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婧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开始出现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经济贸易繁荣，同时伴随的是政治腐败、时局动荡、内忧外患，僵化的儒学思想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社会的变革引发了晚明士人对思想改革的关注。生于泉州府南门外的李贽，自幼受到泉州开放的商业环境及家族经商氛围的影响，深刻感受到了假道学对政治风气及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他敢于直言时弊，特立独行，形成了“以狂释真”的文学创作观念和创作风格。
李贽继承了王学左派、泰州学派的狂禅思想，激烈反对“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的假道学对人性的束缚，形成了具有个人特色的狂禅主张，体现在了他对传统的批判和对“异端”的推崇上。李贽的狂禅精神，融合了儒、释、道不同的元素，既有反理学的精神，又受到佛家禅宗思想的影响，同时融合了道家崇尚自然、反对造作的主张。
童心说则是李贽文论的精髓。他提出回归“童心”的文学理想，在选本标准上，李贽倡导文学的本源来自性情之真，反对矫揉造作的假文；
在文学创作中，李贽倡导朴实的文学观，重视作家的素养，主张文人勤于积累，作出发自真心的美文；
他提倡文学应该因时而变，内容与形式都应当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革，反对盲目拟古。
狂禅和童心的融合，是李贽“以狂释真”的文学观和创作实践的特色。
李贽一生仗义敢言，站在假道学的对立面，勇敢陈述观点。他在《与耿司寇告别》[1]66中说道：
狂者不蹈故袭，不践往迹，见识高矣。所谓如凤凰翔于千仞之上，谁能当之？而不信凡鸟之平常，与己均同于物类。是以虽高而不实，不实则不中行矣。狷者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如夷、齐之伦，其守定矣。
狂禅的精神点燃他火一样的激情，促使其与世俗社会抗争，激烈地表现崇尚真心的追求。
(一)坚守原则，不与假道学为伍
李贽的前半生羁绊在儒家礼教中。他生性狷介，与假道学中之人水火不容。李贽自诩“平生最不爱属人管”的人，他在《豫约·感慨平生》中说到：“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2]李贽不愿在官场为“犬”，唯唯诺诺，成为假道学的帮凶。他敢于提出否认社会等级制度的看法，提出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3]的观点，主张平等。他敢于推翻圣人之言，否定既定标准，讽刺尊孔派以经典为教条的行为，认为不应当以孔孟的是非观为唯一标准，而应当因人因时因事而变，因循守旧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需要。他更看不惯道学家虚伪的嘴脸，揭露他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4]，披着道学的外衣，做着欺世盗名的事情。李贽仗义执言，得罪了不少上级，令他的官场生涯极不顺利。李贽始终不能迎合官场的规则，“来而迎，去而送；
出分金，摆酒席；
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1]144。在官场为官非但要懂得做好分内事务，还必须对上司溜须拍马，迎来送往，贿赂金钱，才能得到升职的机会，否则便会给自己惹上祸端。青年李贽必须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无奈在官场求生。而他在完成使命后，再不愿在官场为“犬”，毅然在有升职机会的时候，弃官而去了。
在世人看来，李贽追求真理，实践狂禅的方式是近乎极端的，尤其是他在有机会升职的时刻毅然辞官。上峰拒绝批准，他就干脆不辞而别。弃官之后，李贽本可以回原籍安度晚年，但却选择了黄安作为他的落脚点。在客居耿家期间，李贽以时新之理教导耿家子弟，引起了维护儒家道统的耿定向的不满。到了麻城之后，李贽更将狂禅、放浪形骸的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落发而留须，出家却食肉，佛堂上悬挂孔子像，挂像而批孔。他并不避讳男女之别，招收女弟子。在儒家礼教仍为社会主流思想的晚明时期，这些举动无异于在维护道统的人心中扎下一根荆棘。他不断地著书立说，发表“异端言论”。在《焚书自序》[1]264中李贽写到：
