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军
（北方民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民族工作重大命题，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1]。目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学界一项重要的学术议题，学者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内涵、培育路径、理论来源、演进过程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总体来看，主要有两类：一是以逻辑实证的方式，从宏观角度对相关概念进行演绎或阐释，如秦玉莹、郝亚明认为，增强 “五个认同” 、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强化制度建设、加强文化教育、拓宽传播媒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实践路径[2]；
二是采取经验主义的方法，在丰富材料基础上进行概括或总结，以此总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若干特征，这类研究多是历时角度的探讨，如王军明、李一源等以昆明市五华区高质量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为例，探讨了云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3]。
纵观已有研究，虽然从概念演绎和经验实证的角度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有效探索，但在逻辑假设层面依然秉承着同样的研究支点，即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为一项学术议题。事实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明显的 “双向之维” ，它不仅是需要被学界解读的重要概念、范畴和知识体系，也是一项代表国家意志、需要在生活世界推行的社会政策。换言之， “学术” 与 “政策” 构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命题的双重面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始终根植于各民族成员的实践之中， “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各项工作”[4]。以此观之，有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不仅需要从学理层面对其概念、范畴和实践路径进行理论演绎，还需要回归生活世界，去观察、发现和总结这一决策在运行过程中折射出的特征、模式和实际效果，并以此为基础来 “反哺” 相关理论研究。概言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微观化、实践化和生活化一定程度上是对既有研究的补充、拓展和深化：通过认真总结实践工作中的若干特点，梳理实践中的优缺点，评估工作成效，最终形成几种模式进行推广，不仅对于打通目前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间的鸿沟有所补益，同时对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乃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要意义。
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研究方式而言，一个惯有的路径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拆分成几个并列的模块，将每一模块视为理解共同体和共同体意识的维度和线索[5]。按照这样的思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被分解式地理解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基本领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当然也要从上述维度去把握。本文以此为出发点，以宁夏永宁县闽宁镇原隆村为考察中心，总结该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践，并由个案讨论上升到理论反思，希望能对目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做出有益的补充。
笔者选择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原隆村作为田野点，原因有二：一是闽宁镇是东西部对口扶贫协作的典范，承担着 “东西合作扶贫的样板、生态移民的样板、美丽乡村的样板、农村改革的样板” 的建设任务；
二是原隆村是回汉民族杂居的生态移民社区，近年来，该村在脱贫致富、民族团结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对其他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原隆村地处贺兰山东麓，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南40公里处，距闽宁镇政府4.3公里，是 “十二五” 时期宁夏永宁县最大的易地搬迁生态移民村。根据村委会的相关统计数据，2012—2016年，原隆村共搬迁来自固原市原州区、隆德县两县区13个乡镇移民1 998户10 578人，其中回族人口占33%。下文笔者将从四个维度分析原隆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方性实践。
（一）经济—利益维度
