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惠
(山西博物院 ，山西 太原 030024)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山西的文物文化资源极其丰富，荟萃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山西出土的早期文字性材料数量虽然不多，但其在中华文明与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价值与意义却非同一般。
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成熟的汉字体系是商代甲骨文。它是距今3300年前商朝晚期的统治者，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先秦文献《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尚书·多士》中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可以推断，商代除了刻在甲骨上，还有书写在其他载体上的文字。学术界大多认为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的汉字已经出现，中国各地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遗存中的不少“符号”已经具有文字特点，有的学者称之为早期“文字”[1]。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了极其珍贵的早期文字性材料，包括骨耜上的契刻文字及陶器上的朱书文字。陶寺文化中期的一座中型贵族墓中随葬的骨耜上发现了契刻的“文字画”——犁地耕田的场景。有学者认为是“辰”字，“農”的下半部分恰恰是“辰”，表明这个墓主可能是负责管理农业生产的农官。[2]陶寺文化晚期的一件陶扁壶上，正面鼓腹部书写一个朱书符号，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3]。早在1985年张政烺先生看过其照片、摹本及墨线图后说：“这个字同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个系统。”李学勤先生在参观原件后也说：“壶上文字颜色鲜明，笔画清晰，不难看出是用毫端粗大而柔软的毛笔书写的，由于陶面粗糙，有吸水性，笔毫肯定要蘸饱浓浓的朱色。”[4]这件扁壶背面另有一个朱书符号，有学者释读为“易”，也有学者释读为“邑”，还有学者释读为“尧”[5]。尽管存在分歧，但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与甲骨文最接近的文字，而且从书体、笔意看来，与后来甲骨文应属于一个系统。无论释读为“文尧”，还是“文邑”，陶寺朱书文字已经出现组词成句现象。“在契刻和图画的基础上，经过简化、抽象化和系统化，使之代表一定的语音和语义，便成为早期的文字。”[6]可见，甲骨文体系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4100年前的陶寺文化中期。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又在陶寺遗址的宫城内发现另两件陶寺晚期扁壶残片朱书的残笔。可以推断，陶寺文化中晚期人们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文字符号体系，并在文明的传承、传播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汾河东岸、塔尔山西麓，面积约400万平方米。20世纪50年代发现，1978年启动正式考古发掘以来，经过40多年的发掘研究，不断取得突破与进展，已发现有城址、宫城区、仓储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墓地和观象台基址等，还有彩绘龙盘、土鼓、特磬、玉礼器、彩绘漆木器、铜器等珍贵文物，展现出一个距今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晚期一个超级中心聚落的样貌。陶寺遗址出土的文字性材料，不仅反映了中国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文字，而且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专门的书写工具——毛笔。
从陶寺中期的契刻骨片，到晚期毛笔朱书文字，不仅体现出书写载体、书写工具的发展，字形也脱离了“文字画”阶段，逐步抽象化、符号化。正如《说文解字·序》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
