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标，宋亚飞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00）
王安石文集元代刊刻情况，史料记载甚少，至今更未有刊本流传。①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七所录“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目录三卷（元刊本）”，实如叶启勋所言，当为王珏杭州本之“宋刊明印本”。唯永乐十五年，杨士奇订补《临川集》曾采录吴澄所撰《临川王文公集序》冠以卷首。后嘉靖十三年安正堂百卷本、嘉靖二十五年应云鸑百卷本均录有此序。②吴澄序又见于明成化二十年（一四八四）刊本《草芦吴文正公文集》卷十三，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四八五《临川王文公集序》，南京：凤凰出版社，1998年，第350页。此中记有弥足珍贵之王安石文集元代刊本情况：“金谿危素好古文，慨公集之零落，搜索诸本，增补校订，总之凡若干卷，比临川、金陵、麻沙、浙西数处旧本颇为备悉。”③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07667号宋明递修本。对此，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增订本）以为：“由此知王珏本板片元末犹存，只是已经‘零落’，危素为之‘增补校订’而已。所谓‘增补校订’，当指修补王珏浙西板，而非重刻。”④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307页。《序》文仅言“比临川、金陵、麻沙、浙西数处旧本颇为备悉”，并未言及危素依据何本为之“增补校订”，故而祝尚书所言实难以确知。明刘氏安正堂本、应云鸑本《临川王先生荊公文集》卷首存有吴澄序文，乃今日与危素本最为密切相关之典籍，本文欲以文献学方法，于文本详细勘对中，探求危素元刻本之真貌。
刘氏安正堂本传世甚少，国内仅有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有藏本。①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古籍总目·集部》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12页。《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38页，仅载上海图书馆藏，未确。此本被誉为“国内所见最早的明刻本”。②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03年，第162页。之所以限定于国内，乃在于日本内阁文库藏有六十三卷残本《临川王先生荆公文集》，被众多书目文献专著标识为“明初刻本”，具体年代未知。如《宋人别集叙录》（增订本）、《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均如此。③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增订本），第314页；
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第162页；
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17页。实则三书作者均未曾亲见此本。
