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伟
身份认同的隐喻书写：1950-1960年代台湾女性小说创作
刘 伟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台湾女性小说作为台湾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生和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中具有独特性。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女性小说创作关于身份认同的隐喻书写主要有四个面向：一是政治身份的“命题文学”书写，二是文化身份的“命运文学”书写，三是地理身份的“故土文学”书写，四是国族身份的“流放文学”书写。这些关于个人和力比多驱力的文本，基本与台湾社会历史同辙，为家国政治论题延伸出了性别思考与文化认同的面向。通过这四个方面深入考察，以揭示战后台湾知识分子的流亡心态和集体性的身份认同危机。
台湾女性小说；
隐喻书写；
身份认同危机
自1990年代以来，因受后殖民理论的青睐，身份认同问题作为人文社科领域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学术界呈现明显上升趋势。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社会经由威权统治的政治高压到逐渐转向市场经济开放的过渡，一批来自大陆的女作家撒下的文学火种，在台湾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非凡意义。纵观台湾女性小说创作的演变轨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女性小说关于身份认同的隐喻书写，主要有四个面向的关怀：一是一元化文化政策主导和推动下的政治身份认同的“命题文学”书写；
二是政治风暴夹缝中延续五四时期新女性精神的文化身份的“命运文学”书写；
三是被迫流徙中故乡消融与重构的地理身份的“故土文学”书写；
四是主动放逐后文化冲突影响下的国族身份的“流放文学”书写。此前研究者多把这一时期女性小说划入“主妇文学”“纯情文学”“新女性文学”，而忽视了文本深处女性作家主体意识中潜在的对身份认同不安的书写部分。因此，拟从身份认同的视角来解读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女性小说的创作现象。
1949年冬，国民党当局因其溃败被迫迁台，大力倡导“战斗文艺”。由于当时的政治生态环境与社会心理背景的共同作用，“战斗文艺” 创造了一种幻像，为这些流亡台湾的失乡者虚构了一个政治神话，迅速占据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文艺主潮的地位。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战时体制也将女性纳入动员框架，赋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权力，并要求女性尽一个国民的义务。在这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文学生态中，大陆迁台女作家也难逃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一些女作家以峻急之情投入“战斗文艺”的写作，或在作品中流露出“反共”的政治立场与“战斗”倾向;或将共产党进行“妖魔化”的神话暗喻;或在“反共战争”场面描写中宣泄仇恨情绪;或在小说结尾增添“反共的尾巴”等[1]。这个时期，潘人木等不少女作家在官方倡导的主流话语方面着力创作，著名女作家孟瑶、苏雪林、王文漪、谢冰莹等的作品中也都有迎合官方意识形态倾向。
（一）隐覆蒙蔽式的暗喻创作
在20世纪50年代“战斗文艺”创作热潮中，“风头最健”的女作家当属潘人木。她的《如梦记》（1951）、《莲漪表妹》（1952）和《马兰自传》（1954）等三部小说分别获得台湾当局颁布的“中华文艺奖”。她将爱情加反共的政治立场，透过青年婚姻爱情的成与败，贯穿于主人公复杂曲折的人生故事之中。如《莲漪表妹》描写富有爱国情感抗日青年受到左派的所谓蛊惑宣传，为追求救国之道投奔延安，却做了共产党的牺牲品；
如《马兰自传》通过男女青年的爱情把动乱时代的根源和人物悲剧的祸因，一起归罪于共产党。
（二）直白喧嚣式的应和创作