自有书四种：一曰《藏书》，上下数千年是非，未易肉眼视也，故欲藏之，言当藏于山中以待后世子云也；
一曰 《焚书》，则答知己书问，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
《焚书》之后又有别录，名为《老苦》，虽则《焚书》，而另为卷目，则欲焚者焚此矣。
李贽深知揭露统治者的“痼疾”将招致杀身之祸。危险也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不断向他逼近。
(二)桀骜独立，不畏人生坎坷峥嵘
李贽一生追求真、善、美，但他超脱世俗的行为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理解，追求真的方式未得到世人的认同。反对者抓住他不拘小节的生活作风攻击他，曲解他的原意，常使他感到愤慨与无奈。他在《答周柳塘》[1]65中辩驳耿定向指责他狎妓之事，澄清那个供养他的老妇人，只不过是一位孤苦伶仃、一心向佛的可怜之人。李贽一直在世人的误解中桀骜独立地生存，他明知苦难却迎难而上，明知死路却义无反顾。他在《答刘晋书》[1]218表明了心迹：
弟年近古稀矣，单身行游，只为死期日逼，阎君铁棒难支，且生世之苦目击又如此，使我学道之念转转急迫也。既学道不得不资先觉，资先觉不得不游四方，游四方不得不独自而受孤苦。何者？眷属徒有家乡之念，童仆俱有妻儿之思，与我不同志也。志不同则难留，是以尽遣归，非我不愿有亲随，乐于独自孤苦也。为道日急，虽孤苦亦自甘之，盖孤苦日短而极乐世界日长矣。
李贽悟道的道路漫长且孤寂，妻儿童仆由于思念家乡，不能再与李贽一道过着离乡背井的流离生活离他而去。他忍受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孤单地在异地生存，生活在伟大孤寂的精神世界中，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到：“ 近居龙湖，渐远城市，比旧更觉寂寞，更是弟之晚年便宜处耳。”他孑然一身，遗世独立，时而觉得清冷寂寞。但谈到近来所读之书，李贽又侃侃而谈，谈得热闹，忘却了现实生活的孤寂。李贽清醒而痛苦地生活着，尘世中的困难在他看来只是短暂的，只有追求真理的快乐是永恒的。
幸而李贽亦得同道好友的支持。《与焦漪园》[1]366一文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写于武昌，记录了万历十九年李贽与袁宏道同游武昌黄鹄矶，被一些人以“左道惑众”驱逐，幸有友人刘东星保护才得以脱险之事。文中李贽说：“老人无归，以朋友为归。”在临死之前，亦是好友马经纶陪伴身边。思想上产生共鸣的朋友是晚年李贽最大的安慰。
万历三十年二月下旬到三月间，反对李贽的势力终于有所行动。东林党人看不惯李贽反对儒家道德伦理而提倡“至人之治”，由沈一贯指使张问达，上书弹劾李贽。张在奏折中说：“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狂诞悖戾，不可不毁……”[5]又历数李贽行为不检点、男女关系混乱等事，提出“望欶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及各布政司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毋令贻祸后生，世道幸甚”[5]。万历皇帝审阅过后，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 的罪名逮捕了李贽。李贽当时正在病榻上，见官兵来逮捕他，也不反抗，命人拿来门板一块，躺在上面去往监狱。在审讯中李贽只言：“罪人著书多有，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并作《系中八绝》诗：
名山大壑登临遍，独此垣中未入门，
病间始知身在系，几回白日几黄昏。[6]
李贽自知病入膏肓，并未想过为自己脱罪，更愿以死明志。在仆人为他剃须的时候，他用剃刀自刎，整整两天才结束了生命。随后，他的著作被焚毁，追随他的人也受到了迫害。
