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亮红
(湖南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4 )
坚持统一战线，促进“五大关系”和谐，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是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并提出“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1]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法宝，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继续奋斗的需要。各地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因地制宜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丰富经验与典型实践，既解决了中央统一政策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适应性问题，又推动了复杂国情背景下党的民族工作政策的发展与完善，从而打通了地方实践和中央政策的互动渠道并形成有效的反馈回路，大大提高了党的民族、统战工作政策与制度的实施效能。然而囿于对统一战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地方经验重视不够、推广不力等各种原因，使许多生动有效的地方实践待字闺中，走不出地方或局限于中央层面，在同类地区的影响辐射力有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与实践推进。因此，深入系统地研究统一战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地方经验并促进其复制推广对于更好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最大限度凝聚起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的力量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相关成果集中于解读“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较早关注民族共同体的是德国斐迪南·滕尼斯，他认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是基本形式(1887)；
美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83)提出“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
英国齐格蒙特·鲍曼(2001)指出滕尼斯开启的共同体话语不可实现，共同体应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积极表述；
塞缪尔·亨廷顿(2008)则强调，文化认同是本民族最有意义的肯定性体认，核心是对民族基本价值的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相关概念，外交关系层面，艾伦·卡尔森(2011)指出，“民族认同”是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更利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互动，但Cui，S.(2012)认为，受限于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的定义反使中国外交政策面临困境，尤其在对日问题上；
政治策略层面，约翰逊(2015)直指“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巩固全球形象的强大政治工具，与约翰逊不同，尼奥(2017)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映了特定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使中国成为负责任、建设性、可预设大国；
文化价值层面，彼·怀特等(2020)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作中国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软实力。
(二)国内研究现状
1.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学理阐释
已有成果主要聚焦于：理论创新，主要从基本概念及其演化(如关凯，2017、2019；
常安、白利友，2018)、本质内涵(如曹为、张淑娟等，2021)、历史发展(陈建樾，2020)与时代语境(庄新岸、宋才发、魏霞、郝亚明、曹为等，2021)等方面论证其创新发展；
规范构建，主要基于多维视域(严庆，2017；
高鹏怀、龙金菊，2019；
曹为，2021)与基本维度(严庆、郝亚明、龙金菊、范俊、曹为，2021)理论设计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规范；
实践逻辑，主要从内涵逻辑及其演进(邓玉函，2019；
李贽、孟凡东，2021)、实践模式与基本架构(吴鹏，2020；
冯育林，2019)、实践方略与具体路径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陆海发、张会龙等，2016；
徐杰舜，2018；
常士訚、方堃，2019；
吴鹏，2020；
严庆、郝亚明，2021)等。
2.关于统一战线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耦合性研究
已有成果形成了四方面研究共识：本质层面的相倚共存论，既明确“爱国统一战线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齐卫平，2018)，实质是最大限度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董楠，2019)，又肯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统一战线的命运共同体”(阳沐乎韧，2018)，是统一战线的共同体之一(刘亮红，2020)；
理论层面的相互支撑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蕴含丰富的统战原则(张淑娟，2020；
王小鸿、张小霞，2021)，统战理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重要根基(李娜，2021)，统战工作既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又扩展了其外延(张淑娟，2020)；
理念层面的价值契合论，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齐卫平，2018)、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方针(靳燕，2020)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共命运共发展的理念完全契合(向阳，2020)，有机统一于“中国梦”(苏云婷，2018；
孙军，2020)；
工作层面的互为引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复兴是新时代统一战线作用范围(何虎生，2021)，统一战线须以铸牢意识为主线与遵循(詹小美，2019；
潘岳，2020；
