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宇，方 明
(安徽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1)
文化资本理论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他认为文化资本建立起了一种隐蔽的社会竞争机制，掩盖了其在一定条件下与经济、社会资本相互转化的功能，通过掩饰自身的真实性，将上层群体对经济、社会资本占有的不平等正当化。文化资本占有量大的家庭子女可以进入一流学校，获得高质量基础教育，进而接受高等教育，获得良好的工作与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实现良性循环。与此同时，接受高等教育也是弱势群体实现阶层流动的首要选择，没有起点的公平，则之后的过程与结果公平也就无从谈起，因此研究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起点公平有助于教育发挥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意义。
本文讨论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影响并划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在文化资本劣势下普通家庭与子女“想不想”进入高等学府接受高等教育的入学意愿问题、文化资本影响下普通家庭子女的学业成绩“能不能”进入高等学府接受教育的入学机会问题，以及在文化资本影响下基层家庭子女的学校与专业选择问题。
文化资本一般被分为三种形态：身体化形态文化资本、客观化形态文化资本、制度化形态文化资本。
身体化形态文化资本是转化为习性的外部财富[1],是将家庭环境与学校教育获得转化为知识、教养、技能等的精神、身体有机组成部分的文化资本形态，身体化形态下文化资本的积累就如同肌肉锻炼一般，需要行动者的亲历亲为，也需要行动者对知识教养的吸收与内化，因此与个体的联系最为紧密。客观化形态文化资本是指文化资本的“物化”状态，包括书籍、绘画、工具等物质性文化财富，行动者所掌握的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由其所拥有的物质性文化财富数量及文化财富价值所决定，而作为一种“物化”资本，客观化形态文化资本也需要一定程度的身体化文化资本才能发挥作用，如：重金购买的艺术作品，必须要有鉴赏珍品的眼光与见识才能体会美妙之处。制度化形态文化资本则介于身体化的文化资本与客观化的文化资本之间，以文凭以及其它文化能力证书的形式对拥有者的知识、技能予以承认并赋予其约定俗成、合法保障的价值[1]，其在文化资本层面上确立了资格拥有者的价值，也确立了所有资格拥有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可供交换的文化资本的金钱价值(见表1)。
表1 文化资本的表现形式
作为一种可以被投资的具有一般资本属性的文化形态与品味标准，文化资本于代际间传播，其占有量的差距最终会在阶层间的认知导向与生活方式上显现出差异，文化资本占有量多的一方会对场域内的游戏规则有更深刻的理解。
近年来我国对文化资本及其影响的研究大体上分为两种观点。
占据主流的观点是建立在中国社会环境下对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应用研究，强调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大背景下，城乡家庭与社会各阶层家庭之间的家庭文化资本占有量存在鸿沟，学校成为支配阶层、制造不公平的场所，普通家庭文化资本的匮乏导致其子女在高等教育获得的过程中更容易遭受学业失败。余秀兰认为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存在着两个地位不等且相对封闭的循环圈：代表先进的“城市优势文化圈”与相对落后的“农村劣势文化圈”，并指出农村学生想要出圈就必须设法获得那些原本属于上层的文化资本[2]；
唐晓菁、李晓飞则指出，由于学校场域中精英阶层的家庭父母能够最大程度地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使得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因此相比于城市中“学二代”频出，农村子女的学习动力明显下降[3-4]。
另一观点则是基于中国教育情境对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作出的衍生，部分研究者从个体主观能动性角度出发，提出“底层文化资本”理论。其中，程猛将底层文化资本视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资本，并非用文化资本来定义底层，而是赋予文化资本新的内涵，并指出底层子弟拥有“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与“学校化心性品质”三种文化资本[5]；
朱镕君提出，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中蕴含的对教育和知识的崇拜也是底层文化资本的一种表现，通过将乡村环境下对读书的功利化追求与“勤奋”这一流淌在农村家庭血液中的惯习相结合，就是一种存在于底层的隐性文化资本[6]；
