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靖
（长沙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22）
调侃是一种特殊的人际修辞。《现代汉语词典》将“调侃”界定为“用言语戏弄，嘲笑”，通常隐含贬义。现在，调侃一般指玩笑、揶揄、奚落，有时也指略带恶意的嘲讽，或用言辞逗弄、取笑。其显著特点是诙谐、委婉，引而不发，含而不露［1］。调侃在当今社会几乎遍及从商业到文化领域的各类场景，已成为调节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但从语言哲学视域对调侃开展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见，学界对调侃本质属性的理解尚未厘清。调侃是一种特殊的话语类型，与其相关的思维活动同样具有意向构造性。
认知语言时需要知悉语言表征能力的特性。研究语言意义离不开对意向性的分析与思考。Searle 指出，“理解意义的关键就是：意义是派生的意向性的一种形式”［2］14。人对世界的认知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意向性起着重要作用。正是因为有了意向性，人们对社会和文化的认知才有可能发生。
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始于罗素（B.Russell）1919年的研究成果，指某种心智状态，即心理（意向）状态，包括信念、意志、情感、意见等。作为展现世界的一种方式，命题态度体现了主体的心理意向，蕴涵着个体的思维和认知倾向。Fodor认为，“意向性是人类心智中的命题态度的基本特征”［2］342。在哲学家眼里，命题态度是一种可以被还原的存在。吴松初认为，“命题态度转述的社会性特征不同于个体性特征，其命题内容是某种社会意识倾向的具体反映”［3］。命题态度与说话人的生活经历、百科知识和对外界的心理感知能力有关，也为说话人在交际过程中所处的物理、心理语境所制约。在吴松初看来，“一种心理状态的语义特性是由其历史、环境或心理内部的种种关系等外在特性决定的”，“对心智指向的同一客体的命题态度转述毕竟存在着不同主体的个体选择”［3］。调侃是一种意向性言语行为。对说话人命题态度的识别是理解调侃话语意向性的关键所在，其凸显了说话人在某种物理环境中的心智状态和思维能力，以及对某一事物产生相应意识倾向的社会性特征。孙淑芳指出，“句子语义可切分为客观常项和主观变项，两者构成二元对立关系，前者指命题，后者指命题态度。命题态度还被称作情态范畴或者交际范畴，命题态度包含各种情态意义和语用意义。同一个命题可以表达不同的意向和情态”［4］。调侃话语中，说话人常常有意向地选择了非直语：运用隐喻、反讽、夸张等各种修辞手段来描述同一对象的种种似乎很规范，实则异于常情的特性，从而使自己的命题态度以特定方式得以彰显。
例如，苏轼与高僧佛印是好友，常彼此调侃，但两人感情深厚，从来不会因为玩笑伤了和气。一天，苏轼跟往常一样去金山寺找佛印，碰巧佛印并不在寺庙，门口只有一个小和尚正在扫地。苏轼问：“秃驴何在？”小沙弥答：“东坡吃草。”“秃驴”是谩骂僧人之词。苏轼的命题态度是：我与佛印是好友，好友相处自然无须讲究礼节，嬉笑怒骂方显友情。小沙弥的命题态度是：此人如此称呼方丈师父，非常无礼，必须维护师父的尊严，但来人是客，不能动粗，须巧妙化解。既然苏轼问的是“驴”在哪里，那就告诉他“驴”在东边山坡上吃草。“东坡”是苏轼的号，一语双关，其实是在说“苏轼才是驴”。小沙弥的命题态度也很明确：既然苏轼对他师父如此无礼，那他也只能“来而不往非礼也”。
调侃话语的成功建构与理解是认知主体意向性的扩散和统一。调侃的意向性特征突显为调侃者意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与相关社会文化背景、交际语境的选择、顺应与融合。对调侃的认知思维蕴涵了某种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世界的意向，涵盖了人类意识与情感活动的基本框架和方向。语言哲学的一般意向性理论为研究调侃的意向性指向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调侃话语的建构、理解与认同，必定匹配了符合认知规律性的各类因素，这些因素是语言交际过程中约定俗成或不言而喻，但有时又难以言传的共识。这种共识既非纯客观的，亦非纯主观的，而应表现为意向性。
集体意向性（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指的是人或者许多动物共享诸如信念、愿望和意图的意向状态。Searle认为，集体意向性的关键要素是一起做（想，相信等）某件事，每个人的个体意向性来源于他们所共享的集体意向性［5］。通过集体意向性，人们得以把社会、语言、意识、心智相联系，使人们有共享的思想和情感。Searle指出，集体意向性的内容包括两个要素，即共同的目标和不同的角色认定；
这两个要素构成合作关系［5］。按照Searle的观点，集体意向性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正因为人受着集体意向性这种心智状态的制约，人才能成为社会的人，才能组成社会，实现合作，进行交流。
