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云 杨艳艳
[内容提要]本文以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为研究对象，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运用实地调查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s模型探究了影响农村居民参与行为的因素。结果表明：对村庄环境质量评价越高，越是意识到环境治理会提升村庄环境或促进村庄发展，受到邻居朋友影响越大，闲暇时间越多及对自己的能力越自信的农村居民就越愿意参与治理。对村庄环境质量评价越高，受邻居朋友影响越大及闲暇时间越多的农村居民越会产生实际治理行为。此外，农村居民距集镇越近越愿意参与治理，居住越久越会产生参与治理意愿和实际行为。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促进农村居民参与治理的建议，以期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率。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方针，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既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又是提升生态环境、打造宜居新乡村的关键举措。而目前仍需加快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进程，垃圾乱丢、污水横流、布局混乱等状况依然广泛存在于农村地区，生态环境受到威胁与破坏，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已成为农村居民的普遍需求。自皖北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安徽省委、省政府调动各方有利因素合作共建，促进皖北地区产业升级，皖北地区农村发展速度加快，社会明显进步，但人居环境质量与皖南相比仍然有所差距。因此，研究如何增强皖北地区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内生性动力，对于提高治理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居民作为人居环境治理的主体，对其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非常必要。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得出影响参与治理行为意愿的主要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即农村居民的个人认知、资本状况、对村庄的情感、对周围环境的信任度等；
外部因素包括了制度政策、社会规范和监督、政府规制等。同时，行为意愿的部分影响因素以及行为意愿本身都会对农村居民的行为响应产生影响(图1)。颜廷武指出农民对周围人群、制度和社会的信任程度越高就会越愿意参与治理[1]。孙前路分析了农户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对参与意愿的作用机理，认为农户的资本禀赋状况会显著影响农户的参与热情[2]。闵师等的研究得出农户的年龄、家庭人口数和收入水平是影响参与积极性的重要因素[3]。王学婷等认为农户对所居住村庄的依恋感会促进其选择参与治理[4]。唐林等认为社会监督中的村干部和保洁员监督会显著促进农户实施治理行为[5]。
图1 参与行为理论分析框架
计划行为理论是解释社会公众如何决定其自身行为模式的经典理论模型，众多学者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对个体参与行为的内在作用机理展开探讨。李傲群等借助计划行为理论分析了个体参与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意愿和行为的内在作用机理[6]。朱燕芳等基于该理论探究了农户参与面源污染治理意愿及行为的影响因素[7]。胡德胜和赵新民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探究了农户的个人认知对环境治理的投劳投资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认知会显著促进农户为环境治理投劳投资的意愿[8-9]。
前述研究成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但仍有要进一步拓展的地方。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学者逐渐将聚焦点转移到把多元共治引入人居环境治理中或者以农村居民为主体的参与研究，因此以促进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为主题的研究有待丰富。同时，基于小范围农村地区人居环境治理参与问题的研究较少，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文化差异较大，各地环境治理政策实施力度不尽相同，研究较小区域内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情况会使得研究结果更具有针对性，因此本文以皖北地区为例，探究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行为意愿和行为响应的问题，对于调动农村居民的治理积极性和提升人居环境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结合对已有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的分析以及本文的研究目的，这里将农村居民基本特征作为控制变量，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作为解释变量，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分为行为意愿与行为响应作为被解释变量。行为态度反映了农村居民对人居环境和环境治理的判断与评价。在参与村域人居环境治理的过程中，理性的农村居民会首先对生态环境质量与污染的现状以及参与治理所带来的预期改善程度有一个基本的认知，通常农村居民越是清楚的认识到村域环境治理的必要性和参与治理可以改善自己居住的村庄的环境质量，参与治理的行为意愿就会越强烈，实施行为响应的概率也就越大。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H1：行为态度对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行为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2：行为态度对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行为响应有显著正向影响
主观规范反映了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过程中会所受到来自于社会或他人的外部压力，这些压力会对农村居民的参与动机起到激励与监督的作用，因此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需要地方政府、村委会与周围农村居民等群体的共同推进。一般来说，农村居民所感受到的来自于外界的压力越大时，就会促使其更加强烈的接受外界提倡的行为。本研究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H3：主观规范对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行为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4：主观规范对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行为响应有显著正向影响
知觉行为控制反映的是农村居民基于自身拥有的财富、掌握的政策信息以及参与能力等因素的判断对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难易程度的感知。理论上，如果农村居民对自身条件与能力具有较强的自信心，就会更加积极的为人居环境的改善投劳出工。本研究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H5：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行为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6：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行为响应有显著正向影响