沈桂萍，2021)，而统一战线是复兴中华民族的制度密码(王彩玲，2021)与重要平台(郑筱筠、丁忠毅，2021)，其凝心聚力作用能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苏云婷，2020)。
3.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地方经验的研究
这方面相关研究成果仅有少数几篇，如王延中(2018)总结了宁夏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以“五抓”加强民族团结示范区建设及以“两个共同”为引领的实践特色；
扈红英等(2018)研究了西部边疆地区社会结构变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系，指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对解决西部边疆地区族际关系问题的重要意义；
王浩宇等(2019)认为，交通运输的发展可推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与外部社会互联互通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创造连续的国家空间；
张志远(2021)梳理了中国共产党100年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云南实践，归纳了云南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超越族际差异建构新型民族关系与共有文化认同、保障平等政治权利、迈向共同富裕等方面经验。
以中国知网为例，截至2022年8月27日在中国知网检索到的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篇名的文献共231篇，其中学术期刊184篇，学位论文7篇，会议论文3篇，报纸发文37篇。相关文献主要主题和次要主题分布情况如下图：
图1 中国知网总库篇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献主要主题分布图
图2 中国知网总库篇名为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献次要主题分布图
(一)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研究视域
从图一图二研究主题分布可见，已有文献的研究视域主要基于以下方面：
一是立足中央与国家层面解读与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内涵、内在逻辑及其重要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是立足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层面总结概括党领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进程、主要实践与基本经验等；
三是立足党的民族工作政策，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背景及对于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坚持、发展和完善及其积极意义与现实价值等。此外，还有基于不同视域如共同体语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体国家安全观、共享资源建设等展开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涵、逻辑与路径的探讨等。已有文献一是大多从全局与总体角度进行研究，对象较为宽泛，对地方的生动实践重视不够，因而相关路径、方略的针对性不强；
二是对于深嵌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统战力量基本上被忽略或漠视，已有文献中，篇名含“统一战线”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献至今未见。因此，有必要重视统一战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地方经验的研究，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研究视域，弥补已有研究重宏观、中央与国家，轻微观与地方和部门的不足，实现研究视域从宏观到微观、中央到地方、国家到部门的研究转向，进而更加立体鲜活地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统战镜像与区域特色。
(二)弥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研究不足
这里的研究不足主要是指理论与政策阐释较多而实践探索与相关对策研究较少的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命题是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导出并成为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民族工作重要指向。就二者的关系而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中心工作，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要求。严庆教授指出，不能忽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性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的客观实在性，要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知行合一的客观实践，这样才能避免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泛化、虚化。[2]以中国知网为例，截至2022年8月27日在中国知网检索到的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篇名的文献共2659篇，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篇名的文献仅236篇。关注并重视统一战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地方实践正可弥补相关研究学理阐释较多而实践研究不够的不足，既搭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天线更接民族工作实践与不同区域的地气，而且可以借助典型案例分析及其资料汇编，总结统一战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特点与基本经验，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的客观实在性，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统战作为及其法宝作用。
(三)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研究方法
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篇名检索中国知网的所有文献，并通过主要主题的年度交叉分析得图如下：
图3 中国知网总库篇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献主要主题年度交叉图
