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跃 王 爽 黄宝莹
（1.重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44；
2.重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
3.广西警察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8）
慈善事业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十分重视慈善事业的本土化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慈善组织的繁荣程度代表了一个国家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慈善组织的社会关注度、参与度和影响力在各类社会组织中都属前列，尤其在服务困难群体、协助脱贫攻坚方面具有独特作用。［1］5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慈善组织的发展水平较低，包括慈善捐赠在内的民间社会支出对总体福利水平的贡献也很低［2］。近年来，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管理趋于收缩、规范和统合［3］9，我国慈善组织的运营和发展面临挑战，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为实现新时代我国慈善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必须科学认识慈善组织的发展规律。20世纪80年代末，学界提出了组织生态学（Organizational Ecology）理论，该理论以有机、联系、系统的新视角去看待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取代了以往静止、孤立、片面的观点［4］，用于分析各种行业与组织的演化发展［5］，为研究我国慈善组织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思路。本文从组织生态学中的组织生态位视角出发，结合残疾人基金会的现状格局与发展趋势，探索我国慈善组织的演化机制，并为我国慈善组织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组织生态学——慈善组织发展研究的新型理论基础
资源依赖理论、新制度主义、治理理论是近年慈善组织发展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资源依赖理论［6-8］认为组织的生存离不开外部资源，资源的掌控状况决定了慈善组织的发展模式。新制度主义［9-12］把慈善组织视为广义制度下的行动者，慈善组织在制度结构中寻求价值并推动制度变迁。治理理论强调要推动慈善治理主体在资源与功能上的整合，并形成网络化系统结构，才能充分提高慈善事业治理绩效，从而提出了合作治理［13］、整体性治理［14］、多中心治理［15］等慈善组织发展途径。
1977年，HANNAN和FREEMAN发表了论文《组织种群生态学》，正式构建了组织生态学的研究范式。［16］两人对组织生态学作了如下定义：“组织生态学是一种建立在组织种群和群落变化的一般生态学和演化模型基础上的组织宏观社会学观点，其目的是揭示影响组织结构随时间变化的力量。”［17］13-15组织生态学是借鉴生物学、生态学成长起来的解释框架，它把人类组建和管理的各类组织视为具有生物特征的资源转化系统，结合生物与生态系统的变化规律来研究组织之间、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探索组织的演变规律和发展途径。［18］
组织生态学与已有组织发展理论的比较见表1所示。组织生态学将已有慈善组织发展理论中的资源、制度、治理关系等统一视为组织的环境要素，这些环境要素都与组织生态位相关，因而组织生态学视角下的组织发展实际上就是组织通过生态位策略适应环境的过程。组织生态学为慈善组织的发展研究提供了一种新型解释框架，具有明显的理论特色：在组织关系方面，已有理论关注慈善组织与政府或市场的关系，但较少注意到慈善组织之间、慈善组织与慈善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组织生态学重视组织与种群、组织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其研究视角涵盖了从系统到个体的多个层次；
在组织发展方面，已有理论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慈善组织的个体发展策略，但对于群体发展机制缺少关注，而组织生态学提出了协同关系和协同演化的概念，能够用于分析组织种群的演化机制。综上所述，与已有组织发展理论相比，组织生态学视角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
表1 组织生态学与已有组织发展理论的比较
（二）组织生态学理论概述
1.组织群体关系的重新划定——种群与组织生态系统
若从组织生态学的角度考察组织，多个外部环境依赖关系等特征相同的组织个体的集合形成了组织种群。组织种群不是组织成立和发展之前由外力指示预先定义的，而是在组织与组织的互动过程中不需要借助外力作用自然形成的，因此它具有自组织的特征。
各个组织种群及其关联的主体和环境构成了组织生态系统（Organizational Ecosystems）。［19］借 鉴MOORE［20-21］对 商 业 生 态 系 统（Business Ecosystem）以及曾国屏等［22］对创新生态系统的论述，本文认为组织生态系统是围绕共同活动的主体群落及其外在环境组成的复杂动态系统。
2.组织发展状态的视角转换——组织生态位