(一)问卷设计与数据验证
数据来源于2021年11月课题组在皖北地区的怀远县、萧县和临泉县开展的实地调研，每个县选2个乡镇，每个乡镇选1-2个行政村，共6个乡镇11个行政村，采取调查员与农户一对一访谈并填写调查问的形式展开调研，共获得有效问卷262份。
根据研究设定，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被调研者的基本特征；
二是农村居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情况。三是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意愿与行为响应的影响因素研究。问卷采用分项量表的方式测量农村居民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按照李克特五级量表法对每个变量按照程度不同分别赋值1至5。问卷中通过设置农村居民对村庄环境的评价和环境治理可改善村庄环境质量或促进村庄发展的认知程度来测量行为态度；
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决策受到邻居朋友、村规民约和地方政府的影响程度来测度主观规范；
农村居民为环境治理可投入的时间或资金判断以及治理能力的认知来测度知觉行为控制。测量指标体系组成及变量赋值情况如表1。经过测算，量表的克隆巴赫Alpha信度值为0.809，KMO值为0.771，sig值为0.000，说明量表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可见，变量的稳定性和有效性较高。
表1 变量的界定和赋值
(二)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研究假设，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个方面对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意愿与行为响应的影响作用进行分析。其中被解释变量行为意愿分为有意愿和无意愿两种选择，行为响应分为有响应和无响应两种选择，即被解释变量为0和1的二分变量，因此分析模型可以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来验证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的公式为：
式中，α0为常数项；
αi(i=1，2，3，……，n)为回归系数；
xi(i=1，2，3，……，n)为解释变量；
ε为随机误差项。
(三)相关性分析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表2)，农村居民的行为意愿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各维度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其中，村庄环境评价的相关系数在0.3以下，与行为意愿呈弱相关；
环境提升认知、村庄发展认知、邻里效应、村规民约提倡、地方政府提倡、资金承受度、能力判断的相关系数在0.3至0.5之间，与行为意愿呈低度相关；
时间承受度的相关系数大于0.5，与行为意愿呈中度相关。农村居民的行为响应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各维度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其中，环境提升认知、村庄发展认知、地方政府提倡和能力判断的相关系数在0.3以下，与行为响应呈弱相关；
村庄环境评价、邻里效应、村规民约提倡、时间承受度和资金承受度的相关系数在0.3至0.5之间，与行为响应呈低度相关。可见，农村居民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行为意愿和行为响应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行为意愿和行为响应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各个维度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表2 相关性分析结果
(三)农村居民行为意愿实证分析
模型 M1 对核心变量的回归，模型 M2 对总体模型变量的回归。将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行为意愿设置为因变量，将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及控制变量的 15 个变量设置为自变量，具体结果如表3。
表3 模型回归结果(行为意愿)
可以看出模型M2的总体预测准确率达93.51%，高于模型M1，间接说明模型M2的拟合效果较优。根据模型M1和M2可以得出：
行为态度方面，村庄环境评价对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这表明农村居民对目前村庄环境质量评价越高，就越愿意为环境治理投入自身的力量。农村居民正向评价村庄环境说明其从良好的环境中获益，意识到了环境治理的必要性，进而愿意参与环境治理。环境提升认知对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说明越是认为环境治理可以改善村庄环境的农村居民越愿意参与治理。意识到环境治理会提升环境质量就说明农村居民对环境治理工作充满信心，因此愿意参与。村庄发展认知对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说明越是认识到环境治理会促进村庄发展的农村居民越可能愿意参与治理。农村居民对自己生活的村庄有强烈的认同感和乡土情结，进而看重村庄未来的发展，所以村庄发展认知的影响作用较强。因此，假说H1得到验证。
主观规范方面，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与没有邻居带动的农村居民相比，有邻里带动参与治理的农村居民的意愿更强烈。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又相对闭塞的农村，农村居民与日常和自己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的近邻有着深厚的感情，产生同样意愿的可能性更高。村规民约提倡和地方政府提倡对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行为意愿的影响皆不显著。可能农村居民不了解村规民约和相关政策，村委会和地方政府对农村居民的引导较少，农村居民的想法不会轻易受二者的影响。因此，假说H3得到部分验证。
知觉行为控制方面，时间承受度对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这表明与其他农村居民相比，空闲时间较多的农村居民选择参与的意愿较强。人居环境治理是需要花费时间参与的行动，时间多的农村居民更有可能参与其中。资金承受度对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普遍不高，不愿拿出资金支持环境治理，侧面也反映出农村居民仍存在资金缺口，环境治理寄希望于政府的资金支持。能力判断对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说明对自己能力越自信的农村居民越愿意参与环境治理。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护自家及村庄环境的卫生整洁，这对农村居民来说比较简单并有能力做好的事情，因此能力认知有影响作用。因此，假设H5得到部分验证。
控制变量中，在村居住时长对农村居民的行为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长期在农村居住的居民相对于居住时间短的农村居民能够更多的从良好的人居环境中获益，因此参与意愿更强。距集镇距离对农村居民的行为意愿具有负向显著影响，可能是因为离集镇较近的居民进入集镇更方便，相对于居住地较远居民有更多的机会了解自己居住的村庄环境的不足之处和与集镇环境之间的差距，环境认知更加敏感，进而更愿意参与。农村居民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对行为意愿的影响均不显著。
(四)农村居民行为响应实证分析
