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翠，岂海赵
（大连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作为一名杰出的人民作家，赵树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比较特殊的一位，这种特殊性并不在于他是山药蛋派的代表人物，而在于他虽然出生于远离北京、上海等文化交锋前沿阵地的太行山区，却仍能以新的文化意识与文化自觉去展现农村新状态、解决农村新问题。其中极为突出的一点是，赵树理曾在其作品中高度关注农村女性的生存状态，并在农村民主建设的大背景下集中探索女性群体文化存在，包括女性的主体意识萌生与固着的依附性状态，并从母亲、媳妇、女儿三类形象的价值探寻讲述中国女性解放的阶段性进步。尽管受到时代与身份的局限，但赵树理对女性境遇的深刻体察与记录依然让我们看到社会进步与女性成长之间的交互关系。基于此，本论文即从赵树理小说中女性形象辨析开始，探究赵树理作品中的女性评价，及其对新时代背景下的女性成长的意义。
由于女性在旧式社会中背负着神权、政权、族权、夫权四大枷锁，始终遵循着伦理道德评判所预设的人生轨迹：依附于男权社会而存在。赵树理笔下的每一位旧式母亲既是父权制度的牺牲者、又是父权文化的守卫者。她们无法接受女性抗拒“天定姻缘”去自由恋爱，凝固的社会观也让她们无法接受女性对针线锅灶的决然舍弃和对社会事务的积极响应。然而旧式母亲最大的悲剧不仅在于被父系社会愚昧守旧的文化价值标准所造就、所消费，更在于她们潜移默化地以同样的标准反对新女性的成长探寻。然而时代的浪潮终究动摇了传统的根基，赵树理笔下的这些旧式母亲因而也或多或少都有新的转变，这无疑潜在地推动着新的婚姻观念的形成。
（一）包办婚姻的追随者。在旧式婚姻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一条不容置疑的铁律，限制女性得到自由恋爱的权利。三仙姑（《小二黑结婚》）和于福的婚姻生活并不理想，对于三仙姑来讲，她的婚姻“并不是主观的爱好”[1]72-73。可是三仙姑却试图以“前世姻缘天注定”的包办婚姻将小芹强许吴先生，全然忘记包办婚姻就是自己不幸的开始，差点亲手把女儿也推向了不幸的深渊。从以三仙姑为代表的旧式母亲的视角来看，遵从秩序、维持名声才是女性的最终归宿，所以燕燕妈（《登记》）也曾以死相逼强迫女儿接受包办婚姻的旧式准则，她宁愿让女儿与互不相识的青年结为伴侣，也不愿把女儿许配给因情生爱的小进。
（二）“锅灶边”的才是女人。包办婚姻的不幸不止在于夫妻缺乏彼此的爱慕，还在于婚后婆媳观念的冲突。正如陈顺馨所说，“她（婆婆）运用男权社会赋予她的权力，将媳妇变成牛马，作为她曾受到压迫的补偿”[2]。孟祥英的婆婆（《孟祥英翻身》）试图让孟祥英接受她的女性观：女子无才便是德、打柴挑水不像话，锅灶边的“粽子脚”才是真女人等。李成娘（《传家宝》）也认为“男人有男人的活，女儿有女人的活”，看不惯金桂在地里做活，针线不碰、锅碗不沾，实在不像个女人样。在她们眼中，儿媳达不到自己所设定的理想模范也罢，还挑战自己的权威，更主要的是儿媳们居然从灶台边跑到田野地——这大大突破了传统女性活动的空间边界和权利范围，也突破了传统女性的自我认同范围。
赵树理作品对旧式母亲的描述，为我们呈现了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时期女性存在的现实面相，也透露出那个时代女性成长的艰难性。旧式母亲像夹缝中的异人：想延续过去社会的固定规则，但是过去社会已经走进新时代；
置身解放区新社会，又很难很快适应和习惯。于是，赵树理安排了众多进步的社会力量对她们进行引导：由于小芹、二黑这对进步青年的斗争和区长的出面，三仙姑放弃包办婚姻的顽固思想；
李成娘也在女儿小娥、女婿和媳妇金桂的引导下不再坚持把媳妇圈在锅灶纺车边。虽然在《孟祥英翻身》《传家宝》等作品中，旧式母亲并未表现出明确的改变态度，但最终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放与思想的冲击，她们的这种转变为自己更为后辈女性能够在婚姻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作了必要的铺垫。