1.壮大集体经济，打造思想认同的物质基础。村落集体经济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地方社会秩序的维系和村容村貌的整治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基于人均耕地面积少、青壮年劳动力多等特点，原隆村制定了全村土地流转策略，引进立兰酒庄、德龙酒业、宁夏青禾农牧、壹泰牧业、昌盛光伏农业科技公司等企业，形成集葡萄、红树莓等特色种植，万头肉牛规模养殖，光伏发电，设施温棚为一体的现代科技农业、农旅结合的文化旅游产业和劳务产业，在带动就业、提高劳务收入的同时，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
据村委会M主任①根据民族学田野伦理要求，笔者对受访人姓名进行了匿名处理。介绍，昌盛光伏公司的子公司占地面积为2 078亩，一期建成光伏大棚588栋，全部流转自原隆村村民。村委会还利用扶贫资金与昌盛光伏公司合作，在每户住房的屋顶上铺设了16平方米的太阳能发电板。在总股份中，公司占51%，村委会占49%。这样，除了每年每户发放屋顶租赁费300元外，村集体还能得到150万元收入，村委会对这些收入再进行二次分配，将70%返还给村民，另外的30%用于教育资助、大病慰问、环境卫生等开销。从村委会提供的材料看，2018年年底，该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 0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营业房租赁收入（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有村集体营业房22套，年收租金13.2万元），村集体资金投入分红（投入宁夏青禾农牧160万元，年分红14.27万元），屋顶光伏发电收入，扶贫资金（其中投入壹泰牧业330万元，年分红19.8万元；
投入宁夏青禾农牧350万元，年分红21万元），收益性分红等。
事实上，由于西部农村经济基础薄弱等原因，集体经济长期以来名存实亡，原隆村抓住生态移民社区建设的机遇，充分利用扶贫资金进行集体经济建设，不仅突破了新型村落社区共同体的封闭性，促使流动人口有效参与农村社区服务管理，而且为构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区共同体奠定基础、创造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原隆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的确立在实现本地居民社会福祉最大化的同时，还形成了一种内外有别的特殊福利体系和社会关系再生机制，使农民变成了居民，居民变成了股民。这种新型的村集体经济和社会关系是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形式，增强了全体成员的目标感。可见，通过政府投资再造集体经济形成的社区公共财力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村落共同体，及至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2.缩小结构性差异，提升个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原隆村移民主要是来自固原市原州区、隆德县两县区13个乡镇的回族和汉族群众，由于原居地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等的不同，民族之间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差异。新居地的环境，特别是土地流转，对居民的思想观念、生产生活方式都有根本性的改变。土地的集体流转造成生产方式的转变，一定程度上造成传统家庭共同体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降低，这就促使居民更积极地投入市场，进城务工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
由于原隆村土地的流转，居民除劳务输出外，没有其他农产品产出，这给习惯了自给自足的农村家庭带来了不便，于是，原隆村逐渐形成了每逢公历2、5、8日进行集市的活动。在集市上，有来自外村、外地的商人，也有本村村民进行各种农产品、小商品买卖，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村与村之间、本村人之间互利互惠的关系。
实现脱贫是移民搬迁的初衷，也是近年来农村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在田野调查期间，当笔者提起扶贫工作时，村委会M主任显得很兴奋， “我们村这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好，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利用国家扶贫资金对低保户、建档立卡户和兜底户进行资金支持。二是在村集体经济中加大对困难户的帮扶力度。比如在和昌盛光伏公司合作所得集体经济收入分配方面，我们给一般农户发放350元，给困难户发放600元。三是我们在现在的市场中办了一个扶贫包装车间，我们安排了40个困难户，一般的都能干，不需要特别的劳动技术。另外，我们今年新建了50栋大棚，主要种植蔬菜，也都安排困难群众去经营。我们村的困难户现在其实不困难了” 。由此不难看出，移民对搬迁后的经济生活变化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移民在新的环境中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在国家资金和公共服务的有力支持下，正在走向富裕，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逐步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在场和村委会的行动显然是一个前提。在中观的村庄层面，以集体入股为重要形式的土地流转成功实现了村落经济的 “再集体化” ，经济利益作为重要纽带，有利于将文化背景不同、生活习俗各异的村民整合为一种共同体。搬迁之前那种边界清晰、乡土底色鲜明的封闭式小农经济日益被市场经济体系整合，村民的个体利益共同嵌入新生的集体经济中，由此，一种经济共同体在当前资本下乡和土地流转的现实背景下被建构出来。毫无疑问，这种初级的经济共同体为更深层次的生活共同体和认同共同体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原隆村村庄经济 “再集体化” 过程中的帮扶性投资使群众具备了较强的共同经济利益意识和群体归属感[6]。
