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浩 吴丽莎 吕向文
202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通过，从立法的角度，对电信网络诈骗进行了界定：电信网络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通过远程、非接触等方式，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自2004年在中国境内出现端倪，[1]2014-2016年间搭乘网络支付的快车而肆意发展。近年来随着国家持续以来的防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上升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但形势依然严峻，情况仍然复杂，不容小觑。
作为防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主管部门，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纷纷发力，从反诈预警、见面劝阻，到立案调查、侦破案件，全程投入大量警力，力图守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基层派出所作为电信网络诈骗的直接接触部门，承担起了反诈预警、见面劝阻的重任，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从基层实际电信网络诈骗预警防范工作出发，通过实践调研的方式，以H市公安局2022年4月的反诈指令单为主要分析对象，运用spss等计量软件进行定量分析，力求管中窥豹，发掘当前电信网络诈骗预警防范工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为了解电信网络诈骗预警防范（以下正文中简称反诈）工作的现状，笔者利用实习机会，参与到实习单位的反诈工作中，并随机选取了120份反诈指令单作为总体分析对象，并抽去一定样本样做电话反馈，在反诈指令单的信息选择方面，笔者选取了潜在受害人性别、年龄段、职业类型、预警风险等级、诈骗预警类型、被骗情况等六组数据，运用SPSS26.0进行整体描述性统计和重要因素两两进行相关性分析，显著差异水平为p＜0.05，筛选掉信息不全、字迹模糊等不适宜研究的样本，余108份，有效率90%。
（一）描述性数据统计
1.潜在受害人性别信息的收集与统计
据表1.1可知，在潜在受害人的性别分布上，男性比例较高；
占到了68.5%，女性作为潜在受害人的比例相对较低，只占到了31.5。
表1 .1 潜在受害人性别分布频率
表1 .2 潜在受害人年龄段分布频率
2.潜在受害人年龄段信息的收集与统计
为方便统计，本文将年龄段分为小于18周岁、18到30周岁、30到55周岁以及55周岁以上四个年龄段，并分别用数字1-4表示。据表1.2、图1.2可知，潜在受害人年龄主要集中在30-55周岁之间，占到了63%；
18-30周岁次之，占到了26.9%；
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占据的比重均比较小，分别在4.6%和5.6%。
图1 .1 潜在受害人性别分布比例
图1 .2 潜在受害人年龄段分布比例
图1 .3 潜在受害人年龄段分布比例
表1 .3 潜在受害人职业类型分布频率
3.潜在受害人职业类型信息的收集与统计
在本文中，根据实际接触的潜在受害人的群体，以及向身边心理学、社会学的朋友请教，将潜在受害人的职业类型划分为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工人等需要大量体力劳动者、在校师生、普通企业员工和无业或退休人员。为区别由于未成年而尚处于中学阶段的学生，本文中“在校师生”特指在校教师和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学生。据表1.3、图1.3可知，潜在受害人分布最广泛的职业群体是工人、快递外卖行业等需要大量体力劳动的职业，占到了33.3%；
