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怀娟 彭承琢
自世纪之交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与程度均持续加剧。2021 年5 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下文简称“七人普”）结果显示，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64 亿，占总人口的18.7%，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1.9 亿，占比为13.5%，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分别上升了5.44个、4.6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0—14岁人口占比仅上升1.35个百分点，15—59 岁人口占比则下降6.79 个百分点。[1]上述数据表明，我国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从7%增至14%用时仅约21 年，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并且少子高龄化、多老快老等人口变化特点已逐渐明显。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养老保障政策设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等老龄工作的重大事项也在实践层面加快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及老龄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批示、讲话达30余次。[2]《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 等先后颁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些都标志着我国老龄工作进入了新发展阶段。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涉及方方面面，如银发经济的全面开掘、全生命周期的制度安排、养老文化的多维建构等，必定是一个长期的研究和实践过程。当前，最迫切的还是要补齐养老服务短板，解决老年人及其家庭的“急难愁盼”问题。在我国，由于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的施行，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长期依靠家庭解决，养老服务的社会化程度较低。然而，受社会流动的影响，我国农村家庭已逐渐小型化，其成员散落各地，直接削弱了家庭的养老功能。“不怕年老，就怕躺倒”，失能对老年人及其家庭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也考验政府部门的治理水平。因此，决策部门既要努力充实农村养老资源、探索本地化服务模式，更要着力解决失能老人的供养和照护问题。当然，只有搞清楚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才能更精准地供给相关政策和服务。为此，本研究拟对W市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进行描述，并探析相关影响因素，以求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安徽省W 市的“七人普”数据。W 市是安徽省第二大城市，下辖5 个区、1 个县，代管1 个县级市。2020 年，该市有常住人口364.4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263.5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2.3%，乡村人口100.9 万人，占比为27.7%；
60 岁及以上人口74 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0.3%，65岁及以上人口58.7万，占16.11%，[3]分别高出全国1.6 个和2.6 个百分点，高出安徽省2.2 个和1.1 个百分点。W 市的老龄化程度在安徽省16 个市中列第8 位。本研究使用的是W 市“七人普”长表数据中60 岁及其以上的乡村人口信息，共包含样本28494 个。
（二）因变量
长表询问了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其意指老年人对普查标准时点前一个月能否保证正常生活做出的自我判断。该题有4 个选项：健康；
基本健康；
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
不健康，生活不能自理。其中，健康是指“过去一个月健康状况良好，完全可以保证日常的生活”；
基本健康是指“过去一个月健康状况一般，可以保证日常的生活”；
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是指“前一个月健康状况不是太好，但可以基本保证正常的生活”；
不健康，生活不能自理是指“前一个月健康状况较差，不能照顾自己日常的生活起居，如吃饭、穿衣、自行走动等。”可见，“七人普”以自评健康状况来评估老年人的身体状况，这也是目前国内外较通用的健康测量方法。本研究将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作为因变量。
（二）自变量
自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主要生活来源、婚姻状况、居住状况。其中，“年龄”填报的是出生年月，处理数据时分成3组：60-69岁为低龄组，70-79岁为中龄组，80 岁及以上为高龄组；
“受教育程度”的选项为未上过学、学前教育、小学、初中、高中、专科、本科、硕士、博士；
“生活来源”的选项为劳动收入、离退休金/养老金、最低生活保障金、失业保险金、财产性收入、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其他；
“婚姻状况”的选项为未婚、有配偶、离婚、丧偶；
“居住状况”的选项为与配偶和子女同住、与配偶同住、与子女同住、独居（有保姆）、独居（无保姆）、养老机构、其他。
从表1 可见，在W 市农村老年人中，男性占50.4%、女性占49.6%，与安徽省“七人普”数据相差不大。低龄、中龄、高龄老人分别占比为 44.1%、41.2%、14.6%。近三成老年人没上过学、六成多老年人仅上过小学，总体上受教育程度较低。农村老年人虽可维持基本生活，但经济状况不佳，有55.3%的调查对象依靠家人供养，7.7%靠低保过活，两者合计超过六成。另有24.3%的老年人靠自己劳动获得收入，经济状况不稳定。近七成老年人有配偶，26.6%的老年人已经丧偶。此外，4.3%的老年人处于未婚或离婚状态。
表1 W 市农村老年人的基本情况（N=28494）
从居住情况看，50%的老年人与配偶同住，11.4%的老年人与配偶和子女同住，11.5%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可见，七成多的老年人是和家人住在一起的，这意味着他（她）们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非正式支持。20.6%的老年人独居过活（无保姆）。调查时，有保姆照顾生活的独居老人仅占0.1%，住在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只有1.1%，这些农村老年人大多身体状况较差，甚至生活不能自理。但即便失能，老年人家庭也较少通过请保姆或送至机构解决生活照料问题。
（一）单因素分析