林晓珊通过对自身受教育经历的剖析，认为自身对“出人头地”的渴望、来自父母的期待与超越知识的无力感成为她在实现阶层跨越过程中的先天动力[7]，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底层文化资本在农村子弟受教育过程与阶层跨越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底层文化资本理论弥补了微观上文化资本理论对个体主观能动性所发挥作用的缺失，是对文化资本理论的延伸与扩充，虽尚不成熟却也为研究文化资本因素在影响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过程中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比较两种观点，虽研究取向的逻辑不同，但都肯定了文化资本对个人产生的积极作用，而本文观点则更倾向于前者，拥有丰富文化资本的城市、精英阶层，更容易对孩子产生正面影响，因此需要设法弥补城乡之间的文化资本差距，以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起点公平进程。
3.1 文化资本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意愿
“书香门第”通常被形容为具有良好文化氛围的家庭，而殷实的经济资本则是“门第”传承的基础，从表面上看，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不存在交互关系，但二者在场域内却以一种被所有行动者所默认的利益形式运行。“符号资本是有形的‘经济资本’的被转换和被伪装的形势……因为它掩盖了它源自物质性资本形式这一事实……物质性资本同时也是符号资本的各种效应的根本来源”[8]，也就是说，文化资本具有一种掩盖自身可以与经济资本进行相互转换的功能，在文化资本的投资、积累和持有过程中表现出一种“虚假的非功利性”[9]，令文化资本的真实性被场域内所有人心照不宣地隐藏起来，打扮成一副符合大众利益的模样，并使资本的分配不均合法化。
这种隐蔽性最主要体现于不同阶层家庭对文化资本的时间投入，由于文化资本的获取建立在自由时间的投入之上(自由时间是指从经济的必须中摆脱出来的时间)，因此能否获得更多自由时间，是个人能否获取文化资本的关键。而对于社会底层的群体而言，维持家庭生活保障永远是首要任务，个体的自由时间方面远远低于上流阶层。
由此在普通家庭与上层家庭间产生出“生存/发展”两种逻辑，普通家庭以保障家庭生存条件为先，采用“成本-产出”式的思维逻辑，表现为对短期利益的倾向性，在进行是否接受高等教育的抉择时主要考虑能否获得经济或社会性的实质性收益，如果近期教育投资成本现值超过了未来收益现值，那么个体就会考虑中止教育投资；
如果未来收益现值超过了教育投资成本，那么个体就可能延长教育投资[10]。李立国认为，影响贫困家庭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因素包含四个维度，即“教育收益”“教育成本”“地位提升”和“失败风险”[11]。简而言之，只有当教育回报达到一定程度之上，贫困家庭父母以及子女本人才会将接受高等教育置于优先地位。
同时，普通家庭对信息的获取与解读能力不足使得这些家庭过分估计了接受高等教育所带来的地位提升与经济收益。现实情况是，即使受教育年限增加，农村子女在教育回报率上也不如城市子女[12]，这就造成在面对这样的现实时，作为家庭教育投资的投资方，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意愿下降，家庭教育投资减少，进而影响到子女本人进入高等学府的意愿。这一系列劣势最终使普通家庭基于理性选择，在自愿的表象下隐秘地被排斥[13]，迫使他们出于对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成本的考虑而主动放弃，以至于会将其视为在深思熟虑后得出的“次优选择”。
3.2 文化资本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文化资本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相同学校环境下普通家庭子女与上层家庭子女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业成绩的差距。布尔迪厄强调不同家庭文化资本占有量下形成的家庭环境间的差异，认为“先赋性的文化资本”在子女的教育过程中有着无可取代的作用，家庭文化资本丰厚的子女会从幼年起就身处于富有学院气的家庭环境中，在无意识中模仿父母的言行举止并汲取各种精英文化，在进入学校前就俨然成为一个文化贵族。
学校传递的是与家庭不同的文化资本，学校在文化资本的传递方面有较强的目的性与规划性，要求孩子必须达到法定年龄后进入学校，接受包括专业知识与技能等经过预先设计、系统化的知识。表面上，学校为所有学生提供了相同的教育条件，却达不到人人均等的理想状态，虽然学生都被设定了一定的教学目标，但并没有向学生提供公平实现教学目标的路径，所以学生在实现教育获得的过程中仍然要依靠家庭赋予的文化资本[9，14]。
