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志明
(吉首大学 商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文化标识建构与文化空间生产的过程。19 世纪后期，为对抗“现代主义”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欧洲国家开始寻找社会发展中失去的“民族身份”，以延续文化血脉。两次世界大战后，为重塑民族精神、寻求国家身份认同，各国对国家遗产和民族遗产倍加珍视，遗产保护也从单体遗产向集群式遗产、文化线路等逐步扩大[1]。进入21世纪，以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特里·克拉克(Terry Clark)为代表的研究团队提出“场景理论”(The Theory of Scenes)，把对城市空间的研究拓展到区位文化消费实践层面[2]。这一理论认为，一定设施、活动和人群的组合构成一地的“场景”，“场景”可通过国家历史文化遗产、组织机构、文化标识、节庆活动、国家标识色彩等的组合来体现。哥伦比亚大学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Wimmer)教授在其《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中认为，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和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是国家建构的两面。国家建构重要的是建立公民与国家间的跨越族群分界线的政治联系，将各族群整合进一种包容性的权力安排之中[3]。近年来，随着欧洲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和美国遗产廊道(heritagecorridor)保护理念的引入，我国高度重视跨区域、跨文化、跨古今大型线性遗产的多元化功能。2017 年1 月，国家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1]。2019年7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2020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第六次会议，指示谋划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2022年1 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至此，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整体布局初步确立。
国内相关学者对国家这一战略行动及时研究跟进。钟晟认为，在大范围、大跨度时空纵横中建设国家文化公园，能集中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空间载体、价值载体和符号载体,彰显共同体价值的国家文化空间体系[4]。程遂营认为，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文化空间[5]。程惠哲认为,建设国家文化公园，要把“好看”与“好用”结合起来，使其成为建设文化强国、美丽中国的样本[6]。付瑞红认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重视发展不均衡、文化资源挖掘不充分、产品同质化等问题[7]。张祝平认为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应强化顶层设计,构建文化体系、展示文化魅力[8]。秦宗财认为应从生态优先的人文生态、文化引领的文化意义、产业支撑的文旅产业、社会共享的文化传播、制度保障的制度规范五个方面，推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发展格局[9]。王庆生认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遵循“旅游体验—旅游情感—文化认同”的路径[10]。付瑞红认为要从“命运共同体”角度诠释和展示长城文化价值[11]。梅长青认为要把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等以不同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形态进行表达，进而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差异化发展，形成“美美与共”的长江文化大繁荣局面，以彰显中华文化自信[12]。
相关学者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有益观点和思路，但目前，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若干基础理论以及深层次、根本性问题如国家文化公园“国家性”及其构建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并以此作为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来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当前，高质量推进这一重大文化工程，“国家性”建构显得尤为迫切，因为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过程本质上是国家文化标识建构与文化空间生产的过程，“国家性”在其整体定位、建构意义与实现路径三个方面贯彻始终，并指导着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可以说，“国家性”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基石。基于此，本研究把“国家性”建构作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与国内外建构完备的国家公园体系不同，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在遗产话语与遗产保护领域的创新。国家文化公园依托国家深厚的历史积淀、磅礴的文化载体和不屈的民族精神，着力构建和强化国家象征，对内强调民族化和本土化，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对外适应国际化和普遍化，促进世界文化之间的交往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有与存续。国家文化公园需永葆“国家”底色，始终立足国家高度[13]。
(一)建设目标上凸显“国家认同”和“文化自信”
利用国家资源主要是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激发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已成为现代主权国家的共识[14]。2019年12月，国家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该方案明确指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对象是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2020年11月27日，黄坤明同志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国家文化公园最鲜明的特色在于其文化特色，最突出的功能在于其文化功能。要坚持以文为魂、强化文化引领，要彰显文化内涵、弘扬文化精神”。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在众多承载中华文明的文化意象中具有极强的代表性，生动呈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华，是最能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文化标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和增进国家认同的情感枢纽。要通过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使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沿线的文物古迹、历史遗存、革命遗址在当下鲜活起来，把蕴含其中的思想理念、人文精神、革命传统等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要着眼打造主题鲜明、风格一致的展览展示体系，建设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博物馆、纪念馆等服务设施，切实增强辨识度、标识度。要整理挖掘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沿线文物和文化资源背后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头故事，创作生产富有地域风情、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要深入阐释好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沿线文物和文化资源的文化意蕴、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讲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因此，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既是对国家文化的保护传承，也是做大做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的重大举措，是新时代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增强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一种新形态、新载体。为此，建设中要坚持科学定位，把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保护传承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历史文化长廊，构筑成为凝聚中国力量的共同精神家园，进一步强化全体人民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自信”。
