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楠
(淮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全球气候变化往往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影响，甚至威胁人类的生存。中国位于东亚季风区，是遭受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2022年入夏以来，受持续高温少雨气候的影响，南方干旱、北方洪涝的局势特别明显。据国家应急管理部网站8月12日报道：南旱北涝格局持续，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要求防汛抗旱两手抓(1)参见《南旱北涝格局持续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要求防汛抗旱两手抓》，https://www.mem.gov.cn/xw/bndt/202208/t20220812_420088.shtml，访问日期：2022年8月23日。；
8月22日又报道：南旱北涝态势持续，7月至8月，长江流域出现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少降水，流域多地发生重度气象干旱且还将持续发展(2)参见范荣义：《南旱北涝态势持续九号 台风又将来袭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统筹部署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https://www.mem.gov.cn/xw/bndt/202208/t20220822_420841.shtml，访问日期：2022年8月26日。。财新网8月27日报道，历史性的高温热浪使长江流域多省份遭遇严重的气象干旱、水文干旱和农业旱情，导致山火频发，江河、湖泊“汛期反枯”(3)参见杨玉琪，康佳，黄晏浩，等：《南方大旱带来系列挑战夏秋连旱还需提防》，https://database.caixin.com/2022-08-27/101931796.html，访问日期：2022年8月30日。。水利工程发达的当下，气象干旱尚且导致如此多的危害，如果将时间上溯至运河漕运最为繁忙的明清时期，在水环境极为复杂的黄淮运交会的淮安清口，“南旱北涝”的异常气候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运河漕运是一项国家主导的繁忙事务，涉及河道治理和漕运管理两大系统。在传统时代的技术条件以及管理制度下，为通过国家力量保障漕粮等物资的调拨输送，河漕官员采取了怎样的应对措施？带来怎样的影响？现存淮安《清口灵运碑》提供了有关天启六年(1626)气候水文、漕河管理、水神信仰等一手资料，有助于深化对历史上异常气候与运河漕运关系等问题的认识。深入探讨这一历史时期的气候与漕运关系问题，对于了解运河的整治与管理，认识环境变化过程中复杂的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还可为当前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清口灵运碑》现立于淮安市淮阴区马头镇洪泽湖大堤零起点标志园内，青石质地，高2.2米，宽1.7米，厚0.21米，除极个别碑文漫漶不清外，总体保存较好。该碑为明代总督漕运、户部尚书苏茂相撰文并书写。碑额为半圆形，背景为祥云图案，正面篆书“清口灵运碑记”六个字，背面篆书“碑阴题名”四个字。碑身阳面正文共587字，记录了天启六年(1626)苏茂相率官员祈祷水神降雨，五天后恰巧下了一场大雨，旱情得以缓解，漕船顺利通行的故事。阴面正文共286字，为“清口祷河有应志喜”诗两首和37位从祈官员名录。再加上篆刻印章“苏茂相印”“尚书之玺”8个字，合计碑额、碑身正文、印章的文字共891字，堪称一块“千字碑”，其史料价值可想而知。