日本内阁文库本，番号：3445，检索书号：别056-0006，七册，六十三卷。卷首无总目，每卷正文前有篇目。半叶十一行，行22字。四周双栏，细黑口，上下同向双鱼尾。版心上方刊有“荆公文集”，中间刊有卷数，下方为本卷页码。是书卷首有吴澄序，随后为徐㶿跋语：“天启癸亥夏六月，余至樵川，访刘司理。临別，友人李公美贻此集。公美名思让，善丹青，亦工写照。兴公识。”徐㶿字兴公又字惟起，福建闽县人。天启癸亥为一六二三年，樵川在今福建省邵武市。此年四月，徐㶿曾送曹学佺至邵武，④陈庆元：《徐㶿年谱》，《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63页。六月至邵武樵川访友遂获此书。六十三卷末有龟田鹏斋跋语：“元刻《王半山集》十卷，明徐兴公所藏之本也。兴公自题于前。按，此本吴草庐有《序》，而集中讳渊圣之名，则翻南宋椠本者无疑矣。往岁我得之书肆，而三卷失传为恨耳。呜呼，此集兴公缥囊中之物而流落海外归于我，实不胜百六飙回之感也。官医丹波永世见此集而恳求焉，因识其事而与之。亡佚三卷，永世行问于不知何人之手，则神物岂得不合耶？癸丑之夏，鹏斋龟田兴。”落款后有“长兴私印”朱色阴文方印一枚。《日藏汉籍善本书录·集部·别集类》对此记载颇为详赡，然未载行数、字数、黑白口等具体版式，更将“癸丑”误为“癸亥”，可知其亦未曾亲睹，辗转抄掇，以致以讹传讹。又以为“‘长兴’为江户时代儒者龟田鹏斋之号”。⑤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第1517-1578页。实则，龟田鹏斋名长兴，亦可略称为兴，由此题跋落款即可证知。其字穉龙，初名翼，字图南。鹏斋为其号。宝历二年（1752）十月四日生于江户神田，文政九年（1826）三月九日卒，葬于浅草今户正福寺。为江户中期儒学家，被誉为下町儒者巨擘。善诗文、工书道、尤嗜酒，人称“金杉醉先生”。⑥平凡社编：《日本人名大事典》第二册，东京：平凡社，1938年初版，1979年覆刻版，第175页下-176页上。鹏斋所言“十卷”当为十册之误。由此题跋可知，此书流落日本为龟田鹏斋所得七册，后转赠名医丹波永世。丹波氏自丹波康赖始世为名医。其祖先为汉灵帝五世孙阿智王，避乱东渡扶桑，至丹波元胤以成中医煌煌巨著《医籍考》。故而，丹波永世于汉籍之热爱由来已久。是书每册首均有“盛方院”朱色阳文椭圆印一枚，即其名号。是书后归昌平坂学问所、浅草文库，故每册后均有“昌平坂学问所”墨色阳文长文印一枚，每册首均有“浅草文库”朱色阳文长方印一枚。
王重民曾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国内现存明代最早刻本，嘉靖十三年刘氏安正堂本《临川王先生荆公文集》一百卷，二十册。《中国善本书提要》记载：
明嘉靖间刻本，十一行二十二字。宋王安石撰。此本无总目，每卷篇目在正文前，有吴澄序，应从元本出，然集内“构”字悉注“御名”，则又源出宋本也。卷末有“岁次甲午年仲春安正堂新刊”牌记，不见诸家著录。考《书林清话》卷五《明人私刻坊刻书》条，载刘氏安正堂刻书颇详，亦未及是书。牌记未标年号，考明代有三甲午：一为永乐十二年，一为成化十年，一为嘉靖十三年，此殆嘉靖十三年刻本也。据吴澄序，此本为危素所校，较临川、麻沙等四刻为善。然此本经后人据别本校补，各卷内脱诗极多，各为补遗于卷末。及持嘉靖间翻临川本相较，脱诗每均在一整叶上，而此本既不标明脱叶，反将脱叶抹煞，连接其叶数，以泯其迹。叶相接矣，而诗不相接，为此本旧主所发觉，因用嘉靖本校补之。安正堂刻书颇多，于是集乃竟草草若是，此坊本所以不见重于学人也。①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集部·别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17页。
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亦载其所见北大图书馆所藏此本，版本信息更为详细：
该书卷首有元人吴澄所作《临川王文公集序》，无总目，直接便入卷一，各卷皆先出该卷细目下连正文；
半叶11行行22字；
书口上方标题“荆公文集”，中间为卷数，下方题页码，双黑鱼尾。核其正文一百卷的分卷编次全同宋王珏“杭本”，但大多数卷末均有手抄“补遗”之诗，如“临川集卷一补遗”、“临川集卷五补遗”等，当为后人校补之迹。卷一〇〇末有方形牌记一块，“岁次甲午年仲春安正堂新刊”，甲午即嘉靖十三年。②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第162页，第163页。
而这些版式特征，以及卷首序文、“构”字悉注“御名”等，与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徐㶿题跋本完全相同。