(二)建设标准上彰显“国家品质”和“国家形象”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要坚持国家站位，突出国家标准。要传承发展好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所滋养的中国人独特的精神、品质和气质，所涵育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坚韧不拔的根和魂，坚持守正创新、固本培元，深入思考“生产什么样的文化产品”“建设什么样的精神家园”，高扬主流价值，丰富高品质文化供给，以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统筹发展，构筑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新高地。从规划设计、施工建设到运营管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都要坚持高标准、高质量，使之成为代表国家水准，展示国家形象的亮丽名片。在建设中，一是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要在深入勘察、系统摸底的基础上，划定管控保护区，实施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视文物现有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抢救性保护、预防性保护、主动性保护。要完善集中连片保护措施，对文物及周边环境进行一体保护，坚持尊重历史、修旧如旧，更多采用“微改造”的“绣花”功夫，科学合理地修复、保存传统文化生态，不搞大拆大建、贪大求洋，杜绝过度开发和过度商业化。二是坚持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要明确建设、管理、服务的统一要求，推动各地根据实际补短板、强弱项。三是坚持与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度融合、开放共享的方针。要统筹考虑建设与运营、文化与旅游、事业与产业的协调发展，将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沿线的历史文化、山水文化与城乡发展相融合，综合打造国家文化公园的社会、文化、生态、经济等效益，使社会公众充分享受国家文化公园的福利，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即“国家品质”和“国家形象”。
(三)运营管理上体现“国家意志”和“国家在场”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党和国家决策部署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是国家行为，具有特殊政治地位，彰显“国家意志”。国家文化公园涵盖的文物和文化遗产点多、线长、面广，长城以及长征均涉及15个省区市、长江涉及13个省区市、黄河涉及9个省区、大运河涉及8个省市，建设过程中如何体现“国家意志”、强化系统观念、加强整体统筹，整合好沿线各类文化资源，把相关历史名城、文化遗存、革命旧址等有机贯通起来，完整保护、有序开发，形成浑然一体的整体效果，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和挑战。因此，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一方面必须突出国家主体，由国家统一谋划，统筹全国力量对代表性文物和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构建“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分级管理、分段负责”的管理体制，强化顶层设计、跨区域统筹协调，健全工作协同与信息共享机制等，体现“国家在场”。另一方面，要在国家文化公园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用好分省管理区制度，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鼓励各地在总体框架下结合自身特点进行积极探索，着眼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把握文化事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着力探索国家文化公园可持续发展的运营模式，正确处理政府主体与市场参与的关系、国有与民营的关系、文化产品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关系，不断推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理念、内容形式、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等方面的创新，以更大的力度、更强的自觉推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国家性”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基石。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坚持守正创新、固本培元，科学构建国家文化公园“国家性”，对于保护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做大做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对于传承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共享公平发展机会、实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对于展示中国智慧、彰显世界情怀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保护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做大做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明确指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遵循“保护优先、强化传承”的建设原则，严格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以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孕育了灿烂深厚的中华文化。如长江是我国第一以及世界第三大长河，与黄河一起并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标志性象征、是中华民族延绵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是中华民族对外开放交流的重要平台、是中国社会近现代革命进程的先声。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在上中下游之间频繁联系互动，清晰地揭示了长江流域融入并促进中华文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多样性、包容性和开放性，“江河互济”构建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15]。又如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众志成城、坚韧不屈、自强不息的精神象征，同时，也承载了中华民族守望和平、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这些是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精神追求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实施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推进基础工程，一方面要做好“保护”这篇文章，对国家文化公园范围内文物和文化资源进行全面调查、摸底，统筹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本体与周边保护、单点与集群保护，补齐文化遗产资源保护的短板和弱项；
另一方面，要阐释好文物和文化资源的内涵，深入挖掘其思想精髓、价值追求、道德观念、审美规范，使之彰显中华文化的永恒魅力和时代价值，有利于保护好文物和文化资源，传承好文化根脉，进一步做大做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
