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 宇
（北京理工大学，北京 100081）
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已经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2022年7月29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了《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47个主要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8.1万亿美元，其中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7.1万亿美元，占47个国家总量的18.5%。根据2022年7月8日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数字经济总体上占GDP比重已达39.8%，由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部分构成，其中数字产业化规模为8.35万亿，产业数字化规模为37.18万亿。从统计数字视角看，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经济这一国民经济 “稳定器” 和 “加速器” 的作用日益凸显。
尽管近几年我国在数字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受限于发展时间较短、部分产业转型较慢，我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因此，需要系统识别数字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生活、生态（ “三生” ）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与挑战、可能的影响因素与关键能力，进而设计有针对性的政策与监管措施，为数字经济推动社会主义生产、生活、生态向和谐共生的方向发展建言献策。
（一）数字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现实挑战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富裕程度”[1]。从生产角度看，现有研究聚焦数据生产要素和数字经济发展在提升生产和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改变和提升就业方式与灵活程度等各个方面，论证了数字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共同富裕中发挥的作用。郭爱君、张小勇认为 “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市场再转型、财政再增效和价值再重构实现经济均衡增长、财政效能优化与社会公平正义”[2]。蒋永穆和亢勇杰则指出 “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社会生产效率、拓宽发展渠道、加快产业绿色转型、优化市场运行机制、丰富个体社会生活促进共同富裕”[3]。毫无疑问，二者均强调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多维效应。当然，数字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在发挥提升经济发展效能的正向效果之余，数字资本的发展也蕴含着加剧劳资矛盾的可能性[4]。可以说，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且 “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要素理论的根本特征”[5]。
数据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使数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夏杰长和刘诚认为 “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宏观经济一般性增长，即‘做大蛋糕’；
数字经济可以促进区域产业分散化、城乡协调以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均衡性增长，即‘分好蛋糕’”[6]。闫慧慧和杨小勇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了数字经济平台与数字零工之间的劳动关系，认为其区别于传统雇佣关系，在生产和分配层面更具特殊性。
“在生产层面，‘特殊’性表现为资本和劳动者共同提供生产资料” ；
“在分配层面，‘特殊’性则体现在资本和劳动者按要素参与分配”[7]。他们认为，在提升就业灵活性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以保障数字零工的劳动权益。谢康等以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两化’融合影响经济增长效率与公平具有不完全相悖效应”[8]。
实际上，虽然 “数据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日益提升，数据确权却面临着如何保护私人信息和提高数据利用效率的难题”[9]。从数据生产要素的技术经济特征角度看， “数据要素的非排他性、易复制性特征决定了在技术上很难限制数据的扩散”[10]。从数据生产要素的生成过程看，源数据与数据处理者的劳动都起着重要作用。在产权不明晰的状态下，私人的源数据与企业的数据生产要素都未得到应有的保护，不利于数据交易畅通。
“数字经济也可能导致劳动力结构性失业等问题”[6]。在数字基础设施、数据安全保护和经济波动方面还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风险，具体可以概括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数字基础设施是新基建的核心，也是数字经济平稳运行的神经中枢。在数字新基建驱动下，互联网从以往的工具、渠道、平台逐渐演变为几乎所有行业的基础设施。万物互联，意味着更多的设备、更大的容量、更快的传输速度，相应也会带来更多潜在的未知风险。区别于物理攻击，网络攻击不但会影响虚拟空间的数据隐私和数据系统的正常运行，还会逆向造成现实中的财产安全和人员生命安全等物理空间的安全问题，波及政府、企业和个人。