目前所见，明代《天启淮安府志》卷20《艺文志》以及清代《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典·食货典》第180卷《漕运部·艺文四》均收录了碑阳面正文，惜未收录碑阴文字。2004年淮阴区政协文史委编《淮阴金石录》，以及2019年南京博物院编《大运河碑刻集(江苏)》，不仅收录了碑阳、碑阴拓片，还对全部碑文进行了识读。研究方面，主要是基于碑文抄录基础上的释读，淮安文史专家葛以政专门对碑刻进行过释读。[1]网络上“百度文库”有复旦大学2018年镇淮宁历史地理专业考察PPT文档《明天启六年〈清口灵运碑记〉考释》[2]。此外一些有关漕运制度[3]、水神信仰[4]等研究中也涉及该碑内容，主要利用了《天启淮安府志》《淮阴金石录》等文献资料。
由于古籍传写与刊刻过程中所发生的脱字、误字、衍字等讹误，以及今人对漫漶不清的碑文的识读或点校的困难疏忽，目前所见文本均或多或少存在疏漏错讹之处，无疑影响对该碑价值的认识和利用的效果。因此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碑文重新辨认识读并与相关史料互证，纠正其中的讹误。例如“谏议大夫”当为“通议大夫”，“右副都御史”当为“右佥都御史”，“皆于淮安清口”或“皆由淮安清口”当为“皆出淮安清口”，“交会之处”当为“交会处”，“翼日”当为“翌日”，“日于是虞”当为“正于是虞”，“茂相恐”当为“茂相大以为恐”，“必淮定抵黄流始无壅”当为“必淮足抵黄，流始无壅”，“神凭人言无事，仓皇还繇旧道”当为“神凭人言，无事仓皇，还繇旧道”，“雨涨之”当为“雨如之”，“汉园”当为“淇园”等。本文还利用《镜山全集·昔者吾友苏司寇公行状》《天启淮安府志·秩官志》中提到的官员名录，对碑阴的部分人名重新进行了识读整理。兹将整理后的碑文抄录如下：
碑额阳：
清口灵运碑记
碑阳：
淮安清口灵运记
赐进士出身、通议大夫、总督漕运、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地方，兼理海防，户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今升总督仓场、户部尚书，晋江苏茂相撰并书。
国家岁转东南数百万之粟以实天府，皆出淮安清口以达于北。清口者，黄与淮交会处也。黄浊淮清，必淮足抵黄，流始无壅。天启丙寅春，茂相奉玺书来董漕务。五六月间，南旱北霪，淮势弱，黄挟雨骤涨，倒灌清江浦、高邮之墟。久之，泥沙堆淤，清口几为平陆，仅中间一泓如线，数百人日挽不能出十艘，茂相大以为恐。或曰：“金龙四大王最灵。”因遣材官周宗礼祷之。是夜，水增一尺。翌日，雨，复增二尺。雨过旋淤。茂相曰：“非躬祷不可。”闰六月二十有五日，率文武将吏诣清口，祷于金龙四大王及张将军神祠。四大王，黄神也，祈逊淮勿侵；
张将军，淮神也，祈捍黄勿缩。是时旱日炽，即一泓如线者，亦几绝流。群议开天妃坝，开乌沙河。张郡丞元弼来言曰：“神凭人言，无事仓皇，还繇旧道。”众未之信。越五日为七月朔，晨气清朗，已而凉风飕飕，阴云滃郁，不移时，大雨如注，达夕不歇。初二日，雨如之，河流澎湃，停泊千余艘欢呼而济，淮遂强能刷黄。迄秋，粮艘尽渡，无淹者，众始诧河神有灵，“还繇旧道”语非诬。儹漕徐梦麟侍御驻京口，正于是虞，当午凭几，河神见梦，详具侍御《清淮纪梦录》。呜呼！我皇上以圣明践祚，水府百神莫不受职。龙飞之岁，黄清数百里。而漳水之滨，传国玺韫泥淖中数千年者，且耀采呈祥。矧河泊之浮漕舰、济国储，乃其岁岁所司存者，受命如响，又何疑乎？方茂相祷时云：“运济如期，则当为新庙貌，请加褒号。”至是运竣，疏闻，而命张郡丞采堪舆家言，改其庙向而新之云。
从祷各官姓名及诗二首刻于碑阴
天启六年丙寅重九日
碑额阴：
碑阴题名
碑阴：
清口祷河有应志喜二首
河必行千古，沙宁淤一朝。
河灵果不欺，风马载云旗。
将无淮浪弱，更值旱旸骄。
川涨连朝雨，信符五日期。
水府灵谁测，办者叩匪遥。
漕艘浮浩荡，国庾裕京坁。
淇园饶楗竹，犹自奠浆枡。
捍患应崇报，封章奏玉墀。
晋江苏茂相书
从祷各官姓名：
管仓户部主事 林鸣璠
版闸户部主事 田有年
漕运刑部主事 张时雍
清江工部主事 刘炼
漕储按察使 朱国盛
淮海兵备副使 曹守勋
