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燕，陈忆梅
（安徽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21世纪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韧性显著，数字技术的大量投入和应用推动了我国实体经济改革，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已达到四成。在数字化大浪潮下，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发展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越来越多的企业借助数字化转型升级变革运营模式来提高生产经营效率，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1]。企业能否及时抓住技术赋能的新机遇，依托数字化转型获取可持续发展动力，提高财务绩效并完成产业结构升级的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全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对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要求具有现实意义。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出现了部分企业因转型周期过长的“不敢转”、转型能力弱的“不能转”等现实困境[2]。《2021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研究》显示，2021年有16%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取得了显著成果，多数企业仍面临转型失败的问题，而风险因素是企业战略转型发展的重要制约。一方面，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容易加剧转型进程中的决策风险、创新风险；
另一方面，在内部制度环境不健全、风险监管机制松弛的情况下，信息约束、委托代理等问题也可能会影响到技术转型的顺利实施。基于此，本文从风险管理视角出发，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内部控制质量，分别考察其在数字化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中的作用。此外，研究表明在新技术的引入对企业行为选择、绩效影响等过程中，财务风险都发挥着重要作用[3]，因此，本文将财务风险纳入逻辑框架，考察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的机制作用。
现有国内外文献大多从宏观视角探索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与社会影响，主要选取省市级指标对数字化转型进行刻画与衡量，而以微观企业为视角的研究并不多。部分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缓解信息约束[1]、降低风险[3]、获取资源[4]和商业模式创新[5]等显著提升企业绩效。但是，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数字化转型并不能对企业运营绩效产生促进作用[6]，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数字化转型与绩效可能呈倒“U”型关系[7]。总体而言，研究结论并未统一，尚存在继续深入的空间。本文的贡献主要如下：一是从企业风险视角出发，关注内外部风险因素对技术转型和企业绩效提升带来的影响，有助于揭示数字化转型中风险干扰和防御的重要影响，为风险管理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二是将政策不确定性和内部控制两大环境因素融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中，考察二者的调节效应，拓展了经营环境与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范围，为破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提供理论支撑。
（一）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资源的独特性是其长期竞争优势的保障。首先，企业获取数字化资源，对其加以优化整合、有效管理，可以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8-9]；
数字化资源能够充分调动和融合运用企业内外部资源，加速资源要素流动，提高资源再配置效率。其次，数字技术能够有效挖掘数据并迅速获取高质量信息，协助管理者及时发现企业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并反馈决策的实施效果[10]，从而缓解代理冲突，完善企业内部监督，优化管理者的决策环境[11]，提高企业管理决策有效性和治理水平[12]。此外，随着技术转型的推进，企业能够向外界更好地传递内部运营状况，从而吸引外部优质资源投入，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巩固企业风险应对能力，维持自身财务状况稳定性，从而为企业绩效的提升形成有力保障。再次，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基于技术与创新的战略发展模式，企业通过实施新的战略和商业模式、构建新的业务逻辑、更新产品与服务来创造和获取价值的同时[13]，能够更高效地将技术投入转化为经济价值，企业利用技术升级的契机加大配套技术设施和人才建设，在加大研发投入的同时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质量。最后，根据风险管理理论，风险管理是通过风险识别、测定、处理及风险控制技术，把风险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的管理过程。结合技术创新理论，数字技术创新为优化风险管理提供了新路径：数字化发展使得企业内部沟通加强，内部监督效率提高，增强风险管理有效性，经营风险得到缓和；
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全面的数据和风险分析，可以通过全过程与全方位的监督财务管理来降低财务危机的发生概率[14]。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数字经济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二）数字化转型、政策不确定性与财务绩效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国内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次高速增长阶段，政府的干预有所增强，经济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不断提高，对微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财务绩效产生了一定影响[15-16]。