晚明市民生活的繁荣使得小说、戏曲等艺术形式日臻成熟，旺盛的市民娱乐需求使“草根文学”快速成长起来，文学向市民化、大众化方向普及。由于文人的参与，晚明戏曲、小说的创作水平达到新高度。李贽敢于站在大众需求层面，本于真心、真情地点评文学作品，亦促进了高水平戏曲、小说作品的创作和传播。注重“真”“情”“趣”的风潮使通俗文学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一)由雅入“俗”，晚明市民文化繁荣
晚明时期文人关注小说、戏剧并参与剧本创作，原本“不入流”的通俗文学形式得到了极大发展。刻印书籍的书坊印刷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小说的繁荣。《西游记》《三国演义》《金瓶梅》等长篇小说代表了古典小说的极高水平，冯梦龙的“三言”与凌濛初“二拍”中集中了宋元话本与明代拟话本里的故事，加以改编润色，形成短篇故事集。其中大多数故事以精彩的情节吸引读者，某些故事中夹杂着秽语与低俗的内容，亦反映了晚明社会市民生活的特点。文人创作的剧本如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等，不仅在故事情节上引人入胜，文本与台词也具有极强的文学性与艺术性。文人的整理与润色，提升了民间艺术形式的审美水平，使流传于民间的故事经过修饰后日益雅致。此外，文人参与点评戏曲小说亦极大地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地位，充分肯定了小说、戏曲的文学价值，并带动了文人关注、创作通俗文学作品的风潮。晚明时人爱好戏曲，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必有戏班助兴，专业的演出机构也使戏曲演出水平更高。受儒家思想影响，戏曲、小说承担教化世人的社会责任。高明在《琵琶记》中说：“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但一味迎合儒家教化功能，却使文本内涵陷入僵化。李贽敢于跳脱儒家教化，看待戏曲小说真正的文学价值，在当时是非常有先锋意义的。
(二)文人视角，赋值民间草根文学
李贽对民间草根文学形式相当喜爱，先后批注过《西游记》《三国演义》《琵琶记》《红拂记》《北西厢记》等小说，流传下来的有《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真本》《李卓吾批评琵琶记》《李卓吾批评玉合记》《李卓吾先生批评幽闺记》《李卓吾先生批评浣纱记》《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等。
《红拂记》是明代张凤翼所著的传奇作品，后被改编为剧本，作者与李贽的好友袁宏道、汤显祖、李惟祯等人交往频繁，李贽便近水楼台，先睹为快。此剧根据唐代传奇《虬髯客传》改编，原著以歌颂唐太宗李世民为主题，经过张凤翼改编成戏曲后，红拂女与李靖的爱情故事成为主要线索——红拂女与贫穷落魄的李靖相识，女子毅然抛下豪门锦衣玉食，深夜与李靖私奔。《红拂记》不同于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以侠女和英雄爱情为主线。李靖与红拂女一见钟情、不顾一切的爱情故事，以及髯虬客仗义相助的豪迈情怀，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李贽对其评价颇高，对于故事情节与对白，多次在夹批“好关目”“光景好”“白好”“妙”“壮”“奇”，亦有部分不关情节发展的被其称“俗”。对于李靖这个人物形象，李贽更不惜褒美之辞，多次用到“英雄”“洁俊”“伟”等词赞颂之。李贽相当欣赏奇女子红拂，开篇便评曰“妓字不可以目红拂！”在李贽眼中，红拂女乃是“伟妇人”，称赞她“有主张”“有才有识有胆”，“世上有这般女子！”[1]499。李贽无论红拂女的歌妓出身，也不管她与李靖私奔的行为是否符合礼教，只教此情源于真心，即值得肯定之、歌颂之。
李贽在读了《红拂记》后，从关目、曲、白、故事等全方位肯定了这出剧目，为剧中人物大胆追求爱情的行为叫好，并不吝将此剧提高到兴观群怨的高度：
此记关目好，曲好，白好，事好。乐昌破镜重合，红拂智眼无双，虬髯弃家入海，越公并遣双妓，皆可师可法、可敬可羡。孰谓传奇不可以兴，不可以观，不可以群，不可以怨乎？饮食宴乐之间，起义动慨多矣。今之乐犹古之乐，幸无差别视之其可！[1]499
将民间文学与诗经中“风”相比拟，对于民间俗文学的重要性给予充分的肯定。这些民间文学剧本真实地反映了民风，具有真情实感，创作者从真心出发，观赏者被真情感动，回归到了真挚的审美，让李贽惊喜不已。