再之，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又言应云鸑本：“与刘氏安正堂本相较，仅卷首吴澄《序》中提到吴澄字幼清，与安正堂作“勿清”不同。”③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第162页，第163页。此论有误，详见下文。唯其言及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安正堂本吴澄落款字形为“勿清”，正与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本相同。
由此可知，此历来被众人标识为“明初刻本”之日藏徐㶿题跋本即为嘉靖十三年刘氏安正堂本。此书虽仅存六十三卷，然未被他人校补，存有此书原真样貌。
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中于此书亦“疑即安正堂本”，“疑即安正堂本，盖以‘甲午’为永乐十二年，故著录为明初本。”④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31页、332页。其大概未明王重民所言“卷末有‘岁次甲午年仲春安正堂新刊’牌记”，实指此书一百卷末。故而内阁文库所藏本仅六十三卷，并无此牌记。“盖以‘甲午’为永乐十二年”也即无从谈起。加之，其后得见严绍璗所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对此书之详细记载，亦同样标识为“明初刊本”。故而《宋人别集叙录》（增订本）遂将此推测全部删去。⑤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增订本），第314页、315页。实则，如上所言，严绍璗并未亲见此书，《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亦是辗转抄录。而日本收藏者因此书仅六十三卷，未有卷一百末之牌记。国内所存百卷安正堂本仅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日本学者难以获知，故而仅能推知为明初刻本。
经文本对勘可知，安正堂本与王珏杭州本不仅如王岚所言“正文一百卷的分卷编次全同”，而且文本本身亦多相同。其相异处，有些当为安正堂本因字形相近以致误。如：卷四《泉》，“取遥皆甘觉近美”，众本皆作“取遥比甘觉近美”。“比”“甘”二字上下相随近似于“皆”。安正堂本由此误以为“皆”。“疾倾横逼势未足”，众本皆作“疾倾横逗势未足”。卷二十七：《酬宋廷评请序经解》，安正堂本“忽”，杭州本“急”。卷二十九：《与黄道原过西庄遂游寄乘》。杭州本及众本均为“宝乘”。“蕙帐铜并皆旧匕”，杭州本为“蕙帐铜屏皆旧事”。卷三十四《残菊》“好左”，杭州本及众本均为“好在”。《右寺》，杭州本《古寺》。尤其卷三十三《铁幢浦》“绿去”，众本皆为“归去”或“归客”，无为“绿”者。实则乃杭州本“归”字颇为独特乃绞丝旁（见图一），由此导致安正堂本误以为“绿”。
图一：杭州本卷三十三
安正堂本另有一些不同于杭州本之文字则别有所本。如：卷二十六《与徐仲元自读书台上过定林》，安正堂本同于大德本、朝鲜本。杭州本则为《与徐仲元自读书台上定林》，同于龙舒本。再之，其另有一些独有文字亦非误植所致。如：卷三十四《寄和甫》“举家传赏小同盘”，众作皆为“举家怜汝（女）不同盘”。全诗为：“水村悲喜坼书看，闻道并州九月寒。忆得此时花更好，举家传赏小同盘。”亦是诗意盎然。此当別有所本，今已不得而知。又如卷四《泉》，“山前灌后各自足”，众本皆作“山前灌输各自足”。安正堂本除上述误植外，更大问题乃在疏漏。此与应云鸑刻本对勘则清晰可知。
历来以为，嘉靖二十五年（1546）临川知县应云鸑刊刻《临川王先生荆公文集》百卷，乃最早翻刻詹大和本。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十七《集部》“新刊临川王先生荆公文集一百卷（明嘉靖临川刊本）”记曰：“此书版匡狭缩，缮刻精整，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前无总目，每卷篇目接正文，首列吴澄序，后有陈九川序云：‘邑侯应君象川刻荆公集成，既属介菴章子序之。余适归，复俾序其后。……’按，《临川县志·职官表》应侯名云鸾，象山人，嘉靖间任，则版为嘉靖廿年前所刻。章介菴序则未见也。”①丁丙：《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二·善本书室藏书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19页下。此即为嘉靖二十五年应云鸑刻本。其版本特征为：1.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2.卷首无总目。3.卷首有吴澄序，后有陈九川序，应有章袞序而此本无。