其次，数据安全保护面临着较大压力。随着数字新基建进度加快和新基础设施逐步投入使用，数据只有充分流动、分享、加工处理才能最大限度释放价值、发挥效用。但是，数据存量迅猛增长、空前聚集也引发了数据所有权、知情权、采集权、保存权、使用权以及隐私权等各类问题的不断涌现。未来，数据流动与交互频率势必会不断提升，信息提取和识别无处不在，数据安全保护也将面临更大压力。
再次，数字经济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带来经济波动风险。数字经济在促进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会催生新业态。新旧业态交替，会加速传统企业退出进程，拉大收入分配差距，造成结构性失业等风险。因此，识别数字经济推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关键能力和要素，设计有针对性的配套监管政策，最大化发挥数字经济赋能社会主义生产的积极效用，降低风险与不确定性就显得尤为迫切。
（二）数字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生活的现实挑战
近年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增加（如图1），2022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756元，同比增长2.5%，各类消费支出占比较为均衡（如图2）。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上升，居民消费中的生存型支出占比逐渐降低，发展型和享受型支出占比逐渐升高，尤其是在线教育、在线培训、医疗保健等的消费比重迅速提高。例如：
“移动互联网+专车” 使消费者的出行更加便利；
“大数据+医疗” 使消费者的就诊过程在时间和手续上得以大大简化；
“人工智能+金融” 使消费者的支付更加便捷。
图1 2022年上半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
图2 2022年上半年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比
数字经济改变着网络消费者的消费内容、消费习惯、消费模式甚至是消费理念。相比传统的线下零售模式，线上消费平台和企业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信息，如个人信息、消费特征、行为痕迹等数据都会被商家收集、观察与分析，会被搜索引擎记录下来，导致消费者的隐私被暴露，在商家面前成为 “透明人” ，消费者、经营者和各类平台间无约束的 “数据共享” 模式更加重消费者隐私暴露的安全风险。因此，消费者隐私数据保护是数字经济时代非常重要的议题[11]。
由于大数据存在大量、高速、多维、低密的特点，企业能够利用大数据实施精准化营销，引导甚至误导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 “进而可以对消费者进行价格歧视，消费者的行为和福利会因此发生改变”[11]。现阶段每款APP和网站虽多不隐藏信息、权限获取类条款，但往往倾向于用 “选择—退出” 这一格式条款的形式，为自家的平台构建起 “天然的屏障” 。换言之，用户希望获得服务，必须付出个人隐私数据的代价， “不同意提供个人信息就拒绝服务”[12]。因此，数字经济推动社会主义生活更加方便快捷的同时，消费者消费权益保护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021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刊发文章明确指出：
“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13]这意味着公共服务在促进共同富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数字技术驱动下，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匹配关系已经发生了迭代。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AI）、虚拟现实、区块链、3D打印等数字技术的进步与渗透成为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此，除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的 “精度、尺度、温度” ，区域间的数字服务不均等问题也不容忽视。
“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是阻碍数字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的最主要壁垒”[14]。探究识别数字经济发挥效用的影响因素和关键能力，发挥数字经济作用，重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消除城乡 “数字鸿沟”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我国东西部数字经济发展差距较大。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数字经济建设的核心位于广东、北京、江苏、上海、浙江等东部发达地区，其数字经济增加值占省域GDP比重超过40%，而西部地区的多数省份数字经济增加值占比仅为省域GDP的10%左右，与东部地区相差甚远。这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 “马太效应” ，是区域均衡发展的隐患。郭吉涛和朱义欣的研究也表明 “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地区创业活力，而且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15]。
其次，我国城乡数字经济发展差距明显。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8月，我国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为78.3%和59.2%。伴随着城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互联网普及率逐年上升，但是城乡差距依然较为明显。
“区域间财政资源配置不均衡和资源无法转化为有效公共服务供给，是导致公共服务均等化差距的两个传统因素”[16]。
