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蒙召 孙洪伟＊
（齐鲁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3）
搪瓷盆曾经被大众广泛使用。像印着大红牡丹与喜字的搪瓷脸盆、浅黄色的搪瓷饭盒、经典白色的搪瓷茶盘、茶缸等都是童年记忆里的搪瓷器皿，这些已然成为了很多人的回忆，搪瓷制品也成为了时代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下，生活条件落后，百废待兴，作为经济、实用代名词的搪瓷制品成为了人们的普遍选择，因此这一时期搪瓷制品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搪瓷制品的这种广泛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跨越阶层与身份的广泛性，从国家领袖到平民百姓[1]，从城市到农村，从部队到工厂，搪瓷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另一方面是应用场景的广泛性，它可以作为家庭单品使用，也可作为办公用品使用。以上这些都体现了搪瓷制品的“功能”性，但真正让人念念不忘的是它的社会文化层面的“精神”性。就后者而言，牡丹图案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文章从1949 年后的现代生活这一时间范围内，探讨搪瓷制品中的牡丹图案广受人们喜爱的原因。
20 世纪初，搪瓷被引进中国。此后，牡丹图案始终是搪瓷器皿装饰中的重要纹样之一。早期的搪瓷制品中牡丹图案装饰受传统陶瓷装饰影响较大，但是随着搪瓷工业的发展以及搪瓷制品的普及，牡丹图案的造型、色彩及构图也逐渐定型。
1.1 牡丹图案的造型
“瓷盆瓷盘瓷口缸，结婚送礼面子光”，这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句话，一下子把人的记忆拉回到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搪瓷的年代。提起瓷盆瓷盘，从那个年代走来的人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牡丹的形象：两朵或三朵牡丹簇在一起，再加上大红色的囍字，这大概是当时最典型的搪瓷装饰图案。
从造型的角度来说，搪瓷牡丹图案大致延续传统，采用传统陶瓷装饰中常用的“朵花”造型。由于牡丹的花头较大，一般采用两到三朵组合的形式。花头大多呈盛开状，花瓣层次丰富，整体形象饱满，再点缀少量枝叶，具有强烈的装饰性。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主要是受到了清代雍乾时期珐琅彩和粉彩牡丹图案的影响。然而，需要强调的是，雍乾时期宫廷瓷器牡丹图案的造型比较多样，除朵花外，立木也是常见的造型之一。另外还包括折枝、缠枝等多种图案造型。但是在搪瓷制品的牡丹图案装饰中，却唯独青睐朵花造型，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1.2 牡丹图案的色彩
牡丹图案的色彩搭配极具特色，体现为对比强烈的“红配绿”——红色花头搭配绿色叶子。如上所述，搪瓷制品中的牡丹图案一般是二到三朵花头的组合。在组合中，牡丹花均为红色，但是不同的花头会在色相或者明度、纯度上有所区别。与花头相配合的叶子大致也采取同样的处理方式。
客观来说，“红绿配”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是现代设计中的“大忌”。然而，在现代搪瓷制品中，这却似乎不构成任何问题，并被广为接受。原因何在？从色彩设计的角度来看，当时搪瓷制品中牡丹图案“红绿配”色彩体系是经过一定程度“技术化”处理的。首先，在设计中有意识地控制“红绿配”的面积。“红绿配”之所以效果不佳，主要原因在于红绿二色是对比色。在对比色的设计中，色彩的面积是关键环节之一。搪瓷制品大多是白底配图案，图案所占面积往往不会太大，留出大面积的空白，能够很好地降低对比色的效果。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搪瓷制品都是如此，也有很多是图案占据主体，尤其是洗脸盆。在这类搪瓷制品中，牡丹图案的色彩设计大多会应用第二套技术方案，即通过调整色相、明度和纯度来降低红绿二色的对比效果，其中以玫瑰红与桃红这深浅二色所组成的花朵组合为典型，再配以墨绿色的枝叶，对比强烈而又整体和谐。
有趣的是，“红与绿”似乎不只是搪瓷器皿中的常见组合，还是当时社会中的“流行色”。红太阳、红宝书、红星等都是那个时代常见的视觉形象。尽管与绿色相关的视觉形象远没有红色丰富，但是绿色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可能更为紧密。尤其是绿色的军装、军大衣，是当时无数青年人梦寐以求且引以为荣的着装。尽管我们不能武断地将搪瓷牡丹图案中“红绿配”与绿军装、红太阳直接关联，但是二者之间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似乎也是很难否认的。
1.3 牡丹图案的构图
搪瓷制品牡丹图案的构图受到了明清时期陶瓷牡丹图案构图[2]的重要影响。明朝时期陶瓷牡丹图案的构图主要有分层组合和通体组合两类。到清代，牡丹图案中的分层逐渐衰微，而中国画式的构图则逐渐成为主流。这主要反映在清代粉彩、珐琅彩瓷器的图案构图中。这为搪瓷制品中牡丹图案的构图奠定了基础。