在Searle看来，集体意向性具有不可还原的特质，是一种独立的心理现象，是合作和共享意向状态的能力。交际过程中，个体的认知态度相互关联。集体意向性意味着意向性的共享。按照Searle的观点，个体的精神生活只能存在于其大脑之中，但是个体与另一个体的精神生活中所涉及的主体并非一定表现为单数形式。集体意向性实际上是个体头脑中的以“我们意图”形式存在的意向性［6］。
集体意向性体现在调侃的语言层面上意味着双重责任，因为它产生了给交际双方开启新视野的空间。文本中，语词本身的多义性使听话人进入了一个想象多元可能性的自由空间，悬置了对听话人和说话人感知世界的直接指称，语词的意义语境发生了变化。调侃话语的隐喻特性造就了相应的反讽特征，这种似“是”实“非”的表现手法建立在相似与反叛兼具的本质上，通过语词在语境的衍射下产生的特殊的意向传送给听话人。
意向性的共享意味着听话人在说话人的明示或暗示下能发现调侃的文本意义与语境的不匹配、不协调，认识到语境中的反讽意味。这种反讽意味产生，是因为两种相异、相反的元素之间存在着张力，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在话语能指与所指之间产生了缝隙。
调侃蕴涵着某种与外在现实世界异化的心理趋向，表现了意识和精神活动的结构与延展方向。因此，建构、理解调侃的隐含意义需要交际双方运用逆向的思维方式。调侃通过对传统语言文化的逻辑和视角的颠覆，形成一种反转的镜像关系，体现的是一种“或此或彼”“既……又……”的叙事策略，隐藏了正反、虚实、善恶、雅俗之间的差异，无正反、无善恶，“亦正亦邪”，消除了批评的严肃性，展现出一种戏谑的风格，回避了矛盾与冲突，留下的是涌动在心灵深处的情感。
调侃神奇的魅力在于其不确定性和内在性取决于交际双方的集体意向性。这种意向性体现在两个层面。就消极层面而言，调侃意义的产生和认知，需要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以化解紧张、抑制冲突；
在积极层面上，调侃意义的产生和认知意味着主体之间进行合作以促进相互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调侃意义的认知具备对立的双重含义：它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从以交际的和谐为目的这一视角来看，调侃意义的功能及作用在于为达到交际环境中的和谐提供预设；
从和谐的手段意义来看，调侃意义本身的合理产生又依赖于平衡与和谐。调侃的认知存在着戏仿、反转、颠倒的意蕴，通过“再描述”“双重编码”“分身”等策略以解构的方式形成陌生化的叙事效应，颠覆了规约性的表达方式，从而形成对传统文化与语言习俗进行再审视的新维度。
在调侃话语的交际过程中，说话人与听话人对命题的认知态度具有某种趋同性，而对说话人的意图识别与意向共享是双方认知态度趋同的一个基本条件。调侃代表着一种与现实的温和对抗。从形式来看，说话人是用某种非常规的手法实现对语言惯例的反动，以轻灵之态展示自身的存在价值，折射另一种规约的意义与必然。调侃的本质属性是言与意的相异与悖反，似乎是“与意义嬉戏”，一个命题传达两种意向，表层意向是对字面意义的传递，而作为隐匿自我的包装，深层意向才是隐含的真意，是说话人立足于心理空间向世界发出的呐喊。显然，听话人对命题的调侃意义的识别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感知文本意义与语境的差异值，并与说话人共享其交际意图。识别过程中，集体意向性的共有特征越多，对文本调侃意味的识别度就越高。调侃话语中，我们看到的似乎是意义的嬉戏，是表层意义空间尽情释放的满不在乎，而话语深层次传达的实则是对世界与现实的冷思考，是在混乱和嘈杂中引入的多元价值。从辩证的视角来看，调侃在交际中对不同价值观的兼容并蓄，对矛盾双方互相依存与转化的洞察，使人际修辞在本质上变成了一个转义体系。
例如，2022年8月中旬，眼看着各地纷纷入秋，川渝地区却突然反向发力，气温连续突破44摄氏度，甚至达到45摄氏度，完成了提高国内平均气温的壮举。网友纷纷吐槽，“确实是退出火炉榜单了，因为已经变成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这轮高温川渝‘一枝独秀’，让很多北方朋友先晕为敬”。夸张的言辞，形象的描述，使读者对高温有了真切、直观的感受。高温使人们的生存状态、工作环境受到极大影响。面对极端天气，人们心生无力感，徒叹奈何，唯借调侃化解焦虑。“炼丹炉”“先晕为敬”令人忍俊不禁。说话人对生存环境重新审视，以似“是”实“非”的表现手法营造了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张力，形成了一种反转的镜像关系，同时体现了适应环境的生存智慧。
调侃话语的建构基于双重整合机制，其产生与理解过程体现的是说话人与听话人的双重意向。调侃意义在说话人和听话人的集体意向的相互作用中产生。调侃话语中，说话人意向性与听话人意向性不是对立的，而是呈互补倾向的，这预示着两者有融合的可能。一致的认知需求和语境观奠定了两者融合的基础。两种意向性存在互动性，这种互动本身也体现为动态性。调侃的意向性在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呈现的是非对称状态。在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眼里，调侃的语义价值在命题中的蕴藏是不均匀的。着眼点切入点不同，个体的知识结构不同，对同一命题的认知自然有偏差。说话人希望通过巧妙利用听话人大脑中的固化知识，结合语境要素来实现对听话人理解方向的引导，对其认知加以影响，或明或暗地引导听话人的认知框架建构，从而在调侃话语结构和认知语境之间建立直接关系。说话人希望听话人能识别命题在字面意义上的非真实性，同时形成一个相异或相反的新判断，这个新判断很可能就是说话人的真实意向之一。