在校师生和普通企业员工（偏脑力劳动）所占比例也均达到了18.5%；
占比最少的职业群体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为4.6%；
退休或无业人员所占比例为8.3%。
图1 .5 诈骗预警类型分布比例
表1 .5 诈骗预警类型分布频率
图1 .4 诈骗预警风险等级分布比例
表1 .4 诈骗预警风险等级分布频率
4.预警风险等级的收集与统计
在H市公安局的反诈模式中，将诈骗预警风险等级由低到高分为低危、中危、高危和紧急四个层次，由于每天下发的反诈指令较多，故只有反诈预警风险等级在高危及以上的，才由民警亲自见面确认有无被骗以及被骗情况，并签字确认、拍照留痕；
绝大部分中低危反诈预警指令则由内勤部门电话确认有无被骗，只有在内勤部门处理受到阻碍（比如电话无法接通、潜在受害人不愿沟通有当面劝阻核实的需要等情况）时，才会有反诈民警当面确认或进行劝阻。故样本数据的选择中低危预警出现的频率较低，共4.6%；
高危预警的比重最大，占到了73.1%；
紧急预警的比重占22.2%。
5.诈骗预警类型的收集与统计
在H市公安局的反诈预警指令单中，将诈骗预警类型分为涉嫌诈骗APP类预警（主要是指已经被反诈中心标注为诈骗软件的APP）、刷单类诈骗预警、网络赌博或贷款投资类诈骗预警、“杀猪盘”（即以谈恋爱为名，先培养感情再骗钱，就像把猪仔养大再杀一样[2]）类诈骗预警、冒充客服或者公检法类诈骗预警以及其他类诈骗预警（反诈中心未准确识别并分类的预警信息）。由于“杀猪盘”类诈骗预警和网络赌博、贷款投资类诈骗预警性质较为接近，都涉及投资和对高额利润回报的期待，故本文将其归为一类。
由表1.5以及图1.5，可看出在诈骗预警类型的分布上，其他类诈骗预警占据了超过一半的比例，即57.4%；
除此之外最多的是投资类诈骗，如网络赌博、贷款投资、“杀猪盘”，占到了16.7%；
刷单返利类和冒充客服或者公检法类诈骗所占比例一致，各占12%；
涉诈APP占据的比重较少，为1.9%
图1 .6 满意度调查反馈结果统计与分析
6.满意度调查反馈结果统计与分析
笔者对108份样本中随机抽取了11人做电话回访，有7人表示对反诈工作非常支持，2人表示对反诈工作理解，但对一定要见面签字有一定的意见；
1人表示自己已经数次经历反诈预警签单，很不愿意配合；
1人表示理解，但不愿多谈。
（二）相关性分析
在此108名样本中，受害人共三人，分别是2号潜在受害人：男，21岁，学生，诈骗类型为网上投资，预警风险等级为高危，受骗金额为2300元，不要求民警处理；
43号潜在受害人：女，25岁，普通企业员工（偏脑力劳动），诈骗类型为其他类诈骗，预警风险等级为高危，受骗金额10000元，不要求民警处理；
45号潜在受害人：女，42岁，个体工商户，诈骗类型冒充客服类诈骗，预警风险等级为紧急，受害金额8300元，不要求公安机关处理。由于实际受害者人数过少，不具备线性相关分析价值，在综合潜在受害人性别、年龄段、职业类型、诈骗预警类型和预警风险等级五个指标之后，笔者选择将“诈骗预警类型”和“预警风险等级”作为主要参考对象，将潜在受害人性别、职业类型和年龄段作为潜在受害人的群体特征，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相关性分析：
A.诈骗预警类型与潜在受害人性别的相关性分析
B.诈骗预警类型与预警风险等级的相关性分析
C.诈骗预警类型与潜在受害人职业类型的相关性分析
D.诈骗预警类型与潜在受害人年龄段的相关性分析
E.预警风险等级与潜在受害人性别的相关性分析
F.预警风险等级与潜在受害人职业类型的相关性分析
G.预警风险等级与潜在受害人年龄段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诈骗预警类型与潜在受害人性别、诈骗预警类型与潜在受害人职业类型、其他数据之间均无显著相关，故对上述两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果如下：
1.诈骗预警类型与潜在受害人性别的统计分析
据表2.8和图2.1、2.2，从性别的角度来看，除去样本数量过小的“涉诈APP”类诈骗预警以及分类不明的“其他类”诈骗预警，在男性群体中诈骗预警类型占比最大的是更网络赌博、贷款投资或者杀猪盘类电信网络诈骗，比重达到了17.6%，刷单类诈骗预警所占比重次之，达到了10.8%，冒充客服或者公检法类诈骗预警的比重相对较小，在6.8%；