从工艺发展的角度来看，尽管搪瓷是一种舶来品，但中国早期搪瓷工艺大致脱胎于铜胎画珐琅，其手工描绘的方式、其线条的勾勒、色彩的点染都体现出强烈的绘画特征[3]，特别是画面中的落款文字及其书写方式都与绘画极其相似。这种构图形式对后来搪瓷制品中的牡丹图案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图1 富贵牡丹的构图即运用中国画的边角构图[4]，将牡丹图案置于边角位置，而文字性的视觉元素“红双喜”则置于画面的空白处。这种构图方式既传统又现代。从传统的角度来看，作为画面主体的牡丹，无论是题材还是其画面形象，都直接脱胎于传统；
而在画面的另一侧——作为文字的“红双喜”，事实上是传统花鸟“图文”体系中的“文”。然而，“红双喜”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至少不是书法意义上的“文”，而是一种经过设计的装饰性文字，其平面化以及整体性的特点都展示出强烈的现代气息。客观来说，传统意味强烈的牡丹与现代特征明显的“红双喜”结合在一起，并没有获得特别完美的效果，画面总是带有些许不协调的生硬感。但是结合历史来看，或许这就是那个时代特殊的历史印迹。无论作为生活用具的搪瓷，还是作为搪瓷装饰的牡丹图案，都是关于那个时代生活及其文化的物质呈现。
图1 “富贵牡丹”系列图案
作为日常生活中的装饰，牡丹从唐代开始成为重要的传统装饰题材，以富丽的宝相花为典型形式，见图2。到宋代，牡丹图案出现多样化的趋势，一方面，唐代宝相花式的组合图案继续发展；
另一方面，牡丹获得独立，出现绘画风格的牡丹图案（图3）。这基本奠定了中国传统装饰中牡丹图案的基本范式，明清时期牡丹图案的发展大致是这一范式的延续。
图2 宝相花纹
图3 绘画风格牡丹纹
明清时期，牡丹图案广泛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从平面的纺织印染到立体的陶瓷、雕漆、金银制品等，都存在大量的牡丹图案装饰。其中，最具时代特色的是“凤穿牡丹”(也常被称为“凤戏牡丹”)的创造。“凤穿牡丹”[5]是民间吉祥艺术中常见的主题，常应用于刺绣、剪纸、印花蓝布等器物。多以飞舞的凤凰和牡丹组成，凤凰谓之百鸟之王，同时也是幸福和吉祥的象征；
牡丹多象征富贵，因此凤穿牡丹寓意吉祥、富贵、如意。
牡丹题材的装饰之所以经久不衰并且能够不断推陈出新，除牡丹形象自身所具备的良好装饰、视觉潜质外，还与牡丹所承载的美好文化寓意密不可分[6]。从唐代开始，牡丹便被赋予了“吉祥、富贵[7]”的含义。在这一点上，经过周敦颐《爱莲说》的转述，被广为传播、接受。尽管周氏意在通过贬抑牡丹的富贵而突出莲荷的清雅，但其背后也确认了一个文化事实，即牡丹是“花之富贵者也”。然而，真正让人们感兴趣的是《爱莲说》中的最后一句“牡丹之爱，宜乎众矣”。用通俗的话来表述，即对牡丹的喜爱是大众性的。然而，作为士人的周敦颐，之所以对“富贵之花”的牡丹不屑一顾，主要原因在于其对“莲荷——君子——雅”与“牡丹——大众——俗”的区分。
图4 凤穿牡丹纹
至少到宋代，对牡丹的喜爱已经成为大众性行为。一方面，大众之所以喜爱牡丹，与牡丹的富贵象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另一方面，大众性的喜爱、推崇又进一步加强了牡丹与富贵之间的语义关联。尽管在周敦颐这类士人的眼中，象征富贵的牡丹是庸俗的代名词，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牡丹之爱”是“宜乎众”的。或许正是因为“牡丹之爱”的大众性，才是士人产生“牡丹——庸俗美”刻板印象的主要原因。然而无论如何，大众性“牡丹之爱”的背后是人们对“富贵——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一代代人的生活中，牡丹与富贵之间的语义关联不断被强化，最终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图案——语义”组合。
然而，随着牡丹图案范式的发展，附着其上的文化语义也在丰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新发展是牡丹与爱情之间的联合。相对于“牡丹——富贵”，“牡丹——爱情”的出现较晚，主要体现在明清时期的“凤穿牡丹”图案范式中（图4）。如果说，对富贵生活的向往是一种社会性的大众化行为，那么对爱情的表达和追求则会受到诸多限制，尤其是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环境中。因此，相对于一般牡丹图案（宝相花式的组合图案或独花式图案）日常化的装饰倾向，“凤穿牡丹”的应用空间则狭窄得多，主要出现在男女婚嫁相关的场景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凤穿牡丹”在传统日常生活中的缺失。相反，因其题材的特殊性及其强烈的仪式感，“凤穿牡丹”总是在人们的念念不忘中获得强烈的生活存在感。
作为装饰的牡丹图案，无论是何种范式，在传统日常生活中都承载着人的某些美好期望，可以是大众化的“富贵美满”，也可以是年轻男女“两情相悦”。在物物相授和口口流传中，附着于牡丹图案的美好生活寓意被不断强化，进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并成为现代搪瓷制品中的重要装饰题材。
