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堆
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所独有的首领传承继任制度，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显著特征，历经几百年的发展演变，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严谨而又严密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主要体现在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坐床等主要环节，其中对有影响的大活佛采取金瓶掣签认定转世灵童、报请中央政府批准继任、坚持国内寻访原则等已成为重要历史定制。金瓶掣签制度是清中央政府为进一步完善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制度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既剔除了活佛转世的某些弊端，也符合宗教教义和宗教仪轨，体现了对宗教仪轨和信教群众宗教感情的尊重，更体现了中央政府在活佛转世问题上的权威。
历史上，在“政教合一”制度下，藏族等广大群众笃信佛教，将服从宗教首领作为信条。正是由于活佛特别是有影响的大活佛的宗教首领地位，引起了蒙藏社会各种政教势力对转世活佛的争夺和对活佛转世的控制，致使活佛转世制度形成了种种积弊，逐渐失去其清净本义，弊端丛生，危及佛法。如蒙藏地方各贵族家族势力明争暗斗，争夺对转世活佛的继任权，造成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亲族的弊病；
护法神接受贿赂随意妄指，徇私舞弊；
地方势力、寺庙集团等在利益的驱使下争相通过有影响的大活佛或掌政者认定新的活佛，造就新的转世系统，甚至一些世俗贵族或富户，不惜重金为出家子弟捐买“格西”等学位以及堪布身份，然后成为“格西活佛”或“堪布活佛”等。更严重的是噶举派红帽系第十世活佛本与六世班禅、仲巴呼图克图皆为兄弟，为争六世班禅遗产，竟勾引廓尔喀人入侵，使群众蒙难，寺庙被劫，危及国家安全。
为清除这些弊端，乾隆皇帝应八世达赖喇嘛“立定法制”“垂之久远”的请求，1792年在派遣大军入藏驱逐廓尔喀入侵者取得胜利之后，谕令进藏官员筹议善后章程。第二年，清朝政府正式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章程的第一条明确规定:“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认定。”认定达赖和班禅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的兴隆，和不使护法弄假作弊”。①张羽新编著:《清朝治藏典章研究》(上)，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131页。
金瓶掣签制度一经颁布即得到了西藏地方政教首领如达赖喇嘛、班禅以及各呼图克图和广大僧众的衷心拥护。1792年，在金本巴瓶制成以后，乾隆皇帝特派御前侍卫惠伦等将金本巴瓶送往拉萨，八世达赖喇嘛早早从布达拉宫下来恭迎，并感激地说:“特颁金本巴瓶，卫护佛门，实已无微不至，我实感戴难名。嗣后惟有钦遵圣训，指认呼毕勒罕时，虔诵经于大众前秉公拈定，庶使化身真确，宣扬正法，远近信心，阖藏僧俗顶戴天恩，无不感激等语。”②《卫藏通志》卷5《喇嘛》，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5页。七世班禅也说:“此次钦差大人送金本巴瓶来藏，全为保护黄教”，“实在感激天恩，无可图报，惟有率领众喇嘛，虔诵万寿经，祝延圣寿”。③《清高宗实录》卷1424。
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既有教理依据，也有法理依据，既体现了对宗教教义和宗教仪轨及信教群众宗教感情的尊重，也剔除了以往活佛转世过程中的种种弊端，体现了活佛转世的庄严与纯洁，同时也体现了中央政府在活佛转世问题上的权威。
从宗教上看，金瓶掣签制度承继了占卜打卦、“食团选丸”等传统的认定转世灵童的宗教仪轨，完全符合藏传佛教的基本教义和基本教规。
中华远古文明流传繁衍的卜筮之道影响深远，其中藏族自古至今的占卜术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其形式也逐渐由简到繁不断完备。公元7世纪，佛教自内地和南亚传入西藏，中原地区的占卜文化也传入西藏，西藏和内地传统的占卜术融入西藏佛教之中，形成神断法或法断原则，即将传统的占卜术赋予佛祖法断、佛菩萨法断、护法神法断等内容，形成了“食团选丸”等法断形式。藏传佛教形成之后，神断法或法断原则被广泛运用于预测吉凶、解决难题等方面，成为藏传佛教界决策事项的重要手段。随着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占卜打卦、“食团选丸”等法断原则也被广泛运用于活佛转世方面。简单地说，所谓“食团选丸”，用在认定转世灵童方面，就是将藏有灵童名字的糌粑面团放入瓷杯或银盆等容器中，在佛像前诵经祈祷，摇出的面团内书有其名的灵童即被认定为转世灵童。历史上，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就是经过“食团选丸”认定的。
