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莉，董加云，刘冬晴，杨伦增
(1.福建农林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州 350002；
2.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南京 210037；
3.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森林是陆地上最大的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着赖以生存的资源基础。在人类文明的森林化时期，丰富的森林资源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几乎所有的生活生产资料，森林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由于受到当时生产力条件的限制，人类对森林的利用能力低于森林的更新修复能力，据专家的考证分析，中国在远古时期森林覆盖率达到了60%以上[1]；
进入到农耕文明以及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阶段时，人类的思维能力及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心走出森林的同时，对森林资源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是对森林利用程度迅速加大，另一方面是非林业用地向林地的大规模扩张，一度形成“森林赤字”，并带来一系列负外部效应。具体表现在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在明朝初期降至26%，到新中国建国初期森林覆盖率仅为12.5%[1]，尽管这一阶段中国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活动，但粗放式的经济发展特征使得森林的消耗量远远超过其生长量，直接的后果就是水患频发，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更是再一次为全国人民敲响了保护森林的警钟[2-3]。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森林资源的扰动程度已超过自然干扰，成为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因素[4-5]。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之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又先后提出“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将生态文明建设首次提升到了制度层面。在此背景下，探究森林资源变化的关键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对促进森林资源增量提质是非常必要的。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的森林资源也遭遇严重破坏[6]，因此，森林资源的变迁以及其主要影响因素一直以来都是相关领域学者关注的基础性关键问题。对于森林资源的动态变迁，学者们依托GIS、遥感技术等方法，对不同时空的森林资源变迁进行研究分析[7]。
而森林资源的变迁受自然、社会经济因素影响最甚。在自然因素方面，气候变化对森林资源的影响最为显著[8]，具体包括气温、降水、光照等[9]，而森林火灾[10-12]及林木病虫害[13-14]也会对森林资源变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已然远远超过自然干扰[15]。已有研究表明经济的影响确实不容小觑，但对森林增长的推动并非是持续的[16-18]。中国是人口大国，有学者认为人口数与森林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变化有着密切联系，劳动力转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森林资源生计方面的消耗[19-20]。此外，2003年启动的新一轮集体林权改革制度对促进森林资源增长方面的成效尚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林改通过产权激励，对森林资源的增长有积极作用，但也有研究发现林改后存在投资水平低、林木采伐量增加等不利于森林资源增长的问题[21-24]。
现有研究多选取经济、政策、劳动力等因素对森林资源变化的影响，取得了丰富成果，但基于地级市尺度，将市场、交通统一纳入考虑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因此，以1990年至2015年间6期福建省空间遥感解译数据以及《福建统计年鉴》《福建农村经济年鉴》的相关指标数据，从经济、人口、政策、市场、交通等方面进行分析，试图探讨森林资源变迁提质增速的关键社会经济作用因素，为森林资源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决策提供参考。
福建是中国南方集体林区的典型代表省份，根据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福建省森林面积806.67万hm2，森林覆盖率66.80%。作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源地，福建扎实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守着绿水青山换来了金山银山。福建39项改革举措和经验做法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首批成果向全国推广，福建在全国生态文明指数排名第一。因此，选择以福建作为分析对象。
从地级市角度来看，福建省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的森林面积差距显著，福州、莆田、漳州、宁德、泉州5个沿海城市的森林总面积远不及南平、三明、龙岩3个内陆城市，沿海城市与内陆城市的森林面积之比基本维持在4∶6。