淮安府同知 连跃、张元弼、方尚祖、杨长春；
推官 秦毓秀
扬州府同知 郭维瀚；
通判 姜效乾
山阳县知县 孙肈兴
清河县知县 饶若蒙
安东县知县 刘君聘
沭阳县知县 何大进
县丞 孙继鲁、杨可栋
主簿 翁宗志、顾乃德、汪瀚、季子宁
中军 戚世光
守备 陈拱
把总 刘芳远、孙如激、沈通明、黄本中、赵志和、许可观、张云鹏、曹可教、姚文、胡宗圣、王梦魁、郭奉云
京杭运河沟通了五大水系，串联了众多湖泊，其漕运过程难免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为确保漕运畅通，明万历以后实施“蓄清刷黄”的治河策略，大修高家堰，蓄积淮河清水冲刷清口以下黄河泥沙。但如遇气候水文异常，“黄淮并涨”致洪泽湖不能容，或“黄强淮弱”致淮水不能畅出清口，均往往影响运河漕运。
地处黄淮运交汇处的淮安清口，堪称明清运河漕运的枢纽转轴。清口又称泗口，是古泗水与淮河的交汇口。南宋黄河夺淮后，徐州以下泗水成为黄河河道，水流浑浊，不过仍称清口。明永乐间陈瑄开清江浦河，将运河与黄河交汇口从末口移至清口，从此清口代替末口成为新的漕运枢纽。《清口灵运碑》即提到了清口黄淮交汇的特色以及在漕运中的地位，称“国家岁转东南数百万之粟以实天府，皆出淮安清口以达于北。清口者，黄与淮交会处也”。
清口是明清实施“蓄清、刷黄、济运”工程的核心区，黄淮运关系复杂，“黄淮合流于清口，二水相斗。黄高一尺，则淮壅一尺；
淮退一步，则黄进一步。黄倒灌，淤沙横截”[5]6285。《清口灵运碑》载：“黄浊淮清，必淮足抵黄，流始无壅。”因此要保证洪泽湖水位高于黄河水位，然后才能够冲刷清口以下黄河泥沙。一旦遭遇异常气候水文现象，往往导致黄淮水量变化，影响“蓄清刷黄”策略的实施。碑文提到，天启六年(1626)出现了“五六月间，南旱北霪”的异常气候。据《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该年南旱北涝的气候是全国范围的，涝灾集中于华北大部和黄淮地区，尤以今京津冀地区为重，旱灾集中于江淮地区，尤以今安徽地区为重。[6]地方志记载也表明，该年份江淮地区普遍干旱，自天启五年(1625)入春以来，“风霾屡作，旱魃为灾，禾麦皆枯，万姓失望”[7]3421。六年“春夏以来，风霾兀旱，雨泽未澍”[7]3438。该年安徽蒙城县大旱并发生蝗灾，[8]890合肥、庐江亦大旱。[7]653
淮河是我国东部地区的地理南北分界线，碑文所载“南旱北霪”的南北分界，大约以淮河为界。对于地处黄、淮下游的清口而言，上游黄、淮水文的任何变化，都难免使其受到影响。当时中运河尚未开挖，宿迁至淮安间仍借黄行运，漕运深受黄河影响。天启六年的南旱北涝，导致黄涨淮涸、黄强淮弱，洪泽湖不仅无法发挥蓄清刷黄的作用，反被黄水倒灌，造成通漕之困。据《天启淮安府志》记载，当时淮涸黄涨，黄水高于淮水数尺，黄水倒灌淮河30余里，运口通济闸外泥沙淤塞，几乎无法行船。《清口灵运碑》记载，当时因“淮势弱，黄挟雨骤涨，倒灌清江浦、高邮之墟。久之，泥沙堆淤，清口几为平陆，仅中间一泓如线，数百人日挽不能出十艘”。上千艘漕船积压在清口，无法按时进京交仓，不仅影响接下来的漕船回空返程，还影响次年的漕粮兑运，故总督漕运苏茂相“大以为恐”。
“总督漕运”简称“总漕”，是当时管理漕运的最高官员，受都察院或六部派遣，拥有广泛的权力。但其职权前后有所变化：明永乐初年，河、漕事务通归漕运总兵官。景泰二年( 1451) 设总漕一职，总漕初设时地位与漕运总兵官相当，职能有交叉，都负有监督漕粮运输的责任。到15世纪后，总漕的地位超过了漕运总兵官。[10]44-50据《天启淮安府志》记载，当时的总漕位高权重，“嘉、隆年来，兼衔钦差总督漕运、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地方，兼理海防、户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11]184。《清口灵运碑》记载，当时总漕苏茂相的职务即为“总督漕运、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地方，兼理海防”。