今检视四种应云鸑刻本，两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馆藏书号分別为09871号、13662号。第三种为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番号为11731号。第四种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统一编号为故善013738-013777②此本亦载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下册《集部·别集类》《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1983年，第1054页：“宋王安石撰，明嘉靖丙午（二十五年）临川知县应云鸑刊本，四十册”。。四者版式全同，唯09871号多有漶漫。其版式特征为：1.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对两书版本说明均为半叶11行，行22字，细黑口，上下双鱼尾，四周双边。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善本古籍全文影像资料库所作版本说明与之相仿，唯一区别在于行字数，20至31字不等。2.卷首无总目。3.卷首有元吴澄《临川王文公集序》，明嘉靖丙午秋八月望日章袞《新刊王临川集序》。卷末有嘉靖丙午秋九月既望陈九川《王临川文集后序》、嘉靖丙午九月既望应云鸑序。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仅有吴澄序。
丁丙记为半叶11行，行20字。国图版本说明为半叶11行，行22字。台北故宫博物院版本说明为半叶11行，行20至31字不等。嘉靖二十五年应云鸑所刻本不应有如此矛盾。细览该刻本全文，发现应云鸑刻本版式颇为复杂，非如此简单说明可以概括之。如，卷九十四《临川吴子善墓志铭》自“不辞子善”开始至此卷终，卷九十七《都官郎中致仕周公墓志铭》始，至此卷终，均是半叶11行，行20字。
卷四《泉》本为11行22字，然从“没羽”开始，整页版式明显高于前版，同时变成11行20字。如下图③以下应云鸑本图版均截取自日本内阁文库所藏11731号刻本。：
图二：嘉靖二十五年应云鸑刻本卷四
而此版页《杂咏八首》之一、之二，更將字体压缩成每行20之双行小字形式雕版，显为凑补版面以致如此。如下图：
图三：嘉靖二十五年应云鸑刻本卷四
此种情况同样发生于同卷《司马迁》《诸葛武侯》《读墨》《读秦汉间事》，此四诗被同样压缩为双行20小字形式雕版。
另，卷九十八卷首目录依次如下图：
图四：嘉靖二十五年应云鸑刻本卷九十八
目录两处所注文字“以上三篇见后”“以上四篇见后”，字体迥异正文，显为后补。此目录后紧随《员外郎张君墓志铭》，随后依次排列《谢景回墓志铭》《参军杜君墓志铭》《金溪吴君墓志铭》《南京沈公墓志铭》《吴录事墓志铭》《将军仲夔墓志铭》《大将军世仍墓志铭》《御史王公墓志铭》《孔处士墓志铭》《致仕王君墓志铭》《郡公宗辩墓志铭》《南康侯仲行墓志铭》《华阴侯仲庬墓志铭》《祁国公宗述墓志铭》。全卷文章均前后紧随，唯至《大将军世仍墓志铭》篇尾空四行。另页再续以《御史王公墓志铭》以下七篇文章，版式同时由之前半叶11行22字变为半叶11行20字，墨色亦更为鲜亮。由目录标注以致版本样式，均表明此七篇文章乃后来补配以成。
而就应云鸑本补刻版面而言，亦远非如此简单。其补版虽均为半叶11行，然行字数却颇为复杂。以行20字补版为主，更有少至19字，多至31字之补刻版面，此均为凑补原版不得已勉为其难。如卷一《陶缜菜》至《招约之职方并示正甫书记》为行24字，如下图：
图五：嘉靖二十五年应云鸑刻本卷一