3.1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森林资源在多方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变化。研究结合福建省社会经济的发展背景，以人均GDP、工业增加值、农村常住人口、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木材市场开放、公路通车里程数作为待检验因素，探究福建省森林资源变化的关键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利用1990—2015年6期福建省空间遥感解译数据，并收集《福建统计年鉴》《福建农村经济年鉴》中相关指标数据，探究福建省森林资源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其中，厦门市由于森林资源过少，不纳入分析。
①经济因素。人均GDP增长初期对林产品需求多，森林资源消耗增加，随着人均GDP不断增加，人们消费水平提升，消费观念有所转变，开始追求森林的生态功能[25]，预期人均GDP对森林资源变化有正向影响。其次，工业的发展往往是以消耗大量的森林资源为前提，同时工业建设有时需要征占林地，预期工业增加值对森林资源变化有负向影响。
②人口因素。农村常住人口通常是森林资源的直接使用者、经营者，农村常住人口增长一方面有利于对森林资源管护；
另一方面对森林资源也是一种持续、恒定的压力，出于生产生活需要进而诱发毁林开荒[26]，农村常住人口对森林资源变化影响方向未知。
③政策因素。作为南方重点集体林区，福建省于2003年率先开展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7]。新林改对森林资源的影响同时存在正向激励和反向抑制。新林改放权于民，有助于提升林农营造林的积极性；
同时分林到户导致林地细碎化，不利于形成规模经营；
还有学者从产权角度理论提出明晰的产权会促进林农的采伐行为[28-30]。以新一轮集体林权改革制度为虚拟变量，考虑政策完成情况及政策效应存在时滞性，将这一变量做滞后一期处理，影响方向未知。
④市场因素。福建省在1998年再次开放了木材市场后，木材市场略有起色，销势趋好，木材需求逐步增加，一定程度上刺激林农砍伐林木变现，导致森林资源遭到破坏。因此，以木材市场开放为虚拟变量，对森林资源变化的影响方向预期为负。
⑤交通因素。公路通车一方面有利于林农运送林木，及时变现，提高林农生产积极性；
另一方面，随着公路建设，不可避免地产生切割山体、填筑沟谷等情况，损毁一定范围内的森林资源[31]，公路通车里程对森林资源的变化影响方向未知。
3.2 模型构造
为了深入分析社会经济因素对森林资源变化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以森林面积(Forest)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人均GDP(AG)、工业增加值(IA)、农村常住人口(CP)、集体林权制度改革(RC)、木材市场开放(OM)、公路通车里程(HM)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多元回归分析方程。
Forestit=α0+α1lnAGit+α2lnIAit+α3CPit+α4RCit+α5OMit+α6HMit+εit
式中Forestit表示地级市i在t期的森林面积；
AGit表示地级市i在t期的人均GDP；
IAit表示地级市i在t期的工业增加值；
CPit表示地级市i在t期的农村常住人口数量；
RCit表示地级市i在t期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情况；
OMit表示地级市i在t期木材市场开放情况；
HMit表示地级市i在t期的公路通车里程；
εit为随机干扰。
3.3 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①描述性分析。为了直观分析森林资源变迁的关键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对福建省1990—2015年6期森林资源空间遥感解译数据以及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进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从福建省样本市的人均GDP及工业增加值的变化情况来看，各样本市的人均GDP及工业增加值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且2005年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农村常住人口数量来看，各样本市的农村常住人口数量呈现出先减后增再减的变化趋势。从公路通车里程来看，各样本市公路通车里程处于持续增长趋势，且在2005年后的增长速度远快于2005年之前。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②回归结果分析。由多元回归结果表明(见表2)，人均GDP、工业增加值、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及公路通车里程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农村常住人口数和木材市场开放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具体而言，人均GDP对森林面积变化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每增加1%单位，森林面积会增加40.30%；
工业增加值对森林面积变化有显著负向影响，工业增加值每提高1%单位，森林面积会减少38.21%；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森林面积变化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实施集体林权改革制度后的森林面积会比未实施低44.85；
公路通车里程对森林面积变化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公路通车里程每增加1个单位，森林面积会增加0.83个单位。农村常住人口数和木材市场开放对森林面积变化均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稳健性估计结果与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比较结果表明，变量的显著性与方向并未发生改变，因此认为该模型具有稳健性，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结果的真实性。
