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元庆
（云南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土司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水西土司作为西南彝族三大土司之一，其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截至目前，郭宸利对水西彝族历史溯源、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土司制度和彝文古籍等研究进行了回顾；
[1]陈潘等对近十年有关西南彝族土司的发展历程和相关制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已有研究呈现的特点和未来研究趋势；
[2]朱启敏等对奢香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概述。[3]以上综述对水西土司研究皆有涉及，但由于其综述的立足点和侧重点不同，涉及水西土司研究的综述并不全面。故对近20年来水西土司研究状况予以梳理，有利于深化水西土司问题乃至于西南土司问题的研究。
近20年来，有关水西土司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水西土司的政治制度、社会关系、土司文化和改土归流等方面，其中，水西土司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关系是学界讨论的热点。
（一）水西土司的政治制度研究
水西安氏有一套严密的、充满血缘关系的政治制度，该制度使水西政权持续了千年之久。有学者专门讨论了这一套制度产生的经济基础，郑宜君认为元、明、清时期毕节彝族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即统治阶层完全占有土地，地租以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为主，劳动者被束缚在土地上，存在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4]在此经济基础上，王军分析了则溪制度、家支制度和“九扯九纵”官制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三者共同构成了毕节地区彝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5]由此可见，水西安氏政权在历史上得以维持千年，与其独有的政治体制不无关系。
水西安氏作为贵州四大土司中历史最长的土司，关于其政权稳定性的原因，也受到了学界的关注。陈燕英等人强调了大土地所有制是水西安氏政权得以存在的基础和依据。[6]在此基础上，秦廷华试图从水西的制度依托、时空环境和政治前提三方面探讨其政权得以长存的原因，深入分析了这些因素对水西地方政权稳定发展的影响。[7]值得注意的是，陈燕英、秦廷华等皆认为水西政权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但温春来等人通过考察水西君长谱系和王阳明致安贵荣的信件，研究认为水西君长国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是在王朝干预下明中期才形成的。[8]
水西安氏在地方的统治长达千年，对水西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关于水西土司的历史地位研究，学界主要从水西的政治制度完善程度、土司的政治抉择以及文化交流等三个方面进行评价。王明贵[9]、王继超[10]和彭雪莲[11]皆肯定了水西的政治制度对其地方政权发展的作用，同时高度评价了水西土司在处理地方与中央关系问题上所做的政治抉择，即维护国家统一。其中，王继超还注意到彝族文字在土司时代的使用与成熟。卢春樱认为，明代是水西政治制度走向鼎盛的时期，同时，土司在经济和文化等领域采取系列措施，推动了地方社会的发展。[12]以上学者主要从地方视角出发，以水西安氏的历史建树来评价其历史地位。除此之外，陈世鹏将水西土司放在大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评价了水西土司对稳定黔中局势和明王朝经营云南所起的作用。[13]由此可见，水西土司对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以及对外交往上做出了有益探索。
（二）水西土司的社会关系研究
水西土司的社会关系包括水西土司与周边土司和中央政权的关系。水西土司与周边土司的关系研究，主要围绕土司之间的利益纷争问题展开讨论。左争飞通过史料梳理，认为明代水西土司与周边土司展开了持久的利益争夺。[14]王兴骥以平播之役为研究视角，考察了平播前后水西土司、播州土司和朝廷三者之前的利益博弈关系。[15]李平凡等系统梳理了水西安氏与水东宋氏的源流，认为因受地理、政治和军事的影响，两者既有政治斗争，也有军事联合。[16]颜丙震考察了明后期石砫宣抚使、水西宣慰使和乌撒土知府内部承袭纷争的原因，认为除了权利因素外，土司之间因族源和联姻关系形成的利益集团是重要的因素之一。[17]由此可见，在土司社会关系中，各土司皆以自身利益和集团利益为上，但在这复杂的竞争关系中，朝廷的良性导向作用不可忽视。