而女性群体则更容易受到冒充客服或者公检法类电信网络诈骗的侵害，该类诈骗预警的占比达到了23.5%，刷单类和网络赌博、贷款投资或者杀猪盘类诈骗预警的比例一致，为14.7%。
表2 .1 诈骗预警类型与潜在受害人性别的相关性分析
表2 .2 诈骗预警类型与预警风险等级的相关性分析
表2 .3 诈骗预警类型与潜在受害人职业类型的相关性分析
表2 .4 诈骗预警类型与潜在受害人年龄段的相关性分析
表2 .5 预警风险等级与潜在受害人性别的相关性分析
表2 .6 预警风险等级与潜在受害人职业类型的相关性分析
表2 .7 预警风险等级与潜在受害人年龄段的相关性分析
表2 .8 诈骗预警类型与潜在受害人性别的统计分析
图2 .1 男性潜在受害人中不同诈骗预警类型所占比例
图2 .2女性潜在受害人中不同诈骗预警类型所占比例
图2 .8 无业或退休人群中诈骗预警类型比例分布
图2 .7 普通企业员工人群中诈骗预警类型比例分布
图2 .6 在校师生类群体中诈骗预警类型比例分布
图2 .5 工人等需要大量体力劳动类群体中诈骗预警类型比例分布
图2 .4 个体工商类群体中诈骗预警类型比例分布
图2 .3 机关企事业单位群体中诈骗预警类型比例分布
表2 .9 诈骗预警类型与潜在受害人职业类型的统计分析
2.诈骗预警类型与潜在受害人职业类型的统计分析
据表2.9和图2.3-2.8，从职业类型的角度来看，除去分类不明的“其他类”诈骗预警，各职业类型群体中诈骗预警类型比例分布如下：
在机关企事业单位人群中，占比最高的诈骗预警类型是“网络赌博或贷款投资或杀猪盘”类诈骗预警以及“冒充客服或公检法”类诈骗预警，比重均为40%；
在个体工商类群体中，占比最高的诈骗预警类型是“网络赌博或贷款投资或杀猪盘”，占到了33.3%，“冒充客服或公检法”类诈骗预警占比相对较低，为5.6%；
在工人等需大量体力劳动者群体中，占比最高的诈骗预警类型是“刷单”，占到了25%，“冒充客服或公检法”类预警紧随其后，占到了16.7%的比重，“网络赌博或贷款投资或杀猪盘”类诈骗预警占比为11.1%，“涉诈APP类”诈骗预警占比最低，为2.8%；
在校师生群体中，除“其他”类诈骗预警，主要涉及到的诈骗预警类型为“网络赌博或贷款投资或杀猪盘”，占到了25%；
在普通企业员工群体中，占比最高的诈骗预警类型为“刷单”，其比例占到了10%，“涉诈APP”、“网络赌博或贷款投资或杀猪盘”以及“冒充客服或公检法”类诈骗预警的比例均为5%；
在无业或退休群体中，“冒充客服或公检法”类诈骗预警的比例占到了33.3%，“刷单”类诈骗预警的比例占到了22.2%。
（三）反诈防范工作现状总结
1.潜在受害人群体特征差异明显
从性别角度来看，经过对潜在受害人性别的总体分析和对性别与诈骗预警类型的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男性成为电信网络诈骗潜在侵害对象的概率比女性要高出一倍以上，并且在相关性分析中，男性更容易遭受的是“网络赌博、贷款投资或者‘杀猪盘’”类电信网络诈骗；
女性则更容易掉入“冒充客服或者公检法”类电信网络诈骗的陷阱
从职业类型角度来看，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有遭到电信网络诈骗的可能，但是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群遭受电信网络诈骗的概率最低，而工人等需要大量体力劳动的职业人群则最容易受到电信网络诈骗的侵害。根据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工人等需要大量体力劳动的群体在所有诈骗预警类型中均有涉及，并且最容易掉进的骗局是“刷单”，无独有偶，普通企业员工最容易掉进的陷阱也是“刷单”类骗局；
在校师生和个体工商户主要接触到的诈骗类型为“网络赌博或贷款投资或杀猪盘”；
而无业或退休群体中，接触到的诈骗类型相对较少，主要是“冒充客服或者公检法“类诈骗。
从年龄段角度来看，各个年龄区间都有潜在受害人的出现，但30-55周岁的群体作为社会财富的主要拥有者，是犯罪分子的主要诈骗对象；