再次，不同群体之间获取数字资源并抓住数字资源带来的机会和利益的能力依然有显著区别。比如，疫情防控期间，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群体无法调取健康码而难以获取各类公共服务的问题凸显。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数字经济推动社会主义生活水平提高必然存在区域不平衡、城乡不平衡等问题，不同地方、不同行业的数字化发展水平注定会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如何设计有针对性的政策，积极发挥政策效应，促进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数字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生态建设的现实挑战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趋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尚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生态文明建设的 “本质就是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生态效率”[17]。用好数字技术，不仅能够精准识别、及时追踪新发生的生态环境问题，为科学保护、系统治理提供支撑，也能够推动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为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新的方法。
实际上，在数字赋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也存在着转型难的困境。一方面，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上面临低碳转型困境，生态文明转型迫切要求强化科技创新数字化驱动。在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的生态文明转型阶段，要求从传统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转向科技创新驱动的低碳高效生产方式，生态文明建设亟须绿色科技创新及其数字化发展，而客观上却存在着重重阻碍。
其一，生态环境大数据存在一系列数字化技术创新难题，如数据采集和精炼统一，主要原因在于生态环境数据源存在复杂性、多元性等特点，原始数据格式不统一，数据类型和数据算法多样。其二，由于央地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数字转型投资不同，信息科技在生态治理领域应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防污抗险能力也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此外，数据中心能耗巨大、信息产业垃圾处理的环境代价高，以及信息科技自身绿色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等，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三，生态环境信息技术发展面临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有限、关键技术尚未形成体系、对生态产业和生产安全治理的支撑能力不足等问题。其四，企业数字化转型绝非易事，面临 “转不来” “转不起” “转不动” 三类问题：企业自身数字化积累不够、转型战略推进能力不足导致企业战略规划、组织架构、经营理念难以实现全方位深层次变革；
基础设施购买、运维保障、系统研发、服务支持等现实投入要求导致企业 “转不起” ；
生态环境数据分析、平台运营维护、生态环境信息数据安全等专业人才极为紧缺，数字化程度不均衡、开放意愿不一致、数据标准口径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 “转不动” ，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推进数字化科技创新来解决。
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信息流通不畅、数据管理不善，生态文明转型亟待生态治理机制数字化创新。互联网、大数据、算法、算力等技术发展为生态环境监管和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气象、水文、交通、环境质量监测、环境执法、环境评价等数据库纷纷建立，生态云、智慧监管平台、信息化远程执法、现场执法联动等环境治理创新前景可观，提升了生态环境数据采集、监管的智能水平，保障了环境监管决策的科学性、准确度。但是，目前生态环境大数据仍属于开发应用的初级阶段，多源异构的 “数据孤岛” 问题由来已久，同时数出多门、对接流动困难，给数据采集、适配、重构与共享带来障碍，影响了数据内在价值的充分发挥；
受资金投入、专业化人才缺乏、观念守旧等因素影响，环境执法监管机制信息化、创新动力不足的现象也依然存在；
受限于地方生态环境信息公开缺乏透明性和时效性、环保支付成本较高、环境违法监督困难等因素，企业绿色责任履行不力，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积极性不高，与政府主体的协同治理机制未能有效构建。生态环境和环境污染的时空连续性和关联性等特征迫切要求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要求生态文明治理的数字化创新。
（一）数字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生活、生态建设的影响因素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社会主义的生产、生活、生态都带来了巨大改变。在经济要素方面，数据成为新的要素资源。在经济结构方面，数字经济带来了深度支出和行业整合。在经济组织方面，数字经济推动了自由职业、自媒体和平台蓬勃发展。在基础设施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在劳动分工方面，数字经济使得网络化分工的趋势日益明显。要使数字经济相关政策精准发力，必须深刻认识数字经济给社会主义生产、生活、生态发展带来的种种改变，并全面总结数字经济发挥作用的影响因素，进而把握数字经济政策的关键着眼点，有效化解社会主义生产、生活、生态在数字经济时代面临的现实挑战。
1.影响因素之一：新技术