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汉字的出现与成熟标志着中国逐步进入文明时代。《淮南子·本经训》曰：“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可见文字的创造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文字不仅突破了信息传递的时空障碍，提高了文明传播和传承的速度和效率，同时承载非常重要且多方面的信息，为我们研究早期社会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史料。
山西作为商周时期历史发展的中心舞台，并未出土商代甲骨文资料。1954年在洪洞坊堆村出土两版卜骨，仅一版为有字卜骨。“这一块卜骨是山西省境内发现的第一块有刻辞的卜骨。从卜骨的钻窝与凿痕看是战国时代的；
从刻辞字体看，与春秋战国时期铜器铭文的字体比较接近。”畅文斋、顾铁符[7]推测“可能是属于周代春秋或较晚期的东西。”但李学勤先生[8]认为：“它应当是西周的。畅文斋、顾铁符两先生认为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实在失之太晚。”它的出土地点介于商、周的中心地区之间, 将这版卜骨与其他西周卜骨以及商代卜骨相比较,可以看出它所受商、周卜法传统的影响。但坊堆村卜骨接近陕西出土的西周卜骨，显然只属于周人的卜法传统。坊堆遗址出土的卜骨是西周甲骨文在国内的首次发现，它改变了以往认为的只有商代才有甲骨文的看法，拓宽了学界对于甲骨文面貌的认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商周文化之间的异同、周人对商文化的继承与改变。
山西出土商周时期青铜器甚夥，如平陆前庄商代早期青铜器、吕梁山区青铜器、长子北高庙青铜器、灵石旌介商墓、闻喜酒务头商墓等。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多批带有文字或符号的青铜器。根据学者研究，商周青铜器铭文一般包含族徽与金文两类。族徽，也称族氏铭文，是指商周青铜器上所铸的用以标识作器者家族名号的铭文。这类铭文往往比较象形、简短，在整篇铭文中相对独立，与其他铭文基本没有内容上的联系。族氏铭文的来源和构成比较复杂，有的利用家族的职事来表示，有的利用家族的封地来表示；
有一些复合族氏铭文，与家族的分化、繁衍有关。族氏铭文流行于晚商阶段，在西周早期仍有沿用，西周中期之后趋于消失。山西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有丙族、匿族、先族等的族徽铭文。商人与这些古代族群之间的关系或亲或疏远，时战时和。
1976年和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中部晋中盆地南缘绵山山麓的灵石县旌介村发掘了3座商代的墓葬，出土的百余件青铜器，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多数具有典型的商文化铜器风格，其中30多件青铜器上有“丙”字族徽铭文，数量庞大且相当集中，表明它应该是商代晚期“丙”族的遗存。丙族器物在山东、陕西、河南、河北、辽宁都发现过，但多数量零星。丙族大约自商王武丁到西周早期的康王、昭王时代，至少存在300多年。最早的丙族是殷人的王族，商王的子辈，是与商王室关系极为密切的一族人。商代“丙”族，在甲骨文中也有迹可循，比如甲骨文中有记载“贞，妇好于丙”“王令丙”等。
2018年在山西省闻喜县酒务头村发现一处商代晚期高等级贵族墓葬群。在已发现的12座墓葬中，有5座“甲”字形大墓。出土的青铜器器形、纹饰均与殷墟青铜器相近，但墓葬形制又与殷墟有些差异，反映出商文化在演进过程中的传承与变化特征。这里出土器物的族徽很多,但主体数量还是“子匿”。族徽“匿”是过去不曾发现的，而且冠以商王族专用的“子”，很明显这是一支活跃在晋南的商代王族。
西周时期，山西境内的方国林立、戎狄环伺，除晋国外，周边还有杨、霍、贾、郇、虞、倗、霸、翟柤、黎，以及赤狄、白狄、姬姓之戎、姞姓之戎等[9]。《古本竹书纪年》《左传》《国语》《史记》等史籍中关于晋国及其周边封国、古族的记载可谓丰富，但其准确性仍待商榷。山西翼城天马-曲村遗址及晋侯墓地、洪洞永凝堡、闻喜上郭、邱家庄、侯马上马墓地、黎城楷侯墓地、长治东周墓地、闻喜北白鹅墓地等出土多批有铭青铜器，极大地修正、补充、丰富了两周时期山西的史料，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出土的有铭青铜器，如叔虞方鼎、晋侯苏器、晋侯邦父器、楚公逆钟等有助于对《史记·晋世家》及历代晋侯史迹进行考辨与修订。叔虞方鼎出土于晋侯墓地M114，鼎腹内壁一侧铸有铭文8行48字，记载叔虞在成周洛邑接受周王赏赐的史实。晋侯苏钟出土于晋侯墓地M8，全套共16枚，共刻355字，详细记述晋侯苏随周王，率兵征伐东方夙夷，立下赫赫战功，因而得到周王重赏的事迹。而且钟上铭文为錾刻而非铸造，这在西周青铜器中还是比较少见的。晋侯苏钟的发现为晋侯世系的研究确立了可靠的支点，对研究西周和晋国历史都极为重要。
