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君，陈明忠
（1.汕头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
2.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广东 汕头 515078）
数字经济被认为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谁先抓住先机，谁就能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显示，2019 年数字经济达到了35.8 万亿元，占GDP 比重已提升到36.2%。广东省是国内最早布局数字经济的省份之一，2016 至2020 年期间，广东省数字经济总量连续五年位居全国第一。2020 年，广东省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约为5.2 万亿元，占GDP 比重46.8%，特别是广深两市数字经济产值均突破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高地。当前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较少，基于广东省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尤为缺乏，这与广东省的数字经济强省的现实地位不相称，相关理论研究滞后广东省金融新业态发展的需要。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金融发展提供新的空间，也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出更高要求。依托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底层技术的金融科技不断突破创新，驱动传统金融业变革[1]。围绕基础产业、现代产业链，构建开放、普惠、创新、数字化金融体系势在必行。
（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内涵
数字金融较传统金融具有便捷性、靶向性、广覆盖以及低边际成本等优势[2]。与传统金融相比，数字金融的优势在于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3]。数字普惠金融为中小企业、弱势群体提供便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解决金融排斥问题提出思路，提高金融包容度[4]。有关研究主张在包容性背景下发展普惠金融，使边缘人群纳入金融体系，共享金融服务，为经济注入动力[5]。研究指出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居民消费决策，尤其在低收入群体，这一效应尤为明显[6-8]。
（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
在数字金融的支持下，普惠金融得以迅速发展，一些研究机构开始测度区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并定时公布一些数据，例如清科研究中心的《中国城市科技金融发展指数》，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零壹智库《金融科技发展指数》，其中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公布的三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被广泛引用，该指数涵盖3 个维度、33 个指标，覆盖2011—2020 年全国省市数据，2014—2020 年区县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从数据的维度、时间连续性、地区覆盖面优于其他指数，反映区域数字普惠金融的真实发展情况[9-10]。
（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尝试论证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实体经济，并得出很多有益的成果。研究指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缓解金融集聚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11-12]。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存在区域空间异质性，呈现非均衡发展态势[13]。在我国不同的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具有异质性[14]。数字金融推动区域技术创新服务经济增长，有利于地区创业[15]。
现有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在我国不同区域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存在机构化差异，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传统金融发展、技术创新，进而影响实体经济[16-18]。广东省作为全国最大的数字经济体，数字普惠金融的非均衡程度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有待论证。本文将分析广东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地区差异程度。通过定性与定量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究竟如何服务于实体经济，在过程中存在什么短板和痛点等问题。希望以其作为着力点，探索出广东省在数字经济时代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减缓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一）广东省数字普惠金融总体情况
根据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公布的全国31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数字金融普惠总指数，2020 年广东省排名第六。由图2 可以看出，2011—2020 年广东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2011 年至2013 年广东省数字普惠金融增长速度最快，总指数年化增速高达63%。这得益于“十二五”期间，广东省委省政府大力的政策扶持和新时代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紧接着2013 年至2016 年，广东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增速有所放缓，表明数字金融监管的加强，导致金融机构、科技公司扩张势头有所放缓，数字普惠金融由高速增长向常态增长过渡。2016 年至2020 年增长速度又有所提升，但仍然低于2011 年至2013 年的增长速度。2016 年之后，金融业的转型更为深入，金融科技列入国家《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之中，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战略相继提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向农民、农村倾斜，使得数字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更大。
图1 2011—2020 年广东省数字金融普惠总指数和分指数数值
（二）广东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地区差异