表2 多元回归和稳健性估计结果
人均GDP增加有助于森林面积增长，工业增加值对森林面积增长产生负作用。福建省人均GDP及工业增加值基本呈现上升趋势。尤其在进入2005年后，在宏观政策的调控下，福建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稳健的货币政策，经济增速明显加快[32]。回归结果表明人均GDP增加对森林面积变化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而工业增加值却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这与前人认为人均GDP与工业增加值对森林资源变化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方向[33]吻合。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森林生态服务产品的消费呈现增长趋势，进而从需求端促使森林资源得到保护，生态状况得以改善[34]。而工业化建设增大了对森林资源的需求，并可能占用林业用地，这种趋势表明工业增加值与森林资源消耗之间的矛盾依旧存在。
新林改的实施对森林面积增长存在抑制作用。在福建省森林资源变化过程中，新林改对森林资源增长的抑制作用大于促进作用，这与赵晓迪等研究结论一致[35]。可能原因在于，首先新林改影响林农的采伐决策行为。过去的林业政策存在政策多变与不稳定的问题，为了规避新林改政策反复的风险，林农在新林改实施初期往往倾向于采伐林木以达到变现的目的[36]；
同时确定的产权是申请采伐指标的必要条件，在产权明晰的林地上进行采伐使得林农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一定程度促进了林农的采伐行为[37-38]。其次确权颁证后，林地细碎化程度加大，使得林业生产经营存在投资水平不高、效益低下、规模不经济等问题，降低了林地产出水平[39-40]。也有研究指出林地流转制度、林业金融服务等配套措施不同步，抑制了新林改政策对森林资源的促进作用[41]。
交通条件的改善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森林面积增长。《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中提出开展新农村建设，要求加强农村公路建设，实施“村村通”工程，这一时期福建省公路的数量和质量有较大提高[42]。公路通车里程的增加便于木材等森林产品更方便、快捷地向大市场输送，提高森林经营效益，进而提高林农造林营林积极性。此外，道路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带动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激发当地护林的主动性。
农村常住人口数量和木材市场开放与否对森林面积变化的影响不大。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虽然农村常住人口数量发生波动，但农民工进城打工后很少会再回农村开荒种地或植树造林，对森林面积影响很小。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建筑材料和家具材料的更新换代，塑料制品和钢铁制品以及利用木材加工下脚料和枝丫材生产三合板等已大量替代原木和板材，市场对木材的需求量大幅下降，从而使木材市场开放与否对森林面积变化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4.1 结论
由上述分析可知，森林资源受经济发展、政策环境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尤为明显。当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时，粗放式利用问题得以缓解，资源保护得到重视，有利于森林资源的增长。由于林业的特殊性，林业政策执行过程中容易受多方因素干扰，从而导致实施结果可能偏离政策预期。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对森林资源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由道路建设带来的如山体破坏等不利影响。
4.2 建议
推进福建经济增长与森林资源保护协同发展。首先要结合资源禀赋特点，培育森林旅游、森林康养等新兴产业，增加当地居民就业机会，带动收入增长。其次，为了减少工业对森林资源实施的压力，政府应严格管控核实工业发展占用林地的情况，规定好林业生态红线，积极探索完善林地“占补平衡”机制。
发挥政策对福建林业发展的宏观调控作用。政策因素是影响森林资源变迁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43]。新林改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林业经营的良性发展，但回归结果偏离了政策预期。由此，在进一步推进新林改的过程中，需要保障政策实施的连续性以及稳定性，注意与相关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促进林地流转达到适度规模经营，完善林权抵押贷款等林业金融服务保障制度。
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畅通输入输出路径。合理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对森林资源经济功能及生态服务功能的实现，正向作用于森林资源的增长。公路建设一方面有利于林产品的向外输出，扩大销售市场，发挥森林资源的经济功能；
另一方面善的公路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带动游客向内输入，发挥森林资源的生态服务功能。由此，当地政府应当科学规划交通布局，适度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打通森林资源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双向转化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