赵树理笔下的媳妇形象一脚陷在原生的封建文化，一脚又踏入新生的时代文化，行走于追寻自我解放的荆棘之路。得益于新政权的扶持，媳妇们打破了传统的、家内的、安详的固化形象，从苦媳妇到新媳妇的转变让她们清楚地认识到：女性应是社会价值的创造者，而非男权社会的附属物。因此，过去囿于锅灶边的她们开始在社会中丰富和磨砺内心灵魂，不断寻求成长。
（一）手持利剑的“贤妻”形象。恩格斯说过：“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始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1]70解放区的媳妇们开始突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中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孟祥英（《孟祥英翻身》）带领妇女们“反对婆婆打骂，反对丈夫打骂，提倡放脚，提倡妇女打柴、担水、上地，和男人吃一样饭，干一样活，上冬学”；
金桂（《传家宝》）意识到女人的价值不仅在于缝缝补补，更在于通过“参加主要劳动”实现社会价值，因此积极投身工作开拓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新领地。腊梅（《表明态度》）不再遵循婆婆认为的理想生活模式：“有地、有人、有牲口，好好蒙住头种咱自己的十几亩地”，反而她更乐意“每天开会、互助”“事事争取做模范”，她还在开展爱国主义生产中积极向全区挑战，积极参与互助组的宣传动员工作。
（二）手持钝斧的“恶妻”形象。除上述所列“贤良孝顺”一类之外，赵树理笔下也存在一些“好吃懒做”“欺压丈夫”的“恶妻”。“吃不饱”（《锻炼锻炼》）掌握着经济、逃避着劳动，把所有劳动都推给丈夫，而她自己实际上也是“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似乎这才是女性的专利。然而，这种自我解放的方向与社会的进步背道而驰。可喜的是，她最终在进步力量的带动下承认了自己投机取巧、扰乱生产、阻碍整风的错误，也参与到新时代女性解放的进程中来。“袁小俊”（《三里湾》）同“吃不饱”一样，她用母亲“能不够”教授给她的“媳妇经验”试图压制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然而她忘了只要不平等的婚姻关系仍然存在，自己就不能得到真正的成长。搅家婆的本事并不能让她赢得家人与社会的尊重，丈夫再娶、有翼嫌弃以及父亲的不满让她越来越明白，这种本事只会让自己伤痕累累。最终袁小俊痛改前非、收敛脾气、参加生产，在群众的帮助下也收获了自己爱情。
尽管，赵树理笔下有“贤妻”和“恶妻”的女性形象差别，前者寻求走向社会、追求男女平等的解放，而后者却是囿于家庭，将解放理解为男女的对立斗争。但她们都是女性成长的重要构成，是女性价值认同内在张力不可或缺的要素，她们在差异中对话商讨和进步。二者不同结局的差异对比最终指向的是女性的成长。
作为解放区的乡土作家，赵树理见证了新政权的发展和壮大，也见证了民主政权支持下新女性的发展和壮大。他笔下的小芹（《小二黑结婚》）、艾艾（《登记》）、玉梅、灵芝（《三里湾》）、王兰（《互做鉴定》）等生动人物形象成为女性解放的先行者。除了有对自由婚姻的热烈追求和理性思考之外，这些新女性更勇敢地冲出家庭、走向社会，以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参与社会建设，柴米油盐不再是她们生活的全部，文化世界也不再将她们排除在外。全新的女性观让这些“女儿”们成了新社会劳动集体的重要一分子，也成为农村新女性形象的典范。
（一）爱情的热烈与冷静。作为民主政权下成长起来的农村新女性，小芹（《小二黑结婚》）力争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作品中小芹与代表封建势力的“二诸葛”和“三仙姑”据理力争、与象征反动势力的“金旺”和“兴旺”斗智斗勇，执着地追求理想的自由婚姻。面对母亲“天定姻缘”的谎言以及二诸葛“命相不对”的迷信，小芹有儿女柔情，但也不乏抗争血性，在她的抗争下，自由婚姻不断地被社会承认，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因自由恋爱而背上“名声不正”的骂名，这是女性进步的重要进程，更是新生民主政治的社会进步的体现。