《拜月亭》 也称《王瑞兰闺怨拜月亭》《蒋世隆拜月亭》，元代关汉卿作，描写了书生蒋世隆与王瑞兰在兵荒马乱时候的离合故事，共四折一楔子。谈到《拜月亭》时，李贽将其与《西厢记》相比，从主张恋爱自由的角度充分肯定了拜月亭。他在《杂说》中说：“《拜月》《西厢》，化工也；
《琵琶》，画工也。”[1]499认为《拜月》在艺术高度上要更胜于《琵琶记》。《琵琶记》的主人公赵五娘身上集中了传统女性的所有美德，孝顺、坚忍、任劳任怨；
牛小姐顾全大局，忍辱负重；
男主角蔡伯喈是封建礼教的代言人，虽然许多情节上经不起推敲，但仍被冠以孝顺、忠诚的美名，最后博得大团圆结局。这个故事虽然受到人们的欢迎，但是编排的痕迹太重。李贽认为《琵琶记》站在传统思想的角度上演绎故事，故事虽好，但经过人工雕琢，已失其“真”，只是肤浅的感人，没有真正打动人心；
《拜月亭》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故事，主人公勇于追求、敢于反抗的精神比起一味顺从的传统女性形象来得生动鲜活。从这个角度看，《拜月》更能体现李贽反抗传统观念压迫的精神。
“孰谓传奇不可以兴，不可以观，不可以群，不可以怨乎？”[1]499戏曲和小说不仅是人们消遣的方式，也具有其文学性与艺术价值。自古以来，儒家强调正统诗文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意为文学应当有引发感情、洞察世事、反映群情、讽谏政治的作用。程朱理学主张“文以载道”，从北宋古文家周敦颐传承下来，把拣选文章的标准定为文章内容是否符合礼教，贤或者不贤，这种选文标准只看文章是否能为社会服务，如只有华丽辞藻，没有道德标准，或者道德标准不符合儒家政教，便不能进入正统，传奇、小说、戏曲长期以来都被排斥在“雅”文学与主流文学之外。明代晚期，由于市民意识的觉醒和文化的繁荣，戏曲小说有了长足的发展，孕育戏曲小说的土壤更加肥沃，俗文学也有了更加广阔的市场。一大批文人投入戏曲小说的创作，使之在艺术水平上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戏曲小说成为反映社会现实的工具，赞美歌颂美好的品质，讽刺丑恶的现象，在思想高度上也有提升。李贽等文人关注戏曲小说和传奇故事，并且投入创作，对戏曲小说走入文学主流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李贽出生于商人家庭，后辗转各地为官，熟悉市井文化与市民生活。他的生活相当入世，对于世俗生活有着比较深刻的了解和体会。李贽等一批文人对小说戏曲的关注，使俗文学从边缘地带脱离出来，越来越走向文学的主流。小说戏曲等形式同样具备了文学认识、教育、审美的功能，而且由于它的通俗性，更容易让草根阶层所接受与喜爱。正如李贽所言，只要是表现真实的文学作品，都是天下至文。这种观点带动起文人关注草根文学的风气，金圣叹等人的戏曲点评也受到李贽点评风格的影响。小说戏曲等艺术形式以往被道学家嗤之以鼻，认为其不入流，而文人群体的集体肯定对于小说戏曲本身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更多的文人亲身实践，投入到小说戏曲的创作之中，使小说戏曲的创作质量不断提高。同时，由于文人选本的水平较高，使草根文学更具有艺术性与审美意蕴，朝向高雅的方向发展。
李贽的文学主张承袭了晚明文坛主“情”之脉络，又以其独特的狂禅精神为外显，形成颇具特色的个人风格。
(一)注重真情，承晚明文坛之风气
明代文坛的风潮一直在复古与反复古之间交替进行，但主“情”是一条明确的脉络。明代前期诗坛以复古风潮为代表，高启率先以“格”论诗，强调“师古”与“摹拟”，后有茶陵派李东阳提出“格调”的概念，即讲究声调格律。他推崇唐诗的格调之美，尤其是杜诗，并且认同严羽的“诗有别裁”之说。前七子中的李梦阳发展了“格调”的观点，他认为优秀的诗作仅仅有声律格调是不够的，“格调”的核心应当是“情”，而“格”亦包含了人的品格和诗的品格之意。前七子中的徐祯卿提出了“因情立格”说，说明了诗人因“情”的不同使作品各有变化。后七子中的谢榛主张从精神上效法古人，并注意到了“情”与“景”的关系。胡应麟又将“格调”扩充为“体格声调”，并认为诗应当是“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具备，实体结构与风采神韵兼备的才为佳作，强调诗的神韵、灵魂、精神气质。徐渭坚决反对复古派的主张，认为复古派是“鸟学人言”的行为，拟古之诗和鹦鹉学舌并无不同。徐渭的诗学观点是以“真我”出发点，认为诗本发乎情，就必须“为情而造文”，他提出了“本色”“真我”论[7]。
