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 福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沈德潜晚年受乾隆恩遇，从下层寒士一跃为诗坛领袖，成一时佳话。清人多认为两人交际已早，沈德潜至迟于雍正年间已被皇四子弘历所赏识。李元度在《国朝先正事略》中记载：“高宗尝于《南邦黎献集》中见公诗，赏之，谕大学士张文和公曰：‘沈德潜系老名士，有诗名。’命和《消夏十咏》及《落叶》诸诗，俱称旨，以后赓和遂不可胜纪。”[1]
此事多书均曾记载，引起了学界关于沈德潜与乾隆恩遇离合的种种推测。有学者据此认为沈德潜早年藉藉无名，而鄂尔泰于雍正三年编纂的《南邦黎献集》是其“命运出现的转机的先期机缘”，也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①。分析沈德潜及第之前的寒士生活，厘清其诗名传播的途径，有利于对沈德潜与康乾诗坛的关系进行深入考察。
最早提出沈德潜以诗名受知于乾隆的是袁枚。他在《随园诗话》中记述：“西林鄂公为江苏布政使，刻《南邦黎献集》。沈归愚尚书时为秀才，得与其选。后此本进呈御览，沈之受知，从此始也。”[2]其后钱林《文献征存录》的记载大致相似：“或谓西林相国开藩江左，立春风亭，招延美士，刻《南邦黎献集》，德潜与其选中。既进呈御览，沈之受知自此始也。”[3]他也认为沈德潜的声名传播是从《南邦黎献集》开始。方浚师《蕉轩随录》自称引用了乾隆《御制诗注》的一段话：“德潜早以诗鸣，非时辈所能及。余耳其名已久，频年与之论诗，名实信相副。”[4]郭则澐《十朝诗乘》卷十亦有：“沈归愚未第时，高宗于《南邦黎献集》中见其诗，即赏之。”[5]
虽然记载的是同一件事，但仔细揣摩文意，其中又有着细微的区别。袁枚、钱林、郭则澐等人强调沈德潜的受知从《南邦黎献集》开始，而根据李元度、方浚师的记载，乾隆对沈德潜“耳其名已久”，似乎在鄂尔泰呈《南邦黎献集》之前就已知道沈德潜的诗名。关于沈德潜诗名传播与《南邦黎献集》之关系，颜子楠《沈德潜生平三事献疑》中已经有过较为详细的论述②，否定了沈德潜因《南邦黎献集》而受知于乾隆的说法，笔者赞同此观点。不过笔者认为，尽管沈德潜的受知并非因为《南邦黎献集》，但他在乾隆四年进士及第之前已有诗名是可以肯定的。
对于沈德潜“早以诗鸣”一事，其时诸多文人都曾提及。韩孝基在《恭祝少宗伯归愚沈先生八十荣寿》回忆：“先生年二十余，受知学使者，补邑庠生，名已藉藉矣。每试辄冠其侪，四方学者无不知先生名，请业者趾错于户。”[6](P2202)彭启丰《光禄大夫太子太师礼部尚书沈文慤公墓铭》也提到：“初，公为诸生时，与吴中诗人结社城南，城南人竟称公诗。从横山叶氏学，叶数称公诗。新城王文简公与叶善，致书于叶，亦称公诗。而桐城张公廷璐督学江南，尤器公。盖公自为诸生，已有声，而诗名尤焯著云。”[7]韩孝基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与沈德潜同为长洲人，早年常于顾嗣立秀野草堂雅集。彭启丰亦是沈德潜同乡，且为诗社好友，雍正五年(1727)会元及第，沈德潜一生与其唱和不断。两人所说应是比较可信的。通过对沈德潜诗作、年谱以及与各方文士的交游行迹，可以看出其早年诗名传播的关键人物与事件。
沈德潜青壮年时期生活于人文荟萃的吴中，各方诗人常在此聚集雅宴。诗坛名宿钱谦益、吴伟业都是吴中人士,山东之王士禛、赵执信，岭南之屈大均，商丘之宋荦，秀水之朱彝尊都曾多次到访，广南梁佩兰家族、蜀中费密家族等入清后也都寓居于此。虽然当时的沈德潜久困场屋，但在吴中与诗坛前辈的交往中，获得了诸多赞赏。