因此，普通家庭子女在学校难以获得与城市上层家庭子女相同的学习效果，而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成绩会进一步影响到普通家庭子女高等教育入学的机会。贺晓珍的调查显示，父母亲的学历层次对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显著，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大，反之，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子女则更难获取高等教育机会[15]。而高考命题的文科化倾向更加剧了文化资本占有不同对高考成绩的影响，以2017年高考为例，该年高考作文采用了“一带一路”“广场舞”“共享单车”等具有强烈城市色彩的词语作为写作题材，对城市以及上层家庭子女而言，这是他们日常生活接触密切的事物，但是对农村以及贫困学生而言，缺乏接触此类信息的物质基础与生活环境，无形中加剧了农村与贫困学生起点不公平，高考命题的“文科偏向”正在导致高考制度的公平性降低，并使从家庭继承的文化资本转换为分数的可能性提高[16]。
3.3 文化资本差异影响学校与专业选择
卢卡斯在最大维持不平等理论(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MMI)的基础上提出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EMI)，他指出在特定的教育层次没有达到饱和时，上层阶级和社会优势群体会尽可能地提高他们的教育机会，利用家庭资源优势让子女获得该层次的学校教育，主要体现为教育数量上的不平等[17]，当某个特定的教育层次接近或达到饱和时，上层阶级与优势群体会改变策略，利用家庭资本将原来的教育数量优势转换为受教育质量上的优势[18]。对普通家庭而言，考上一所好大学是实现家庭阶层向上流动的关键，因此普通家庭父母通常会对志愿填报格外关注，但是却往往面临着两个问题：普通家庭父母对高等学府的甄别能力较弱；
普通家庭受限于经济条件，学校与专业的选择面较窄。
首先，普通家庭在大学学校与专业选择过程中，难以区分同一分数线上大学因地理区位、经济发展等因素而造成的差异，对学校内专业的专业前景也知之甚少，对于走在经济社会发展与政策的浪尖上的专业了解不多，文化资本占有量高的家庭则会剖析学校所在地区的综合实力，敏锐地发现专业背后的潜力。有研究发现，即使父母的文化程度与信息关注度呈负相关，城市学生对信息的获取度还是远超农村学生，其主要原因就是农村家庭父母文化层次较低，难以甄别出择校与专业选择时需要关注的重要信息，因此农村家庭在志愿填报时趋于保守，而城市家庭子女则会积极前往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填报更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专业[19]。其次，由于普通家庭父母普遍文化层次较低，其职业分布主要为农民(工)、企业职员等，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对抗风险能力不佳，难以承担前往经济发达地区所需的经济成本，在择校与专业选择时处处掣肘，在填报志愿学校时往往会选择内地欠发达地区的一般本科接受教育[20]，在专业选择时也以专业就业前景为先。
4.1 推动普通家庭教育观念更新以提升普通家庭子女入学意愿
推动普通家庭教育观念更新是促进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必要之举，从促进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角度来看，首先要解决的是普通家庭与子女对接受高等教育意愿低下、被动，即想不想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为此，可以借鉴那些在逆境中完成学业抗逆、改变命运的“寒门贵子”，从家庭与个人两个角度推动普通家庭教育观念更新。
从家庭的角度，作为文化资本的首要获取场所，于家庭形成的惯习是子女最持久、稳定的文化资本。研究者在对“寒门贵子”的调查中发现，在逆境中取得教育成就的普通家庭子女，其生长的家庭环境存在一定共性：父母拥有勤劳刻苦的品质；
家庭对子女抱有合理的教育期望。首先，父母身上勤奋刻苦的品质在家庭空间中的不断延续，有助于子女在学习过程中形成强大的意志力[2,1]，从而激发底层学生对抗苦难的斗志，为底层子女带来勤奋且自制的身体化文化资本；
其次，相对于那些对子女抱有的过低或者过高的教育期望，父母予以子女的合理教育期望对于子女获得学业成就有积极正向的作用[22]。
因此对于普通家庭而言，一方面，父母要向子女传递勤劳刻苦的价值观，同时要身体力行地践行，为子女树立榜样，使这种价值观真正融入家庭氛围，成为家风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普通家庭要重视教育期望对孩子学业成就的积极作用，理解教育回报相对于其他投资回报更具有复杂性与隐蔽性[23]，改变并降低以往对子女教育投资中的功利化倾向，其一就是要避免由于对子女期望过低而导致的教育投资不足，避免在遭遇学业失败后归因于家庭与自身天赋而导致的自我否定；