利用SPSS25.0软件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模型M3为对核心变量的回归，模型M4为对总体模型的回归。将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行为响应设置为因变量，将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及控制变量的15个变量设置为自变量，具体结果如表4。
表4 模型回归结果(行为响应)
可以看出 M4 的总体预测值准确率 88.93%，高于模型 M3，间接说明模型 M4的拟合度较好。根据模型 M3 和 M4 得出：
行为态度方面，环境质量评价对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响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对村庄环境评价越高的农村居民越会产生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实际行为。实地调研中有农村居民抱怨：“门口的路是坑坑洼洼的砂石路，下雨天路上简直就是和稀泥，路都没法走，让我们怎么参与治理？”可见，村庄环境治理得越好，农村居民对治理工作就越认可，进而越能激发其产生实际治理行为。环境提升认知和村庄发展认知对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响应的影响不显著，可能因为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居民习惯了村庄的生活环境，对环境要求不高。此外，农村居民虽然对村庄有强烈的感情，但可能受到思想层次的限制，看待环境治理只着眼于当前，而对环境治理能否促进村庄未来的发展缺少思考。因此，假说H2得到部分验证。
主观规范方面，邻里效应对于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响应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这表明有邻里带动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农村居民比没有邻里带动的农村居民的响应程度更高。在人员流动不频繁且相对闭塞的农村，邻居朋友是农村居民日常的社交对象，实地调研中很多农村居民也表示“参与人居环境治理别人去我就去，人家怎么样我也跟着怎么样”。可见邻居朋友的意见对农村居民的行为响应影响较大。村规民约提倡和地方政府提倡对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响应的影响均不显著。可能因为村委会和地方政府没有和农村居民建立“强连接”，进而农村居民不会轻易响应二者的号召参与环境治理。因此，假说H4得到部分验证。
知觉行为控制方面，时间承受度对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响应有正向显著影响。说明闲暇时间多的农村居民比闲暇时间少的农村居民更有可能为环境治理付出实际行动。农村居民除了进行农业生产很少有其他工作可做，但又具有热爱劳动的优良传统，因此实际参与到治理中的可能性高。资金承受度和能力判断对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响应的影响皆不显著。可能由于环境治理资金的筹集和工作的开展大部分由政府和村委会包办，农村居民的主体角色未充分发挥。因此，假说H6得到部分验证。
控制变量中，在村居住时长对农村居民的行为响应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长期居住在农村的居民是环境治理的长期受益者，所以会更加积极的为治理工作投劳投资。年龄、性别、距集镇距离、受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对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行为响应均没有显著影响。
本文利用在皖北地区实地调研的262份数据，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指导，运用描述分析、二元logistics模型等方法对皖北地区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进行研究，结论如下：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行为意愿和行为响应都受到心理认知因素的影响，遵循计划行为理论的逻辑机制。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控制变量的各维度对农村居民的行为意愿和行为响应的影响存在差异。行为态度中，村庄环境良好认知、环境治理会提升村庄环境和促进村庄发展的认知对行为意愿的影响显著为正；
村庄环境良好认知对行为响应的影响显著为正。主观规范，邻里带动正向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参与意愿；
邻里带动正向显著影响行为响应。知觉行为控制中，具有闲暇时间和自信的能力认知对行为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
具有闲暇时间正向显著影响行为响应。此外，距集镇距离负向影响农村居民的行为意愿，在村居住时长对行为意愿和行为响应均有正向显著影响。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动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建设美丽乡村，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提升农村居民认知，增强参与意识
农村居民是否产生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行为是基于个人认知和理性思考的结果，本文结合前文分析认为政府要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邀请专家对农村居民进行长期、全面的环境卫生知识普及，增强农村居民的生态环境意识，让其认识到人居环境治理对生产生活的重要性。此外，还要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对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理解力和知晓度，动员其积极参与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政策宣传活动，充分了解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环境治理政策，意识到环境治理是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步。
(二)发挥农村居民主体作用，丰富参与渠道
要发挥农村居民在人居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就要丰富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渠道，为农村居民创造参与治理的机会。实证分析得出，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的参与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可以不定期的在村内开展多种形式的环境治理群体参与活动，通过公众治理发挥邻里效应的作用，以少数人带动多数人再扩散至全体农村居民的方式提高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同时，可以建立一套完善的评比实施办法与奖惩制度，可通过“户比户”的形式，召集农村居民与周围邻居共同参与，组织人员定期对卫生状况评比出等级，通过激发农村居民的荣誉感来动员农村居民进行环境治理。
(三)补齐治理短板，提升人居环境质量
实证分析得出，农村居民对村庄环境质量评价越高就越倾向于参与治理，因此可以通过补齐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短板，进一步提升环境质量，增强农村居民对治理工作的信心，激发其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行为。实地调研发现，皖北地区农村生活垃圾、污水、厕所和村容村貌的治理工作仍需完善。政府要做好宏观顶层设计，加大财政支持，因地制宜地促进环境治理技术升级，加大治理设施投入，以此提高环境的治理效率和水平，为农村居民提供良好的人居环境，从而激发参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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