在水西土司与中央政权的关系研究中，卢玲考察了毕节彝族土司同元、明、清中央政权的关系，认为双方关系呈现出两头差、中间好的局面，这与各朝政府在该地区采取的策略有关。[18]吉毛仔[19]与陈世显[20]分别就元朝和明朝对水西的经营情况进行了考察，认为在王朝初期，朝廷在水西地区的经营对地方社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因后期国家势力衰弱，导致地方与中央陷入僵持的局面。彭福荣就王阳明给安贵荣的书信内容展开讨论，展现了水西土司与中央王朝的权力博弈。[21]刘砚月以安国亨为研究中心，重点考察他在“安氏之乱”“贡木风波”的所作所为，展现出安国亨立体、多面的土司形象。[22]李平凡对土司制度在贵州的实行作了深入研究，认为彝族土司受制于明朝各级政府的同时，又具有极强的自治性，因此合作与对抗长期存在。[23]付春等就“奢安之乱”和“沙普之乱”进行对比，进而认为这两次土司叛乱使明廷在镇压中原农民起义和对抗后金中陷入了三线作战的境地，它促使了明王朝的灭亡。[24]从以上研究成果来看，在实行土司制度前期，水西土司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处于一种制衡相安的态势，到后期，尤其是中央政权逐步衰落，朝廷对土司的管控弱化，进而导致中央与地方关系恶化，这一历史关系展现出中央政权和土司关系在制衡与博弈中彼此势力的消长过程。
（三）水西土司的教育、文化研究
关于水西土司的教育研究。土司制度的推行，不仅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中原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刘永生等认为贵州土司在其统治区域内，其教育模式主要包括内部言传身教式的示范性教育、送土司子弟入学和施行儒学教育等。[25]熊艳对毕节彝族土司时期的教育形式进行考察，认为土司社会既有传统教育，又有非传统教育，前者主要包括口传教育、家庭教育、毕摩教育和家支教育，后者主要是汉文化教育。[26]雷洋等人通过追溯水西彝族文化与汉文化碰撞融合的历史，认为奢香时代的彝汉文化交流促成了水西文化的基本形成，而改土归流促进了水西同外界的来往。[27]在土司制度下，土司接受儒学教育是其维持地方统治权的关键。同时，又因地方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与中原有别，土司社会存在一套独有的教育模式。
关于水西土司的文化研究。王坤利用彝文碑刻资料，对明清时期水西彝族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梳理与分类，认为彝族的传统观念具有强力的继承性和社会行为指导力。[28]黄卫华和陈燕英对毕节彝族土司文化诸如政治制度、文化习俗和天文历法等进行了指导性介绍。[29]黄成松等重点关注水西地区的文化遗产，诸如水西马、贵州宣慰府、龙场九驿等。[30]刘国旭从美术学的视角，通过考察罗甸王府和毕节大屯土司庄园，认为黔西北彝族艺术表现形式与土司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土司建筑在整体形式和布局上极具超凡的艺术特色。[31]龙春燕对水西土司的物质文化进行了分类，并对其利用现状与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就保护与开发水西物质文化提出了建议。[32]水西土司遗留下来的丰富文化遗产在黔西北地区独树一帜，但在目前关于水西土司的文化研究中，理论性研究多，应用性研究少，加强对水西土司文化的应用研究，对传承和发展地方文化有重要作用。
关于彝文文献研究。彝族安氏在统治水西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彝文文献。彝文文献是研究水西土司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禄玉萍对彝族钞本文献的收藏、分布和类别进行了介绍，并分析了彝文文献的特征，这对开发和使用地方民族古籍文献具有指导作用。[33]鉴于彝族没有断代史和编年史，世存的彝族文献也未注明时间，将其运用于研究中，仅依据土司君长谱系对应汉文献记载的年代难免出现错误，因此，尹明芳和陈世鹏通过考察水西君长的连名谱系，统计出历代君长对应汉文献记载的年代。[34]由于彝文文献重视对谱系的记录，街顺宝通过考证彝文文献史料，对彝族远祖谱系提出质疑，认为水西安氏过于完美的谱系，说明了谱系经过修正，若以此来解释历史，显然无助于研究之深入。[35]
（四）水西的改土归流研究
在明代，中央朝廷为了实现对地方的直接控制，土司叛乱或绝嗣是改土归流的最佳时机，然而水西土司在明末皆出现这两种情况，均未被改土归流。颜丙震认为，水西土司未被改流的原因在于：水西内部社会制度的牢固性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体，而当时明廷面临内忧外患的政治困境使其难以顾及水西土司问题。认为朝廷实行的削地贬秩和“分土世官”，意在逐步削弱水西土司实力，为清初的改土归流奠定基础。[36]康熙三年，土司安坤反叛，清廷平定叛乱后对水西土司进行改土归流。付春考察了水西改土归流的原因，提出扫清土司境内的南明残余势力是清廷的当务之急，且吴三桂驻滇后，为了打通中央接济云南粮饷的交通孔道，需要对水西进行改土归流。[37]
改土归流对水西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郝彧考察了水西改土归流后的社会重建问题，认为水西的改土归流并非一气呵成，而是依次逐步完成地方权力、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的重建。[38]另外，他还认为改土归流使彝族势力剧烈萎缩，驿道开发、移民政策等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族际关系。[39]王纪鹏认为改土归流使地方社会形成了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有利于国家统一。[40]从明末中央朝廷对水西问题的处理结果来看，水西土司势力依然强大，改土归流的条件还未成熟。到清康熙初年，国家军事力量强大，为经营西南边疆，水西被改土归流。可以看到，改土归流是水西土司与国家实力较量的结果，也是王朝国家为实现大一统的需要。