从日常生活美好寓意的角度来说，搪瓷制品中牡丹图案的范式大致是传统的延续，但是结合现代日常生活的特点也有重大发展。
新中国诞生以后，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变化，重塑了日常生活的内容和形式。从本文研究主题的角度来看，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无产阶级当家作主之后，传统意义上的“富贵生活”不复存在，人人平等；
其次，青年男女之间的婚嫁获得了解放，实现了自由恋爱。这两方面的变化对现代搪瓷制品牡丹图案的装饰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无论是日常生活的内容，还是附着其上的文化，都要经历一次彻底的“新陈代谢”。在这个过程中，只有某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东西，在经过现代化改造之后，才能获得“重生”。就牡丹图案来说，其传统寓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富贵生活和美好爱情。毫无疑问，人对二者的期望是超越时间并且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无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都向往富贵生活和美好爱情。然而，在现代日常生活的背景中，没有经过现代化的改造，即使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富贵生活”和“美好爱情”，也不具备融入日常生活的基础。
在中国现代日常生活中，牡丹图案“重生”的路径有很多，但其与搪瓷制品结合却成为绝佳的范例之一。两者的相遇有偶然性的机缘巧合，但更重要的是符合各自发展的需求。从搪瓷的角度而言，在新中国早期的日常生活中，它主要是作为功能性产品而存在，如喝水的搪瓷缸、洗脸的搪瓷盆。但随着其产量的扩大及基本物质功能的实现，它还被寄予了更多的期望——尽可能地满足人日常生活中对美的需求。客观来说，搪瓷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选择之一。首先，搪瓷廉价实用，产量、销量极大，广泛存在于当时的日常生活中；
其次，搪瓷的釉质表面光洁平整，与陶瓷类似，具备很好的装饰潜质。从装饰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对搪瓷设计师来说，还是大众而言，牡丹图案都是一个熟悉且容易接受的题材。两者几乎是一拍即合地走到一起。
通过搪瓷，牡丹图案得以进入现代日常生活。现代人对于日常生活中牡丹图案的接受、喜爱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良好的装饰效果和美好生活寓意。表面来看，这似乎与传统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牡丹图案的喜爱没有差别，实际上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而言，传统的牡丹图案是“精英式”的，是以满足权贵们的需求为目标的。因此，传统的牡丹图案在视觉效果方面往往有较高的要求，要么是富丽堂皇而又规则严谨的宝相花，要么是细腻写实的绘画式牡丹。然而，在1949 年后，“权贵”被消灭了，也就不存在“精英化”的社会基础。因此，与传统的牡丹图案相比，这一时期的牡丹大多风格简率，缺乏富丽严谨的视觉效果。尽管在当下，这被很多人批评为“粗制滥造”或“俗不可耐”，但这却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无产阶级专政构成完美匹配。当然，这并非是说无产阶级的审美品位有问题，而主要是指在从传统社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转变过程中，一定会诞生新的视觉风格。这种新风格会与旧风格保持距离，并在视觉上形成鲜明的差异，以此来突出自己的“新”。既然如此，那创造一套全新的装饰体系应该可以更好地传达“新”，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地在一个传统题材上做文章呢？这涉及到一个复杂的问题，人都是社会中的人，首先要接受社会的塑造，但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社会一部分的人，都是在时间中展开的。简单来说，时间会塑造人的行为，并形成习惯，其中便包括审美文化及接受的习惯。对传统牡丹图案的继承即是这一文化现象的体现。当然，这一时期搪瓷制品上牡丹图案简率风格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新的意识形态因素之外，还包括上文中提到的西方装饰图案的传入以及新的装饰技艺等因素的影响。
必须强调的是，尽管在新中国的背景中，牡丹图案所承载的“富贵”寓意已经失去了意识形态基础，成为不合时宜的历史糟粕。但是与“富贵”相关、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却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这既是牡丹图案在现代日常生活中被广泛接受的文化原因，也是牡丹图案获得“重生”的意识形态基础。