借鉴美国生物学者R.H.约翰逊于1910年提出的生态位（Niche）概念［23］，HANNAN和FREEMAN将组织生态位（Organizational Niche）定义为一个组织种群赖以生存的所有类型和水平的资源组合［16］，随后该概念扩展到个体层面［24］，因而可以将组织生态位视为特定组织或组织种群赖以生存的特定资源类型和资源水平。由于种群的存在，组织生态位也体现出不同组织互动过程中的相对地位与作用。［25］慈善组织个体的组织生态位图形模型见表2列1所示，把影响某个特定慈善组织生存发展的资源条件设为一个环境因子，由于同一个环境因子会在一定的标准上表现出差异①，因此每一个环境因子构成了一条环境梯度（Environmental Gradient）。该组织在环境梯度的每个刻度上将有一个适合度，将每个适合度连接起来即可得出慈善组织在环境因子下的二维生态位模型，其形状普遍表现为正态分布的钟形曲线。“生态位宽度”即慈善组织可利用的慈善资源的丰富程度，“生态位高度”即慈善组织运用慈善资源的效率水平，“基础生态位”是无竞争状态下特定慈善组织或种群可能拥有的全部资源。
表2 组织生态位及相关变动图示
3.组织发展动力观的更新——生态位障碍与生态位策略
慈善资源是有限的，慈善组织生态位也会形成资源条件丰富和匮乏的分化情形。生态位障碍是指阻碍慈善组织在基础生态位下寻求更高绩效的因素，生态位重叠和生态位高度不足是最常见的生态位障碍。生态位重叠是指多个慈善组织依赖的资源部分或全部相同，体现为图形模型的重叠部分，且重叠的面积与竞争强度成正相关关系，见表2列2所示。生态位高度不足则代表了慈善组织无法有效利用资源。
生态位策略是慈善组织对资源空间的战略选择与改变，其目的在于应对生态位障碍。组织增加或减少在同一环境梯度能够利用的资源类型，可称为生态位缩放，见表2列3所示；
组织在同一环境梯度下改变最适合的资源类型，可称为生态位迁移，见表2列4所示；
慈善组织还会采取多种方式提高适应度，这也是最直接和常见的生态位策略，见表2列5所示。
4.组织何以共同发展并推动环境变迁——协同关系与协同演化
生态位策略形成了不同的组织关系，若组织主动避开竞争，就会产生生态位分离，见表2列4所示；
若组织之间采用资源互补、共享等形式进行合作，则形成以互利共生为特征的生态位整合，见表2列2所示。在组织互动关系是合乎法律和健康良性的情况下，两种关系体现了组织间的协同。②［28］
借鉴JANZEN［29］对协同演化（Coevolution）的生物学阐述③，组织生态学中的协同演化指如下现象：在系统内相互联系的主体之间，某一方的优化会引起另一方的优化，从而形成互利共生关系，同时，随着主体或群体优化的积累，其所处系统也随之优化。［30-31］
（三）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
残疾人基金会是服务于残疾人的公益基金会，我国的残疾人基金会已有近40年的发展历史，目前有超过150家残疾人基金会，并已形成规模不一、性质各异、类型丰富的群体，在我国慈善组织发展历程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基于此，本文选择残疾人基金会作为研究对象。
2.分析框架
首先，按照组织生态学划定慈善组织之间的关系，明确我国残疾人基金会的生态系统结构，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其次，依据生态位原理分析慈善组织资源环境及其适应状况，探究其生态位策略及其效果，包括残疾人基金会种群的现状与生态位障碍，以及数个典型残疾人基金会的生态位策略与互动关系。最后，结合协同演化原理进一步阐明慈善组织及其系统的演化机制，探索残疾人基金会个体与慈善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机制。
（一）资料收集
本文的资料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统计数据，其来源包括基金会中心网④、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基金会栏目⑤、各基金会的官方网站。在数据收集方式上，使用采集软件采集基金会中心网所有基金会的数据，然后在“基金会名称”“宗旨”和“业务范围”等字段当中进行关键字搜索，初步筛选出残疾人基金会列表，将其与中国社会组织网、各基金会的官方网站以及互联网搜索结果进行交叉比对，保证数据准确性，最终确定169家残疾人基金会作为研究样本。第二类为文本资料，来自我国最大的残疾人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官方网站所披露的工作总结以及战略发展规划文本，时间跨度为1996年到2021年，合计约17万字。此外，还从部分残疾人基金会的官方网站和互联网新闻页面收集了公开的文字资料。除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外，对其他基金会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二）结构背景：我国残疾人基金会的组织生态系统结构
组织生态学的相关研究大体上将其研究对象分为四个层次，从微观到宏观分别为基本单元内、基本单元、基本单元间和超基本单元，见表3所示。
表3 组织生态学下的慈善组织层次结构
基金会是慈善生态系统的基本单元，种群则是一种基本单元间的关系，种群内总是有一种或多种共同的属性形塑和维系着整个群体的独有特征，体现了慈善生态系统所特有的聚集栖息属性。本文将残疾人业务作为残疾人基金会的共同属性，即基金会的章程明确规定以残疾人为主要服务对象。
超基本单元即围绕我国一切公益活动的慈善生态系统（Charity Ecosystem），由与慈善事业有关的主体和慈善事业发展环境组成。与慈善事业有关的主体包括慈善组织、慈善活动对象、捐赠者、服务实施者、监督者和其他涉及慈善事业的主体。慈善事业发展环境则是慈善组织所在的宏微观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文化和自然环境。