虽然篇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但大部分文献仍专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相关研究，与“建设”这一实践活动紧密相关的主题仅有以“示范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要主题的为数不多的文献，而研究方法仍是使用理论研究的一般思辨方法，针对地方经验与地方实践的相关实证研究则使用较少，方法单一。其中为数不多的以示范区建设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地方实践为内容的文章，也多为宏观性总结、实证研究不够，无法从中洞悉地方实践的具体路径以及是如何因地制宜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对于其他地区示范性与可操作性不强。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一是要注重跨学科研究视域的协同与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已有研究学科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为主，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身所涉及的研究视域与学科范围较为宽广，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因此，应加强跨学科的交流和不同学科方法的交叉运用与协同研究，不断拓展研究方法；
二是坚持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不仅要从理论思辨的维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规范研究，更要注重其内在实践性，做到“既要有历史感，又要有鲜活的现实例证”。譬如，对少数民族地区采用实地调研、田野调查、数据分析、典型个案、访谈交流等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实例出发为全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出示范效应，最大限度挖掘各民族群众的地方性知识，并考察这些地方性知识是如何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中的，从而实现地方经验研究的“在地化”表达与“乡土”逻辑。[3]
统一战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法宝作用的发挥固然离不开党中央的理论指导、科学决策与顶层设计，但地方统一战线在其中的作用也至关重要。
(一)从本质关联看，统一战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地方经验是其中国经验的素材基础、局部验证与智慧来源
“地方不仅仅是中国的局部，它就是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是中国本身。”[4]各地统一战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取得的丰富经验与实践路径是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整体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现统战与民族工作政策制度灵活性、多样性及地方特色的素材基础、实践背景、局部验证与智慧来源。如果借用费孝通先生关于乡土中国的社会、地缘关系的比喻，那么地方实践与地方经验就像投入中国实践与中国经验的一颗石头，这颗石头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由近及远、由亲及疏扩展，形成一个个不同的圈层，但是这些“圈层结构并不是相互隔离的，而是存在叠加、对话、整合、会通的关系”[5]，不同圈层相互作用并不断充实和调整着统一战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中国经验与中国实践。尽管地方统一战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在中央统一政策与制度安排下进行的，统一战线整体实践与经验的成熟也会作用于地方、区域乃至部门的具体工作策略，但是必须看到，地方经验始终存在并具有某种持续生成的力量，“地方经验”与“地方实践”的不断凝聚和交融，构成了跨越区域的“中国经验”。因此，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不仅有“地方实践”的新经验、新模式、新探索经中央的采纳吸收与复制推广沉淀到了天南地北，更有天南地北的“地方路径”最后汇集、激荡成了“中国实践”与“中国经验”的宽阔大道。所以，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看，触发地方经验之于中国经验的力量拼图作用，将各地统一战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成功做法与典型经验凝结升华并系统性融合为可推广的中国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二)从实践效果看，统一战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地方经验能打通地方实践与中央政策的互动渠道
地方经验能解决中央相关统一政策到复杂地方、不同民族的适应性难题，经由地方经验，中央政策能成功转化为地方实践，地方实践也能够“反哺”中央政策的完善与推广，既能有效规避大面积政策实施风险，又能使地方实践和中央政策形成有效反馈回路，进而提高中央相关政策的指导性与执行效能。我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多民族社会，不同地方和区域之间存在着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具体的政策制定与执行领域，在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会出现中央政策的一致性和地方执行的多样性、中央政府的总体控制与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之间的矛盾。在政策自上而下的执行过程中，经由地方实践可以探索克服这一矛盾、解决统一政策到复杂地方及不同民族适应性难题的地方经验；
在自下而上推动政策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地方经验的叠加、对话、整合、会通等作用也会反哺中央政策的调整与完善。在我国统战与民族工作领域，不少独具特色的“中国经验”就是先由地方党委、政府、民族与统战部门在中央统一政策与制度合规的框架下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探索各种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再将成功的经验吸收到中央政策中，继而在全国范围内推而广之。如统一战线服务科学发展的毕节模式、基层协商民主的温岭模式、社会治理的枫桥经验、“党委出题，党派调研，政府采纳，部门落实”的湖南参政议政调研模式等。这些基于地方实践总结凝练的各具特色充满活力的地方经验都为中央相关政策在地方场域的有效执行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策略，在控制和自由之间形成一种弹性，稳定而又灵活地体现着制度的高效能。在政策形成与制定过程中，不管在哪个领域，中央政策与地方经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结合，已经是我国基于实践经验触发的稳定而有效的政策形成机制。从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的角度看中央政策与地方经验的互动关系，地方的典型实践与成功经验能解决单一政策到复杂地方的适应性难题，地方经验也能够“反哺”中央的倡导，被中央采纳并广泛推广，有效消除二者之间的信息阻滞，打通地方经验与中央政策的良性互动渠道，这种有效反馈回路的形成，既能保证政策过程的科学性，也能提高地方整体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