依据表2，所有自变量均与身体健康状况相关。从性别看，男性老人的自评健康状况要好于女性，选择“健康”的人数比女性高8.5个百分点，选择不健康的比例比女性低2.1 个百分点；
从年龄看，分别有92%、84%、66.7%的低、中、高龄农村老年人觉得身体尚可，可见，年龄越小身体状况越好，反之越差；
从受教育程度看，老年人文化水平越高，健康自评越积极；
从经济状况看，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健康自评状况最好，而领取低保金的老年人健康状况最差；
从婚姻状况看，有配偶的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最好，未婚、丧偶的，身体较差；
从居住情况看，与配偶同住、与配偶和子女同住、独居（无保姆）的老年人，健康状况相对较好，入住养老机构或有保姆照顾的老年人，身体较差。
表2 健康状况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二）回归分析
将相关自变量纳入回归分析，可以发现：第一，年龄对农村老人的自评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受教育程度则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这与张文宏、张君安的研究结论发现是一致的，[4]也证实了以往研究的相关结论。第二，有劳动收入的农村老人，自评健康状况要普遍优于其他收入来源的农村老人。这也说明，主要经济来源为劳动收入的老年人，本身健康状况就比较好，能够自食其力，而那些身体状况不好的老人则更需要社会保障和家庭成员的支持。[5]第三，有配偶或者与配偶子女同住的农村老人，自评健康状况要优于丧偶或者独居的农村老人。这说明，家庭支持有助于维持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正如杨春江等人所指出的，家人和亲友的支持为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创造了两个有利条件：使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得以改善；
使情感得以满足、心态更加积极。[6]
（一）结论
总的看来，W 市85%的农村老年人身体尚可，但也有2.1%的老年人已陷于生活不能自理的困境，需要对这一群体给予重点关注。统计分析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来源、婚姻状况、居住状况对农村老年人的自评健康都具有影响，但性别的影响不显著。
（二）建议
1.关注农村高龄老人的身体健康，同时强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干预。衰老难以回避，与年龄增长相伴随的，通常是身体器官的老化、身心功能的退化、慢性疾病的发生与生活自理能力的受损。[7]特别是在步入高龄以后，很多人不得不或长或短、或多或少地依赖他人。因此，在构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时，应重点关注高龄老人、失能老人等特定人群的服务需求；
在制定相关养老政策时，要积极支持家庭承担照料责任，鼓励社会力量提供专业服务；
在开展农村慢性病防治工作时，要制定综合健康管理策略，并为高龄老人提供个性化指导。同时，要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的要求，[8]把老年期的健康风险化解在幼年、青年、中年等人生阶段，即通过改善膳食结构、进行身体锻炼、强化公共卫生、提升诊疗水平、打造宜居环境等“上游干预”措施，把预防作为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提高全人群的健康水平。
2.开展面向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教育，同时加强老龄化国情教育。本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对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这说明，文化程度越高，对健康问题越关注，越有可能采取健康行为以维护和改善自身的健康状况。所以，乡村干部、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可有计划地实施面向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教育，通过组织健康知识讲座、发放健康知识手册、开展社区义诊、展演视频话剧等多种多样的活动，引导农村老年人关注健康问题，提高其健康意识，帮助其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面对“银发浪潮”的到来，在乡村社会治理中，政府也应当积极开展面向农村老年人的老龄化国情教育，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老龄化基础知识，讲解我国老龄化发展趋势，介绍老龄政策法规，宣传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成就，推介典型的养老模式等。特别是要宣传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的相关知识。可依托乡镇社工站，或引入社会组织，设计和实施相关活动，帮助老年人提升健康水平。
3.增加农村老年人的可支配收入，同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很多研究都证实，经济条件与健康状况密切相关，因为金钱直接关系着老年人能否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生病时能否及时就医，能否获得有保障的生活照料与保健服务等。经济拮据，不仅会迫使老年人减少健康投入，还会加剧他们的不安全感，从而直接影响其身心健康。因此，政府部门要想方设法增加农村老年人的可支配收入，如，为中低龄健康老年人参与生产劳动创造有利条件；
提高基础养老金支付水平和高龄津贴标准；
减免低收入老人的医保缴费；
做实社会救助工作，防止困境老人陷入贫困或返贫；
宣传《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弘扬传统“孝”文化，指导和监督子女积极履行经济赡养义务等，确保农村老年人不愁吃、不愁穿、有房住，并能够获得可及、可承受的养老服务、医疗服务。同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举全党和全社会之力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表3 健康状况影响因素的多元有序logistic 分析
4.强化对农村丧偶老年人的服务介入，同时要为老年人家庭增权赋能。本研究发现，丧偶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相对较差，说明丧偶对老年人健康具有负向影响。有研究指出，丧偶会导致农村老年人抑郁、降低劳动参与率、失去精神慰藉、甚至引发经济贫困。[9]因此，要强化对该群体的服务供给，例如，在丧偶初期及时开展危机干预，协助老年人尽快走出痛苦，回归生活常态；
将该群体作为心理关爱项目的重点对象，引入专业力量，协助老年人解决因丧偶产生的抑郁、焦虑等精神健康问题；
评估丧偶老人的贫困风险，并提供精准化的救助帮扶；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引导农村丧偶老人参与社区公共活动；
对于有再婚意愿的丧偶老人，倡导家人尊重其合法权利，并探索个性化的婚介服务。此外，要把老年人的家庭作为政策对象，制定措施，为其赋能。包括：推动家人与老年人同住或就近居住；
减轻家庭照顾者的负担，特别是老年配偶与家庭主要劳动力；
提升同住家人的照顾的意愿与能力；
引导外出子女加强与老年父母的联系；
发展社会化长期照护服务，为老年人及家庭提供专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