此地区天然不占优势。在尖锐的供需矛盾下，广大群众团结起来进行生产互助，成为解决生产资料不足问题的关键一环。在党领导下的地区实行真正广泛的、真正大规模的劳动竞赛，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来，在这里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现有才能的人[19]。如黎城的王富贵为培养积极分子采取公开“画星”的方法进行奖励[20]，这样把全村所有的小组都带动起来。
1944年1月，太行区党委召开县级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把大生产运动、防荒减灾与整风运动并列为太行区的中心工作，这也正是中央对有关统战工作的贯彻与落实。在此之前，太行区已于1942年和1943年就有意识地在生产渡荒和减租减息运动上布局与推进，在两年多的运动中涌现出的大批劳动英雄、各类技术能手和模范生产者成为完成上述工作的基础。正是在他们的带动下，广泛产生了如互助组、劳力社、拨工队等组织，在生产实践中解决了互助组织的领导方法与政策[21]。作为拥有大量精壮劳动力的军队，在此时期也大规模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惜民力。毛泽东指出，“组织起来是由贫到富的必由之路”，农业生产互助过程的基本单元“互助组”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巨大飞跃。据统计，太行区约百分之七十八的劳动力被动员起来，基本形成了合作生产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太行区农业互助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即在农业为主外，还同时发展农副业，为达到“耕三余一”奠定了基础。发展农副业不仅可以对主业的发展有良性补充，还可以吸引更多的非主要劳动力进入生产中，从而达到巩固生产组织、发展生产组织的目的，从根本上解决战争与生产的矛盾，借以实现最广泛的群众动员。
2.合作运动
作为统战工作中群众运动的集中表现形式，太行区的合作运动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组织、对敌经济斗争组织、从事多样性副业生产的小型合作社三类[22]。
第一，农业生产方面，此时的发展目标是普遍实现“耕三余一”及推广合作社(具体变化见表二)。值得注意的是，太行区的合作社并不只是单纯地进行商品交易，而是以组织群众有序进行生产生活为目的，并在不断的运营之中逐渐形成一套管理制度。第二，纺织业方面，通过生产渡荒和贷款扶持的方式，经历了灯油互助组、纺织互助组和小型工厂等三个发展阶段(5)。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以劳力、资金等资本的参股形式，并在生产中注重劳动配合。如，黎城县的纺织组成立后，织布机由合作社统一生产，纺妇可以入材料或做饭来统一算账。在这个过程中以活折工是很重要的一环，于是采取在织布上用机时为标准，谁织了多少，下机时按量分钱，算账时除工资外，余下红利实行十抽一作为奖金奖励纺织积极的同志[23]。第三，工商业方面，工业上注重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结合，彻底地贯彻劳资合作、劳资两利的政策；
商业方面主要是服务农业、工业和薄利多销。在这个过程中注重采取工商业生产、职工运动、改善工人生活相结合的方式。此外，本时期我们党已经注意到在发展工商业中必须加强对工人的统战教育，使之成为城市治理的中坚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大生产运动是最主要的形式。这一套经济体系和治理思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重要范式。
表二 太行区农业合作运动发展明细[8]
3.统战视角下英雄与劳模的选拔
解放区涌现出来的各类英雄是群众运动组织中的骨干力量。邓小平在第一届群英会上就对干部做出如下要求：处处为大众着想，了解大众困难，想法解决大众困难。特别是做事有民主精神，不独断，不强迫命令，遇事同大家商讨，不锋芒，不骄傲，为人憨厚。而我党强调的群众路线也需要与基层群众紧密联系，即代表权力干部到群众中去，同时也需要群众的纳入[24]。具体到英雄的选拔，除了要在群众运动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之外，还要得到群众公认，这样的人在群众中才有作用、有力量[25]。但同时要主动防止他们发生副作用，因为受中国传统思维与乡间治理惯性的影响，常人都会有虚荣心和嫉妒心，而榜样要是没有名符其实则会成为出头的“椽子”。因此，要克服这些问题必须坚持在群众运动中经常性地深入群众，而积极分子也要在群众中产生。在本届群英会上赖若愚也提出了对英雄的几点意见：第一，干部与英雄都要能向群众学习，善于倾听和集中群众意见，善于集中群众的创造，又善于取得领导的帮助；
第二，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经常了解互助组的问题和困难，了解组员的思想情绪并做出计划；
第三，要做到自我批评与接受群众批评相结合。许多劳动英雄在整顿互助组时，都是在互助组里首先自我批评并征求群众意见。正如赖若愚所言：“不向群众学习，不去集中群众意见，不老实、不接受批评，就不能得到群众拥护并成为英雄。”[26]
1943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上做了“组织起来”的演讲，希望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组织起来，在领导群众开展互助合作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太行区人民也在政府的号召下开展互助合作，并成长为推动根据地互助合作的主要力量。随着运动的深度推进，劳动英雄的社会地位和认同也发生了变化，其中相当部分的人通过生产积累和组织允许，从贫雇农变成新中农；
一些单纯的生产骨干掌握了基层话语权，成为新的乡村主导或基层领导者，一定程度上成为乡村政权改造的典型。这说明发扬群众支持英雄、英雄带领群众的作风，有利于集中双方的智慧与经验，进一步开展战斗、生产、翻身等新英雄主义运动。