孟瑶的小说《危岩》（1954）描写共产党员高适以爱情为幌子，暗中利用深受着自己的善良温顺的戏子婵娟嫁入吕家做妾，以达到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目的。《梦之恋》（1955）则叙述了男女主人公思念受共产党欺骗而滞留在大陆的前女（男）友。作者站在反共立场，编造类似的故事以应和当时官方的反共意识[2]。谢冰莹的小说《红豆》（1954），虽然叙述的是一对台湾青年的恋爱悲喜剧，男主人公林子钦和女主角李玉梅是一对善良的青年，富有爱国热情，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遭遇到势利的父亲的阻挡和折磨。但作者自觉迎合官方主潮，故在小说结尾增添一个“参军复国”的“反共的尾巴”。有人甚至建议小说结局写成“光复大陆”后两人再结婚[3]。
由此可见，政治身份认同成为部分大陆迁台女作家的“自觉诉求”，而小说则成为女性政治身份隐喻书写的最好载体。这类小说为了迎合“政治命题”主题，不惜颠倒是非、歪曲社会历史和生活现实。
从作品的情节发展到笔下的人物设计，都落入窠臼，以严重的模式化与标签化创作，形成千篇一律的“反共八股”。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随着国民党政治神话的崩溃，“战斗文艺”片面追求文学的教化功能的创作背离了文学的美学特征，最终走向了全面衰落。
这一文学现象也喻示着那些追随、迎合当局意识形态创作的女作家，其政治身份认同随着认同主体的坍塌、幻想的破灭而宣告终结。但“战斗文艺”为台湾女性文学队伍的生成，参与写作进入文坛政坛，起到了鼓励和推动作用，台湾女性小说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下奠基形成。
虽然国民党当局迁台后为保全政治，人为阻止大陆五四后知名作家著作进入，使得台湾文学与中国新文学文化断层，但1950年代迁台女作家在民国时期的大陆接受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教育，历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入台后她们接续五四以来女性解放的历史线索，回归文学本位，以女人、婚姻、家庭为基点写作，恪守现实生活中的文学使命感，虽然作品仍旧折射出塑造符合男性话语体系与道德审美规范的女性形象，但通过关注女性的社会地位与精神需求，凝结了作者对不同环境里不同层次的形形色色的女性问题的思考。
（一）旧式女性的哀怨控诉
20世纪 50 年代的台湾女性小说关注点为揭露和批判封建陋习所造成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如林海音、郭良蕙、张漱菡等小说聚焦在婚姻家庭与男女情爱的问题，从女性视角上充分表现展示同情、批判、呼唤人性美的主题。
如林海音的《金鲤鱼的百裥裙》( 1964) 描写金鲤鱼永远跳不出“妾”的“龙门”，揭露封建观念生存下的女性不论生或死都无法摆脱的悲惨命运。如郭良蕙的短篇小说集《禁果》，描述赋闲在家的新知识女性的“现代性怨恨”：内心所产生的烦闷与愤懑无处发泄，寻觅不到光明的路途。如林海音小说《晓云》（1959）、孟瑶的《斜晖》（1953）中以传统写实主义的风格对被金钱、欲望腐蚀的人性的批判等等。这群女作家更愿意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捕捉，对社会风气的描摹，对人性善恶的揭示，把一缕缕温情注入其作品中，用文学捍卫人类美好的人性[4]。
（二）现代女性的叛逆抗争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由战时生活向经济建设转变，传统的价值体系逐渐动摇，女性的自我救赎、自我超越意识逐渐确立。如陈若曦、欧阳子、施叔青等积极实践西方现代文艺创作理念和技巧，充分运用“心理分析”“意识流”叙事技巧，开拓新女性写作风格，深入探讨现代女性的命运。
如施叔青的《壁虎》( 1965) 突破禁忌，表现出传统道德压制下的青春期少女追逐情欲的渴望和焦虑; 而欧阳子的《魔女》( 1967) 冲破传统道德的惯性力量，描写大胆的叛逆行为，展现出女性情欲的天性释放。作家以细腻幽微的笔触塑造病态、诡谲的众多女性形象，道出女性多种多样参差不齐的生存状况和面临社会变迁时迷惘不安的内心状态。
由此可见，政治意识形态一元化背景下，1950年代迁台女作家的作品不畏当局政治风暴，无疑于甘露清泉，浸润着读者干涸的文学心田，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与心理共振。但不同于五四前后同题材猛烈批判的书写方式，她们的作品细节描写温婉、细腻，不平之鸣在触及了问题后游离问题实质而趋向中庸的怀旧，并没有指出明确的路标。作品中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中庸风格，应该与她们在大陆民国时期所接受的知识文化教育背景有关联的，这种观察与省思社会现象下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怀和描写，成为女性文化身份隐喻书写，塑造了愈来愈多的台湾女性形象，对日后台湾文学女性主体意识建构打开叙事想象的空间。