综合来看，以上研究成果主要限于专题研究。另外有部分学者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从不同视角考察了水西土司的历史源流及其发展。段丽波[41]从考古文化的视角，认为彝族来源于先秦时期的氐羌民族，至汉晋时期，该民族与土著民族融合形成昆明族、叟族等，魏晋时期形成了乌蛮民族，彝族先民是乌蛮的一支。王明贵和王继超运用地方文献和汉文献结合现代考古，对水西彝族土司的历史源流、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作了考证和叙述，勾勒了水西历史发展的主体脉络。[42]温春来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论述了从宋至清黔西北地区的制度变迁、经济开发与文化和身份认同，描述了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区域如何整合进传统中国大一统秩序的历史过程。[43]舒华考察了改土归流前后黔西北彝族地区法制的变迁，其内容涵盖政治制度、经济法律、婚姻继承、纠纷解决等，从学理上分析了这一变迁的动力、方式、路径与结果，呈现了在法制转变过程中国家法制与地方法制的相互为用和紧密联系。[44]
从近20年来有关水西土司研究的成果来看，水西土司研究成绩斐然，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从本文所选的论文来看，部分文章出现语言表述有误，研究方法、理论和资料运用有待突破，过高评价水西土司的历史地位等问题。
（一）部分语言表达有待规范
在目前关于水西土司的研究中，有些语言表述有待斟酌。首先是关于水西的历史时长问题。“千年土司”[6]以及“水西土司始于蜀汉后主建兴三年，终于清康熙三十七年……历时长达1474年”[32]等表述有待讨论。土司制度起源于元、盛于明，衰于清，这在学界已取得共识。水西安氏从元至元年间设立土司，到清康熙年间的改土归流，历经元明清三朝，其历史时长显然不足千年。基于学术严谨性，“千年土司”以及“水西土司……历时长达1474年”等表述显然与历史不符。而水西慕俄勾彝族地方政权，从蜀汉建兴三年水西安氏先祖妥阿哲受诸葛亮册封建罗甸国开始，到清康熙三十七年水西土司的终结，时间跨越确有千年之久。此外，水西安氏有一套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的政治体制，地方社会依靠固有的制度运行，中央朝廷对地方的统治方式实际是一种间接统治，因此“水西慕俄勾彝族地方政权历经千年以上（1474年）”这种提法是合乎历史事实的。
其次是关于“土司制度”这一概念的运用。有部分文章出现“毕节彝族土司制度是整个土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1]、“明代水西安氏辖区的土司制度是贵州乃至西南土司制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12]要明确的是，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分封地方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特殊政治制度。土司制度经历了起源、发展、完善到衰落的历史过程，土司的朝贡、赋税、承袭、受封、职类、征发等形成了一套健全的体系。土司制度由中央制定，土司只有在该制度的规范下进行运作，才能获得朝廷的认可，土司在地方的统治也才具有正统性和效力性。从这一层面来说，水西土司只是土司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名或族名后加上土司制度，是对土司制度概念的误识，在运用土司制度这一概念时，应当引起注意。
（二）研究方法与理论运用单一
从近20年来关于水西土司的研究来看，研究面广，成果丰硕。值得一提的是，硕博学位论文层出不穷，研究视角也越来越宽泛。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从研究数量上看，期刊论文数量多，通史性著作数量少。目前涉及水西土司的专门性著作中，仅有两部，这显然与水西土司在历史上的影响力不符。其次，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比较单一。近年来，关于水西土司的研究人员构成有硕、博研究生，有中学教师，也有专家学者，其专业领域涉及历史学、民族学、建筑学、美术学和经济学等，但从相关研究成果来看，研究方法多局限于传统的历史文献法，在理论运用和研究内容等方面有各自为战的现象，没有形成联动的学术研究体系。此外，在研究内容上多重叙述，理论深化有所欠缺，同一个问题研究下来，结论多有重复，创新不足。最后，资料来源比较单一，所用资料多局限于正史实录和奏折等，地方史志和彝文资料使用稍显不足。且运用正史类资料，看似是对水西土司的研究，实则是从上层统治阶层的视角俯瞰土司制度在地方的实行情况，而对于土司制度的主体，即土司和土民相对缺乏关注，致使地方民族处于失语的境地，这显然无益于土司制度研究之深入。
（三）对水西土司的历史功绩评价过高
部分学者在评价水西土司的历史地位时，只看到了水西土司积极的一面。从国家大一统的视角来看，土司制度不过是封建王朝在特定历史时期为管理边疆少数民族而采取的一种过渡性措施，待时机成熟，改土归流，实现中央的垂直管理才是目的。水西土司在明中前期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确实做了许多努力，但在明后期，“安氏内乱”“奢安之乱”和土目反叛等一系列有损地方安定和国家统一的行为，使得水西土司成为清朝入主中原后第一个改土归流的大土司。“溯稽往代，叛服无常。”[45]“夜郎自大，为累朝患”[46]正说明了水西改土归流的必要性。加上水西土司有一套完善且独立于中央政权的政治制度，这对封建统治者来说显然有碍于国家统一。基于此，应辩证看待土司问题，才能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政策制定提供思考和帮助。