“基本单元内”这一层级指涉组织的内部。限于篇幅，本文不对基本单元内与超基本单元的详细特征与变迁过程进行深入探讨，而主要探讨残疾人基金会及其种群的演变规律，以及残疾人基金会、残疾人基金会种群、慈善生态系统三者之间的影响机制。
（三）我国残疾人基金会生态位现状
1.我国残疾人基金会的生态位格局
我国残疾人基金会的经济地带⑥、募资性质与业务分布⑦情况列于表4。在经济地带方面，东部的残疾人基金会达到96家，中部和西部的残疾人基金会数量分别为42家和25家；
在募资性质方面，《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分为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和不得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非公募性质的残疾人基金会为89家，公募类为80家；
在业务分布方面，《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了基金会章程必须载明设立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本文将残疾人基金会划分为非综合类与综合类，非综合业务的残疾人基金会为62家，综合类为107家。从整体来看，我国的残疾人基金会已经形成了类型多样、地域和业务分布广泛的生态位格局。
表4 我国残疾人基金会的经济地带、募资性质与业务分布
残疾人基金会的经济地带、募资性质与业务分布体现出其生态位特征。
首先，我国残疾人基金会生态位存在一定程度的地域性失衡。东部的残疾人基金会数量显著高于其他地域，东部地区的江苏、北京和广东的基金会数量都达到17家。慈善事业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晴雨表”，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高于其他地带，故其慈善捐赠、公益服务、志愿者等公共慈善资源总量更为丰富，残疾人基金会也就集中在资源更为充足的东部地区。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第五届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综合得分前100位的城市里，东、中、西部分别有70个、11个和19个城市。［32］指数分高的地域分布与本文统计的残疾人基金会比例大致相当，印证了经济环境对慈善组织生态位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其次，我国残疾人基金会生态位具有高度的制度化特征。《基金会管理条例》等相关制度明确规定了基金会的地域范围、募资性质、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因此我国残疾人基金会的地域、性质与业务生态位实际上已被制度环境限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慈善组织法律法规经历了一个从空缺到完善的过程，我国残疾人基金会也相应经历了从零星生长到高速增长的历程。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我国的基金会管理制度主要为《基金会管理办法》，但其内容比较简单、条款不够翔实，残疾人基金会发展缓慢，主要为类型较为单一的官办基金会。直到2004年，取代《基金会管理办法》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进一步完善了基金会的管理制度，明确了基金会的地域范围、募资性质、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等，这成为残疾人基金会发展的转折点。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颁布，慈善组织直接登记政策铺开推行⑧，释放了国家对基金会进一步完善科学管理和放开限制的积极信号，这一年也是我国残疾人基金会成立的高峰。我国残疾人基金会的发展高度依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环境重塑了慈善组织的发展空间。
此外，我国残疾人基金会生态位还具有显著的政治嵌入特征。一方面，行政引领是我国残疾人基金会生态位格局的生成动力。我国残疾人基金会的制度环境是在政府行政推动下形成的，突出体现在相关政府规划的颁布与执行。例如，2021年民政部颁布的《“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提出要提高慈善组织在社会组织中的占比，同时也要提升慈善组织透明度。又如2021年国务院颁布的《“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残疾人慈善事业和服务产业，鼓励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等实施助残慈善项目。另一方面，党建引领是我国残疾人基金会生态位牢固扎根于公益事业的根本保障。慈善组织具有自主性，其在参与我国政治和经济的过程中伴随着强风险，存在生态位“越位”的可能性。［33］已有学者提出了“政党塑造社会”的观点，认为执政党应当积极塑造社会群体政治身份认同，建构和巩固共同体意识，社会组织党建过程正是这样一种聚合社会群体的创造性活动过程。［34］因此，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明确了党建在社会组织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以行政和党建引领为特征的残疾人基金会生态位格局凸显了我国慈善组织发展的中国特色，这一特色使得我国与西方国家的慈善组织形成鲜明对比。