金瓶掣签制度，绝不是被十四世达赖喇嘛歪曲的“只是满清势力的强横表现，而非藏人信赖的宗教仪轨”。从宗教上看，金瓶掣签制度吸收和借鉴了“食团选丸”等传统的认定转世灵童的宗教仪轨，完全符合藏传佛教的基本教义。可以发现，金瓶掣签与“食团选丸”如出一辙，其佛法义理相同，只是容器由瓷碗换成了金瓶、卜具由食团换成了牙签牌而已，但更具庄严庄重感，而且由于是清中央政府对活佛认定实行的重要举措，也就更具权威性。法断原则表面上体现的是宗教上的权威性，实际上强调的是在活佛转世活动中必须尊重和遵守宗教仪轨，绝不能以个人意愿代替宗教仪轨，离开了宗教仪轨就失去了活佛转世的神圣涵义。
从历史上看，金瓶掣签制度符合活佛转世的历史传统。历史上，活佛转世过程中，在转世灵童寻访、认定、坐床等各项仪轨中，无论是神谕、圣湖观影、秘密寻访，还是认定灵童等，均离不开占卜打卦、“食团选丸”等神断法，无不进行诵经祈祷，无不祈请佛祖慈悲加持和佛智法断。金瓶掣签制度的实施，不仅剔除了护法神任意妄指和个人舞弊等弊端，实现灵童认定的公平公正，维护宗教仪轨的纯洁清净，而且传承了活佛转世的法断传统。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临终遗愿“我想到释迦牟尼像前，采取 ‘金瓶掣签’的办法来确定是最好的”，既表达了对“金瓶掣签”的赞赏，又表达了对佛祖法断的祈盼和对活佛转世历史传统的尊重。
金瓶掣签制度不仅具有教理法理依据，而且成为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颁布以后，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认可和贯彻。以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将此章程及有关文件翻译成藏文，汇编成册，详细解释章程条文，作为当时最重要的法律文书。1793年时值藏历水牛年，故这一文书被称为《水牛年文书》，颁布全藏施行。同时，八世达赖喇嘛还向全藏颁布《水牛年文告》，以谕令形式强力实行金瓶掣签制度。文告通告民众:“天命文殊大皇帝常施无上恩惠，且宏扬黄教，慈爱西藏人民，恩德无边。”强调以后不管哪位喇嘛活佛降生，首先将岁数、月日、名姓写在签上，共同放入金瓶，祝告三宝，然后请驻藏大臣当众抽签决定，“抽出谁的签牌，谁就是真正的转世灵童”。①参见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著，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德存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北京:《中国西藏》杂志社、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50页。
《水牛年文书》，特别是《水牛年文告》，不仅完全体现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法律精神，而且完整体现了章程所规定的金瓶掣签原则，也成为实施金瓶掣签制度重要的法律依据。
清朝对达赖和班禅转世灵童的认定均坚持实行金瓶掣签或特殊情况由中央政府特批免掣的制度。自乾隆创立金瓶掣签制度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一百多年中，除九世、十三世和十四世达赖是作为特例免予掣签的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达赖和八世、九世班禅都是经过金瓶掣签认定的。金瓶掣签制度的有效实施，使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管理进入了规范化、法治化轨道。
纵观金瓶掣签制度的实施，既符合藏传佛教的教义仪轨，也符合活佛转世的历史传统，既剔除了活佛转世过程中的历史积弊，又体现了中央政府在活佛转世管理中的最高权威，是宗教事务管理的教理原则和法理精神的完美结合，是活佛转世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的集中体现。实践证明，金瓶掣签制度，在宗教上完全具有合理性，在管理上完全具有合法性，是必须坚持的正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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