(二)有利于传承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我国有着五千年辉煌灿烂文明史，是一个典型的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国家。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发展，各民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层面最高的社会归属感、面向世界的文化归属感，是国家认同、民族交融的情感纽带，是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石，是中华民族绵延不衰、永续发展的力量源泉[16]。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在时空上的大尺度前所未有，在世界上所有类型的“国家公园”中独一无二，对于多元一体、海纳百川、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5]。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承载的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集于一体，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构建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文化精神、中国形象表达体系，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通过强化宣传与推广，融入各民族群众日常生活，有利于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传承弘扬伟大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各族群众心灵深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显著增强，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用共同理想信念凝心聚魂。
(三)有利于共享公平发展机会，实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社会大众提供了公共福利和公平发展机会，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其一，公共福利方面，国家文化公园体现了空间布局、文化标志、文化功能等方面的公共性。空间布局公共性主要体现为其建设内容根据文物和文化资源的整体布局、资源禀赋以及自然条件情况，基于人居环境、设施配套等方面因素，结合国土空间规划，重点建设四类主体功能区[17]，包括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和传统利用区。文化标志的公共性主要体现为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沿线文物和文化资源蕴含的文化价值及抽象出来的文化标志是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标志，是体现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的标志和文化符号。文化功能的公共性主要体现为国家文化公园采用公园化管理运营模式，以满足社会大众对文化教育、旅游观光、公共服务、科学研究、休闲娱乐等需要。其二，公平发展机会方面，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沿线有不少的区域是我国欠发达地区，如长征经过15个省区市，其文物以及革命遗址等分散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沿线，这些区域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对长征沿线单点的文物和文化资源串点成珠，避免了单点孤立的文化遗产在时空片段上无法完整体现其全部价值的局限。国家文化公园将单体遗产和地方性文化纳入拥有统一主题的国家遗产体系，将地方文化纳入国家文化公园宏观格局中，形成利益相关性、价值整体性，有利于地方文化多样化发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另外，国家文化公园在制度安排上坚持全民属性和公益性，建设目标上建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并与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度融合，将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获得心物俱丰、心物统一，达成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
(四)有利于展示国家文化公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彰显世界情怀
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的特点是跨区域、跨文化、跨古今的线性文化遗产，是包罗了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遗产聚落。如长城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2600多年，最早的长城是齐长城、楚长城，因国家之间频繁的战事而修建。其后，历经战国、秦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西夏、辽、金和明等2000余年的修建，最终呈现如今的规模。这项人间奇迹，东起大海，穿越森林、草原、沙漠，横卧平原、山脉、高原，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分布范围最广、军防体系最复杂、规模最庞大的文化遗产[18]。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站稳中华文化立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新遗产保护模式和文化展示方式，向人们传递“万里长城”“千年运河”“二万五千里长征”“九曲黄河”等宏大的空间意象，它串联起众多跨越不同地理与行政区域、跨越不同历史时空的文化与自然资源，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连接，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当代社会相适用，生动呈现、彰显中华文化永恒魅力和时代价值的大型画卷，相较于单体遗产的地方性格局，国家文化公园为我们营造了一种“天下”意境，让国民意识到中华文化在形式上“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在气度上“汲古慧今”“兼收并蓄”。立足中华文化之根基，向世人展示“中国印象”，有利于提升文化软实力，有利于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与世界情怀[1]。
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承载了中国人的独特精神，蕴含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坚韧不拔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我们要实施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程，延续好中华历史文脉，传承好中华文化基因，以大格局、大视野、大境界抓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9]，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生动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
(一)加强理论研究，提炼标志性的文化主题，构建“国家性”内容体系
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新时代的重大文化治理体系和文化话语体系创新[4]。加强理论研究，提炼标志性的文化主题，构建“国家性”内容体系是科学构建国家文化公园“国家性”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基本路径所在。一是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要全面、深入阐释国家文化公园概念的缘起、科学内涵、本质特征、功能定位等基本理论问题，系统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理论框架体系。二是提炼标志性文化主题。深入挖掘长城、大运河、黄河、长江文化以及长征精神的当代价值、鲜明特色、精神内核、多元形态，把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文化放在文化自信建构中进行理论升华，放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中进行理论升华，放在中国共产党红色精神谱系建构中进行理论升华，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内在逻辑中进行理论升华，梳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脉络，提炼最具代表性、形象最鲜明的文化主题，突出其整体辨识度和国家代表性。三是深化国家文化公园多层次、全方位“国家性”建构认知。在建设目标、建设标准、管理体制、运营模式、政策保障、民生福祉等“国家性”建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相适应的“国家性”内容体系，锚定使命任务，凝聚发展共识，汇聚奋进力量，推进价值共创。