而未满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和55周岁以上的老人成为潜在受害人的概率均比较低。
2.反诈宣传工作初见成效
电信网络诈骗防范预警工作宣传工作卓有成效。从诈骗类型来看，由于反诈APP的推广与普及，涉诈类APP诈骗已经很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之中，并且从职业类型上看，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成为潜在受害人的可能性非常小，而这类群体是反诈工作最直接的宣传对象，甚至其中大部分工作人员还是宣传主体。而从潜在受害人年龄段的分布来看，使用网络最多的群体（18-30周岁），反而不是电信网络诈骗泛滥的重灾区，这些数据都说明国家近年来的宣传工作还是有一定成效的。
反诈工作宣传效果参差不齐。从职业类型上看，工人等需要大量体力劳动的群体与其他职业群体受到典型网络诈骗侵害的概率差距很大，一方面是由于受教育程度等客观因素的原因，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电信网络诈骗预警宣传工作的不深入；
而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在问及“是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时”绝大多数民众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当问及“是否打开来电预警等保护权限时”，大部分民众都表示不知道有此功能，或者虽然下载但实际未登录过，这也体现出宣传工作深度的不到位。
3.反诈工作实际执行仍有上升空间
第一，反诈工作得到了大部分群众的认可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据表1.6可知，在实际工作过程以及满意度调查中，大部分群众对反诈工作持支持态度，这说明该项工作还是很合理且有必要的；
并且在见面签单并进行宣传教育之后，绝大多数群众均表示会小心谨慎，只有极少数人对宣传教育持抵触态度。
第二，诈骗预警风险等级较为准确。通过对三名实际受害人的预警风险等级核实，2号受害人，预警风险等级为高危，43号潜在受害者人，预警风险等级为高危，45号潜在受害人，预警风险等级为紧急，以及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大部分潜在受害人都存在接听诈骗电话、点击诈骗链接等情况，但也存在部分在抖音、小红书等短视频平台评论区链接购卖商品，或者向线下商户点对点大额转账被误判为正在被诈骗的情况。
第三，反诈民警工作积极性较差。从图1.5诈骗预警类型的分类来看，“其他类”诈骗占据了过大的份额。该数据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反诈预警平台确实有识别不出或者误判的情况，而另一方面，基层反诈民警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由于任务过重，也存在为完成指标而并不对诈骗预警类型深究，匆匆勾选“其他类”选项的情况。并且笔者在跟随不同的工作组期间，每一名轮值反诈的民警在努力完成任务的同时，或多或少都对这项工作有一定的个人建议或者建设性意见。
（一）反诈宣传深度不够
近年来，电信网络预警诈骗防范宣传工作已开展的如火如荼，基本实现了社会各个地区、群体的全覆盖，但仍然存在着部分群体、地区宣传教育深度不够的问题。在宣传方法上，当前大部分地区的反诈宣传仍普遍采取拉横幅、发送公益短信等传统方式，该方式初期效果较明显，但在长期采用的情况下，会逐渐丧失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而违法犯罪分子的骗术在不断更新，长此以往必将失去原有的作用；
在宣传时机的选择上，目前采用较多的是在民警日常执法中将反诈宣传单随机向当事人及周边群众派发，而民众只有在闲暇时间才会仔细阅读反诈宣传单页上的内容[3]，从而起到更好的宣传效果，而上述宣传时机的选择往往造成的是宣传材料的浪费，效果不佳；