首先，政策不确定不仅会抑制企业资源的整合管理，还可能抢占数字化转型的资源基础。一方面，随着政策不确定性加强，企业难以对未来的政策环境进行准确预测，使得数字化转型中企业面临的外部风险剧增，不利于企业运用数字技术从市场中获取更多的资源和发展机会，从而降低对内外部资源管理配置的效率，阻碍数字化进程，引发的资源错配风险会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政策不确定加强也意味着企业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成本来减轻其不利影响，这会导致原本该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资源被占用，转型的资源基础被削弱，增加数字化转型中新业务的运营风险，继而影响企业日常生产经营。其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给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创新风险，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和创新的意愿会减弱，推动变革的积极性会下降。研发活动有较强的不稳定性[17]，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因素影响，由于研发周期较长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发生的变动，企业将面临较大的研发失败风险，难以实现数字化战略的绩效提升。最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会加剧企业经营环境的波动，影响企业现金流的稳定[18]。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约束加重，银行借贷政策更加严厉，投资者更具强烈的风险意识，进一步缩小了企业融资渠道，由此诱发的财务风险概率增加，导致数字化转型活动难以进一步开展，损害企业价值。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H2：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弱化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关系。
（三）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与财务绩效
内部控制作为企业重要的内部管理机制，对监督企业生产经营管理、防范化解企业风险都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面对数字化转型和提升企业绩效时，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约束管理者投机行为、防范风险、提高创新质量的作用。首先，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降低企业内部信息约束，不仅能够改善企业决策环境，降低企业行为决策的难度，还可以及时反馈决策的实际执行情况，保证各部门分工合作的效率，有助于克服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决策问题，提高企业生产协作的效能。其次，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协助企业管理层快速识别财务风险，从而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来防范和抑制风险。强有力的内部监督机制能够削弱管理者的自利行为，提高生产经营的稳定性，有利于改善数字化转型开展的环境，对企业绩效有所裨益。最后，良好的内部控制，畅通了信息传递，使企业获取更多的创新资讯，能够有效防范和控制数字化活动中可能产生的创新风险[19]，保障创新活动顺利开展并提升创新水平[20]，从而提高企业数字化创新的效率，提高公司绩效。同时，由于技术转型不仅需要投入高昂的成本，包括大量的投资和运营费用，而且回报周期长，需要长期稳定的外部资金支持，而企业通过良好的内部控制可以降低融资约束，从而缓解技术转型中的成本风险。可见，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机制大大提升了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有助于预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风险因素。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
H3：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内部控制质量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关系。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20年A股非金融和保险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删除了ST、ST*类公司以及除去含有缺失值的样本后得到10 060个观测值。对所有连续变量按1%和99%缩尾。数字化转型和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内部控制数据来源于迪博数据库。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针对假设1，建立模型（1）：
其中，被解释变量财务绩效ROA为企业i第t年的绩效，解释变量为数字化转型Dig。度量方式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表
针对假设2和假设3，建立模型（2）和（3）：
模型（2）和（3）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内部控制质量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中的调节效应。EPU指标参考陆尚勤和黄昀（2018）[21]将月份指数转化成年度指数并取对数来衡量。IC用内部控制指数除以100衡量。模型中的数字化转型Dig、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和内部控制质量IC都是去中心化处理后的变量。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为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ROA的均值为0.992，中位数为0.818，说明样本公司中多数公司已经基本达到了平均水平，但标准差比较大，说明企业绩效样本值分布不均匀。Dig最小值为0.693，最大值为6.047，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存在明显的差距。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了VIF检验，每个变量的VIF值均小于10，最大值为1.94，最小值为1.01，均值为1.29，表明其结果受多重共线性影响较小。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年份和行业双重固定效应进行回归。表3中列（1）的Dig系数为0.039，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列（2）回归结果显示Dig与ROA的系数为0.036，在1%水平上显著，Dig与EPU交乘项系数为-0.034，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负向调节两者关系。列（3）的回归结果显示，Dig与ROA的系数为0.036，在1%水平上显著，Dig与IC交乘项系数为0.022，在1%水平上显著。综上可见，前文假设全部成立。