广东省21 个地级市2011—2020 年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整体都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从图2可以看出，21 个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趋势和地区差距已形成，深圳连续10 年稳居广东省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第一，茂名连续10 年居末位。从图4 可以看出，分区域来看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最迅速，明显与粤东西北地区拉开差距，粤东地区整体发展优于粤北地区，粤北地区优于粤西地区，粤西发展最缓慢①根据广东行政区划分为珠三角、粤东、粤西和粤北四个区域，珠三角指广州、深圳、珠海、东莞、惠州、佛山、中山、江门、肇庆9 个地级市；
粤东指汕头、揭阳、潮州、汕尾4 个地级市；
粤西指湛江、茂名、阳江3 个地级市；
粤北指清远、梅州、河源、韶关、云浮5 个地级市。。从图3 看出，2011—2020 年珠三角9 个城市内部数字普惠金融的不均衡程度最大，且差异程度呈逐年扩大趋势。粤北地区城市内部不均衡程度最小，粤东西北地区城市内部差异程度呈逐年缩小趋势。
图2 2011—2020 年广东省21 个地级市数字金融普惠指数
图3 2011—2020 年广东省21 个地级市分区域数字金融普惠指数均值
图4 2011—2020 年广东省21 个地级市分区域数字金融普惠指数标准差
（一）研究思路
由于数字金融使金融服务门槛降低，具有更高的可得性，当地的企业和个体能够更容易获得信贷支持，缓解了传统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中存在的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因此，本文假设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并选取2011年至2020 年广东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其中，2011 年至2020 年广东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标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指数，该指数被广泛应用于研究中，认可度较高。广东省各地级市数据来自2012 年至2021 年《广东省统计年鉴》、统计公报、Wind 数据库、广东省各地级市统计局。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实体经济
本研究采用地区生产总值减去金融业增加值和房地产产业增加值的对数值，作为地区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指标[19][20]。
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依据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广东省21 个地市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的分指数。该指数能很好反映数字普惠金融的地区差距，被权威文献广泛引用，具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
3.控制变量
（1）技术创新。创新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本文使用专利授权数的对数值来表示。
（2）信息化发展水平。信息化发展水平会影响实体经济发展，可能会通过数字技术优化生产效率进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数字鸿沟”影响实体经济发展。本文使用地级市人均手机数量来衡量。
（3）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产业的生产率，从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本文使用第三产业与地级市GDP 的比值来表示。
（4）投资水平。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本文采用地级市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方法。
（5）传统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促进作用，一种是金融抑制。本文使用地级市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与地级市GDP 的比值来表示。
（三）模型设定
采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将实体经济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如下模型：
常数项。核心解释变量ifiit为城市i 第t 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Controls 表示所有其他的控制变量，其中包括技术创新、信息化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投资水平、传统金融发展水平。εit表示模型中的残差项。系数α1表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预期该系数显著为正。
（四）实证研究
1.描述性统计。表1 为本文选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从表1 可知，2011—2020 年广东省21 个地级市实体经济的均值为16.786，最大值为19.164，最小值为15.279，标准差为0.944，通过描述性统计数据看出广东省21 个地级市实体经济差异性较大，说明广东地区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特征，下一部分会做更深入的分析。
表1 显示2011—2020 年广东省21 个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均值为185.326，最大值为2020 年深圳市普惠金融指数319.24，最小值为2011 年茂名市普惠金融指数41.63，标准差为69.067。通过描述性统计数据看出广东省21 个地级市数字金融水平差异性较大，不均衡程度大于实体经济的差距程度，数字金融为区域经济的赶超提供可能，有助缓解广东区域经济不平衡问题。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三个维度，覆盖广度的标准差为69.529、使用深度的标准差为71.561、数字化程度的标准差为76.45735，均呈现“标准误差大”的特点，其中以区域数字化程度差距最大，使用深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小。
从控制变量看的统计值看，广东省21 个地级市在信息化发展水平和技术创新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产业结构、投资水平、传统金融发展水平等方面差异较小。
图5 是广东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拟合关系散点图。从散点图的分布与斜率方向看，可以初步判定地区实体经济发展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增长，即两者呈现正相关。
图5 广东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散点图