（二）政治—法律维度
1.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各民族的权利平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
“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4]原隆村在移民搬迁之初就认真扎实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进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村委会M主任这样说：
“民族团结是我们村发展的基础，因为我们村是一个回汉民族杂居村，如果连民族团结都搞不好，那就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我们先通过大会小会，比如支部会议、村委会议、村民代表会、村民大会、民族团结宣传日活动等，着重讲民族团结，讲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讲民族平等，讲党的民族政策。到目前为止，我们村没有出现过两个民族成员闹事的情况。”
归来的阿里，走到店子门口，七点半钟刚到，他立即按下了他的录音机。哀乐轰然而起，这是在湖边播放的音量。阿里没有学会把声音调小。于是，沉痛的哀音把一条街晌彻。
我们在调查中收集的两个小故事说明了回族和汉族在交往交流中不断了解、理解的过程。
案例1：有一年过年，我在家要放鞭炮，对门的邻居是回族人，他过来就把我拦住了，不让放。没办法，过年不放炮不行，但也不能把邻居关系弄僵了，于是我就给M主任打电话，他过来看了之后说：
“你先放炮，放完我再说。” 因为M主任在我们这儿很有威信，邻居也没说啥。等我放完炮之后，M主任问邻居：
“炮炸的火花在哪儿？” “在天上。” “炮炸的碎纸在哪儿？” “在他家院子里。” M主任说：
“那关你什么事，火在天上，纸在人家院子里，你只不过是闻到了烟味，你们家做饭、烧炕也不是有烟味嘛，人家也能闻到的，难道你不做饭、不烧炕了？” 后来，邻居再也没说啥，现在我们关系很好，彼此都非常熟悉，也非常尊重对方。（GMR，汉族，43岁，村民，文化大院）
案例2：去年有一天，对门汉族人家的老人过世了，他们就吹唢呐，我们以前也没听过，觉得在村子里吹唢呐不行，我就出去跟他们理论。他说这是这里的习俗。我坚决不让吹，就叫来了M主任。M主任问我：
“你（信教群众）在家里念经不念？” 我说：
“肯定念啊！” M主任又问：
“是高声念还是低声念？” 我说：
“该高声就高声，该低声就低声。” M主任说：
“那行，如果你保证以后不高声在家里念经了，我就让他不要吹唢呐了，如果你保证不了，就别再什么什么了，这都是风俗习惯，大家要相互尊重。” 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也就再没说话。（MDF，回族，51岁，村民，原隆村广场）
依法治国是当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既定目标之一，法律法规是处理各种事务的准则。原隆村非常重视法治宣传，在文化广场专门修建了一个法治宣传教育主题公园，以普法惠民为出发点，以扫黑除恶、综合治理、精准扶贫、法治教育、法律服务、文明新风为主题，以宣传栏、法律知识普及长廊等为载体，让广大群众在休闲之余接受法律教育，在潜移默化中提升群众的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养成自觉遵法、守法、学法、用法的习惯，促进乡村治理法治化。
2.促进政治参与，增强政治认同。政治参与是现代公民社会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积极的政治参与表达的是对国家和制度的认同，表现出人民群众对政府的高度信任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深度渗透、人口频繁流动等原因，农村自然共同体趋于解体[7]，但笔者在原隆村的调研发现，情况恰恰相反。由于原隆村村民均为生态移民，原有的经济基础薄弱，搬迁后从国家和政府获得的实惠是他们脱贫致富的前提，他们都表现出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村民利益表达愿望和诉求渠道畅通。
原隆村自2013年第一届选举工作开展以来，连续两届均一次性选举产生 “村两委” 班子，群众的参加率均超过90%。村委严格落实 “三会一课” ， “村民代表会议” 和村务、财务、党务公开等各项制度，严格 “四议两公开” 程序，保障了广大党员和村民参与村中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村民对 “村两委” 班子的满意度由第一届的72%上升到现在的96%。仅2020年召开 “村两委” 会议12场次，党员大会14场次，村民代表会议6场次，商讨决策项目建设投资、低保评审、发展党员、文明户评选、办公经费支出等重大事项30余项和大额支出约1 000万元。
两次选村委会主任我都参加了，为啥不参加？这是党和国家给我的权力，我一定要参加。我们村的干部都很好，能为百姓出力，我们啥事都找他们，包括家里没电了、没水了什么的。我一定要为他们投上一票。我们村还经常开别的会，不定期的，比如要将扶贫款投资某个公司，怎么分红，大家都去。（LGD，汉族，63岁，村民，原隆村广场）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参与度比较高。原隆村村民是来自不同地方的生态移民，经过移民搬迁后，原有的社会结构被彻底打破，由于血缘、地缘等的社会关系断裂，社会地位、价值观念、利益来源等发生了较大变化，这在客观上增强了居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加之该村作为具有扶贫性质的移民村，制度性利益安排客观上推动了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可以说，积极的政治参与实现了国家权力与村民政治参与的有效互动，加强了居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三）精神—文化维度