而在面对不同的宣传对象时，工作人员往往忽视掉了不同人群的差异性以及接受程度，这种“无差别”式宣传往往只顾及到宣传工作的广度，而忽视掉宣传工作的深度。
（二）实际执行效率较低，效果较差
在基层反诈民警实际工作过程中，往往出现加班到凌晨却仍未能完成所有见面签单任务，或者匆匆见面签单来不及宣传教育的情况，这种情形的发生不仅是在浪费警力资源，往往也会给等待时间较久的潜在受害人带来负面情绪，影响工作的效果的同时，也不利于公安机关形象的展示。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预警分流不够细化，基层反诈民警任务量过大，负担过重。据笔者实际统计，2022年4月份共接收指令单637份，平均每天21.23份，意味着每天至少要见22名潜在受害人，并完成询问核实是否受骗、基本身份信息登记、诈骗类型登记、签字确认和拍照留痕等一系列工作，这对当天的值班小组来说会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
另一方面，由于诈骗预警的分配有着很强的随机性，所以经常会出现两位潜在受害人之间距离过远，导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赶路上，工作效率自然而然的被降低。此外，由于此项工作采用的是轮班制，而每一位民警都有自己较为擅长和不擅长的领域，这样就导致一些沟通能力不甚强或者对辖区地界不熟的民警的工作效率难以得到提高，进而影响到反诈工作的实际执行效果。
（三）反诈平台对诈骗预警类型的研判精度不够准确
当前，反诈预警平台对于预警风险等级已经实现了较为准确的研判，但对于诈骗预警类型的研判精度仍然不够，存在着大量误判或者未归类的认定类型。对此，笔者从基层工作的角度出发，认为该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由下至上的反馈效率低，难以形成及时有效的数据支撑，导致预警平台不能及时的更正算法的对应情况，甚至造成实际工作中数名潜在受害人一再被误判为有诈骗风险而反复签单确认的情况，加上部分基层反诈民警对于反诈工作态度，对反诈指令单的消极对待，也会影响到实际的反馈效果，从而影响预警平台的研判精度；
另一方面，由于当前反诈预警平台内部的诸多数据无法实现免费共享，而由区县一级公安机关自行购买的成本过高[4]，也造成了数据更新不及时，影响诈骗预警类型研判精度的情况。
（一）提高反诈宣传工作深度
紧跟信息化社会发展潮流，改进反诈宣传方式方法。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新媒体异军突起，并逐渐占领了民众的碎片化时间，在这一背景下，反诈宣传工作不妨搭乘新媒体的快车，利用当前流行的抖音、哔哩哔哩等短视频平台，自制或者与新媒体平台创作者合作反诈短视频，或者在官方短视频账号上以直播的方式，向群众宣讲反诈政策，解答群众存在的疑问等。通过对群众碎片化时间的争取，在潜移默化中增进反诈宣传的深度。
选择合适的宣传时机，提高反诈宣传的实际效果。在宣传时间的选择上，可以适当避开群众的正常工作时间，而是尽量在一些休息时间，例如下午下班之后、在一些节假日期间进行反诈宣传；
在地点的选择上，不妨在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场所、群众比较放松状态下的休闲娱乐场所设置反诈宣传点，采用反诈民警“摆摊”讲解等更有利于群众接受的方式进行宣传教育，拉进与人民群众的距离，提高群众的接受度，降低群众的抵触情绪，从而提升反诈工作的实际效果。
“因材施策”，增强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在进行前述数据分析时，可以发现诈骗预警类型与潜在受害人的性别、职业类型有着显著的相关性，故可以根据这一规律，对不同的群体采取不同的宣传策略：
从性别的角度来看，对于女性群体来说，由于该群体的网购水平相对较高，对其的宣传可以主要以防止“冒充客服或公检法”类诈骗为主，以防止“刷单”类诈骗为辅；
对于男性群体来说，由于该群体往往有较大的对获取经济利益的渴望，对其的宣传策略可以从防范“投资理财、网上赌博或者杀猪盘”类诈骗为主。