在政治文化管制甚严的文化生态中，虽然一些女作家也积极回应官方文艺要求，但更多历经烽火流离、沧桑巨变的女作家们，随着背井离乡的时日增多和回归的无望，通过“故土文学”的书写，通过家国乡土历史文化想像的重塑，从个体生命的真实体验出发，通过女性视角、以女性独特的性别意识和主体自觉，建构有别于男性视角的家国叙事。以聂华苓、童真、刘枋、艾雯等迁徙流离的人生际遇构筑出家园情结的空间论述，呈现了这一时期地理身份隐喻书写的创作现象。重塑女性与家国乡土的地理身份，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小说中的家国政治论题，延伸出了性别思考与文化认同的面向，从而增加了台湾文学的丰富性与多元化[5]。
（一）深情回忆的“望中原”
以聂华苓为代表的1950年代迁台女作家频繁迁徙的经验直接建构强烈的自传色彩和女性视角关照的文本。聂华苓的短篇小说集《台湾轶事》发生于1949-1964年间，“全是针对台湾社会生活的现实而说的老实话”[6]，包含深刻的家园之愁。如小说《爱国奖券》隐喻书写了外省第一代人的根的丧失，及其重返大陆梦想的破灭。《姗姗，你在哪儿》寻找姗姗的描写中，通过记忆呈现的往昔生活表达青春故土的缅怀，而现实里失望的姗姗象征理想的失落。如《一朵小白花》谭心辉和丁一燕身处失望台湾的“现在”，转而追忆美好大陆的“过去”，两人的对话寄予青春岁月的怀念，意味着对大陆故乡的思念。
（二）蜕化久安的“家台湾”
反观童真的《穿过荒野的女人》（1958），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主人公薇英逃离了封建家庭的压迫，终于在台湾这个新的空间开辟了属于自己和女儿的乐园。这时的家国想象已不再是纯然的美和快乐，而是伤痕与痛苦的象征。女主人公把台湾当做新故乡，并在此找到自我价值，在空间上实现了迁移和转变，同时也在心理上不断脱变和成长。如刘枋的《逝水》（1956）主人公江芸，即把台湾视为自己的新故乡，在这里的她通过接受新的生活，实现自我命运的改变。江芸流连辗转的一生，不仅体现作者刘枋对女性人格成长的肯定，也是她对台湾新家园给予女性新生活的期盼。如艾雯的《生死盟》（1951）中，由于战争廖唯行被困在台湾，而与他有相同经历的女性程辉却有着不同的生活理解，她既渴望回到大陆，又将台湾视作生活的天堂。正是这样一个对家国和故乡有着无限热情和向往的女性，让廖唯行感受到家的温暖，与生活中的一丝亮光。在艾雯笔下，男性在生活中的空虚、消沉，与女性的积极与热情形成一种鲜明对比，女性却将这里视作生命的第二故乡，她们一方面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下，拥有更多的社会机遇，一方面更多地着眼于身旁琐事与当下生活的变化。
在人类文化史中，“流亡”与“认同”两种文化现象是民族文化认同的衍生物。1950年代迁台女作家小说中流亡现象的描写、对家园丧失的焦虑和重构的冲动是与大陆有着深沉血缘亲情关系的自然表现，往往包含了对个人或集体身份意识的反思与缺失的追寻。她们一方面在回忆家国故土，追忆大陆时期逝去的青春；
另一方面又逐渐将台湾作为新故乡，通过接受新的教育和工作，实现自我命运的改变。以上作品由“家”而“国”的延展推衍，依附于女性命运的故事背景，正是1950年代迁台女作家地理身份书写的共同特点。
1960年代台湾社会掀起留美的热潮，因此“流放文学”盛极一时。
这一题材女性小说创作的主题基调沉重灰暗，故土一度成为作家笔下不堪的过去。这些小说关注东西方文化的割裂差异下留学生选择困境的探讨与反思。影响比较深远的女作家主要有聂华苓、於梨华、吉铮、欧阳子等人。这些“流放文学”表达出对国族身份认同的彷徨与拒斥，呈现出一种文化之根“丧失”后被现实居所放逐的主题。
（一）伤感吟唱“失根”痛楚
於梨华是作为台湾“流放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她创作了一系列留学生题材的小说，如《归》《也是秋天》《变》《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等，为“流放文学”做出了突出贡献。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1967）以台湾为主要故事背景，通过时间与空间交叉叙事成功塑造了牟天磊逃避文化霸权的受挫感型的“漂泊一代”艺术形象，淋漓尽致展示了脱离大陆母体文化的一代人在台湾本土的文化压抑与西方异质文明挤压之间的徘徊。吉铮的《拾乡》（1967）的主人化荣之怡与《又见棕搁,又见棕搁》中的牟天磊有着相似性，塑造了中美文化割裂下找不到落脚土壤的女留学生形象，表达了对母体文化远离日久后的追寻与失落。