2.回归结果。表2 呈现的是广东省21 个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三个维度对区域实体经济发展的线性估计结果，整体模型拟合度较高。在模型（1）中，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的估计系数为正，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数字金融很好地促进了广东省各地级市实体经济的发展。控制变量中，技术创新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技术创新能够明显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传统金融发展水平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为负，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传统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印证了“金融抑制”的理论观点，也反映了对数字金融等新金融创新业态的需求。投资水平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发展。因此，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依赖好的投资。信息化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
分维度回归的结果如表2（2）、（3）、（4）所示。覆盖广度的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使用深度的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数字化程度的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维度都促进了地区实体经济的发展，且使用覆盖广度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大。
表2 基准回归和分维度回归结果
3.稳健性检验。首先，剔除省会城市广州和经济特区深圳，由于广东省21 个地级市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体量差距较大可能使得数字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广州市和深圳市与广东省其他19 个地级市相比较，经济体量差距较大，数据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剔除广州和深圳市样本后，其回归结果如表3 第（1）列所示。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前文回归结果一致，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此外，对研究样本数据进行标准化的缩尾处理，再重新进行回归检验，其回归结果如表3第（2）列所示。缩尾处理后的实证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前文的回归结果一致，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一）辐射和示范效应不强
从省内看，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群居第一阶梯且明显与粤东西北地区拉开差距，粤东地区整体发展优于粤北地区，粤北地区优于粤西地区，粤西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最缓慢。广州、深圳数字普惠金融建设持续走在全省最前列，但珠三角城市群内部数字普惠金融的不均衡程度最大，且差异程度呈逐年扩大趋势，数字金融强市对落后地区的金融辐射带动和示范效应有待提升。
（二）地区发展不平衡
广东省21 个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区域上呈现出不平衡，水平上差距较大的特征。三个维度指数中以数字化程度差距最大，使用深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小。广东省作为全国经济前沿地区，整体数字化程度虽然比较高，但仍旧是驱动省内各市差距的主要指标。例如粤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较缓，主要是由于广东省北部地形以山路居多，增加了信息基础设施的修建难度，影响了数字金融的普及和推广，从而影响了粤北实体经济的发展。
（三）面临体制和机制障碍
完善的体制和机制是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广东省各地级市数字化基础参差不齐，数字化创新成果向落后地区释放不足，仍需在体制和机制上向落后地区倾斜，不断提高落后地区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便利性和数字化程度，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1 年至2020 年广东省21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广东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21 个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呈现不平衡、差距大的特征，数字化程度是驱动省内21 个市差距的主要指标。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地促进当地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助缓解广东区域经济不平衡问题。分维度看，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均能显著促进地区实体经济的发展，并且使用深度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大。此外，研究发现技术创新能够明显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传统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抑制作用。
（二）相关建议
1.完善数字经济制度顶层设计。由于近年来数字经济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广东省需要在国家战略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制定适合广东省数字化发展的战略指导、制度设计等政策。紧抓双区建设为广东金融改革创新创造的平台，增强粤东粤西粤北地区金融政策支持，携手国内国外金融资源，推进广东普惠金融示范区建设，引导粤港澳大湾区核心金融资源辐射全省。
2.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坚持数字金融改革建设“全省一盘棋”统筹布局，推动广东各城市在金融产业的分工和融合发展。在完善区域金融发展布局方面，以珠三角地区为“头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广州、深圳在省内带动作用，发挥广州、深圳双城联动效应，辐射带动全省优化金融布局。增强汕头、湛江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在粤东、粤西的示范效应，构建服务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的大金融体系，实施更高水平金融开放，提升金融产业发展能级和竞争力，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叠加效应。
3.加强监督和管理。着力优化粤东粤西粤北地区金融生态，完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长效机制，巩固金融改革创新基础。尊重市场发展的规律，避免政治锦标赛激励下盲目推行普惠金融，忽视金融市场中的商业准则，进而影响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和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建立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效率评价体系，动态评估和监管广东省数字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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