再如卷五十四《参知政事欧阳修三代制六道》之《祖赠某官》，此页本为正常之行22字版。然从“此朕所以褒宠大臣”开始，突然变成行20之双行小字。自《祖母》始为下一页，为行20字版，然位于同半页之《父》又变为行25字版。之后均半页行20字。至《枢密使张□封赠三代制八道》之《祖母》《父惠赠太师可赠中书令余如故》《嫡母追封德国大夫人刘氏可追封许国太夫人》《所生母追封庆国大夫人王氏可追封蜀国大夫人》，此连续四篇同版文章，为凑补这一版面，《祖母》自“凡以称其”开始变为行20双行小字。随之，《父惠赠太师可赠中书令余如故》每行字数分别为：23、23、23、22、22。《嫡母追封德国大夫人刘氏可追封许国太夫人》每行字数分别为：22、22、23、23、22。《所生母追封庆国大夫人王氏可追封蜀国大夫人》前五行字数分别为：22、19、19、20、20，最后一行“封以鸿后庆尚其冥漠享此恩荣可”已为下一版面，乃行22字之原版。如下图：
图六：嘉靖二十五年应云鸑刻本卷五十四
同一页面竟有如此多种雕版样式，尤显补版者用心之良苦与无奈。
应云鸑本何以如此订补，当与其所据底本有关。王岚曾亲见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安正堂本，与应云鸑本对比以为：“此本与刘氏安正堂本相较，仅卷首吴澄《序》中提到吴澄字幼清，与安正堂作‘勿清’不同，且卷末无安正堂刊刻牌记，又多出3篇明人新序；
其余书名、编卷、行款、书口特征等等皆同。无疑，应云鸑据以翻刻的‘家藏旧本’就是刘氏安正堂本，同时又有他本作参校。”①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第163页。两者相较确多相同，但并非仅“幼清”“勿清”之别。王岚所言安正堂本吴澄《序》最后落款为“勿清”，实则安正堂本亦为“幼清”。乃因其“幼”形近于“勿”，王岚疏于细览而致误。如下图所示：
图七：内阁文文库安正堂本“幼清”
图八：
应云鸑本“幼清”
其次，以卷四《酬王浚良松泉二诗·泉》相较：安正堂本“其流散漫为沮汝”，应本“其流散漫为沮洳”。安正堂本“山前灌后各自足”，应本“山前灌输各自足”。安正堂本“取遥皆甘觉近美”，应本“取遥比甘觉近美”。安正堂本“疾倾横逼势未足”，应本“疾倾横逗势未足”。安正堂本“金多匠手肯出巧”，应本“金多匠手冝出巧”。安正堂本“映瓦微见清潺潺”，应本“映瓦微见清潺匕”。不仅是异体字、叠字习惯写法，就是文本本书亦多是迥然不同。有的可能是误植，如“皆”为“比、甘”之连缀，“逼”与“逗”形近而误。然“后”与“输”亦难以误植为论。故，并非王岚所言仅吴澄《序》“幼清”“勿清”之别。
再之，如上文所述，应云鸑本有大量补版，行字数、小字双行等情况极为复杂。故而并非如王岚所言“行款”等等皆同。
今将两本详为勘对可知，应云鸑本对于安正堂本既有模仿亦有订补。
第一，应云鸑本的确在诸多方面努力模仿安正堂本。
一者，版式特征之模仿。行数、行字数、边栏之单双、版心之黑白口、鱼尾之数量、版心上中下之刊刻内容，应云鸑本均完全模仿安正堂本。如：
图九：内阁文库安正堂本卷五十四
图十：应云鸑本卷五十四
二者，字体风格之模仿。两版存有大量相同异体字。如：卷三十《题中书壁》两者均为简体“辞臣”，而其他众本或为“辭臣”，或为“詞臣”。卷三十四《竹窗》，应本亦是如此。非如杭州本之“竹窻”、大德本之“竹牎”。
三者，刀法风格之模仿。两者雕版刀法高度相似，甚至一些极细微之习惯性刀法亦是惟妙惟肖。如：
图十一：内阁文库安正堂本卷四
图十二：应云鸑本卷四
“苍”“华”“试”“久”“甘”“源”“倾”“羌”“颜”等习惯性笔画刻法，两本完全相同。
四者，不规范行字数之模仿。安正堂本版式，行数始终为11行，然行字数却非统一。以行22字为主，另杂有诸多不同行字数之版叶。而对于这些杂乱版叶，应云鸑本同样逐行模拟之。如：
图十三：内阁文库安正堂本卷五十四
图十四：应云鸑本卷五十四
安正堂本此页行字数依次为：22、23、23、22、22、22、22、19、19、20、20。而应云鸑本则同样如此，逐行模拟刊刻版叶。
五者，版叶排列之模仿。应云鸑本有众多补版，如此自然要打乱原版面貌。然，应本却是努力调整，力求与安正堂本版叶排列尽量一致。此亦为应本版式杂乱最主要之原因所在。如，卷四《酬王浚贤良松泉二诗·泉》之后，应本补入《答俞秀老》一诗。如此，随后四诗《清凉寺送王彦鲁》《送惠思上人》《老景》《杂咏八首》之排版必然要变动。但应本却于《咏怀诗八首》第一、第二首改为小字双行，以调整版面，保持与安正堂本排版一致，将《杂咏八首》之三，排于相同之版叶。如下图：卷一《陶缜菜》至《招约之职方并示正甫书记》为行24字。卷五十四，安正堂本《祖赠某官》与《父惠赠太师可赠中书令余如故》之间疏漏诸多，应本订补以双行小字。此类均为调整版面与安正堂本保持一致。