表3 回归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1.替代变量
考虑结论稳健性，对被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了替换。其中，被解释变量ROA以净资产收益率（ROE）进行替代；
调节变量EPU根据陆尚勤和黄昀（2018）[21]利用TPU指标计算得出的经济不确定性指数（TPU）进行替代；
调节变量IC以其同年度均值（IC1）进行替代；
另外，也将Dig滞后一期进行了检验。表4可见，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表4 替代变量表
2.工具变量法
考虑到模型中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倪克金和刘修岩（2021）[22]的做法，选取数字化转型Dig的同行业年度均值作为工具变量IV。工具变量通过了不可识别和弱工具变量检验，说明工具变量选取的合理性。表5所示，第一阶段检验中，IV与Dig的相关系数为0.500，在1%水平上显著；
第二阶段检验中，Dig与ROA的相关系数为0.149，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之后，假设H1依旧成立。
表5 工具变量法回归
（四）进一步分析
1.异质性检验
企业特征属性是影响转型的重要因素，本文选取三个企业异质性变量，考察它们的不同表现。首先，国企相比非国企存在两权分离更严重、代理成本相对更高等问题[23]，而非国有企业在经营决策方面更具有活力和创新意识，更善于学习和利用数字技术，所以本文按照产权性质进行分组。其次，董事会规模小的经营决策效率可能更高，在创新方案的制定方面也可能更加灵活，但抗风险能力不强，于是以董事会规模（Board）中位数作为董事会规模大小的分组依据。最后，基于上文分析，本文考虑了融资约束程度不同对企业技术转型的影响区别，以融资约束SA指数的均值（姜付秀等，2019）[24]作为融资约束大小的衡量指标。表6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以及政策不确定性和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效应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存在差异，其正向影响及调节效应在非国有企业、董事会规模较小、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样本中更显著。
表6 企业异质性检验表
（续表6）
2.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分析，企业财务风险在数字化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于是本文将财务风险（Risk）作为中介变量，参考温忠麟等（2014）[25]的做法进行机制检验。采用Altman（2002）[26]修正的Z指数的相反数衡量Risk，数值越大，说明风险水平越高。由表7列（2）可知，数字化转型Dig与财务风险Risk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20，在10%水平上显著；
列（3）表示在控制财务风险Risk后，数字化转型Dig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系数为0.028，在1%水平上显著。最终，财务风险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之比为29.28%。
表7 数字化水平、财务风险与财务绩效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上市公司的数据样本，研究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财务绩效的提升，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内部控制质量能够显著调节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的关系，高程度的经济政策不确定会抑制其正向关系，而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会促进正向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财务风险是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提升的重要影响机制；
非国有企业、董事会规模较小、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样本中数字化转型对绩效的正向影响以及调节效应都更为显著。
根据结论，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企业应高度重视时代发展的契机，把握数字化转型的机遇，主动利用数字技术，紧跟数字时代的快车，积极参与数字化平台建设，以数字技术赋能价值链的所有环节，加强技术与生产经营的融合，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同时，企业要深化风险管理，建立并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和调控机制，以应对内外部政策风险、财务风险带来的环境压力。第二，关注政策不确定性给企业发展带来的风险，发挥高质量内部控制质量水平对风险的防范作用，协调好转型、风险与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相关部门在政策层面须对企业给予一定的扶持和引导，帮助企业有效缓解风险。第三，许多企业受限于融资压力，对数字化转型“有心无力”，除了大力发展创新融资模式，纾解企业因资金压力造成的转型困难，激发其数字化转型的活力之外，政府也可以通过给予财政补贴等方式来缓解企业资金约束，支持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第四，针对国有企业转型效果不佳的问题，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国企混改、股权激励等方式来释放国企活力，提升国企转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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