(二)加强制度创新，统筹央地协同运行模式，建立“国家性”工作机制
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在国家公园体系、制度上的大胆衍生和发展。一方面，它是我国文化遗产管理理念更新的一次重要尝试，是我国文化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创新[20]；
另一方面，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及可持续发展的运营与管理，国内外均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复制。国内国家层面虽然成立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经过了较为周密的顶层设计，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此，要强化创新，统筹央地协同运行模式，建立“国家性”工作机制。一是从立法的角度确定“国家文化公园”的法定地位，对国家文化公园的管理体制、权责体系、机构设置等予以明确，加快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配套制度、规范和相关政策的制定，建立专家委员会制度、第三方评估制度、志愿者服务制度等，实现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
二是建立中央统筹、上下联动、多部门协同、跨区域协作的工作机制，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工作格局，确保“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分级管理、分段负责”管理体制和“有统有分、有主有次，分级管理、地方为主”管理机制有效、有序、有力落实；
三是探索全民共建共享的建设模式，以人民为中心，全面提升公众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参与度，探索各类组织、团体和个人广泛参与的模式，确保共享建设成果，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者和受益者，进一步加深人民认同感，增强人民获得感，从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担当作为、创新创造。
(三)培育文化认同，科学设计文化时空场景，建设“国家性”品质标准
文化认同培育是在一定时空场景之中，通过个人文化身份建构与国家民族身份建构同频共振完成的[4]。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一要强化顶层设计，按标准建设好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和传统利用四大主体功能区。管控保护区要打造传承优先样板区；
主题展示区以满足社会大众多样化文化体验和参观游览需要，重点打造特色展示点、集中展示带和核心展示园；
文旅融合区重点打造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
传统利用区重点打造具有历史记忆标识的传统文化生态区。二要从政治、历史、文化的高度打造一批国字号或国家级文化载体，如在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沿线建设具有悠久历史、深厚文化底蕴的宏大时空场景，如大运河国家博物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念馆等。三要组建相关文化组织和机构，组织和承担大型文化活动和宣传教育活动，如举办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国家性论坛和节庆活动；
又如找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结合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欣赏习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大国家文化公园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力度，推动人们从“看热闹”到“品内涵”、从“旁观点赞”到“参与传承”。四要秉持对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文化的敬畏之心，健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质量标准，避免浅表化、标签化、同质化，务求守住精神之源、文化之根，做大做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增强文化认同，让中华优秀文化焕发活力。
(四)优化服务供给，拓展高质量多元化服务，夯实“国家性”条件保障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推进各类文化遗产深度融入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实现活态传承，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不断丰富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为此，要全面夯实国家文化公园“国家性”条件保障。一是环境条件建设方面，要统筹考虑资源禀赋、人文历史、区位特点、公众需求，整体提升环境水平，打通断头路，改善旅游路，贯通重要节点，强化与机场、车站、码头等衔接，推进步道、自行车道和风景道等建设。完善游客游览与集散、休憩与健身以及旅游厕所等公共设施，科研与会展等公益设施，安全与消防、医疗与救援等应急设施。二是文化产品供给方面，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聚焦服务群体，消除文化供给堵点、痛点。对青少年群体要结合他们的认知特点，生产更多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汲取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文明精华；
既体现时代特征，又顺应未来潮流大势的优秀文化产品。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创新旅游产品，优化旅游服务，用文化提升旅游的内涵和品质，推出参观游览联程联运经典线路，推动组建文旅联盟，开展整体品牌塑造和营销推介[17]。三是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方面，要怀远服人、海纳百川，改变政府单一供给的模式，积极发挥社会力量以及志愿者服务的力量，拓展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多元化服务，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真正“为百姓所享，展中国风采，承中华精神”的国家标志性文化工程。
(五)强化对外宣传，构建可共通的话语体系，塑造“国家性”品牌形象
塑造“国家性”品牌形象，要强化对外宣传，构建可共通的话语体系，把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价值理念传播出去，让世界从精神和价值层面认识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一是深化价值阐释，把国家文化公园所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与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以及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并展示出来，让世界领略中国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追求。二是加强内容建设。构建以展览展示为基础、数字业态为重点、IP开发为支撑的多样化内容供给体系。要丰富文旅融合的故事、场景和体验，从柔性传播、国际社会易于接受的视角，多推出一些体现中华文化内核、引发国外受众共情共鸣的内容产品，展示当代中国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不懈追求和生动实践。三是创新转化手段。做好话语转换，创新构建通俗易懂的中国遗产当代话语、国际表达体系。加强现代科技的集成应用和跨界融合，推进遗产内容数字化和传播智慧化，用现代对外传播技术支撑助力，充分展现中华文明形象，塑造中国“文化想象”。四是拓展渠道平台。用好全媒体传播平台，发挥中央媒体主力作用，借助海外文化阵地，体现内容优势、推介深度，提升国家文化公园及其文化遗产传播能力。面向国内外受众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官方网站和数字云平台，对文化遗产、文化资源以及文化线路等进行数字化展示，实现线上可学、可研、可听、可感、可赏与可游，打造永不落幕的国家文化公园网上空间。建设“一带一路”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长廊，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展览推介、联合考古和遗产保护，促进与文化遗产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深度参与文化遗产国际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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