(一)尤侗、尤珍父子
康熙四十年(1701)至四十五(1706)年，沈德潜在尤侗之侄尤鸣佩家中坐馆，得以结交尤氏父子，当时尤侗、尤珍已从京城返回老家长洲，但仍与各界文士有着书信往来，在诗坛具有一定影响。尤侗曾于康熙四十年看到沈德潜的诗作时，对其赞赏有加。据《沈归愚自订年谱》(下皆简称《年谱》)记载：“(尤侗)见予《北固怀古》、《金陵咏古》及《景阳钟歌》等篇，谓令嗣沧湄宫赞曰‘此生他日诗名不在而辈下’。予闻之，窃自恧也。”[6](P2101)当时沈德潜只是在尤家坐馆的后辈，尤珍已是进士及第的地方名流，尤侗认为沈德潜以后诗名将不在长子之下，可谓给予了高度认可。
受父亲影响，尤珍对沈德潜诗作倍加推崇。沈德潜在《宫赞尤先生墓志铭》提到：“(尤珍)喜奖掖士类，单门寒素之子，有文行，必称扬之……又常谓：‘我诗成于履变，子少年既有卓识，所成就恶可量。’”[6](P1420)原本就喜爱奖掖寒士的尤珍，对沈德潜更有一份真心的欣赏。“先生每诗成，必示潜，偶有商榷，应时改定。中夜不少休，一字未安，不能安寝也”[6](P1420)，从康熙四十年结识沈德潜以后，尤珍便始终与沈德潜保持频繁的唱和，对沈氏诗名的推扬不遗余力。
(二)张大受、顾嗣立
张大受与顾嗣立均为吴中人，后同朝为官，名列“江左十五子”。早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三十岁的沈德潜便因诗作被大受赏识，在《年谱》中沈德潜提到：“张匠门先生见予《拟古乐府》一册，曰：‘古调不弹，此伯牙琴弦也。’予恐负诸贤叹赏，益思致力于诗。”[6](P2101)《拟古乐府》今已不见，但张大受的赏识对年轻的沈德潜来说无疑有重要的激励作用，促使他日益勤奋地进行诗学修习。沈德潜后又与顾嗣立结识，逐渐加入两位前辈的诗文活动中。大受为朱彝尊门人，据《苏州府志》记载“朱检讨彝尊来吴主，张大受孝廉船集四方豪俊”[8]，其居所“匠门书屋”是朱彝尊在吴中的主要歇脚点。顾氏为吴中文化大族，嗣立其时声名更炽，“一时名流，多通缟纻”[9](P1358)。考其《闾邱诗集》，与王士禛、朱彝尊、宋荦等皆交往频繁，其他诗人更不计其数。正是张大受、顾嗣立二人在吴中的雅集四方，使当时人微言轻的沈德潜得以见到众多诗坛名流，并向他们请教，呈献自己的诗作。
沈德潜首先结识了朱彝尊。《归愚诗钞》(十四卷本)有《为郑芷畦题毛西河、朱竹垞两先生遗照》一诗，提到：“竹垞来吴中，三接亲履綦。道我正始格，示我琼琚辞。”[6](P880)晚年在《后己卯送春文宴》序中他又回忆起六十年前的一场“送春会”：“时年最高者为尤西堂侍讲，朱太史竹垞齿序之，张匠门太史时为孝廉，顾秀野太史时为上舍生……予年最少，亦厕末席。”[6](P1349)当时两人身份悬殊，与竹垞交流诗学的机会对沈德潜来说非常难得。
赵执信因“观《长生殿》”削职还乡后曾多次游历吴中，考其《因园集》卷六有《酬张孝亷日容大受，招同朱竹垞及吴中诸名士宴集河上新斋见赠二首》，其中“何因直上孝廉船”[10]便指张大受宴请一事。沈德潜早年也因此得以与赵执信结识，虽未从赵氏的诗集中看到有关沈德潜的内容，但德潜晚年在翰林院为官时所作《简赵秋谷先生》仍然记录了当年之事：“匠门楼阁着神仙，载酒逍遥任醉眠。”句后有小注“先生来吴，每寓匠门书屋”[6](P336)。晚达之后，沈德潜对于早年结识赵执信，且两人同为己未年生人而感到荣幸。此外，张大受曾将沈德潜介绍给自己的门人李玉洲，外孙顾诒禄等人，顾嗣立亦通过秀野草堂举办的多次雅集使沈德潜与各方诗人分题赋咏，切磋诗艺。
(三)何焯