其二要注意“实现阶层流动的急切愿望”是一把“双刃剑”，合理的使用会成为推动子女奋发向上的学习原动力，也要避免因父母过高的教育期望而给子女带来过多精神压力甚至产生厌学情绪[23]，父母需要重新认识到子女当前的学业成绩只是作为现阶段学习的一个参考维度，而不是在遭受学业失败后就出于对“成本-收益”的考虑，降低对子女继续教育的经济支持与教育方面的持续关注[24]。理解教育的真正意义是促进人的发展，才是协助子女树立远大理想、形成自我实现的不竭动力。
从个人的角度，自身的努力仍然是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改变命运实现逆袭的最重要手段。布尔迪厄在《继承人》一书中，肯定了勤奋与努力对于中下阶层学生教育获得的补偿作用，“小资产阶级的严肃态度，可以使自己在这方面得到补偿……中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素来努力学习，并且在工作中发挥他们所处环境推崇的职业美德。”[25]因此，要积极协助普通家庭学生构筑并强化一种上流阶层学生中所缺乏的惯习，即“自制”与“勤奋”，尤其是要加强对这些学生的学习态度与学习行为上的引导，“自制”需要帮助学生提升对外在诱惑的抗干扰能力，尤其是农村学生在进入中学后，往往受到过多外界因素诱惑[26]，外界网络中所蕴涵的大量信息与信息相对闭塞的农村形成对比，为此家长与学校要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协助学生强化自制力；
“勤奋”则要求在鼓励学生努力学习的同时加强对学生学习行为的指导，通过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以及日常的查漏补缺，学会如何事半功倍的学习，在获得良好学业成绩的成就感推动下形成良性循环。
4.2 构筑乡村文化环境为提高普通家庭子女入学机会提供重要载体
农村学生往往面临两难境地，从文化资本理论视角看来，农村学生与社会底层子弟唯有在浸润上层(城市)文化环境、弥补原生农村文化资本劣势后，才能取得高学业成就[2]；
另一方面，“离土”式的教育迫使农村子弟前往城市、远离原生乡村文化，接受陌生的城市文化，让部分学生无所适从，逐渐失去人生目标与学习动力，最后成为了威利斯口中无法接受标准教育范式的“家伙们”，一边试图反叛学校权威，一边延续自己父辈的道路。
因此，构筑乡村文化环境存在两个主要内容：一是打破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文化壁垒；
二是要构筑起“亲土”的乡村校园文化。打破文化壁垒，是为了帮助农村学生拓宽眼界、格局，并逐步适应城市文化背景下对学习内容提出的各种要求，这就需要当地政府与农村共同推进，首先，乡村中要开展基础教育培训讲座，向农村家长传递正确的教育观念，协助他们理解仅掌握书本上的知识是远远不足的，鼓励子女阅读、观览与课程教材“不相关”的书籍资料，帮助农村子女增加知识积累与文化沉淀。其次，当地政府要增加财政支持，为教育资源薄弱的农村与城市边缘地区提供教育资源支持，以学校为单位提供更多的课外书籍与教学设备，多途径引入师资人才、优化农村学校教师队伍。乡村文化具有地域性，构筑“亲土”的乡村校园文化，需要乡村学校因地制宜，在弘扬乡村优秀文化的基础上，顺应时代潮流、汲取城市文化中优秀且适应乡村场域的部分[27]，并通过寻找乡村学校与乡村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来设立共同的发展目标；
强化家校合作，增进家庭与学校双方的交流互动，互相理解、充分发挥学校作为文化资本传递第二场域的作用，让学校成为乡村文化传播的中心地，创造好学、爱学、积极、健康的乡村校园文化环境，强化农村学生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
4.3 推动制度改革为消除普通家庭择校与专业选择顾虑增添制度保障
推动制度改革主要从招生制度与奖助制度改革两个方面入手，为解决底层学子“能不能”进入高等学府与进入什么样的大学、进入什么样的专业增添制度保障。
文化资本理论视域下，招生制度改革的最主要部分在于优化高考招生制度设计。当前我国大学与高中之间衔接与互动主要以高考招生为纽带[28]，大学招生部门希望获得成绩最优的学生，高中希望获得更高的重点高校录取率，二者本身就抱有功利性目的，与为破解招生过程中“唯分数论”问题而推行的综合素质评价理念相悖，使得在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行过程中，不少高校选择采用典型事件法作为评价方式[29]，仅以学生参与省级比赛并获得奖项等作为评价依据，违背了立德树人、推行素质教育的教育目的，也使综合素质的评价成了对家庭资本的比较，将家庭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匮乏的农村与贫困学生挤出了圈子，加剧了不公。
因此，对高考招生制度设计的优化应当着力于削弱文化资本因素在综合素质评价之中的作用。要加强中学与大学之间的联合协作、建立良好的信息交流通道，尤其是要重视中学老师在考生素质评价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在中学与大学之间构建双向互动的桥梁；
改进综合素质评价机制，要以“科学的”“立体的”评价机制使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考察真正深入下去，不仅要以表面上学生获得的竞赛奖项为评价依据，更要以学校之外学生的能力表现、社会实践与生活中的品德品性等作为对学生综合素质深入考察的重要依据；