图十五：内阁文库安正堂本卷四
图十六：应云鸑本卷四
六者，应云鸑本补版尽量保持行20字，以此与原版行22字相区分，令人能清楚识别。
应云鸑《跋》言此版乃“走取家藏旧本，校讎而翻刻焉”。然由上文所述可知，此版之“翻刻”实乃雕版中极为罕见之影刻。李致忠《古书版本鉴定》（修订本）对此界定曰：“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体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反贴上版，而后雕出新的版片。这样雕印出來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少数明刻本也有影刻者。”①李致忠：《古书版本鉴定》（重订本），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第190页。如上列举诸多图版所示，毕竟是第二次雕版，少数字体还是有所不同，“毫不改变”过于夸大。但全版总体而言，确是努力有意仿效原版样式以刊刻。这是影刻本与其他刻本迥然之別。由此也产生雕版印刷中最为困难复杂，也是技艺最为高超之雕版书籍。李致忠于《古书版本鉴定》（修订本）曾言：“国家图书馆今藏影刻本36种”，②李致忠：《古书版本鉴定》（修订本），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2007年，第97页。虽然这一统计数据不可能如此精确，后于“重订本”将之修改，但亦大致可以说明，影刻本之极为罕有。也由此证知祝尚书所言“应氏所谓‘家藏旧本’，必是宋刻元修王珏本”，判断有误。③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增订本），第315页。相较之，王岚所论更为准确：“应云鸑据以翻刻的‘家藏旧本’就是刘氏安正堂本。”④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第162页。应云鸑非仅为一般之“翻刻”，实乃影刻。
第二，应云鸑本极力模拟之余，更对安正堂本有诸多订补。一者，文本订补。如卷一上文所举卷四《酬王浚贤良松泉二诗·泉》之校勘。再如《文本对勘表》例：卷二十八，安正堂本《定林完》，应本《定林》。卷二十九，安正堂《与黄道原过西庄遂游寄乘》“蕙帐铜并皆旧匕”，应本《与道原过西庄遂游宝乘》“蕙帐铜屏皆旧事”。卷三十三，《县舍西亭二首之二》，安正堂本“到得明年官又立”，应本 “到得明年官又满”。《铁幢浦》，安正堂本“绿去”，应本“归去”。卷三十四，《残菊》，安正堂本“好左”，应本“好在”。安正堂本《右寺》，应本《古寺》。二者，诗句补充。此点，上引王重民、王岚语，均已言及。这也是安正堂本历来最为后人诟病之处。
建阳刘氏刻书源自宋代，刘叔刚一经堂为今日所知南宋最早之刘氏刻书堂。另有刘日新三桂堂，当时尤为知名。据方彦寿统计，南宋建阳私家刻书二十二家中，刘氏七家、魏氏四家、虞氏三家、余氏三家。书坊刻书二十九家中，刘氏、余氏各六家，王氏、蔡氏、陈氏、黄氏各两家。至元代，四十余家书坊，刘氏最多，有七家。⑤方彦寿：《增订建阳刻书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90页、103页、201页。其后，名家辈出，流传广远。安正堂，亦名安正书堂，如《管子》二十四卷牌记“太岁癸巳孟春安正书堂重刊”。始于刘氏家族之刘宗器，取“安身立命，买卖公正”之意。堂号前，有时附以“京兆”二字，因刘氏唐代始祖刘翱为陕西京兆人。如《四明先生续资治通鉴节要》二十卷牌记“宣德己酉京兆安正堂刘氏校刊”。⑥叶德辉：《书林清话》，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8页。自宣德四年（1429）刊刻张光启撰、刘剡编《四明先生续资治通鉴节要》，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其子孙刘朝琯（双松）、刘莲台等相继承续近二百七十余年时间。⑦张秀民撰，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71页；