据《清史稿》记载，何焯康熙四十一年由直隶巡抚李光地推荐入直南书房，第二年改庶吉士，教授皇八子读书。此后因直言被弹劾，回到吴中家乡著书交游。[11]正是这一时期，他对家乡的后辈诗人沈德潜多有推扬。沈德潜记载：“(康熙五十一年)何义门太史珍予律诗，为顾子嗣宗言之，嗣宗先闻张匠门太史言……遂成定交。”[6](P2104)可见何焯当时对沈德潜的诗作非常欣赏，并将其推荐给自己的好友顾绍敏。沈德潜与如皋诗人姜任修的结交也是通过何焯展开的。沈德潜为姜任修作《姜自芸太史诗序》，序中道及两人早年的相识场景：“康熙岁壬辰，予与自芸姜先生相遇于义门书塾。”[6](P1324)壬辰为康熙五十一年(1712)，和与顾绍敏定交在同一年，说明此年何焯频繁向诗友推荐德潜，奖掖之心由此可见。
除此之外，还有彭定求、杜诏、翁照、施何牧等曾与沈德潜交好并向诗坛名流或地方官员传播其诗名。以致时任镇江道的魏荔彤在久闻沈德潜声名后，聘请他到家中坐馆，请沈氏为其《怀舫集》作序，并以“茂苑风华”“清才雅操”[12]相称；
翁照曾向泰州牧宋生推荐沈德潜评选诗文，宋生致书沈德潜称“与先生并生，余之幸也”[6](P2107)。
在中式之前的六十余年里，除江南以外，沈德潜出游最多的地方当数浙江。其中雍正九年(1731)奉命赴浙修《浙江省志》和《西湖志》，闲暇之余和浙派诗人相互唱和，对其诗名的地域性扩展意义重大。
(一)沈德潜早期与浙中诗人的接触
沈德潜诗名由吴入浙，并不始于修志。他曾于康熙四十四(1705)年和四十九年(1710)先后两次到达过杭州，第一次入杭时独自一人，具体与哪些诗人交往无法详知。第二次入杭与谢立夫、曾叶生、岑霁三人一同，并与浙江钱塘诗人周永铨、周准兄弟定交。周准后来与沈德潜保持密切的联系，还与沈德潜编订了《明诗别裁集》，传播共同的诗学思想。沈德潜与浙中诗人的交往，还与老师叶燮有一定的关系。叶燮本为浙江嘉兴人，晚年讲学于横山，因而与浙籍诗人的往来比较频繁。
沈德潜《饮朱若思旧燕居》诗回忆起师从叶燮的时光：“忆昔横山执牛耳，闽越上客来登堂。”句下注“张超然、冯文子”[6](P716)，冯文子是此后与沈德潜交往频繁的钱塘诗人冯念祖。据沈德潜记录，冯、张二人来访在康熙三十七年(1668)至康熙四十二年之间。此后，沈德潜与浙江诗人的交往愈加密集。康熙五十四年(1715)，沈德潜与钱塘诗人沈用济交往。沈用济“少游京师，以诗受知王士禛，继交梁佩兰、陈恭尹，同入广，遍探桂林、南海诸胜……”[8]虽然两人相识的时间并不算早，但甚为契合。诸锦，字襄七，浙江秀水人。沈德潜雍正元年有《千佛幢歌为诸襄七母夫人赋》一诗，歌颂诸母积十年时间绣“千佛幢”之事，两人至迟在此年已经相识。李馥虽不是浙江籍人士，但曾任浙江巡抚。雍正二年(1724)，“浙抚李公鹿山讳馥去官寓吴”[6](P2104)，两人从此年开始交往，沈德潜后有《简李鹿山中丞》《送李鹿山大中丞归里序》等诗文相赠。
雍正三年，浙江海盐籍官员、江苏学政俞兆晟主持科试时已经评价沈德潜“子文寄浙中，到处誊抄矣”[6](P2109)，足以说明沈德潜两次游杭及与浙江诗人交往之中，声名已经在浙中地区有所传播。
(二)赴浙修志及与浙派中坚厉鹗之唱和
沈德潜一生曾八次参与编修地方志史，但雍正九年赴浙修《浙江通志》《西湖志》无疑对其人生影响最大。《年谱》记录甚详：“三月，浙督李公聘修《浙江通志》《西湖志》，赴馆，总裁学士沈公西园名翼机、太史傅公阆陵名王露、陆公聚缑名奎勋嘱先修《湖志》，分水利、名胜、祠墓、志余四门，遍览载籍……同人会合，时相倡酬。尤契合者，方文輈、张存中、陈葆林、诸襄七、厉太鸿、周兰坡、王介眉诸公，不必出门求友矣。”[6](P2111)此次修志不是普通的邀请，而是由时任浙江总督的名臣李卫所聘任，翰林侍读学士沈翼机、编修傅王露、检讨陆奎勋担任总裁。考此版《浙江通志》[13]，在负责分修志书的二十八人中，二十七人为浙江籍，仅沈德潜一人为江南籍，沈德潜有机会与众多朝中重臣和浙江文人一同共事，十分难得。