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并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和与自然相处的方式，在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生活、生态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在生产领域，一方面，数字经济能有效改进生产工艺流程、提高设备运转效率、提升生产过程管理的精准性，从而通过智能协同管理实现生产效率和节能减排 “双提升”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能有效优化资源配置模式，通过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实现各种资源要素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间的融通和共享，进一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在生活领域，快捷支付等新技术的使用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此外，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也使得个性化的需求得以满足。在生态领域，数字经济给生态监管、保护和治理的各个环节带来改变。例如，数字技术能够帮助农业灌溉、施肥进行精确控制，降低对灌溉用水和化肥的使用，有效保护农田和周围环境。此外，先进的信息技术还为环保监控提供了更强大的技术手段，有助于政府加强监督。
2.影响因素之二：新行业
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促进新兴行业的出现和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远程办公、在线教育、智能施工、无人配送等众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这些新模式有效地化解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堵点、难点，为经济回升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数字经济的突破发展赋予了传统制造业企业与产业链组织更广泛的创新空间，满足了新型经济社会形态下产业生态与应用场景的客观需求。基于5G通信网络、云计算中心、工业互联网平台等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布局，以数据信息及其传送为先进生产力表征的数字经济，无疑会对产业链上的资源配置方式、分工组织机理与价值分配形态带来巨大冲击，驱使企业的生产组织管理、合作分工逻辑与产业链价值地位发生变革，进而推动传统行业产业链发生重构。在环境规制的作用下，这些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可以减少污染排放与能源消耗， “实现向清洁型制造业的转型升级”[18]。
3.影响因素之三：新要素
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数据成为更有价值的 “资产” ，并加速了社会主义生产、生活和生态领域内的信息交流。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逐渐成为新的要素资源。借助产品 “免费” 与数据 “收费” 融合的方式，数字经济可以重构价格机制，促进市场的交易和流通。例如，互联网企业通过提供免费产品或服务聚集大量用户，通过用户的交易历史和交易习惯，对用户进行精准营销和广告投放，并向广告投放方收取费用，广告投放方则是通过销售产品从消费者身上收回广告成本并且获得利润。这种模式就使得市场中的交易和流通效率大大提升，从而极大地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于减少了实物的传递和记录，数字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数字经济推动社会主义生产、生活、生态建设的关键能力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这背后，凸显的是科学技术、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创新。然而，数字经济的哪些特征和能力将推动社会主义生产、生活、生态高质量发展，仍然需要进一步梳理和探讨，以帮助数字经济相关政策精准发力、推动 “三生” 发展。根据现有研究，初步提炼了数字经济推动社会主义生产、生活、生态发展的四项关键能力，即科技创新力、人才培养力、资源整合力和变革推动力。
1.科技创新力
数字经济的科技创新力是指数字经济促进一系列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生活和生态效率的能力。对于资源型企业而言，创新基础薄弱、能源利用率低、信息传导滞后等特征严重制约了绿色技术创新，但数字技术所具有的高度智能等优点，则能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有利环境支撑和要素供给。此外，数字化存在规模经济和网络经济等效应，不仅有利于资源型企业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和资源投入，也有助于在价值网络中获取创新资源，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 “创新资源发生跨界重组、聚合，进而形成一个全面的开放式创新框架”[19]。这极大增强了企业的科技创新力和创新绩效。
2.人才培养力
数字经济的人才培养力是指数字经济促进教育机会增加和教育资源均衡分配的能力，可为促进社会主义 “三生” 发展奠定人才基础。我国数字经济与教育行业深度融合，在线远程教育行业的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数字经济对教育机会的提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一是数字经济为教育提供了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学生可以通过数字经济的产品获得优质教育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偏远地区学生缺少优质教育资源的短板。二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有助于削弱地区间的发展不均衡，这间接有利于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并增加教育机会。
3.资源整合力