从职业类型上，对于工人等需要大量体力劳动的职业群体，由于其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工作环境较差且薪资普遍不高，尤其容易遭到各式各样的电信网络诈骗的侵袭。对于这一人群，宣传教育时应当以“刷单”类诈骗等易让人萌生“赚小钱补贴家用”想法的诈骗手段为主，同时兼顾其他类诈骗手段的讲解和普及；
而对于在校师生而言，针对其时间较为充裕，经济较为自由的特点，可以采取集中讲座的方式，讲解投资类诈骗的危害，而对于仍处在中学阶段的未成年人，由于其正处在学校、家庭的双重保护之下，主要的宣传方式还是以学校集中宣传为主，尽量避免在与学生在学校这类场合的直接接触，以免给学生造成过大的社交压力，对其身心健康以及学习产生不利影响；
对于个体工商户而言，由于其本身即处在经商环境中，故重点防范的诈骗类型仍然是与投资理财性质较为接近的诈骗；
对于普通企业员工而言，刷单类诈骗是最需要重点宣传防范的诈骗类型；
对于无业或退休人员，主要应对冒充公检法类诈骗进行防范宣传；
而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群中，由于已经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所以宣传的重点领域可以适当向上述职业类型，尤其是工人、普通企业员工进行适当的转移，以做到差异化宣传，达到更加均衡有效的宣传效果。
从年龄段的角度来看，30-55岁的人群仍然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的主要侵害目标，故该群体也是公安机关预警防范工作的重点关注对象。
（二）提高实际工作效率
细化预警分流，为基层反诈工作减负。在实际工作中，基层反诈民警的见面签单任务量过重，是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的主要原因。为此，可以将原有的预警分流进一步细化，将预警风险等级为紧急的情况优先级设置为最高，必须第一时间见面取消联系，而对于预警风险等级为高危的情形，则先经过后勤工作人员的第一轮核查和询问，在不能够明显排除被诈骗的可能或联系不上时，再分流至基层民警见面确认或劝阻并宣教，以提升工作效率效果。
科学分配反诈值班工作人员，设置机动小组。在反诈工作的具体分配上，应当做到因人制宜、因事制宜，选择交际、表达能力较强等更适合做此项工作的民警来执行反诈任务，并定期进行业务技能培训，学习先进地区的反诈工作经验，以专人专任代替轮班制，在提高反诈工作效果的同时，也提升反诈工作的稳定性。另外，除反诈小组之外，还应当设置临时机动小组，由副班或者其他人员来担任，主要解决相邻潜在被害人之间路途过远或者车辆抛锚等突发意外情况，了却反诈小组的后顾之忧。
（三）提升反诈平台的精度和实用性
从反诈预警精度的角度来讲，反诈平台技术组的工作人员应当及时对每天反馈的信息、数据进行更新，提高数据反馈更新频率，确定诈骗预警类型等信息是否正确，如有误判或者漏判及时更正或补正，一步步完善平台数据；
基层反诈民警要端正工作态度，实事求是，做到一手信息的反馈尽量准确，以提升数据反馈的实际效果，增加后续反诈指令的精确性，提升后续工作的效率、效果。
从反诈平台的实用性来看，通过本文三位受害人以及日常工作中潜在受害人的反应，大部分民众对于“电信诈骗已经发生还能否挽回损失”持消极态度。对此，公安机关应当在维护自身反诈平台的基础上，推进与其他部门的协同合作。以提高反诈平台的实用性，逐步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例如，可以通过与主要电信运营商的合作，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对涉嫌诈骗类号段、不明链接进行筛选和分类，不仅可以提升电信网络诈骗类型识别的准确度，甚至能在潜在被害人之前对可疑号码进行拦截，从而阻断犯罪分子与潜在受害人的联系，提前避免电信诈骗的发生；
也可以通过与银行系统的合作，对接收到潜在受害人准备、正在或者已经支付的预警时，第一时间对向关账户进行冻结、止付，以最大限度的挽回受害人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