在浙江修志的一年时间里，沈德潜除了游览名胜古迹，更得以和众多浙中诗人切磋诗学。考《归愚诗钞》(十四卷本)，该年为诸锦作《德寿宫梅石歌同诸襄七太史作》，为浙江仁和诗人赵昱作《赵古林秋水放鸥图》，为归安诗人郑元庆作《为郑芷畦题毛西河、朱竹垞两先生遗照》，足见当时唱和之频繁。沈德潜《兰玉堂诗集序》中也曾回忆在浙江志馆时与诗人们交往的场景：“雍正辛亥岁，予留浙江志书馆修《省志》及《西湖志》，平湖张子铁珊在焉。铁珊为太史陆堂前辈甥，工韵语。时浙中名流咸集，纂辑暇，常跋烛联吟，搜奇斗险。”[14]
而在浙中名流里，其时诗名最盛、与沈德潜唱和最为频繁的当数浙派的中坚诗人厉鹗。修志之前，厉鹗已经在杭扬两地游历多年，声名鹊起，被誉为“诗介江淮以南无敢敌手”[15]。考沈诗，本年有《雨余泛舟三潭同厉樊榭孝廉作》，厉鹗亦有《雨中泛舟三潭同确士作》一诗。当时为农历五月傍晚，烟雨濛濛，两人在舟中一边欣赏西湖三潭美景一边促膝交谈。此外，厉鹗同年还有《同作》《送沈确士归苏州》，皆为赠沈德潜之诗。其中《送沈确士归苏州》曰：“人同乐圃文偏洁，宅近灵岩辄不孤。只恐鸥情成闲阻，五湖那复忆西湖。”[16](P497)颇有惺惺相惜之意。乾隆四年(1739)，沈德潜及第之后作《怀人绝句》，其中“未尝獭祭才原富，自爱林居拙独存。新买一船云水外，载将桃叶与桃根”[6](P404)即为怀念厉鹗所作。由雍正九年修志开始而始终延续的沈、厉诗友之情，不仅促进了沈德潜诗名在浙中地区的传播，也还原了诗学史上二人真实的交往轨迹。
方楘如曾与沈德潜在杭州共同修志，但他对沈氏诗名的知晓并不始于雍正九年。方氏在《归愚文钞序》中提到：“余未知先生，往与如皋姜自芸叙京师，乃知有先生。自芸诗人也，负其气，不肯下人，独低头拜先生，且谓命代风骚一人而已，余闻之神往。”[6](P1107)自芸是姜任修的字，根据前文介绍他早年因何焯与沈德潜结识。康熙六十年(1721)，姜任修进士及第，授翰林院庶吉士，后任直隶乐清知县。方楘如与姜任修会面当在任职翰林院期间。据(雍正)《畿辅通志》卷二八记载，姜任修雍正四年(1726)任知县[17]，因此在雍正四年之前，他就已经在京师地区对沈德潜的诗名有一定程度的传播。除此之外，沈德潜的老师叶燮、康熙诗坛盟主王士禛以及江苏学政张廷璐对沈德潜诗名在京师的传播影响最巨。
(一)叶燮
沈德潜于康熙三十七年拜师于叶燮。据《年谱》记载：“四月，应张岳未景崧家诗文会，岳未偕予请诗学于横山叶先生。”[6](P2100)当时叶燮的名声很大，不仅有王士禛的支持，且常与吴中地区最负盛名的诗人汪琬分庭抗礼，同时又与广南名士梁佩兰唱和频繁。
(二)王士禛
沈德潜与王士禛未曾直接见面，两人的交往主要通过叶燮与尤氏父子两个渠道实现。叶燮曾将沈德潜的诗作寄给过王士禛，具体篇目以及内容已经无法查证，但沈德潜在《年谱》中确切记录了此事：“先是，先生以所制诗古文并及门数人诗致书于王渔洋司寇，至是，渔洋答书极道先生诗文特立成家，绝无依傍。诸及门人中以予与张子岳未、永夫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髓。”[6](P2101)张景崧《一一斋诗序》也可以佐证：“先生尝以及门诗稿数种邮寄新城尚书，后新城尚书复书，余及永夫弟辱承奖许，而于确士首叹其烹炼之功已至。”[6](P645)由此可知，叶燮曾将横山门人的诗作和自己的诗古文一起寄给了王士禛，王士禛对沈德潜尤为赞赏，认为他继承了叶燮诗学的精髓。正是由于老师的推掖，王士禛逐渐注意到了这个当时还没有什么声名的年轻诗人。