当笔者走进原隆村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用石材雕刻而成的门楼牌坊，上面刻有 “原隆村” 三个魏碑字样，大气而端庄。继续向前走，便是一个占地约1万平方米的文化广场，有舞台和大型LED屏幕，上面标有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等字样，广场上有花园，也有文化长廊。广场南边有20多间商铺；
广场西边是一个占地约2 000平方米的法治宣传教育主题公园；
广场的西北方向是村委会大楼，其西边是一个塑胶小足球场，北边是一个篮球场。当看到这些时，不由得使笔者感到愕然，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村落社区，而不是乡镇或城市。
在将近两周的调查中，笔者发现，在原隆村的文化广场上，每天都有近百位老人来这里健身、休闲娱乐，娱乐方式主要是打牌、下象棋，每五六个人围成一圈，回汉群众都有。笔者调研时正好是假期，有许多学生来球场打篮球、踢足球，有男生，也有女生。
我每天都来这里打牌，因为家里都没地种，除了吃饭、睡觉，没别的什么事，老人们都来这里，也有的不只喜欢玩，就天天来看别人玩。（ZGL，汉族，68岁，村民，原隆村广场）
我喜欢唱秦腔，我们是来自固原隆德的，原来就唱，来这里也唱。每天晚上，我们就去广场唱，有拉二胡的，有谈弦人，我是唱的，有时候也打个小鼓。看的人也很多，跟边上跳广场舞的人差不多。家里没事嘛。（WGH，汉族，65岁，村民，原隆村法治广场）
2.加大宣传力度，增进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恩、民族团结进步和民风建设是原隆村的三个主要宣传主题。
村委会大楼前的LED屏幕上用显眼的红字写着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字样，村委会楼右侧外墙上标有 “党群活动服务站” ，其下方写着 “感党恩，跟党走，创造幸福新生活” 的标语，右侧是原隆村电商服务站。在村委会宣传栏里，有 “情系困难群众，奉献诚挚爱心” ， “恩泽原隆，原德为善” 的大字标语。每家每户的外墙上都有标语，如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许多标语还配有图片。每家庭院的门框上贴着门牌，标着户主、家庭类型（如 “文明家庭” 等）和家训，例如MGB家的家训是 “勤为本，德为先” 。
另外，通过开会、教职人员讲经等形式依法依规进行宣传教育。村委会M主任说：
“我们刚来这里的时候会议特别多，因为要解决的问题特别多。每次开会，我首先讲我们要知国、懂国、爱国，讲党的历史、毛主席的历史，（如果）不是共产党艰苦卓绝的斗争，哪有我们的今天，革命战争年代不知道牺牲了多少人。我们是一个国家，那些年死了那么多人，为的是谁，不就是我们全中国人吗？现在，党和国家又给了我们这样的好条件，把房子盖好，把我们搬（迁）来，又给钱养老、治病、上学，这么好的文化广场，所以要感恩。党培养了我，所以我一定要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比如这几年村上都是我一个人值班，一天24小时值班，居民家家都有我的电话，啥事都找我。我也喜欢干。” 在对村民的访谈中，笔者也发现，村民一谈起现在的生活，就感念党和国家，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已深入人心，真正形成了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环境。
3.举办文化活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移民搬迁之前，原州区人喜欢体育，隆德县人喜欢书画。搬迁到原隆村后，村委会逢年过节都会举办各种活动，人们在活动中相互了解、相互尊重。村委会M主任说：
“我们每年国庆节都会举行‘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书画展，你别看我们是农村，我们村农民书画家可多着呢，每次都有近50幅书画作品展出，现场画画，现场写字，那场面可热闹了。我们请镇上、县上的领导和专家来我们村进行评比，并进行一定的奖励。大家的积极性都挺高，今天中小学生的作品也有参加展出的，都还不错呢。我们每年春节都会举办（打）牌比赛。篮球比赛是我们村最热闹的事，按小组进行单循环比赛。” 随着时代的发展，看电视已成为人们的日常休闲娱乐内容，特别是老年人群体，而集体在文化广场大屏幕前收看国家大型活动转播、新闻联播已成为原隆村的一大盛举。我们在原隆村调查的几天里，每天晚上7：00，都会有老人或坐在自带的凳子上，或依靠在文化走廊的柱子边看电视，还不时地有议论声。当问及他们议论的内容时，一位60多岁的回族老人不由得感慨道：
“我们的国家真的富起来了，人民的生活过得好啊！” 笔者问一个十二三岁的回族男孩子， “在大屏幕上看过的节目中，影响最深的是哪个”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那场面太壮观了。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骄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8]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纽带，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长远性和根本性作用，而原隆村正在实践着这一理论。
（四）社会—情感维度
1.以互嵌式居住格局增进相互理解和尊重。费孝通先生曾提出， “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多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9]，多民族共居社区建设则是实现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有效途径。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族人民和谐共处发展而来的，生态移民的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全新的机会和条件。原隆村分为南北两个区，南区主要居住着2012年搬迁至此的西吉县人，共30排，每排30户，属回汉杂居区，大多是回汉门对门，约10%是回汉同排邻居；