运河管理涉及河道、漕运两大系统。就总漕与总河的职责及分工而言，正德十一年(1516)以前，总漕兼管河渠，此后总河、总漕分设。总河设于正德十一年赵璜任总河时，故《明实录》中有“总理河道之设，自此(赵璜)始”的记载[12]，其职责包括调集人员物料，督率治河，节制管河官员，巡抚三司军卫，提督军务、护运道、缉盗贼等[13]。万历年间河患严重，总漕与总河经常意见相左，期间曾两次合并，由一人总理河、漕。但因事务繁重，很快又恢复河、漕分设的旧制，“将总河道衙门专管河务，仍驻扎济宁，往来督理。其总督漕运衙门仍兼管凤阳巡抚、防海军务，驻扎淮安”[5]6239。
天启六年户部左侍郎苏茂相担任总漕时，工部尚书李从心担任总河。从《明熹宗实录》记载可见，当时苏茂相主要负责漕运，曾陈奏漕政五款。李从心主要负责河务，曾奏请开挖骆马湖新河，奏报“淮水骤发，以淮刷黄，阏沙尽逝，运道复通”[7]3580。但就河、漕问题纠结不清的清口地区而言，驻扎淮安府的总漕似乎承担了更多责任。从《清口灵运碑》所载37位从祷人员名单看，一部分为六部、都察院、卫所等部门派出的官员，故天启《淮安府志·秩官志》将漕储道、淮徐道、淮海道、海运道、管仓户部分司、督理淮安钞关板闸南京户部分司、漕运理刑刑部分司、督理清江漕船工部分司、总督军门等通称作“部使”。以上各位“部使”表面上受总漕苏茂相节制，“漕运总督有权指导各部在漕河沿线所设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的主事者必须接受他的领导”[10]44-50。实际上，总漕“与六部、都察院、总河、总督仓场、地方府县等衙门中涉及漕运的部门却不是权力金字塔上完全意义的上下级关系。总漕有属吏，无属官，其节制官员多为其他部院委派”[3]161。另一部分为来自淮安、扬州两府的府同知、府通判、知县、县丞、主簿等地方官，以及中军、守备、把总等军队官员。
上述37位从祷人员的驻扎地和工作地均位于淮安、扬州两府，可见清口漕运枢纽与淮扬二府的密切联系。不仅如此，“淮扬”一词常以组合出现，史籍中频见“淮扬巡抚”“淮扬总督”“淮扬镇总兵”“淮扬运河”“倒了高家堰，淮扬两府不见面”“重淮扬而薄凤泗”等记载，表明了淮扬两府共同的突出特色以及以运河为纽带命运相连的密切关系。因此在2019年颁布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中，将淮扬文化列为全国六大文化高地之一，与京津、燕赵、齐鲁、中原、吴越等区域文化并列齐名。
漕运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活动，堪称王朝的生命线。为确保漕粮及时运达京城，明代规定了严格的漕运时限。万历元年(1573)制定了漕船过淮的时限，要求兑运江北各府州县的船只十二月以里过淮，兑运应天、苏州、松江等府州县的船只正月以里过淮，湖广、浙江、江西船只二月过淮。[14]22《天启淮安府志》记载了漕船过淮的最后期限，北上重运船只于六月初一日全部过完，然后堵闭运口闸，以防黄水倒灌运河。到九月份再开闸放行回空返程的船只，然后再闭闸挑浚，以备来年漕运。[11]184但1626年因气候异常，至闰六月下旬漕船仍无法过淮，故总漕苏茂相“大以为恐”。众人也议论纷纷，有人建议开天妃闸、庞家湾、乌沙河，“傍旧渠以通黄河”[11]184。也有人建议在旧渠边新开河道，以通黄河。《清口灵运碑》载：“是时旱日炽，即一泓如线者，亦几绝流。群议开天妃坝，开乌沙河。”
针对“黄强淮弱”的情形，官员们议论纷纷，提出了另开河道、祷告河神等应对之策。古人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有限，往往祈求神灵的庇佑保护。据《清口灵运碑》记载，当时有人提出水神“金龙四大王最灵”。于是苏茂相采取了相对简便易行的求助神灵的对策，未采纳费时费力另外挑挖河道的建议。派官员周宗礼前往祈祷祭拜，当夜水增一尺，第二天下雨后，又复增二尺，但水量有限，很快“雨过旋淤”，虽有效果却不明显。苏茂相认为“非躬祷不可”，决定亲自主持祈雨，希望通过提高祈祷官员的身份来感动神灵。闰六月二十五日，苏茂相率文武将吏来到清口，祈祷于金龙四大王及张将军神祠前，可谓双管齐下：一方面希望黄河神金龙四大王“逊淮勿侵”，减弱黄水以不侵淮；