2.我国残疾人基金会的生态位障碍
首先，生态位存在重叠。业务范围的交叉、慈善组织的密度都会导致残疾人基金会生态位重叠，若一个地区相似业务的慈善基金会数量越多，那么该地区慈善基金会之间生态位重叠的可能性就越大，生态位重叠对基金会发展的障碍主要体现在资源竞争的加剧。例如，生态位重叠加剧了慈善捐赠竞争，慈善组织密度越大，捐赠者可以选择的捐赠对象就越多，慈善组织必须通过营销、品牌等的竞争才能有效提高捐赠量。又如，生态位重叠加剧了政府购买服务竞争，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来获取发展资源，但政府购买服务的原则之一是通过公平竞争择优确定承接主体，慈善组织密度越大即意味着竞争压力越大。值得注意的是，残疾人基金会生态位重叠也意味着生态位整合的可能性更大，因此生态位重叠对慈善组织而言，既可能是挑战，也可能是机会。
其次，生态位的高度不足。一方面，残疾人基金会规模有待提升。基金会的规模与其所拥有的资源成正比，同时也深刻影响着组织创新能力。［35］残疾人基金会与国内一流慈善基金会的规模差距较大。2020年，资产规模最高的前十个有助残业务的慈善基金会的平均总资产和捐赠收入分别为60 359万元和45 266万元；
相比之下，资产规模最高的前十个残疾人基金会的平均总资产和捐赠收入分别为20 342万元和15 216万元。另一方面，残疾人基金会公信力不足。公开透明原则是公益基金会日常运作当中最核心的原则，被称为“公益财产的铁则”［36］。根据基金会中心网披露，截至2022年8月，在我国残疾人基金会的中基透明指数⑨（Foundation Transportation Index简称FTI）当中，有90家基金会参与评分，公募与非公募基金会的平均得分为66.87和64.47，分别略高于同期全国所有公募与非公募基金会63.75和62.40的平均得分，但与此同时，还有近一半的（79家）残疾人基金会因缺乏信息披露而未参与评价，这些基金会的透明度缺乏可靠的评价标准。
（四）我国残疾人基金会的生态位策略
在组织生态学视角下，基金会的发展本质上是通过生态位变动克服生态位障碍、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的过程。章程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地位极其重要，规定了组织的基本定位、活动宗旨、职责等［37］，因此，通过比较各残疾人基金会的章程与实际业务的开展情况，本文总结出几类残疾人基金会生态位策略，见表5所示。
表5 典型的残疾人基金会生态位策略或关系
1.扬长避短求发展：生态位缩放、迁移和整合策略
既有研究表明，慈善业务的性质［38］和开展地区［39］都显著影响了慈善组织的绩效，因此基金会可以尝试通过变动生态位探求新的发展机遇。
第一，生态位的缩放策略，体现在基金会业务方面的扩展或收缩。有的基金会运用扩展策略，将业务延伸到非残疾人领域，如文化、扶贫、救灾等；
有的基金会运用收缩策略，原本其业务范围不局限于残疾人，而将业务聚焦到残疾人业务。
第二，生态位的迁移策略，表现为基金会业务重心或活动地区的转移。例如，将业务核心从非残疾人业务转变为以残疾人业务为主，或进行反向转移，如基金会到注册地以外的地区开展业务。
第三，生态位的整合策略，包括基金会业务范围的整合与业务程序的整合。业务范围整合关系表现为残疾人基金会与其他基金会共同承担特定残疾人业务，业务程序整合关系的目标在于获取合法性。例如，非公募残疾人基金会在具体的募捐工作开展过程中与其他公募基金会进行合作，借助公募基金会的公众捐款渠道吸纳社会捐赠，公募基金会作为信誉担保方承担一定的监督职责，由此非公募残疾人基金会在合乎法规的前提下提高了吸纳捐赠的能力。生态位整合的基金会在空间、资源、制度等方面以补充合作代替竞争排斥，形成基金会之间互利关系，较弱的基金会获取以往不能被其所拥有的生态位，较强基金会也可以进一步提高既有生态位的适应度，实现帕累托改进，这一关系具有协同特征。
2.打铁必须自身硬：提升组织适应度
基金会的发展历程是不断采取措施响应外部冲击、持续提高组织生态位适应力的过程。本文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为例，将其历年面临的环境变化与举措总结于表6的列1到列4。
在我国慈善事业的探索期，各类慈善组织的基础生态位有限。尽管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早在1984年就成立了，但其日常管理工作被随后成立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承担，此时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独立性、自主性较弱，直到2000年，中国残联不再承担基金会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才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21世纪初是我国慈善事业现代化发展的正名期，基金会的基础生态位逐渐提升。作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级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得到了更多的发展空间，获得了独立办公条件并提出了“二次创业”的口号，开始进行慈善品牌建设。
21世纪以来，我国慈善事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同时外界环境趋于复杂。《基金会管理条例》和税法改革拓展了慈善事业新的发展空间，2008年汶川地震将中国公益事业推向新的高潮，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接连完成了机构改革、获得5A评估和品牌定型，以适应基础生态位的快速扩张。但到了2011年，“郭美美”事件严重损害了我国公益事业的公信力，信息公开与运行合法性普遍成为挑战慈善组织生态位的重要因素，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基础生态位意外波动的情况下采取措施稳定了自身状态，完成了治理和监管改革、战略规划的制定以及信息披露机制的建立工作。