在现代日常生活中，如果牡丹图案仅作为某种与“幸福生活”相关的视觉符号而存在的话，是不会产生如此重大的社会影响力的。牡丹图案的日常生活价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搪瓷而获得的。在“搪瓷——牡丹”这一组合中，搪瓷负责物质功能的实现，而牡丹则负责精神功能的满足，二者相辅相成。表面来看，这是一对完美的组合。然而，问题是在现代日常生活中，这并非是能够满足这种关系的唯一选项，至少还有陶瓷。那么，是什么促使“搪瓷—牡丹”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呢？除了颇具时代特色的搪瓷材料外，还与“搪瓷——牡丹”的新用途——礼物密不可分。
众所周知，当时年轻人结婚，在亲戚朋友送的贺礼中，总少不了各种搪瓷制品。在众多搪瓷器中，喜庆的牡丹题材装饰又是不可或缺的。然而，作为婚嫁礼物的搪瓷器，其牡丹装饰题材往往比较特殊。传统的“凤穿牡丹”题材因其与龙凤、封建之间的紧密联想而成为改造的对象。其结果是用蝴蝶替换凤鸟，与牡丹组成较为中性的“蝶恋花”图案，如图5 所示。客观来说，“蝶恋花”对“凤穿牡丹”的取代并非牡丹题材的“现代化”，只是用一种传统取代另外一种传统。但是在图案的寓意层面，“蝶恋花”更具现代意义，尤其是与《梁祝》等文艺作品相关联的时候，其对封建文化的反抗以及对自由恋爱向往的含义得以极大凸显。
在任何时代，婚嫁都是日常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活动。作为新婚礼物，“蝶恋花”搪瓷进入日常生活的方式是与众不同的，充满仪式感。在一间略显狭促的小房子里，花花绿绿的简易装饰、拥挤的亲朋好友、洋溢着幸福笑容的年轻夫妇以及作为礼物摆放在显眼处的各类搪瓷制品，构成了当时婚礼的典型场景。伴随着每一个新家庭的诞生，这类搪瓷器物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进入日常生活。作为婚礼仪式中的重要道具，它们的使命并没有随着婚礼的结束而终结，反而随着新家庭日常生活的展开而获得新生——从一个饱含美好生活寓意的礼物转变成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功能之物。对当时的搪瓷器来说，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实现从“礼物/象征”到“器具/功能”的转换，与“搪瓷——牡丹”的结合密不可分。一方面，相对廉价、大批量生产且功能良好的搪瓷为这一转换提供了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牡丹图案丰富的传统寓意（富贵与爱情）则为语义的转换与接受提供了文化基础。如此一来，以搪瓷为载体，牡丹图案既能以礼物的形式见证一个个新家庭的诞生，也能够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气中进入每个家庭的日常生活。
历经千年，牡丹图案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萌芽，经历了唐代的繁荣、宋代的发展以及明清时期的定型，在传统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进入20 世纪后，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以及新技术的发展，与搪瓷的结合让传统的牡丹图案焕发了新生。尤其是1949 年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背景下，无论是牡丹图案的范式还是寓意都获得了重生，这集中体现于“蝶恋花”对“凤穿牡丹”的取代。
然而，真正让传统牡丹图案获得重生的是其与现代日常生活的紧密关系。客观来说，这是通过搪瓷制品来实现的。价格低廉且产量极大的搪瓷为牡丹图案进入日常生活提供了绝佳的路径。当然，这一方面是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牡丹图案自身所承载的某些普遍性的价值——对美好生活和美好爱情的向往，这使其能够相对容易地实现与现代日常生活之间的沟通与转化。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诞生了“搪瓷——牡丹”类型的产品。作为一个兼具功能与装饰并且还具有强烈仪式感的产品类型，“搪瓷——牡丹”在中国现代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至今日，当人们去回望时间的另外一端，似乎已经很难确认究竟是搪瓷为牡丹图案的重生提供了途径，还是牡丹图案为搪瓷大规模深入日常生活提供了装饰基础，亦或是一次在恰当时间、恰当地点的完美偶遇而已。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深入日常生活的产品类型，“搪瓷——牡丹”已经深深地烙上时代的印迹，成为很多人心中念念不忘的生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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