北区是2014年搬迁至此的隆德县人，全部是汉族居民。不管是门对门还是墙连墙，都是邻居，属于典型的互嵌式居住格局，这种互嵌式移民安置方式促进了各维度的相互转化，多民族共居社区的群众通过公共文化获得对社会、他人和自身的认识和理解。
2.以多层次交往交流促进民族交融。一部厚重的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国各民族诞生、发展、交融并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10]。原隆村的发展历史就是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缩影。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原隆村经济的发展、公共空间及基础设施建设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夯实了物质基础。
原隆村小学坐落在文化广场西侧，占地面积约60亩，三栋漂亮的教学楼及全塑胶操场与城市里的学校没什么两样。笔者前往学校进行调研时正值课间操时间，穿着整洁校服的孩子们正在做广播体操，动作整齐划一。一位六年级回族孩子兴奋地反问笔者：
“我们学校漂亮吧，有没有你们学校漂亮？” 他告诉笔者：
“我们班有回汉两个民族的同学，大家都相互很了解，本来我们就是一个村的。我最好的朋友有两个：一个是回族，另一个是汉族。我们三个人都喜欢打篮球，（上学期间）在学校里打，放学放假在村上的篮球场打。我经常到他们家去玩，他们也到我们家里玩。”
村里的青壮年主要靠务工维持生计，大部分人到本村流转出去的葡萄基地务工。长期的务工生活使不同民族的工友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一位回族村民这样描述道：
“我们在农忙时，几乎每天都在一起劳动，刚开始大家都不太熟悉，话也少，但慢慢相互交流就多了，都了解对方的风俗习惯什么的，后来就成了朋友，中午休息时闲扯沫（聊天），还一起玩游戏。农闲时也相互串门子，汉族朋友家有事情也请我们，我们也请他们。还是共产党好、政府好，把我们从深山里搬迁到这里，大家经常打交道，其实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嘛。”
相对而言，老年人的生活就悠闲多了。调查期间，笔者每天都会看到很多老年人在文化广场上一起聊天、打牌、下棋、唱秦腔。三五个人一群，七八个人一堆，人群中回汉民族都有，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交往交流交融。
移民搬迁、集中安置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条件和机会，人们在不知不觉间增进了解，相互理解，也在交往交流中接受着彼此、改变着彼此。在与不同民族接触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真正懂得了 “三个离不开” 的内涵和意义，逐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生态移民的集中安置实现了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在此过程中，原先赖以维系村落共同体的物质、制度和思想层面的力量发生了重要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对传统村落而言是一种消解，但更为重要的其实是现代化转型的一次机遇。从原隆村的实际来看，在村落转型过程中，政府通过经济—利益、政治—法律、精神—文化、社会—情感等多种方式促进村落的再造，有效推动了生态移民社区的现代化进程，村民的幸福感得到了极大提升。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可以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区实践与生态移民村落的现代化转型存在一体两面的关系。一方面，村落的现代化转型为意识层面的引领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是未来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重要方向和主线；
另一方面，社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有效地增强了社区群众的 “五个认同” ，对于移民社区的现代化转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推动社区物质、制度、社会、生态等全面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助力。从更高的层面而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区实践与乡村振兴战略存在着一种互构逻辑。前者是思想意识层面的认同整合，需要经济、文化和制度等维度的支撑，才能完全实现认同的一致性；
后者是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一项新的战略举措，同样需要在制度、文化、生态、社会等层面进行突破，实现现代化转型，而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个体的国家认同感也将得到极大提升。从这一点上看，二者的指涉内容有所不同，但其手段和目的存在一致性，互构逻辑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证基础。因此，如何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中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区实践相互促进、互为支撑，最终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将是我们持续思考的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