例如，江苏卫视《大叔小馆》节目中，郭德纲问张梓琳：“你老公是干吗的？” 张梓琳答：“做金融的。”郭德纲：“哦，电焊。”此例中的交际双方是关系亲密的好友，共同参与出演电视综合娱乐节目《大叔小馆》。此例说的是节目中的对话，其调侃意义具有某种开放性，在双方的集体意向相互作用中产生。话语展现了两人共同的目标和不同的角色认定。金融业是经营金融商品的特殊行业，含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活动。金融工作者在社会上被称为“金领”。电焊工是从事机械制造和机械加工的工种，通常被归于“蓝领”阶层。两者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关系。郭德纲是有意曲解，佯装无知，做了拆字游戏。此语境中，“金融”谐音于“金熔”，即“金属熔化”，也就和电焊相关。其意向性很明显：活跃气氛、放松心情、以玩笑传递友情、提高节目的收视率。而张梓琳也意识到郭德纲的意图，因而与众人一同大笑。观众从郭德纲有意的“贫嘴”话语中也能看透其命题在表面断言的虚假性，从命题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中意识到真实，结合认知语境而识别郭德纲话语的真实意向。
调侃话语以超越现实的语言“艺术地再现生活”，给听话人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去体味隐含的话语意义，引导听话人自然而不自觉地知世、明世，使命题意义超越生活经验本身，让虚幻的精髓外化于生活内在的可能性，同时与现实生活保持应有的距离，从精神的高地看待平淡而真实的生活，又使听话人从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中意识到真实就在眼前。
调侃是传达说话人情感与认识的载体，非听话人随意设置主观内容的释义对象，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自足而开放的语言网状体，对其的认知与诠释并不是唯一的。在调侃的建构和认知过程中，作为主体的说话人和听话人外化了“自我”的体验，展现了一种统一于主客观的意向性，说话人与听话人对文本的认知态度的趋同性是调侃意义的存在基础。正是依据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命题态度，调侃话语才得以被认定。调侃的意蕴源于交际双方的集体意向性，以及当时的物理、心理语境。语境与命题的不匹配导致语义歪曲，而促使调侃的发生。脱离了语境，难以判断任何孤立话语的具体含义；
语境映衬下，命题才有可能成为调侃。而说话人须与听话人共享同一语境，调侃意义才能顺利产生。调侃的意义结构随着交际双方的心理语境、物理语境与交流方式的变化而变化，进而使命题偏离原来的常规轨道而产生出新的意义诠释框架。
就调侃者与调侃对象之间的关系而言，两者无疑呈相生相克之态。调侃者自认为是无限清醒的，与听话人存在差异。通过对调侃对象间接迂回的批判，以委婉的方式，小心地将攻击的锋芒隐藏起来，规避直接、激烈的冲突，意在寻找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异节点，消除紊乱，把握症候，打破幻象，重构内在的秩序，回归心灵港湾的宁静。这一切均为调侃者内在心灵世界的投影。失去环境参照系的图景本身不具有任何意义。调侃需要的不是攻城略地的谋略，而是交际双方内心的平和与淡定、强悍与充盈。双方在幻象、诱惑、欲望之间“亲密纠葛”，打破原有锁链的束缚，重建个体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平衡，改善真实的存在境遇，实现精神层面的自我超越，打破自身困境，进行自我的再造，呼唤出内心被遗忘、被压抑的原始愿望，渴求一个崭新的世界。说话人像苏格拉底一样佯装无知，带有欺骗性，请君入瓮，听话人若不能识别、破解话语的机锋，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被调侃的对象。
总而言之，调侃的产出与理解过程体现了交际行为运作的辩证法：差异的存在使主体之间面临各种可能的冲突，而差异又导致主体之间必须合理协调并和谐互动，才能使交际行为的存在和运作获得内在的生命力。调侃所表达的内在意蕴与客观的外在世界的情境不协调，构成了“反讽”式的否定性批判。集体意向性在调侃话语的建构过程中体现出一种抗争性的和谐特征。说话人邀请听话人共同审视人生和世界，厘清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对人生的体验。对调侃的识别使听话人的情感与意识在两难的感悟中发生偏转。显然，调侃意义的产生是在说话人与听话人各自体会、感知种种差异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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