活用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手段，使对学生的综合评价角度由“针孔式评价”转变为“全域式评价”[30]，改变以往采用典型事件法时狭窄的评价角度，让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作为评价对象。
奖助制度则是制度改革内容中对于普通家庭学生最为直接的帮助。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已经形成了由“奖、贷、助、补、减”构成的五位一体奖补制度来保障贫困学生进入大学后的生活，但从文化资本角度考虑仍有改进余地。首先，仅对底层学生给予大学时期经济补助尚有不足，高考制度本质上根据高中学业成绩的评价与考量对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分配，而高中学业成果又与基础教育资源的占有息息相关[31]，对普通家庭子女的帮助应由高等教育阶段向前延伸至高中阶段，优先保障普通家庭子女为能接受高等教育而所需的经济支持，需要地方政府加强对所辖地区学生家庭情况的调查，结合学生家庭条件、学生学业成绩与学生自身意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通过对高中贫困学生提供免费的教科书、开办廉价公办的补习机构，尽可能弥补弱势家庭学生因家庭文化、经济原因带来的劣势。其次，拓宽奖助信息的传递渠道与交流平台也应成为推动制度改革中的重要内容，乡镇与农村地区限于物质条件信息更新相对城市较为缓慢，信息往往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而囿于一地，加之农村家庭对信息解读能力有限，使得农村家庭难以获取有效奖助信息导致在择校、专业选择时不得不考虑相关的经济压力。因此，一要拓宽奖助信息的传递渠道，提升信息传播的准确度与有效性，这就需要政府采用受到民众广泛认同的、权威的大众传媒对奖助政策进行全面细致的宣传与解说；
二要建立双向互动的信息交流平台，确保政策信息被正确理解[32]，为了尽可能地与农村及偏远地区的学生家庭展开沟通，平台的建立应当尽可能地“接地气”，除在官方网站上开创相关栏目外，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QQ建群的方式进行互动、委托地方政府定时定期开展奖补政策宣讲活动，以打消底层学生家庭的疑虑与在择校和专业选择中的后顾之忧。
第一，教育公平问题的症结不仅仅源于教育本身，也与更深层次的社会内部因素相关。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虽然政府部门努力避免，但仍可能出现阶层固化、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而高等教育承载着人们对改变自身所处阶层地位的急切愿望，但不同阶层间文化资本的差距成为了阻碍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重要因素。在文化资本因素的掩饰下，阶层之间的经济与社会资本差距被隐藏起来，转化为各阶层独特的思维逻辑与认知方式，使普通家庭学生在教育场域中以一种合理的形式遭到排挤。
第二，客观来看，出身不同的学生难免会在同样的学校中接受教育，这不仅是不同阶层的文化资本之间的碰撞，也是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交集，因此就要求我们从多方位思考，既强调家庭文化，也要突出个人特质；
既要推动城市先进文化融入农村，也要促进农村文化发展弘扬，在充分发挥我国政策制度优势的情况下，缩小社会各阶层家庭背景与文化资本的差异，为实现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寻找新的实践路径。
第三，文化资本的特性注定了解决普通家庭学生文化劣势问题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个体构成身体形态文化资本、获得客观形态文化资本并转化为制度形态文化资本需经历漫长的时间跨度。本文强调要构建由内而外的对策路径，皆是以让普通家庭子弟也能够沉浸在一种尚学爱学的文化氛围中为目的，因此需要家庭、学校和政府的各方参与，构建由家庭及学校到社会的良好文化环境，是减少文化资本因素导致教育公平问题的长效机制。
猜你喜欢普通家庭子女资本普通家庭金融投资理财现状及趋势品牌研究(2021年10期)2021-11-28为子女无限付出，为何还受累不讨好？中老年保健(2021年12期)2021-08-24与子女同住如何相处？中老年保健(2021年2期)2021-08-22金茂资本 上地J SPACE现代装饰(2020年11期)2020-11-27农民工子女互助托管能走多远?今日农业(2020年24期)2020-03-17资本策局变商周刊(2018年18期)2018-09-21第一资本观商周刊(2017年25期)2017-04-25VR 资本之路中国科技信息(2016年16期)2016-09-10她为“破烂王”子女办幼儿园中国火炬(2011年4期)2011-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