(三)从理论创新看，科学总结统一战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地方经验是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
将地方实践系统总结为地方经验并进行理论提升，既符合理论创新一般规律，又能将地方实践、国家战略与科学理论连接起来，使理论研究既接地气又有升华，并推动政策制定更民主科学。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观点，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实践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源泉，实践创新所积累的经验越丰富，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就越扎实，理论创新的成果也就可能更加深刻和系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工作，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做过，我们在实践中只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在实践过程中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结合起来。在实践创新中从分散的地方经验出发经由动态调整而形成全国统一政策的施政模式，既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方略的重要形式，也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与党的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没有地方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与积累推广就没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试点，善于从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寻找改革的切入点，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6]在统一战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将各地在中央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政策与制度等顶层设计指导下创造与探索出来的地方实践进行总结提升与发展升华，不仅能揭示并证明相关理论、政策与制度的科学性、人民性与实践性，而且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在“两个大局”相互激荡的复杂形势下，形成具有更强解释力的党的民族理论分析框架以更好指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需要地方经验的总结凝练与有效方法的推广，这样才能为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未来实践进路的方向性与可能性。这些也是“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做好做细做扎实”[7]，开创党的民族工作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正如郑杭生所指出的：“地方经验这个现实抓手更具操作性，在问题提出、理论提升与学术争鸣中更加好把握一些。重要的是，地方经验能够将中央经验中的政治原则、政治体制、话语体系等概念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因此地方经验的比较和对话不但不排斥中央经验的精神实质，反而让中央经验与国外治理理论的对话更具操作性。”[8]
笔者粗浅认为，基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可以就统一战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地方经验分类如下：
(一)西藏、新疆等边疆政治稳定重任区
以西藏、新疆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因地处边疆，受国外民族分裂势力与极端宗教势力影响较大，所以这类地区的统一战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尤其是铸牢少数民族与汉族是一家的共同体意识、保证政治稳定尤为重要。如丁忠毅教授将统一战线的相关理论引入到边疆治理研究中来，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边疆治理实践的基础上，指出统一战线是具有历史底蕴和鲜明中国特色的治边方略，并认为统一战线的体制机制和运行方式，促进了边疆地区的政治整合、资源整合，有效发挥了制度化合作治理的优势。[9]以此为基础与指引，我们可以进一步将统战治边方略聚焦于这些地区的统一战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及其经验总结与提炼中。像如何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守边固边、稳边兴边工作体系；
如何将不同阶级阶层与政治主张的民族社会力量吸纳到既有政治结构中的工作，以最大程度压缩国内外分裂势力的政治社会动员空间；
如何强化多民族多元链接纽带，化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张力，使对本民族的认同包容于中华民族认同，强化不同族群的国家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认同等都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二)广西、云南等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广西与云南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多次受到中央表彰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广西与云南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已经成为全国示范，在理论研究方面也有不少系统总结云南与广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成果，而我们研究统一战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广西与云南经验就是要在已有成果基础上去挖掘，凸显统战力量与统战作为，从部门视角来考察其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之所以能成为全国示范的经验与规律。在这些方面，笔者粗略梳理如下：如树立“不谋民族工作就不足以谋全局”的统战工作指导思想；
坚持“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理念，开展帮扶结对、互联共创；
做好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选拔和使用工作；
强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考核；
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等。加强宗教工作“三支队伍”教育培训；
推动宗教文化与中华文化深度融合；