然而女性的强大不仅体现在对不合理婚姻制度的突围中，还体现在对爱情热情而不失冷静的判断中。玉梅（《三里湾》）没有因为有翼爱的表达而欣喜若狂，而是冷静分析了自己对有翼“赞成的地方”和“不赞成的地方”。灵芝（《三里湾》）没有因为对有翼长久的感情而割舍不断，当有翼一次次带给她失望：不积极给“糊涂涂”治病、不主动揭发“常有理”，她才明白虽然有翼读过初中，但是却不如只读过小学的玉生对生活的理解更真诚和实在。王兰（《互相鉴定》）没有因爱而对贾鸿年无条件地信任与服从，而是苦下功夫做了三门特殊功课，最终鉴定出他是一个投机倒把、贪图享乐的落后分子，对爱情的冷静态度表现了女性人格独立的成长和自觉。
（二）理想的现实与超越。“解放区的妇女解放与五四时代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第一次从政治、经济而不是文化心理角度肯定了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平等，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与男人一样的社会参与机会和社会价值”[3]。赵树理笔下的玉梅、灵芝（《三里湾》）通过积极参与合作化事业，向时代展现了女性魄力、贡献了女性智慧。尤其是灵芝，在搞测量计算工作时表现出的聪慧敏捷、沉着冷静丝毫不输男同胞。当女性社会性的一面被承认，她们的力量也会被社会所接纳。所以玉梅、灵芝影响的绝不只是两个家庭，而是整个三里湾，她们是三里湾的半边天：玉梅、灵芝的择偶观导致了“有翼革命”，而“有翼革命”又导致了糊涂涂入社和“天成革命”，继而才有“能不够”、袁小俊、“常有理”等落后群体的转变。这些新女性将自己对合作化运动的理解拓展到理想乡村生活的建设中去，她们的力量如同星星之火，一经点燃便可燎原。
（三）文化的渴望与追求。“人的存在是一个完整的金字塔结构，它由自然存在、社会存在、精神存在这三个层面构成。自然存在是其底座，社会存在是其中层，精神存在是其顶端，它们在不同的意义上显现着人作为人的秘密”[4]。当新女性以“人”而不只是“女人”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她们便获得了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解放。然而女性自身的解放事业并不因此而止步，于是成为“文化人”是她们的又一崇高理想。在《三里湾》“换将”一篇中，因社里会计短缺，玉梅不得不与灵芝进行调换。虽然玉梅不轻视体力劳动，但她依然对于“文化人”的身份热切渴求：“灵芝初中毕业了，自己却连初小学学的那点东西也忘了一半”“她觉得她的天资一点也不比灵芝差”。她的渴求并不是为了追名逐利，而是为了不做只懂柴米油盐、针线纺织的“井底蛙”，为了更大限度的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文化人”的理想并不是王玉梅的个人理想，而是解放区先进妇女的共同理想。虽然在赵树理作品中这种理想只是萌芽状态，但毕竟歌颂了这一美好理想的存在，这也召唤着更美好的女性解放时代。
伍尔夫曾说：“千百年来，女人一直坐在房间里，到了今天，房间的四壁已经浸透了她们的创造力”[5]。知识青年的身份让范灵芝等人从追求婚姻自主的感性层面上升到选择命运走向的理性层面，被赋予时代意义的她们是以一种崭新的姿态站在历史舞台。这些随社会变迁而浮出历史地表的新女性具有强烈主人翁意识，而赵树理也毫不吝啬地赋予了她们极强的生长力、创造力和社会参与价值。正如列宁所说：“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参加解放运动的程度”[6]。而这些新女性正以令人称叹的力量显示着她们对于家庭和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以时代为指引，赵树理对女性在情感上、生活上、工作上的发声进行了积极探索：从包办婚姻走向自由恋爱、从针线堆走向书本旁、从锅灶边走向社会中。赵树理的探索为我们记录了女性在新的解放区政权社会中的另一种成长的景象和历程，为我们理解今天的女性成长和进步提供了历史的连接点。在今天的语境中理解当下女性的成长与进步，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女性个体经验，避免刻板化评价模式，从而为女性的解放发掘更多可能。