数字经济的资源整合力是指数字经济会重新整合资源，实现物质信息向数字信息转换，改变物质信息流通方式，为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生活、生态建设提供整合资源。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发展数字经济，要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致力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加强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建设，致力于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数字科技的萌芽、形成和发展过程，产生了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数字经济，体现了数字技术价值的实现逻辑。同时，物质信息向数字信息转化，能够利用更加丰富、更强功能的数字技术，特别是诸多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突破信息和知识标志的经济形态。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使得资源被重新整合，物质信息流通方式被改变，经济要素得以丰富，进而带来整个经济环境和经济活动的根本变化。
4.变革推动力
数字经济的变革推动力是指数字经济能促进产业转型、生活方式变革以及绿色生产生活，为加速社会主义 “三生” 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在生产领域，数字经济不仅带来了远程办公、在线教育、智能施工、无人配送等新行业，还促进了传统行业的智能信息化发展。数字技术将生产工具从对人的依赖中解脱出来，以智能机器代替人工，将生产制造流程转向网络化、集成化，实现基于价值链的不同企业之间的整合。在生态领域， “大数据的迅速发展给中国绿色发展提供了一种重要途径”[20]。首先，数字经济涉及的产业大多是环境友好型产业，污染排放较少，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传统经济，从而在总体上达到降低污染排放的效果。其次，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有效提高了资源的精确利用，降低了对传统要素的投入和使用。再次，先进的信息技术还为环保监控提供了更强大的技术手段，有助于政府加强监督，在全社会范围确立环保意识，进而改变生活方式。
（一）数字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政策设计
设计数字经济推动社会主义生产的政策，核心目的在于解决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存在的产权不明确的矛盾。在产权不明晰的状态下，私人的源数据与企业的数据生产要素未得到充分的保护，不利于数据交易的畅通。
产权的直接形式是人对物的关系，在这里则是人与数据这种新型生产要素的关系，实质上是产权主体围绕各种财产客体而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得到法律认可之后，就形成了法律上的产权关系。产权关系是对经济关系的反映、认可和保护。一旦人们的数字财产占有关系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和保护，数字产权就具有了排他性、独立性、交易性和可分割性的特征。因此，需要通过政策设计，明确数据产权归属，降低数据交易流通不畅影响。
具体来说，解决数据产权不明晰问题，需要首先强化信息知识产权保护，明确数据生产要素在个人和企业之间流动时，成为生产要素的数据范围，以及个人或者企业获取他人生产的数据生产要素时需要支付的价格。对同一数据生产要素，在未经改变被不同数据使用者使用时支付的价格，和经过一定的加工后支付的价格应当进行区分，从而使政策对数据生产要素加工产生的劳动价值起到保护作用。
如前所述，数字经济推动社会主义生产，还需要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从政策设计角度，首先，需要加大数字 “新基建” 建设力度。通过政策制定，在欠发达地区要推进物联网与5G等网络基础设施协同发展，发挥数字经济的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具有先进水平的通信网络、新技术和算力基础设施，以及与产业融合推广的基础设施，构建多元化的示范和应用场景，形成支撑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赋能产业 “五化” 转型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其次，需要优化数字产业资源空间布局。按照劳动地域分工原则，对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区要以当地发展目标与定位为出发点，因地制宜地确定数字产业资源的空间布局，形成定位清晰、各具特色、竞相发展的数字产业资源配置新格局。同时，社会主义生产的政策设计还需着力提升数字经济的关键能力，如面向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数字经济相关专业的人才招聘补贴，扩充岗位数量，推动企业相关岗位的优化配置，提升企业的人才培养力。人才培养力的提升也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积极作用。
（二）数字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生活的政策设计
制定消费者隐私保护政策。在大数据时代可以帮助网络消费者有效规避以历史消费记录为依据的隐性价格歧视。制定消费者隐私数据保护政策，需要首先对个人数据信息的概念和范围进行界定，明确哪些数据属于消费者个人隐私。
给予数据信息共享的选择权。目前，各类手机APP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着强制信息共享的现象，实际中应当给予消费者充分的知情权和是否进行信息共享的选择权，而不是强制以损失隐私数据为代价才可以获取相应的服务。政策设计需要考虑企业获取数据的时间范围，数据类型及不同企业、平台间可以进行共享的消费者信息，还可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确保当消费者处理个人隐私数据时，可以进行安全访问；
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科技创新力，将信息交互参与者的通信和其他服务的用户识别要求区分开；
建立特殊机制以防止在数字时代出现非法信息，包括将其删除的机制。相关政策的制定有利于解决消费者隐私数据泄露、价格歧视问题。对于数据提供者，则应当明确是否涉及违规侵犯他人隐私的现象，必要时还可设立相应的规范数字经济监管措施。