李贽反对“格律说”，却注重文章的“真情”，主张打破格律进行诗歌创作。他对复古派追求音律声调之美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认为诗的风格应当是自然的流露：“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缓者音调自然舒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性情自然之谓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1]589在他看来，古人之作之所以呈现不同体貌特点，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的，是诗人性格特点的外显，不是从形式与音律上刻意拟古就能做出好文章。晚明的文学复古，已有人为追求拟古而忽略了诗文应当反映自然心声，做出来的尽是虚伪造作的语言，李贽提出的打破格律进行创作的想法得到了当时很多文人的响应。
(二)率性而发，情重于形之创作
李贽自身的创作也本着自然而为、率性而发的宗旨，主张打破格律，突破行文的束缚，重意而不重形。如《朔风谣》[1]615：
南来北去何时了？为利为名无了时。
为利为名满世间，南来北去正相宜。
朔风三月衣裳单，塞上行人忍冻难。
好笑山中观静者，无端绝塞受风寒。
谓余为利不知余，谓渠为名岂识渠。
非名非利一事无，奔走道路胡为乎？
试问长者真良图，我愿与世名利徒，同歌帝力乐康衢。
此诗采用歌行体的形式，非但不押韵，连句子也不对称，表达了李贽不愿追逐名利，愿世人共享太平的理想。
小品文是晚明风行的文体。“小品”一词来源于佛经，鸠摩罗什翻译佛经时，将详本称为“大品”，简本称为“小品”。小品文是散文的一种，内容与题材不限，表现形式也多变。大多篇幅短小，不拘一格，内容也没有明确的限制，很适合表达随感，可以叙事，也可以议论、抒情，也可以用来讽刺。讽刺是小品文的一大特色，一般通过诙谐幽默的叙事，让读者在笑过之后，反思文章中的深意，批评某些社会现象、错误思想与虚伪的个人。
李贽犀利的小品文风格独树一帜，他利用小品文的形式讽刺时弊，如《赞刘谐》。刘谐是隆庆五年的进士，麻城人，机智的言谈使得迂腐的道学捍卫者哑口无言，李贽赞他为“聪明士”。当时社会上许多专研八股文、死读诗书、教条地维护孔教的人正如文中“道学”，平时宽袍大袖、衣冠楚楚，打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8]的旗号，凡事唯圣人所言为尊，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刘谐只需一句玩笑话，就能噎得他说不出话来。李贽对刘谐所言大加赞赏，也借此文讽刺了道貌岸然实则草包的道学家们。
李贽将散文、杂文创作作为他对道学家宣战的武器。如他写给耿定向的《答耿中丞》《又答耿中丞》《答耿中丞论谈》《与耿司寇告别》《又答耿司寇》《寄答耿大中丞》[9]等一系列文章，洋洋洒洒几万字，既自陈观点，又在其中批驳耿定向虚伪的嘴脸。李贽从一开始对耿定向有所期待，真诚陈述自己的观点，希望对方可以理解，到最终对耿定向失望、离开耿家的过程里，思想从未动摇。李贽本着尊重耿定向的态度，说道：“公既深信而笃行之，则虽谓公自己之学术亦可也，但不必人人皆如公耳。”[10]然而互不妥协的两个人最终站到了对方的对立面。
由于李贽的狂放与真挚，站在草根阶级的立场与道学中人激烈对抗，争取话语权，被所谓的“主流正统”视为“异端”。但在文学史中，李贽“以狂释真”的文学实践却对后世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童心是狂禅的内核，狂禅是童心的外显。在李贽“以狂释真”的文学实践影响下，明清之际的文学有了新变：以往为“道”服务的文学，逐渐转向为“心”，为“人生”的道路上来，晚明的文坛更加丰富了。李贽本着“童心”论文，打破文体尊卑的界限，不以出身论英雄，使所有文章都置于“去伪存真”的标准下论优劣，不论是雅文学还是俗文学，都有可能成为天下之至文。虽然他的主张没有挽救末世堕落的世风，但是“以狂释真”的主张和实践深深影响了士人心态，并且促成了后世性灵论的发展，具有启蒙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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