推进宗教对话，促进多元宗教求同存异；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打击“逆中国化”“伪中国化”行为等。
(三)青海、宁夏等民族宗教深度融合区
以青海、宁夏为代表的地区民族与宗教深度融合、密不可分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这种深度融合的紧密关系主要表现在民族宗教化与宗教民族化。对于这类地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统一战线部门基于基本地情将民族工作、宗教工作统一谋划，共同致力于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这是统一战线工作的生命线。笔者以此为主线粗略梳理如下：如围绕党委重大决策、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问题推进民族宗教立法，确保民族宗教立法与深化改革、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紧密联系、深度融合；
以加快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发展为基础，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以加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为关键，以创建活动为载体，以民主法治建设为保障等。
(四)广州、北京等民族流动人口频繁区
北上广深等经济发达一线城市对于全国人民都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尤其随着这些城市在强大经济实力扶持下，不断加大对少数民族事业资金的投入力度，民族特色服务保障体系不断健全，不少少数民族人口流入这些一线城市，为城市民族工作与民族流动人口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所以这类地区统一战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做好城市民族工作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在工作与服务中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少数民族与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中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些年，城市民族工作受到学者广泛关注，例如陈晓毅教授提炼的“广东模式”，沈桂萍提出的“嵌入式治理”模式[10]，和谐型城市民族工作的“北京模式”，促进城市多元化发展的“深圳模式”，协调民族关系的“南京模式”，服务型城市民族工作体系创新的“武汉模式”，互动型城市民族工作全景体系的“上海模式”等[11]。笔者立足于统战视角，将这些模式中的统战力量与统战做法粗略梳理如下：如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基本信息动态摸排与动态管理，创建输出地与输入地两头对接实时联动机制；
创建民族互嵌型社区，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
探索民族工作社会化模式，吸纳少数民族人士协商民主参与民族宗教事务；
创办民族学校，推进双语教育，协调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
关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障，构建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程度指标体系，将其发展融入首善城市建设全局等。
(五)香港、台湾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塑区
以港澳台为代表的地区是国际反华势力重点干涉的地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不仅面临国际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与阻挠等强势干预，而且与国家的总体安全息息相关，统一战线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港澳地区的人心回归、争取青年等方面阻力较大，困难重重，加上台湾局势的错综复杂，所以这些地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任务艰巨、困难重重，而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强化港澳台同胞的“五个认同”，而争取人心、强塑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其中的核心任务与突破口。在这方面统一战线部门要善于寻找嵌入点、建设好平台与抓住有利契机，集中做好经济、文化、民生与青年统战工作，在服务港澳台经济、文化与民生发展中促进港澳台同胞与大陆同胞的人心凝聚与发展共识；
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与伟大祖国认同为核心任务，跳出“认同政治”陷阱；
以青年心理融合为关键与突破口，加强港澳台青年与大陆青年交往交流与合作，争取青年，凝聚青年，促进港澳青年“人心回归”与台湾青年“人心思归”；
创新传播“一国两制”与“一个中国原则”，深入实施《反国家分裂法》《香港国安法》精准打击各种形式的分裂行为等。
此外，在本选题的研究意义方面，笔者还有如下想法：一是按上面类别汇编统一战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典型案例，可为统一战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区域实践素材，整理出具有鲜明统战特色、地域特征与实践指向的地方经验案例集，并根据类属要素对经验材料进行数字化处理，科学、精准地为统战工作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及其相关工作提供易查询、可借鉴的基础数据库。二是本选题的研究可以通过现实成效展示为纠正统战工作“上层论”“务虚论”等认知偏差提供证明。统战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其效果评价难以直接对标经济指标，导致社会识别度不高且认知偏差较大。地方经验总结及其效果展示力证统战优势、功效与作用，从而提高统战社会认知度，并纠正社会已有认知偏差。三是提炼共性规律可为各级党委政府提高民族宗教事务治理能力提供资政借鉴。总结提炼统一战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地方经验及其规律，探究将统一战线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主要途径与基本方法，为党委政府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决策建议与建立健全体制机制方面的启示。
尽管笔者认为本选题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都很重大，但要深入研究下去也面临诸多的困难，比如地方经验的收集与整理是一个繁重的任务，该如何具体、有效地推进；
地区与工作重点的分类是否科学合理，以什么标准选取哪些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地方经验；
以什么标准对地方经验展开比较研究以及地方经验推广运用的范围与条件问题等等都需要深入思考与不断探索；
在总结反思“地方经验”基础上，能否立足中央与国家层面提出可普遍推广与引领示范的对策建议等等都是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