尤氏父子素来与王士禛关系密切。沈德潜在渔洋辞世前一年有“王新城尚书寄书尤沧湄宫赞，书中垂问鄙人，云‘横山门下尚有诗人’，不胜今昔之感。末并述去官之由，云与横山同受某公中伤。此新城病中口授语也。感赋四章，末章兼志哀挽”一诗，由诗题可知王士禛当时已在病中，但仍通过尤珍询问沈德潜的情况。对于前辈的认可，沈德潜心怀感恩，写下“为忆渔洋老词伯，吟坛谁继旧宗风”，[6](P430)表达愿继王士禛而后起的态度。郭麐在《灵芬馆诗话》对沈德潜的情感进行了总结：“新城亡，为诗哭之，实未见新城也。前辈弘奖之心，与感知之遇，均可想见也。”[18]王士禛与沈德潜一为康熙诗坛的盟主，一为乾隆诗坛的领袖，两人的交际，实有新老交替的历史变换之感。
(三)张廷璐
张廷璐，字宝臣，江南桐城人，曾连任三届江苏学政。自雍正七年张廷璐任学政后，沈德潜月课、岁试、科试接连获得第一名，雍正十二年(1734)，又被张廷璐推荐应博学鸿词科。虽然不遇，但张廷璐“慰劳再三，谓古今晚遇者多，仍宜应试”[6](P2113)，正是听从了张廷璐的建议，沈德潜终于在乾隆三年中举，并于第二年到京应试，从而有了前文中乾隆与张廷玉关于沈德潜“早有诗名”的一番对话。不仅如此，张廷璐对沈德潜的推扬还体现在让这位尚未发迹的老寒士点定《咏花轩诗集》并作序，两人的诗学思想进行了深度地碰撞，沈德潜也籍此与当时显贵的张氏家族及其他桐城名流有了更多的接触④。因此，沈德潜始终以张廷璐的门生自居，对其感激不尽，在《通奉大夫部左侍郎张公暨配姚夫人合葬墓志铭》中更是说到：“德潜，公之老门生也，感知最深。”[6](P1432)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张廷璐并非唯一对沈德潜有所赏识的地方高级官员，早在康熙五十一年，时任学政胡润就曾邀请沈德潜入署；
雍正二年学政法海岁试取沈德潜一等第一，离任之后又聘德潜坐馆；
雍正七年，学政邓钟岳曾邀请沈德潜担任县令，德潜以“自忖无作外吏才”，并未接受。
在上文，我们已经大致梳理出沈德潜早年通过地方官员、诗坛名流及朝野文士传播诗名的路径，关注到重要的人物和事件。但如果细心梳理其早年的诗学思想，则可发现其中隐藏着更为深层的因素。沈德潜曾于康熙五十二刻《一一斋诗》，五十四年选《唐诗别裁集》，五十五年刻《竹啸轩诗钞》，五十六年选《古诗源》，同年编成《唐诗宗》。雍正三年选《明诗别裁集》，雍正五年著《说诗晬语》。此外还有《杜诗选》，由《钞杜诗毕偶题十则》可知，亦为早年所作。这些诗作、选本及理论著作，基本奠定了沈德潜的诗学走向，或可称之为“格调说”的萌芽。而在此阶段，沈德潜高扬诗教精神，树立唐诗典范，兼容格调与神韵诗风，彰显着鲜明的正统色彩。
(一)高扬诗教精神
《诗经》是中国古典文学阐释的渊源，从经学角度看，清代是“再盛时期”[19](P299)，从诗学角度看，清代同样是传统诗教精神的复兴期。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人等人反思晚明王学左派与狂禅带来的空疏，皆提出以“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凝聚人心。叶燮亦提出：“汉魏之辞，有汉魏之温柔敦厚，唐、宋、元之辞，有唐、宋、元之温柔敦厚。”[20](P7)到了沈德潜这里，更是高扬传统的诗教精神。其诗学理论集成——《说诗晬语》开篇即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此其重也。”[21](P1)俨然在千年之后与诗大序遥相呼应。