（一）关注女性个体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精神引领了新时期以女性解放为主题的社会变革，女性第一次在政治法律地位上与男性平等。但是在文化表述层面女性仍要面对被他者表征的局面。正如肖瓦尔特所说，妇女形象在男作家那里，往往表现出两极分化的倾向。要么是天真、美丽、可爱、善良、无私的“仙女”，要么是恶毒、刁钻、淫荡、自私、蛮横的“恶魔”，这是一种对女性描述的刻板化表征方式[7]。
表面上看，赵树理塑造的女性形象中也或多或少存在这一现象。旧式婆婆和旧式媳妇大多泥古不化逆时代而行，“蛮横”“霸道”是这类形象的代名词。对待这一类女性，赵树理往往是用一种缺乏温和的方式最终给她们一个稍显简单化的二分处境：要么让她们当众出丑、要么让她们备受冷落，而没有充分挖掘和剖析这些女性内心中对于这种改变的接受和理解，她们的解放更像是一种放任中的“裹挟”。凡进步的形象都是“仙女”。孟祥英（《孟祥英翻身》）、金桂（《传家宝》）、腊梅（《表明态度》）、小芹（《小二黑结婚》）、艾艾（《登记》）和玉梅、灵芝（《三里湾》）她们不是贤良妻就是进步女。无论哪一种女性形象，赵树理对她们的捕捉还是主要停留在社会层面，对这些女性存在经验的内在差异和细节仍然没有做进一步的探寻。我们或许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这种现象：首先，这是当时社会正处在初生进步的阶段，对女性进步的观察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其次，解放区女性的这种集体的群像是今天女性成长的先驱性经验，没有她们的努力和趋于完全社会化的、缺乏个性的追寻，今天女性的个性表达可能会延迟和减缓。
（二）去刻板化评价模式。新生力量的强大是赵树理作品的基调，就本质而言，女性成长是社会进步的结果。在当时的社会中，赵树理笔下的女性变化在女性成长的过程中表现得可歌可泣，但是也常常在社会集体劳动之中扮演缺乏个体化的面相：打柴、担水、摘野菜、参加妇救会工作, 她们从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变成了参与社会生产的铁姑娘，在作品中不仅新女性之间无差别，就连新女性与男性之间也十分相似。赵树理就曾在作品中借人物之口谈对于女性的理解：“女人们放了脚真能抵住个男人做”“女人们打柴担水，男人少误多少闲工”。在这些女性身上，多了几分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但也少了几分对镜贴花黄的柔情。这种评价体系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合理的，但不可避免地存在评价的刻板化作用。这种刻板化评价模式，对女性的自觉以及男性对女性认知都会产生滞缓的作用。所以，在社会进步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对女性（包括男性）身体属性自然性质的尊重，也应该更加注重平衡公共领域中的女性价值与私人领域中女性的生命体验，充分关注女性在事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下的女性经验。
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需要不断地审视和反思现存的两性关系和性别规范，构建女性社会价值评价体系的多元化。当然，这种多元化期望搭建的最终目的就是给任何一个位置上的女性以自我成长的可能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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