构建数字平台发展扶持政策体系与监管规则。对于处在数字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或数字平台来说，应在初期制定相对宽容的惩罚措施，以奖励为主，惩罚为辅，从而创建较包容的政策环境，使得这些领域的从业者和投资者率先成长起来，进而带动其他平台的联动成长。对于已经形成一定程度市场垄断力量的企业，则需要加强政策引导，构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特征和规律的政策体系、监管规则，依法依规加强包容审慎监管，控制无序扩张。政策设计中还需着力提升和发挥数字经济的科技创新力和资源整合力，利用不断更迭的数字技术完善数字经济平台建设，提升数据和物质信息的流通效率，促进基于数字经济的新生活方式的高效发展。
（三）数字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生态建设的政策设计
推进生态环境监测、防治的数字化转型。打好污染治理攻坚战的前提是实现生态环境监测、控制的智能化转型。政策决策和规范约束是保障环境监测数字化顺利转型的关键。从政策具体内容来说，需要帮助发展存在瓶颈的产业或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变革推动力，整合现有污染防治资源，拓展数字经济在生态领域的应用场景。
以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的数字化转型为例，可以统筹推进流域、河网水污染防治监测，深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断面劣Ⅴ类水质、排海污染源等点源、面源和流动源污染防治的实时、动态、智能监测和控制，切实强化水污染治理。若要推进大气污染防治的数字化转型，则需要加强PM2.5等细颗粒物污染实时、动态的监测和防治，降低灰霾天气发生频率。
建立生态综合管理协同平台。在政策规范约束下，搭建生态环境资源和环境风险的协同管理平台，使任何一个普通公民都可以实现实时访问和信息查询，惠及全民。生态环境资源的协同管理平台建设，可以有效发挥数字经济的资源整合力。依托该协同管理数字平台，使作为公共治理资源的海量生态数据、现代数字技术与生态治理有效结合并转化为优化政府生态治理的 “生产力” ，系统提升生态治理的智能化水平，使数字经济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有效提质升级。
推进环境执法和能耗监测数字化转型。环境执法是环境保护的最终屏障，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必须通过生态治理综合管理协同平台系统整合环境执法资源，完善各部门信息共享、联动监管、联动执法、智能执法等机制。通过紧跟网络信息技术革命和数字政府建设的时代潮流，加强智能监测、智能监管、移动执法和行政处罚电子化网络化平台建设，可以积极推进环境执法信息化、网络化、移动化、智能化、便捷化。数字化生态治理综合管理协同平台的构建还有助于利用跨部门跨行业跨系统数据整合成果，在统一的政策指导下，对企业用电、用水、用煤、用气等资源能源消耗、原辅材料使用情况、申报纳税、信访投诉等数据关联分析，提取企业环保投入、生产经营、社会影响等特征指标。建立企业环境行为风险评估模型，锁定高风险环境违法企业，实现精准执法、高效执法。通过制定翔实的政策约束规范条例，将数字技术和数字化手段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深度融合，有助于构建智慧高效的生态环境管理信息化体系，为提高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有力支撑。
本文以数字经济推动社会主义生产、生活、生态发展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数字经济在社会主义生产、生活和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面临的潜在风险。分析得到数字经济推动社会主义生产、生活、生态的关键能力依次为科技创新力、人才培养力、资源整合力和变革推动力，影响因素主要体现为新技术、新行业和新要素三个方面。针对数字经济在推动生产、生活、生态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数据产权不明晰、消费者隐私数据保护、数字公共服务不均等与数字鸿沟等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与具体措施。具体包括：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明确数字生产要素的使用范围和支付价格；
对个人消费者制定消费者隐私保护政策，对数字平台制定有区别、分阶段的奖惩措施，营造相对宽松的平台发展环境；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应推进生态环境监测与防治的数字化转型，建立生态综合管理协同平台，完善各部门信息共享，形成惠及全民的实时访问与信息查询系统，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涉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共同富裕的实现，就是要将以追求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这三个方面的和谐发展作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和坚实基础，促进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间的相互耦合和协调共进。生产、生活、生态和谐共生也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应有之义。这就要求我们在政策设计过程中把协调作为发展的内生要求，注重解决区域、城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本文通过对数字经济发挥作用的影响因素与关键能力进行总结与凝练，针对数字经济推动社会主义生产、生活、生态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矛盾与挑战，以共同富裕、供需平衡、分配均衡为主要考察点，提出具体的政策方案与措施。政策设计与措施制定有利于帮助解决和降低数字经济促进生产、生活、生态高质量发展中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行业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于关键能力无法发挥最大效用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积极作用，为未来继续推动社会主义生产、生活、生态发展走向和谐共生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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