另一方面希望淮河神张将军“捍黄勿缩”，增强淮水以御黄。祷告五天后，恰巧来了大雨，“不移时，大雨如注，达夕不歇。初二日，雨如之，河流澎湃”。于是黄强淮弱、黄涨淮涸的问题得到缓解，搁浅滞留在清口的漕船“千余艘欢呼而济，淮遂强能刷黄”。《天启淮安府志》称，此次漕船顺利通行，乃人力、神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淮流骤涌，沙壅尽涤荡，运艘飞渡，诚河伯之著灵，亦爬捞之底绩也”[11]185。但不久事情又走向反面，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长，江淮大地由干旱区演变成水灾区。六年秋，河决匙头湾，倒灌骆马湖，自新安镇抵邳、宿一带，民居尽淹没。[15]
碑文中提到的金龙四大王、张将军两位神灵，是明清时期盛行的水神信仰。金龙四大王本名谢绪，南宋会稽人，曾隐居浙江钱塘金龙山，南宋灭亡时投水而死。明初朱元璋军队与元军大战于徐州吕梁洪，朱元璋梦见谢绪显灵前来助战，于是封其为金龙四大王，于徐州黄河边建庙祭祀。至景泰年间，金龙四大王由民间护佑漕运的水神上升为国家祭祀的黄河和运河之神。[16]据文献记载，明代与金龙四大王有关的庙宇建造、加封祭祀等活动，多有河漕官员参与。例如，嘉靖四十五年(1566)南阳新河开成后，总河朱衡奉敕建金龙四大王庙于鱼台县新河堤上。[17]隆庆六年(1572)六月，总河万恭前往致祭金龙四大王和分水龙王之神。[18]张将军本名张襄，为苏北当地的水神。据《万历宿迁县志》记载，张将军为该县中隅人，弘治年间经商时在伍家营被船夫所害，后演化成为河神，多次在宿迁黄河口显灵助人，“舟行至小河口遭风波者，呼其神辄应。历在有功于运漕，朝廷屡遣官御祭，隆以显号焉”[19]800。到万历年间，张将军逐渐被演化成金龙四大王的部将。
此次清口求雨成功，苏茂相不忘祈祷时“运济如期，则当为新庙貌，请加褒号”的承诺，在所谓河神显灵后，于显灵处酬神还愿，先是命淮安府同知张元弼采纳堪舆家的建议，改造庙门朝向并修葺一新。七月中旬，苏茂相升任总督仓场户部尚书，不再担任总漕，但仍“疏请有漕运之地，并立庙祀之”[20]。根据苏茂相的奏请，朝廷“以清口发水，粮船速济，加封河神护国济运龙王通济元帅”[7]3681，并加封淮河神张将军为通济平浪元帅[11]259。
《清口灵运碑》堪称运河沿线石刻档案中的精品，是珍贵的运河文化遗产，其关于求雨过程的记载提供了重要资料，包含了重要的气候水文、水神信仰等信息，从中可见“南旱北霪”“黄强淮弱”等黄淮自然特征以及金龙四大王、张将军等神灵信仰特色，有助于加深对运河生态、河漕管理等问题的认识。清口地处黄淮运交会区，水环境复杂，受气候水文影响大，河漕管理不易，1626年南旱北涝的异常气候导致黄强淮弱，使地处南北分界线的清口深受其害，洪泽湖无法蓄积足够的淮河清水冲刷清口黄河泥沙，以致运粮漕船无法正常过淮北上。作为应对之策，没有采取工程量巨大的另开河道之策，而是在人为疏浚的同时采取了相对简便易行的求助神灵的办法，不仅祈祷黄河水神金龙四大王减弱黄水以不侵淮，还祈祷淮河水神张将军增强淮水以御黄。在所谓河神显灵后，河漕官员修造庙宇或奏加封号以兑现承诺，这一过程促进了水神信仰在运河区域的传播。
黄淮运关系协调是漕运系统正常运转的保证，神灵信仰作为统治者管理控制国家的手段，尽管其中充斥着迷信荒诞的成分，但在灾害应对和河漕管理中也起到了安定人心、组织动员等作用，展现了传统时代治黄保漕的国家治水理念。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运河漕运问题内容博大精深，涉及自然、人文等不同学科领域，充分利用碑刻档案等一手资料，深入探讨历史时期的气候与漕运关系问题，对于了解运河的整治与管理，认识环境变化过程中复杂的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还可为当前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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