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慈善事业进入转型期，全面鼓励与严格管理并存。除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完成慈善组织认证和持续接受政府评估外，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还积极提升技术适应度，运用互联网乃至移动互联网开展公益宣传和募捐活动，2019年到2021年每年接受网络公众募捐均超过5 000万元，其中2020年达到6 300万元。此外，从2015年开始，党中央部署了全面脱贫攻坚的行动，同时还开始了加强群团与社会组织党建的工作，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从2016年以来的每一年都将残疾人精准扶贫和党建工作作为重点工作来推进。
外部环境变化实质是基础生态位的变化，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紧随这一变化，在合法性、声誉、效率、重点工作等多个方面提升自身的组织适应度。其中，合法性是慈善组织生存的基本前提；
声誉包括透明度和品牌知名度，是基金会吸纳社会捐赠资源的核心竞争力；
效率包括基金会法人治理、项目监管、新技术应用等，是基金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重点工作则引导着基金会的主要活动方向，是基金会服务社会的根本保证。
3.整合力量共发展：建立组织协同关系
实力较强的残疾人基金会扮演了引领种群建立组织协同关系的角色。本文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为例，将其对外联系情况列于表6列5，它引领构建的组织协同关系不仅集中体现在种群内部，也在一定程度上延伸到了种群之外。
表6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历年面临的环境变化与举措
在残疾人基金会种群内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对地方基金会形成了以上下联动为基本特征的协同工作模式，具体工作方式包括资助各级地方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定期召开研讨与交流会、项目转接等，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地方基金会形成密切的纵向联动关系。此外，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透明度、品牌项目、内部治理等各方面的改革是种群内的先行者，地方基金会紧随其后效仿其改革举措，这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协同性。
在种群之外，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通过加强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合作、支持民间慈善公益组织的发展、加强与国（境）外相关团体和人士的合作、支持和开展有关残疾人调研等行动促进残疾人基金会与种群外组织的协同关系，营造有利于残疾人慈善组织共生发展的外部环境，促进慈善生态环境整体进步。
综上可见，尽管仍然存在障碍，但与30年前被动的发展局面相比，我国新时代的残疾人基金会通过多种生态位策略，充分提高了内在能力与协同关系，逐渐掌握了组织发展的主动权，并开始影响外在环境。
（一）自上而下的决定机制：慈善生态系统决定慈善组织的基础生态位
对慈善组织而言，基础生态位是一种理想状态，囊括了组织可能拥有的所有资源，确定了其发展的最大潜力，也是慈善组织生存的基础和演变发展的前提条件。基础生态位由慈善生态系统决定，慈善组织的演化机制首先体现为自上而下的决定机制。“上”不是指政府部门，而是包括政府在内的整个慈善生态系统；
“下”指的是慈善组织个体，其中的“决定”指的是慈善生态系统在慈善组织基础生态位的形成与变动当中起到决定作用。
慈善生态系统决定了慈善组织基础生态位的形成。在慈善生态系统中，制度环境和经济环境决定了慈善组织的兴衰，政府、企业等与慈善事业相关的主体深刻影响了慈善组织的发展，因而慈善生态系统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慈善组织基础生态位的规模。在成熟的慈善生态系统中，慈善组织不仅受到系统的广泛支持，具有更大的基础生态位空间，还在国家主导下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自觉、主动为国家大局服务，主动面向全社会最需要的地方。
慈善生态系统还决定了慈善组织基础生态位的变动。一方面，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慈善生态系统各有差异，这就导致了不同区域下的慈善组织基础生态位也随之不同。例如，我国残疾人基金会地区之间生态位存在差异的根源在于其所在地经济环境的差异。另一方面，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慈善生态系统处于动态演变中，慈善组织的基础生态位也受到影响而扩大或缩小。例如，我国残疾人基金会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实际上是慈善生态系统发展使其基础生态位扩大，更能够适应环境。