针对近20年来水西土司研究存在的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注意对历史语言的正确表述。笔者认为水西土司研究欲取得新的突破，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升。
（一）使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深化相关史料的运用
加强多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在水西土司研究中的综合运用。开展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不仅能克服各学科在研究上的局限性，而且有助于拓展学术视野和学术生长点。在水西土司研究中，可借助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纵观近20年来关于水西土司的研究成果，尽管有部分学者对水西土司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受到时代及自身学术背景的限制，研究理论和方法运用过于单一。目前中山大学温春来教授的《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对这一区域进行研究，无疑是对新方法和新理论的一次尝试。研究水西土司，有必要以历史学为研究本位，结合其他学科展开田野调查，如此方能拓展研究方法和深化理论研究。
（二）深入挖掘和多方搜集有关水西土司史料
通过对近20年来水西土司相关成果的整理与分析，相较于20世纪的研究，学人辈出，成果丰硕，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多数学者在运用史料时还局限在传统的汉文献中。水西土司主要使用彝文，彝文资料对研究水西土司有重要参考价值。至今彝文翻译工作已取得丰富成果，诸如《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族历史文献选集金石彝文选》《中国彝族谱牒选编》等。这些资料除了余宏模、史继忠、王明贵、王继超和温春来等前辈注重对彝文文献的使用外，其他学者运用彝文文献显然不够。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注重对彝文史料的甄别、筛选，增加对彝文文献的运用。另外，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黔西北有许多民间故事和民族诗歌有待挖掘使用，这些资料不仅记录了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历程，而且还涉及土司、土目等历史信息。黔西北彝族土司的残余势力，即土目，这一群体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对该地区的社会发展影响甚大。清末民初英国传教士在川滇黔交界进行传教活动，留下了大量有关少数民族和土目的记载，这些文献如果得到有效利用，对深入研究水西土司以及改土归流后的社会变迁无疑是巨大的帮助。因此，广泛开展水西土司历史文化资料田野调查工作，加强对各民族资料的搜集、翻译和整理，有利于突破和深化水西土司研究。
（三）拓宽水西土司的研究视野和领域
在目前关于水西土司的研究中，研究内容的时段多集中于改土归流前，有少部分学者关注了改土归流后的社会变迁，但研究内容比较宏观，有关基层社会变化的关注度不够。水西改土归流最大的特点在于，革除了土司，保留了土目，形成了流官管理土目，土目管理基层的现象。改土归流前，水西土司拥有十二则溪，则溪分属土目管理，形成四十八目，这四十八目是基层社会秩序的实际控制者，在“网络化”的权利空间下，土民听命于土目。在改土归流过程中，因水西地区少数民族成分构成复杂，流官碍于语言不通，风俗各异，流官无法深入基层，因此土目在基层的权利得以保留。
从某种程度上说，土目的保留是土司制度在改土归流地区的延续，体现了改土归流的特殊性。在少数民族基层社会，改土归流不能一蹴而就，新势力与旧势力有一个博弈消长的过程。在国家化进程中，流官为推进国家权力深入基层社会，同代表旧势力的土目产生哪些利益冲突？土目为维护自身权益的持续性做出怎样的反应？这一对势力角逐和博弈历程产生怎样的变化？这一系列问题目前学界还未触及。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从边疆内地一体化的视角探究土目与流官的互动关系，探究国家权力如何深入少数民族基层社会，如何实现边疆内地一体化。
另外，黔西北民族成分众多，在研究水西土司时，学者们有意识地突出彝族统治阶层的主体地位，这是基于土司、土目是彝族贵族的缘故，但这样的研究无形削弱了其他少数民族的话语权。在土司统治时期，除彝族贵族外，彝族下层民众和其他少数民族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各民族之间有交往、交流、交融，但也不可忽略社会阶级矛盾。咸同年间，黔西北陶兴春领导苗民起义，在反清政府的同时也把矛头对准当地土目。但目前的苗民起义研究中，受阶级斗争史观和革命史范式的影响，多数学者将苗民起义归咎于清政府腐朽与压迫。叛乱的爆发，是社会各种矛盾积累的结果，仅把其爆发的原因归结于某一因素，显然是片面的。加强对改土归流后水西的社会生态研究，对于深入认识改土归流后的民族关系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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