方彦寿：《增订建阳刻书史》，第288页。
历时如此悠久，刊本亦是众多。叶德辉《郋园读书志》所言：“安正堂为明书枋刘宗器牌名，当时刻书甚多，立堂最久。”⑧叶德辉撰，湖南图书馆编：《郋园读书志》卷六《子部·新刊河间刘守真伤寒直格论方三卷、后集一卷、续集一卷、张子和心镜一卷》，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326页。其《书林清话》卷五《明人私刻坊刻书》记载安正堂本有：《刻针灸资生经》七卷、《新刊京本详增补注东莱先生左氏博议》二十五卷、《类聚古今韵府群玉续编》四十卷、《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二十卷、《象山先生集》二十八卷、《诗经疏义》二十卷、《宋濓学士文集》二十六卷、《增刊校正王状元集诸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三十卷、《韩文正宗》二卷、《止斋集》二十六卷、《春秋胡传集解》三十卷、《璧水群英待问会元选要》八十二卷、《淮海集》四十卷、《后集》六卷、《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一百二十五卷。①叶德辉：《书林清话》，第132页。据方彦寿统计，安正堂明代前期刊本十三种，明代后期刊本四十五种，共五十八种。其中经部十三种，史部四种，子部二十六种，集部十五种，涵盖经史子集四类。②方彦寿：《增订建阳刻书史》，第289页、360页，第361页。一家书肆能刊印如此众本，实属罕见。《明代版本图录初编》称：“建阳书林之业，自宋迄明六百年间，独居其盛。刘宗器之安正堂、刘洪之慎独斋，其尤著者也。两家书业，自弘治迄万历，亘延不绝，安正堂刊多集部，慎独斋则以钜帙称。”③潘承弼、顾廷龙：《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卷八《书林》，《民国丛书》第五编，第一百册“综合类”，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1页。如上文统计，安正堂刊本最多为子部二十六种。然方彦寿《增订建阳刻书史》所统计子部实则包括医书十一种、类书六种、道书两种、小说三种，以及本属经部之《周易本义》④方彦寿：《增订建阳刻书史》，第289页、360页，第361页。。真正之子书仅《新序》《孔丛子》《管子》三种而已。“安正堂刊”确实“多集部”。
安正堂刊本不仅众多，更是以“精良”著称于世。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集部》于“《止斋先生文集》二十八卷”评之为：“此本密行细字，并曹本为二十六卷，无一删削。附录一卷，遗文一卷，则仍其旧。为嘉靖间安正书堂刻本。安正堂者，当为麻沙书肆之号，写刻精良。卷中空格、提行一遵宋式，后之林刻、陈刻，远不及也。”⑤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集部》，第753页下。叶启勋亦将《分类补注李太白集》二十五卷誉之为“可称双璧”。⑥叶启勋撰，湖南图书馆编：《拾经楼绸书录》卷下“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二十五卷、文二卷”，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96页。以致其刻板常被误以为元刻本。如《增刊校正王状元集诸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三十卷，陆心源以为元刊本。⑦陆心源撰，冯惠民整理：《皕宋楼藏书志案语摘录》，《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皕宋楼藏书志案语摘录》，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28-629页。《诗经疏义》二十卷，李希圣以为“元椠中之善本也”。⑧李希圣撰，湖南图书馆编：《雁影斋题跋》卷三《诗经疏义二十卷》，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347页。《象山先生集》二十八卷，《天禄琳琅书目》以为“元时翻刻之书”。