综上所述，得出我国慈善组织演化的自上而下决定机制：慈善生态系统对慈善组织基础生态位的初始形成、静态差异和动态变化都起到决定作用，基础生态位是慈善组织演化发展的前提条件。
（二）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机制：慈善组织通过协同演化推动慈善事业的整体发展
在基础生态位之内，慈善组织可以通过生态位策略实现自身发展，生态位策略影响着慈善组织之间的关系，每个组织的策略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引起种群乃至系统的变化，因而慈善组织的演化机制又体现为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机制。其中，“自组织”指的是具有协同性质的微观层面的慈善组织个体在没有外界指令下自发构成种群并对宏观系统产生影响。自下而上依次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慈善组织在种群内部形成协同关系；
第二步是种群的协同演化对慈善生态系统产生影响。
首先，组织间协同关系是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机制的初始阶段。由于慈善生态系统的集聚栖息特性，种群内组织的互动更为频繁，关系紧密的组织之间倾向于形成一种对组织和种群都有特殊意义的协同关系：在两个慈善组织之间，由于互动而产生组织生态位的变化时，其中一个组织针对该变化设计并实施生态位策略，实现了组织适应度的提升，产生新的组织生态位变化，另一个组织继而针对这一新变化设计并实施生态位策略，也实现了组织适应度的提升，协同互动过程会不断循环，从而构成了组织间的协同关系。协同关系还存在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等形式，共同构成协同关系网。协同关系网能够提升各个组织的生态位宽度和适应度，使种群及其个体更好地在当前生态系统中共同生存，抵抗系统风险。
其次，组织间协同关系在一定条件下演变为种群的协同演化，种群的协同演化是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机制的后续阶段，并对整个慈善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当种群内的协同关系网在数量和质量上积累到一定程度，组织个体之间高度协同，种群整体的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即达到了种群的协同演化状态。慈善组织种群的协同演化对慈善生态系统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慈善组织种群是慈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种群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的提高显然有助于系统的优化；
另一方面，种群的协同演化使得慈善组织有可能接近基础生态位的上限，慈善组织就会产生拓展基础生态位的需求，慈善生态系统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慈善组织的需求，为慈善组织改进相关制度提供更多支持。协同演化是一种条件状态，若出现组织间的协同关系降低、系统意外变动等情况，协同演化状态就会中断，慈善组织就难以对系统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得出我国慈善组织演化的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机制：在基础生态位之内，慈善组织自发形成种群，种群内慈善组织生态位互动促成组织间的协同关系，慈善组织协同关系促成种群的协同演化，种群的协同演化有助于整个慈善生态系统的优化，有助于慈善组织基础生态位的拓展改善。
（三）小结：慈善组织演化机制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统一
既有研究提出了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途径［41］，本文在以上组织生态学视角的分析基础上，认为我国新时代慈善组织的发展是自上而下的决定机制和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机制的统一，如图1所示。
图1 组织生态位视角下我国慈善组织的演化机制
自上而下的决定机制具有先决性，即慈善生态系统引领慈善组织演化的方向。慈善生态系统中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对于我国慈善组织的发展非常重要，当下，自上而下的决定机制的影响比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机制更为显著。
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机制具有根本性，即慈善组织生存发展最终取决于是否能够实现自组织发展。自组织机制对慈善组织整个生命周期演化过程都有重要影响，就长远发展而言，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机制无疑是更基础、更重要的。
随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不断深入，慈善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断增强，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机制的地位将会越来越重要，慈善生态系统顶层与基层的持续互动将更加深化。