(一)第二届群英会宣言
从本届群英会来看，越来越多的劳动英雄不再仅仅是生产劳动中的模范，也开始在社会动员和改造等方面发挥作用。此外，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展开讨论，并通过座谈交流经验、发现问题，在确定明年生产方向之外，也成为今后指导生产的依据。
党领导下群众运动目标主要有三个：一是在战争状态下赓续提供战争资源；
二是自觉地让农民的政治意识跟随党的政治主张；
三是选拔出一批人物成为日后基层政权的领导者。而这三点的实现都离不开在日常生产与特殊状态下的双重考察。在《太行区第二届群英会宣言》中明确提到：为了争取爱国自卫战争的胜利，我们必须开展杀敌练武运动、继续大生产运动和贯彻翻身运动。翻身是为了扫除生产障碍，生产是为了发财致富、改善生活、保证杀敌练武物质供给，杀敌练武又是为了保卫翻身和生产的果实，三者缺一不可。正基于此，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动力源泉就是动员群众，由此展开的所有运动都是基于如何取得最大程度的效果。
(二)减租减息问题
由于抗日根据地多处于农村地区，所以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成为统战工作的核心问题。而减租减息是在党领导下理清根据地的经济关系和建立并巩固统一战线的重要措施，这项政策一直伴随革命的全部过程。对其传统解释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农民在土地分配不均和家庭贫困的压迫下，具有天然的革命性；
二是针对农民的现实状况实行相应的社会经济改革，直接推动了农民支持和参加革命[32]。
1945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中指出，要不失时机地布置减租和生产两件大工作，要在最近几个月内(冬春两季)于整个解放区，特别是广大新解放区发动一次大的减租运动，普遍地实行减租，借以发动大多数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因此，在1945年冬至1946年春，华北、东北和陕甘宁等区域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运动，并且在运动中注重将大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会之中。如，王福水同志一连三辈子过着佃农生活，自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后，他才慢慢地翻了身，1944年春在普遍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中，他积极组织了一个互助组，并规定了详细的计工办法[33]。因此，可以看出此时的减租减息已经不再是一项单纯的政策，除了完成减租减息任务外还要进行乡村改造与社会动员。在本届群英会上，李雪峰也对此时期太行区的减租减息运动做了陈述，他着重指出在土地改革中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拔穷根”任务，进而在大生产运动中实现“安富根”的目标[34]。这就要求在彻底消灭封建之后，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生产致富，并最终达到在英雄带头和模范工作者的帮助下，把农民、市民、工商业联合在一起走群众路线的最终目标。
(三)统一战线下的英雄榜样作用
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正确地理解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群众运动正是把这三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也只有把群众从切身的斗争中逐步地提到民主斗争与抗日斗争高度上来，才能由下而上彻底改造政权，实行彻底的民主，才有可能发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35]。不可否认的是，塑造劳模的初衷是出于经济因素，而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塑造劳模加入了政治考量，即希望通过劳模来改变原有的乡村结构。因此，劳模不但具有典型示范意义，且起到了领导、教育、改造的作用，进而形成生产、杀敌、支前的浪潮。
首先，太行区第二届群英会作为本区群众运动的总结与表彰大会，通过营造热切的氛围，烘托英雄劳模们的自豪感，并从会场布置、群众参与、条幅画像和联欢游行等各个方面突出“要有战斗，紧张作风，充分利用时间”[36]，营造氛围使群众自觉接受党的政治教育。其次，通过展现英雄模范事迹来强化示范效应。第二届群英会的展馆布置按照功能分为翻身生产展览馆、民兵馆和时事馆三类，用大量实物来展示在党领导和动员下人民群众在整个战争及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并着重选取先进事迹来突出英雄模范的功绩和作用，尤其是在翻身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中的榜样力量，进而强化其示范性效用。再次，在表彰仪轨中彰显英雄模范的光辉形象和模仿效应。此外，相较于第一届群英会的象征意义，本届大会规模更大、含义也更丰富，而且由于生产条件和物质基础的改善，在表彰上除了奖金、牲畜、枪支外，还有奖章、授旗、奖状等荣誉，尤其是在山呼海啸的人群中游行，更是激发了群众的政治热情，并使其主动转化为自觉接受且学习这些英雄模范，进而最终达到更广泛群众动员的目的。
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而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作用，要坚持和改善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群众运动则是把这三者有机融合在了一起。从太行区第二届群英会的组织中，我们可以看到党在战争语境下乡村改造与动员的脉络。