而沈德潜对诗歌的编选，更是将诗教意识贯穿始终。如《唐诗别裁集》以“人之作诗，将求诗教之本原”[22](P1)为宗旨；
《明诗别裁集》有感于“诗教衰而国祚亦为之移”，从而选取“彬彬乎大雅之章”[23](P1)；
《古诗源》将汉魏六朝古诗比喻为风雅之遗意，“于诗教未必无少助也”[24](P1)。如果将这些诗歌选本与同时代作品相比，则不免标准严苛，过于保守，但这正是《唐诗别裁集》《古诗源》等至今仍流传为经典的原因。因为沈氏秉持一种教育的理念，不是为了保存一代诗学文献，因而能超越《明诗综》《唐贤三昧集》等风靡一时的前贤著作，受到更广泛人群的阅读和学习。
(二)树立唐诗典范
康熙年间，宗宋诗风席卷诗坛。钱谦益、王士禛、汪琬、宋荦等人本是出于反思明代诗学，探索清诗道路的自觉而转向学宋，但经过数十年的风气传衍，宋诗末流的弊病逐渐显露。“海内诗人渐以汉魏三唐为不足发，骎骎流入宋、元以下。意在标新领异，方驾前人”[25](P136)，学山谷而不通融者流于佶屈聱牙，学剑南而识力不足者则流于肤廓俗浅。德潜早有所警觉：“家务观而户致能，有词华无风骨，有对仗无首尾。”[6](P1378)亦致力于改变当时的诗学风气：“时吴中诗学祖宋祧唐……余与二三同志欲挽时趋。”[26]但沈德潜当时反对的主要是学宋而弃唐者，他本身对宋诗一直都有所取，这也是早年能为厉鹗所接受的原因。
早在三十二岁时，沈氏就写下《抄唐宋人诗稿数种，偶题绝句》十二首，论及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王维、孟浩然、刘长卿、柳宗元、韦应物、白居易、李贺、李商隐、苏轼、欧阳修、梅尧臣、陆游等诗人，唐诗大家悉数囊括，选取的宋人也基本近于唐风。此后相继编选《杜诗选》《唐诗别裁集》，并在《说诗晬语》中从理论上概括唐诗之特质。不仅盛赞老杜之“千古独步”[21](P161)，太白之“想落天外”[21](P185)，还对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中晚唐诗人推崇有加。沈德潜唐诗选本与唐诗理论的传播，成为了康乾时期回归唐诗经典过程的重要一环。后来乾隆御选《唐宋诗醇》，唐人中将白居易与李杜并置，于沈氏诗学中已见端倪；
而宋人中独取陆游，与德潜“端明学士渭南伯，两宋才华此独优”[6](P823)的选取标准如出一辙。
(三)兼容格调、神韵
在王渔洋辞世之后，如何继承“神韵”诗学遗产，又如何对待明代“格调”余风就成了诗人们面临的重要问题。沈德潜对明代诗学的吸收自不必说，但他往往被视为前后七子的同调，却有些不公平。“称诗于近代，言人人殊。尚规格者，粗构雷同；
主灵异者，凿空无朕”[6](P749)，“规格”者，指的是明代格调一派，“灵异”者，指的是竟陵一脉，实际上沈德潜对明代诗学的弊病是有着清楚的认识。对于“性灵”之空疏，沈德潜提出“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21](P14)，用高格与学识来予以充实。对于明代“格调”之瞎唐，沈德潜继承叶燮“追源溯流”的通达观念，在唐诗之外又取法汉魏六朝古诗，从而不断扩宽诗学路径，这就比前后七子走得更远一些。