⑨于敏中等：《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十·天禄琳琅书目》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29页上。《临川王先生荆公文集》，龟田鹏斋以为“元刻”。对此，叶启勋总结道：“自来收藏家重视安正堂之书，皆经著录，唯此李集向不经见，为诸家目中所无，其当日印行之稀概可知矣。至刘宗器所刻之书，丁丙称其‘精良’，（《止斋先生文集》二十八卷云：安正堂者，当为麻沙书肆之号，写刻精良，卷中空格提行一遵宋式，后之林刻、陈刻远不及也。）吴骞称其‘可贵’。（《诗经疏义》二十卷云：盖是书虽刻于明之中叶，而犹为元儒手笔，悉仍文公之旧，未经妄删者，洵可贵也。）若《钦定天禄琳琅书目》之于《象山先生集》，（‘元板类’云：《正集》二十八卷、《外集》五卷，后有‘辛已岁孟冬月安正书堂重刊’木记，按嘉定十三年，岁在庚辰，则木记所记‘辛已’当为嘉定十四年，但此书墨暗纸黝，决非宋本，当属元时翻刻之书。）归安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之于《增刊校正状元集诸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三十卷云：元刊，目后有‘龙集丙戌秋月刘安正堂刊本’一行，卷末有‘丙戌岁孟冬月安正堂新刊’一行）竟误以安正堂刻书为元板者，亦可想见宗器刻书，殊有元人风味，鱼目原可混珠，毋怪馆臣与陆氏皆为其板式所迷惑也。”⑩叶启勋撰，冯惠民整理：《拾经楼绸书录》卷下“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第93页。此正如叶德辉所言：“明书估刘宗器安正堂刻书甚多，自来藏书家皆重视其书，著录于四部，初未尝以坊本薄之也。余撰《书林清话》，详考所刻书，按年号先后分载。”11叶德辉撰，湖南图书馆编：《郋园读书志》卷七《集部·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第365页。但与安正堂其他刻本形成鲜明对比，嘉靖十三年刊《临川王先生荆公文集》不仅残缺严重，更有造假之嫌，此殊非常情可及。
面对如此残破、造假之刊本，应云鸑却以此为底本，并用极为罕见之影刻法最大限度保存还原其版刻原貌，更为之煞费苦心增补诗句拼凑版叶，如此殊非常情之处，亦当自有其因。嘉靖十三年安正堂本卷首吴澄《临川王文公集序》言：“金谿危素好古文，慨公集之零落，搜索诸本，增补校订，总之凡若干卷，比临川、金陵、麻沙、浙西数处旧本备悉，请予序其成。”早在永乐十五年杨士奇所作题跋已言：“独北京有荆公《临川集》板，在国子监旧崇文阁，而所阙什一。用之永乐八年扈从在北京，印二本，以一本寄余，凡十册。既已录补，遂取吴草庐先生所为序，冠诸卷首。”杨士奇似当以元代危素本“录补”所阙什一，故以吴澄序冠诸卷首。而嘉靖十三年安正堂刻本亦以吴澄序冠诸卷首，应云鸑又是如此郑重其事影刻之，则此本当有非凡之处。安正堂当获得甚为罕见之危素本，然与永乐十五年杨士奇所得相比，此本残破过甚。出于保存珍本之故，安正堂依照此残破本原样雕版刊刻。对于底本大量诗句之疏漏，安正堂因别无可寻，只能将残句略去，不相邻之诗句拼接雕版。
应云鸑本对于安正堂本之影刻，从一侧面说明，安正堂本对于所据底本，不仅文本而且版式亦遵循元刻本原样雕版。《象山先生集》《增刊校正王状元集诸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诗经疏义》等被天禄琳琅诸臣、陆心源、李希圣等文献版本名家误以为元本，可见安正堂对于元刻本之搜集、模仿颇有心得。“亦可想见宗器刻书，殊有元人风味”。此种“元人风味”亦当充分体现于《临川王先生荆公文集》中。如此，方激发应云鸑不畏繁难，力为影刻、详细订补。故而，安正堂本之疏漏残损并非如王重民先生所谓“乃竟草草”“坊本所以不见重于学人”。实则，由此疏漏残损正可见安正堂着意保全元刻真貌之匠心。而应云鸑有鉴于此，踵事增华，影刻之、修缮之，以望锦上添花促成完璧。王安石文集元刻风貌亦正由此前仆后继赓续传承，方得以不绝如缕略窥于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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