（一）以治理思想实现我国慈善事业的顶层设计
慈善组织的演化机制表明以往科层管理方式已不再适用，政府应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框架下转变职能，谋划和实施关于慈善生态系统的顶层设计。参考杰索普对“元治理”的论述［42］，政府在慈善生态系统中应发挥慈善元治理的功能，即确立政府在慈善生态系统中的中心枢纽地位，政府负责构建慈善事业顶层制度，明确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工作，协调多元治理主体就慈善活动的具体运行规则达成共识，统筹国家、社会、市场等方面的慈善治理机制，保障慈善生态系统各个子系统协调一致，监督慈善生态系统稳健运行，促进其呈现蓬勃繁荣的发展态势。慈善生态系统自身也是机遇与风险的集合体，政府要提升对慈善生态系统失效的预测、介入和调控能力，在慈善生态系统中发挥“最后一招”的根本保险功能。
（二）放宽行政限制，焕发慈善组织的生机和活力
我们应该重视慈善种群与个体自下而上的自组织作用，引导我国慈善组织朝社会化、市场化方向发展。推动慈善组织去行政化和市场化运作，厘清政府与慈善组织的边界，构建政府与慈善组织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慈善资源的吸纳与分配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放宽行政限制，拓宽慈善组织基础生态位，激发其发展活力。有效发挥党建引领在慈善组织发展中的作用，确立慈善组织正确的发展方向，发挥党建聚合力，广泛扩大慈善组织的成员基础，发挥党建驱动力，充分激发慈善组织的进取创新。协助构建慈善组织协同关系，引导慈善组织之间良性竞争、相互监督、深度合作，形成自我发育、自我成长、自我完善的慈善组织发展路径。
（三）监管与服务并重，支撑慈善组织集群化发展
我们要健全政府在慈善生态系统自上而下机制中的职责体系，推动慈善组织在合法前提下的集群化发展。制定慈善生态系统层面的发展规划，引领慈善事业整体发展方向。将政策重点转向慈善组织种群层面，对种群进行识别并制定种群支持政策，扶持专门的枢纽型、支持型、监督型组织，引导慈善组织实现生态位的互补与协同关系，提升慈善组织种群规模与质量。另外，慈善组织个体要确保慈善组织公信力持续提升，在防治失范行为、失范现象的同时，重点培养慈善组织的资产保值升值、捐赠吸纳、新技术运用、生态位策略制定等自我发展与创新的能力。
［注释］
①譬如捐助者存在从大众捐助者到机构捐助者的差异，其捐赠数量和特点也会随之不同。
②“协同”一词起源于协同学（Synergetics），形容自混沌无序走向协调有序的机制。借鉴李汉卿的研究，“协同”这一概念在描述社会主体关系时，兼顾竞争与协作的同时更强调协作，本文沿用了这一解释。
③生物学的协同演化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A物种在性状上对B物种的特定性状做出反应后进化，B物种继而也在这一性状上对A物种的性状进化产生反应而进化。
④基金会中心网（http：//www1.foundationcenter.org.cn/）由国内35家知名基金会联合发起，于2010年7月8日正式成立。基金会中心网的使命之一是建立基金会行业信息披露平台，其推出的代表基金会透明度水平的中基透明指数FTI已经成为学术界认可和使用的研究数据。
⑤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hinanpo.gov.cn/index.html）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主办，平台注重信息公开功能，其中的“全国社会组织信息查询”栏目可使公众快捷获取全国范围内所有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的基本情况。
⑥东部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
中部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
西部包括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
⑦综合类是指其业务范围涵盖各个种类和多种性质的助残慈善项目及活动；
非综合类的业务局限于特定范围，包括预防类、助养类、改善发展类、治疗康复类、就业创业类、其他类等。
⑧相关政策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6年8月21日印发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http：//www.gov.cn/xinwen/2016-08/21/content_5101125.htm），以及民政部2016年8月29日印发的《民政部关于慈善组织登记等有关问题的通知》（http：//www.gov.cn/xinwen/2016-08/30/content_5103689.htm）
⑨FTI是一套综合指标、权重、信息披露渠道、完整度等参数，以排行榜单为呈现形式的基金会透明标准评价系统，其详细计算方式参考基金会中心网的《基金会中心网中基透明指数FTI2021规则》（http：//fti.foundationcenter.org.cn/Templets/FTI/FTI2021规则.pdf）
⑩地方基金会主要指与各地残联存在联系的、名称以“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为主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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