沈德潜以“鲸鱼碧海”、“巨刃摩天”的沉雄诗风弥补王士禛“古澹闲远”的不足，为人熟知，而他对“神韵”的取法，亦在早年的诗集中随处可见。如其题画诗《咏一朵牡丹》：“名花是处委芳尘，一朵猩红照暮春。应是馆娃香散后，五湖留得泛舟人。”[6](P789)前两句实写牡丹的华贵和鲜艳，后两句将牡丹想象为美人，开在暮春时节，如同美人们走过香消之后，留下了泛舟的游人还在太湖之上久久留恋。这样的写法将物拟人化，又将人赋予物的特征，清新可感，跃出画面。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论及题画诗“其法全在不粘画上发论”[21](P365)，他自己的诗作恰好体现了这种“不粘”的境界，与王士禛所谓“不粘不脱，不即不离”[27](P1962)的神韵诗法一脉相承。此外，沈德潜早年有《拟古四章》，分别为“王右丞饭僧”、“孟山人待友”、“韦左司寄旧”和“柳员外溪上”，而《唐诗别裁集》中收录王维诗23首，孟浩然诗10首，韦应物诗44首，柳宗元诗21首，数量位于前列，均可以看出沈德潜未曾忽视对王孟一派诗风的学习。康乾之际，“神韵”已趋于消退，而“性灵”尚未到来，沈德潜处于这样的诗坛权力真空期，天然有着重要的诗学使命。而他对格调与神韵诗学的吸收融合，某种程度上来说未必不是翁方纲“格调即神韵”“神韵即格调”[28]的先声。
由以上可以看出，沈德潜早年的诗学思想，与当时诗坛的整体转向甚为契合。经过清初多元的诗学交汇，到了国家稳定的承平之际，诗坛逐渐呼唤着“规范性”的到来。康熙四十一年，朝廷颁行《御制训饬士子文》，要求“先立品行，次及文学”[29]；
康熙四十五年，《全唐诗》由彭定求等人负责编纂完成；
乾隆十五年，御制《唐宋诗醇》，意在“示千秋风雅之正则”[30](P1)。可以说，振兴诗教传统，确立唐诗正宗，是康雍乾三朝国家整体性的文化工程。而对于明末诗学的反思，也使清人察觉到争于门户、互相排抑的弊端。“以两种对立范式的融合作为本朝文学发展的方向”[31]，已经成为诗坛共识，后来袁枚、翁方纲等人无不致力于此。基于沈德潜的晚遇，文学史多将其归入乾隆一朝，但若将目光前移，则可发现他主要的诗学思想实于康、雍间就已萌发。如果说乾隆诗坛的“右文”政策选择了沈德潜，那么至少诗人早年在吴中竹墩的时候，历史已埋下长久的伏笔。
①李彩霞认为鄂尔泰所编《南邦黎献集》是沈德潜“命运出现的转机的先期机缘”(参见李彩霞《沈德潜与乾隆君臣遇合之必然》，《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严迪昌认为沈德潜诗入选《南邦黎献集》是其受鄂尔泰赏识的基础，但对于乾隆在朱邸时看到的是哪些诗，持存疑态度(参见严迪昌《清诗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08页)；
颜子楠则认为乾隆绝非因《南邦黎献集》而得知沈德潜诗名(参见颜子楠《沈德潜生平三事献疑》，《励耘学刊》2017年第2期)。
②颜子楠指出沈德潜收录于《南邦黎献集》中的两篇作品《圣主得贤臣颂》和《七约》皆非诗，不符合“早有诗名”的评价。且宫廷有内外之分，当时乾隆尚在朱邸，鄂尔泰进呈《南邦黎献集》是政务，为外廷之事，因此袁枚的说法无法成立。
③此次南巡及驻扎金山一事在《清通志》和张玉书《谢恩疏》中都有记载，而时间应当为康熙三十八年而非四十年，李元度记载有误。
④汪孔丰对沈德潜与桐城诗学的关系进行了考述，认为张廷璐让沈德潜为其点定《咏花轩诗集》，是对沈德潜诗才和诗学思想的认可，沈德潜在此过程中不仅领略到朝廷台阁重臣诗作的思想取向，还能借助于显贵的张氏家族，在更大范围传扬自身的声名(参见汪孔丰《沈德潜与桐城诗学》，《文学遗产》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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