张晓风的短篇小说《哭墙》（1968），从名称来看，便带着这种悲戚与忧伤。小说中的故事发生于1949年后的台湾，主人公莼之和自皓与之有着相同的精神境遇，他们从大陆被迫移居到台湾，台湾于他们而言便是“流亡之所”，在这狭小而孤寂的流亡之地，他们需要寻找一处“哭墙”。有学者指出，用“哭墙”作为悲伤和忧郁的诗意象征，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以色列、台湾来说是合理的[7]。在张晓风的笔下，最突出的两个内容就是“中国”和“基督教”，《哭墙》将其融合在一起，基督教中的故事与中国的故事似乎形成了一种对话与呼应。这样的对话在一种“寒”的意境下展开，男女主人公在文中没有体现出炙热的爱，甚至也没有痛彻的恨，这之中的苦闷来源于自身境遇，自然也与民族的征战攸关。
（二）无尽漂泊无根流离
聂华苓的代表作《桑青与桃红》（时间跨度从1945-1970年），是作者前半生经历颠沛流离、流亡台湾，被迫赴美的漂泊心态的写照。《桑青与桃红》是对母体文化有意拒绝流离各个空间的分裂感型的“无根一代”艺术形象：不仅没有得到精神家园的皈依，反而迷失自我，持续追问“何处是归程”。作品借助女性个体的生命断裂拆解历史记忆，解构宏大叙事，文中所记载的支离破碎的空间困境充满外在威胁和内在恐惧，影射国家命运和现实的悲哀。白先勇认为“这篇小说以个人的解体，比喻政治方面国家的瓦解”，而不少研究者认为《桑青与桃红》叙说了20 世纪“流浪的中国人”的故事，作品中个人的流离命运与人格分裂隐喻或表现了民族国家政治的历史性悲剧[8]。
留学生题材“流放文学”是女性作家精神苦闷的宣泄，与国族身份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这些小说反映“无根的一代”的身份困境和文化焦虑，心理上保持着与所在国文化的距离，空间距离又阻隔与本土文化的联系，时代特殊的背景和文化心态使他们在“无根”的矛盾与苦闷中自我放逐。这一方面缘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更主要的来自于精神上失去国族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迷茫[9]。但此时漂泊与失根的一代所遭遇的精神困境与认同危机，并未反映出东西方文化碰撞时代的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义。
综上所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女性小说创作，是在中国古代文学和“五四”新文化影响下及其国民党主政的台湾政治语境制约下形成和发展的。作为具有敏锐社会触觉的女作家，沉痛的国家记忆和多舛的命运流转使她们在作品中直接投影，呈现出从政治身份寻回文化身份认同的转变，从地理身份嬗变国族身份认同的焦虑，延伸出女性视角的家国政治论题和性别思考与文化认同的主体性确认。与此同时，在流亡、漂泊的时代苦闷中迷失于无法确定的身份中，揭示了战后台湾知识分子内在困难的流亡心态，书写无所出路的“圈外人”身份认同危机意识。
[1]樊洛平.政治话语遮蔽下的不同女性文学境遇比较——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两岸文坛谈起[J]. 暨南学报,2011,33(5):23-28+39.
[2][3]林丹娅.台湾女性文学史[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
[4]林丹娅.195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生成之探究[J].中国文化研究,2012 (2):164-174.
[5]钟希明.流寓与离散:20世纪中叶台湾女性 小说叙事转型[J].武夷学院学报,2021.40(10):63-68.
[6]聂华苓.《台湾轶事》写在前面[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7]马立安·高利克,周国良.评张晓风初登文坛的小说《哭墙》[J].华文文学,2013(2):112-118.
[8]朱立立.女性话语·国族寓言·华人文化英雄 ——从文化研究视角重读当代华语经典《桑青与 桃红》[J].台湾研究集刊,2006(3):85.
[9]王勋鸿.国族认同与女性主体建构——於梨华及其留学生文学论析[J].湖洲师范学院学报,2012, 34(3):13-16+24).
I207.42
A
1672-1047（2022）06-0086-04
10.3969/j.issn.1672-1047.2022.06.23
2022-11-06
刘 伟，男，福建福安人，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责任编辑：何玲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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