第一，注重在培养积极分子过程中树立阶级意识。根据运动发展阶段及斗争对象的不同，综合运用多种方式来培养积极分子，并充分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在热烈的氛围中把握斗争分寸，既调动农民斗争积极性，又把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此外，不断强化积极分子斗争意识以达到动员的目的，并赋予民众所需的生产资料，使选拔出的英雄和劳模在政治上也有话语权。同时，不断调整政策的适应水平。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乡村改造与动员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一脉相承的革命传统和日益严峻的战争语境双重驱动下，中共中央早在1939年11月1日发出的《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中，就对“注意了上层统一战线，忽视了群众工作”的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鼓励各个根据地在适应不同的斗争环境中努力克服战争的不利因素，在充分发动群众中坚持战斗并取得最终的胜利。
第二，注重在运动中选拔新政权的基层领导者。这些领导者不是通过直接任命或者武力夺取的，而是在不断的群众运动中筛选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劳模从普通人中产生，并得到普通人的支持；
劳模又是党的形象的代表，在普通人中起模范带头作用。这些英雄和劳模率先接受党的政治主张并用实际行动践行各项政策，并逐渐形成以中农、贫农为主体的新权力体系。在新政权建立后，依靠党组织、群众团体、政权之间“三位一体”的紧密关系，使得群众团体的组织构成、行动方向都带有党的意志参与的印迹，通过英雄与劳模进入政权的方式动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开展更大的运动。正如1939年4月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体同胞书》中指出：共产党员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必须继续号召全国同胞加紧团结，经过民主的方式，将一切分散的意志和力量集中起来。劳模就可以充当这一类角色，自身带有启发和改造的双重效能，进而在农村的生产运动中起到骨干带头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劳模塑造过程和效果也不十全十美，有些劳模并不是依据自身的优点和能力被选出来，而是凭组织和干部的主观判断[37]。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宣传中将劳模神圣化，使普通人产生厌恶和抵触心理。二是部分劳模成名后往返于各种会议和活动，有脱离生产的危险。如，在发展新英雄主义的过程中，有些干部认为英雄万能，一切工作和会议都要英雄参加，以至于不少英雄误工太多，产生“退位”思想。三是一些劳模受教育水平所限，成名后出现贪污腐败和作风败坏现象[38]。如黎城彭庄的王富销，在当选劳动英雄后开始自高自大看不起群众：当选劳动英雄意大心高，产生了自大自满的思想，我说怎样就怎样，不但组员不敢提意见，就是干部们提意见也不接受，县区干部提示我领导上不民主，我表面上承认，内心却不服，怎么也看不到自己错误，群众逐渐离开了自己[39]。
总之，群英会的举办是把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结合起来的典型代表。作为党领导下统战工作的具体措施，太行区第二届群英会充分展现了“发展生产、树立典型、植根群众”的宗旨，也成为激励和宣传英雄劳模的重要方式，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乡村治理与动员的重要范例。
注 释：
(1)主要有：韩晓莉，《抗战时期山西根据地劳动英雄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3期；
张成乐，《从普通人到劳模：劳动模范的塑造(以太行根据地为例1945-1947)》，《苏区研究》2020年第2期；
黄道炫，《如何落实：抗战时期中共的贯彻机制》，《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
姜涛，《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民兵、自卫队：以太行根据地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3期；
赵朝峰，《太行区第二届群英会的政治社会学解读》，《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等。
(2)“耕三余一”是在古代中国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经营方式，简单来说就是耕种三年﹐要积存一年的粮食，以备不虞。抗战时期为保证军需民食，中共领导下各根据地实施的大生产运动中提出“耕三余一”的口号，鼓励农民扩大生产，开源节流，要做到每家每年有四个月的余粮。
(3)资料来源：赖若愚：生产运动的初步总结—在地委联系会议上的报告(1944年8月)，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根据地史料丛书》第7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9页。
(4)此时期太行区大生产运动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各级各类机关和部队参与到生产中来。
1944年4月1日，由八路军部参谋长滕代远、副总参谋长杨立三联合颁布的《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俗称“滕杨方案”)，是部队参与生产政策化的标志。
(5)灯油互助组是为了节省灯油组织起来集体纺织形式，这种形式刚开始时最为主要；
纺织互助组为纺妇和织妇的变工互助，规定计工折工的办法，推行最为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