晋侯墓地还出土了反映楚国早期历史的青铜铭文材料。楚公逆钟出土于晋侯邦父墓，时代属西周晚期，6件大小相次，每钟铸68字，各器铭文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大意是楚公逆祭祀其先高祖考，意在向四方首领大举进攻，获取更多的祭祀物品。大攻之后，其中有一族向楚国纳享一万多斤铜块，楚公逆用来铸造了一百肆编钟。西周时期的楚国文献较少，对于楚公逆的记载更少，又因其在位时短，显得庸庸一般。然逆钟铭文表明，楚公逆亦非平庸之辈。其实在西周晚期，楚国已相当强大。楚公逆钟出在晋侯邦父墓，说明楚公逆早于或同时于晋侯邦父。楚公逆，论者都认为是熊鄂；
晋侯邦父，多数人认为是晋穆侯。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熊鄂在位之年，即其元年至九年相当于晋穆侯十三年至二十一年，二者同时且晋穆侯在位更晚。可以确定楚公逆为熊鄂，晋侯邦父为晋穆侯，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均相符不悖，应该是可信的[10]。
2004年发现的山西省绛县横水镇西周倗国墓地出土的青铜鼎、盘、甗上多有铭文“倗伯口作宝鼎(盘、甗)……其万年永用”“倗伯乍毕姬宝旅鼎(盘、簋、甗)”，结合传世的倗仲鼎铭文“倗仲作毕媿媵鼎”等器物综合研究，倗为媿姓狄人建立的国家。
2007年山西翼城大河口发现了西周霸国墓地，出土大量有铭青铜器，“霸伯”器物最多，还有“霸仲”之器。因其葬俗不同于姬姓周族，很可能是媿姓狄人建立的国家。霸国是史籍文献中未载的西周封国之一。出土铜器铭文，有不少前所未见，内容涉及周王朝(包括周王、王室重臣芮公、井叔等)与霸伯的关系，涉及当时的礼仪制度。有些铜器铭文还与晋国、燕国(燕侯旨)、倗伯有关。霸姬盘(气盘)、盉铭文为研究西周时期诉讼和誓词提供了重要文字资料。
1965—1966年，山西侯马晋国遗址的祭祀坑中出土了5000余件写有文字的玉片、石条，记录了春秋晚期晋国权卿、家族之间举行的多次盟誓的具体内容。学者将这批文字材料称为“侯马盟书”。盟书亦称载书，是参盟者彼此取信的一种文献。盟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和文字，研究晋国历史具有重大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卿大夫之间常常为维护共同利益举行盟誓活动，文献称“约信曰誓，莅牲曰盟”(《礼记·曲礼下》)，可见誓与盟有区别。与盟有密切关系的还有诅。誓、盟、诅三者性质相近，功能有异[11]。结盟的内容写在盟书里，盟书一式两份，一份由主盟人藏于专门的盟府，另一份埋入地下或沉到水中，让天地神明见证。侯马盟书按内容可分为主盟人誓辞、宗盟类、委质类、纳室类和诅咒类等。文字是以毛笔书写的，有的是红字，有的是黑字。盟书提供了晋国末期规范的官方文献盟书文体的写法文本，是古代官方文体源流发展的一个环节，是古代文学、文体学研究的实物材料；
还可以从文字学、书法艺术、历法、社会学、风俗习惯等多侧面进行探讨[11]。侯马盟书文字与西周早期铜器铭文的字形和风格方面变化很大，与铜器的铭文都相类似。它继承殷商与西周文字的字形与风格，同时具有晋国的地域性特征。东周时期，中国各个地域方言不同，文字书写也多异形，在国家管理和信息交流上，逐渐产生分歧和差异。东周时期，晋国一国之文字亦多异形混乱，从侯马盟书中也可见一斑。所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要“书同文”，就是规范文字书写系统。
陶寺遗址出土的骨耜刻文与朱书文字是中华文明汉字起源的实证。从文字的书体、笔意看来，与后来商代甲骨文应属于一个文字系统，将汉字的起源追溯到距今4000年前后。尤其朱书文字已经使用类似毛笔的工具书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毛笔的起源也是大约在此前后；
洪洞坊堆出土的西周早期有字卜骨拓宽了我们对商周甲骨文的认知，甲骨文不是商人的专属，周人在继承商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甲骨文字系统，但对其进行了有选择性的改造；
山西出土商代有铭青铜器资料十分丰富，不仅记载了商王朝与方国关系的嬗变，还涉及一些方国、族属流布，拓宽了山西商代政治格局、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的研究；
山西出土周代青铜铭文补充丰富晋文化史籍文献之阙，有正经补史的重要学术价值。尤其是晋侯墓地、倗国墓地、霸国墓地等重要遗址出土大量有铭青铜器，极大地修正、补充、丰富了两周时期山西的史料，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侯马盟书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及三晋官方文字的重要例证，为我们了解东周六国古文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