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燕，张 明
（江西开放大学，江西 南昌 330046）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指出“到2022年，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初步健全。探索形成一批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模式和经验，乡村振兴取得阶段性成果”［1］。当前全社会各个领域都在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落实，职业教育亦是其中的重要助推力量。习近平主席在向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致贺信中指出，“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对促进就业创业、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到现在，不少研究者以真实的案例为论证基础，对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但是对于特色乡村振兴模式的升华总结还比较少。本研究则是立足江西工程职业学院助力婺源县王村、重庆三峡职业学院助力巫溪县天元乡万春村的成功实践，探索总结出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多元协同模式，以期对职业教育更好地发挥社会服务功能提供有建设性的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人才振兴是关键。而职业教育往往是支撑乡村发展的人才源头。鉴于全国各地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优秀经验的差异性，为了更好地探知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振兴的有效做法，总结出可推广的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模式，本研究选取了婺源县王村和巫溪县万春村作为研究案例。案例选择缘由如下：
一是国家政策导向推动。国家近年来非常关注教育发展与区域发展紧密相连的辩证关系，致力于通过提升中西部教育水平来促进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通过解决教育不平衡带动解决其他方面的不平衡。本文选择中部地区的江西婺源县王村和西部地区的重庆巫溪县万春村，旨在对比剖析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中多元主体所发挥作用的共性，为中西部其他职业院校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提供指引，提升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二是两个村庄特色经验吸引使然。王村于2019 年11 月获得“江西省省级生态村”荣誉称号，2020 年被列为省级3A 级旅游景点；
巫溪县万春村脱贫致富的故事于2021 年6 月被央视焦点访谈重点报道。这两个乡村走向振兴的背后都有职业教育不遗余力的助力。江西工程职业学院自2018年10 月开始定点帮扶王村，为激发王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搭建电商扶贫平台、开展技能培训、人才培养、技术推广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促使其本土自创茶叶品牌“金淦美”远销海外10 余个国家，带动村民合作社年收入从亏损10 余万增加到年利润130 余万，农户平均年增收6000 多元，实现20 余户68人精准脱贫，带动145人就业。重庆三峡职业学院自2018 年起对口帮扶天元乡万春村，助推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2018-2020 年三年间，学院立足“三农”，充分发挥学院专业、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实现技术支撑农业，产业振兴乡村，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13.4 万元，村农户户均增收2.6 万余元，直接带动33 户99人实现脱贫。为此，本研究选择万春村和王村作为研究样本，其成功经验无疑对其他村庄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借鉴价值。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治理有效”要求。社会治理问题研究者简·库依曼和范·弗利埃特指出：“治理理论所要创造的社会结构和秩序是要依靠多种相互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积极互动所创造的，不是由外部强加的。”［2］由此可见，社会治理强调主体多元化，虽然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但是基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互利共赢的共同目标，可以推动实现对等合作，建立自觉互动的社会治理网络，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活动，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基于社会治理理论的这一特征，通过深入分析两所高职院校助力乡村振兴的案例，可以发现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主要涉及政府、职业院校、企业、农民、乡村基层组织等多方主体，各个主体各司其职，协同联动，促使乡村振兴效果最大化。
1.政府：乡村振兴项目行政引导主体
政府的公权力决定着社会公共事务的发展方向和基本内容。各级政府作为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领导者和掌舵者，承担着掌控全局、统筹规划的职责，在宏观上控制着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总体发展方向和最终奋斗目标。所选的两个村庄都是在政府相关扶贫部门支持下开展职业院校定点帮扶工作（详见表1）。对比分析两个村庄的振兴情况，发现政府所发挥的作用有如下几点共性：一是提供制度保障。制定高校对口支援政策的配套执行制度，在经费投入、项目安排、人才使用等方面提供各项优惠和激励政策，为对口支援提供发展空间；
二是履行统筹协调功能。协调职业院校、企业、农民、乡村基层组织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帮助争取政策所需的各种资源；
三是发挥宣传发动作用。地方政府采用多种方式为对口应援政策的执行营造良好的氛围，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对口应援工作，使参与的主体更加广泛。
表1 地方政府在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项目中发挥的作用
2.职业院校：乡村振兴项目教学支持主体
助力乡村振兴既是职业院校发挥社会服务功能，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职责所在，亦是谋求其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会。婺源王村和巫溪万春村都抓住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完成有关政府部门要求定点帮扶任务的同时，根据各自帮扶乡村的特点，创新工作方式（详见表2），明确自身定位，促进对口帮扶方案有效实施，真正帮助乡村走向振兴。分析两个乡村的案例，发现实施帮扶政策的两所职业院校有以下相似点：一是充分调研乡村民情和特色经济，针对农村缺产业规划、缺项目推动、缺技术支持和团队运维的被动现状，发挥职业院校的人才和资源优势，推动政府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创新营销路径，积极促进乡村特色产业兴旺发展，实现产业振兴；
二是充分发挥职业院校智库优势，针对乡村人才需求，组织教育专家、农业专家、营销行家等深入实地开展实用技能培训项目，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帮助村民增长才干，实现人才振兴；
三是深入挖掘乡村的文化宝藏，结合乡村的地缘优势，开展绿色行动，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传播生态文明理念，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和生态振兴；
四是针对农村基层治理能力较弱的问题，开展高校与乡村党支部的对接帮扶活动，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经济引导力和服务向心力。
表2 职业院校在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项目中发挥的作用
3.企业：乡村振兴项目技术支持主体
乡村振兴需要乡村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企业的介入则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较为稳固的发展动力、创新思维以及资金和技术投入。分析两个乡村的发展路径，发现都有企业参与帮扶乡村经济发展（详见表3），主要表现如下：一是采取新型经济组织方式，用规模化标准化技术化的生产破解农民的作坊式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
二是开发出资源利用新方式，挖掘农业的多功能性，促进农村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和最优配置，产出高价值产品，包括特色种植、特色养殖、乡村休闲旅游等；
三是提供较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保障农村企业业务的维护与发展；
四是带来就业岗位，有利于培养一批农民企业家和企业管理人员，促进农民身份的转变，推动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变。
表3 企业在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项目中发挥的作用
4.农民：乡村振兴项目行动主体
乡村振兴，关键靠人。广大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和受益者，他们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具有发展农业和建设农村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不是坐享其成，等不来、也送不来，要靠广大农民奋斗”［3］。分析两个乡村的振兴进程（详见表4），发现两个村的农民在乡村建设中有如下共性：一是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中，容易转变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提升参与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项目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是对知识和技能的学习需求突出，学习意愿比较强烈，在各方社会力量的帮助和支持下，能够成长为爱农业、懂技术和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三是主人翁意识在逐渐增强，大部分农民积极关注乡村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状况，对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可以获得的乡村产业振兴、就业岗位增加、受教育机会增多、乡村生态环境改善、人均收入提升等福利非常珍惜，愿意行使主人翁权力，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表4 农民在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项目中发挥的作用
5.乡村基层组织：乡村振兴项目实施主体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的最基层的组织，是乡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自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推进以来，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驻村之后，村级党组织和村委会建设得到大力加强。分析两个乡村案例，发现两个村庄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是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项目的承接者和落地实施者，对于项目能扎根乡村大地发挥着重要的推进作用。一方面可以有效地与提供帮扶的组织积极沟通交流，制定符合乡村地域特色的发展规划，为产业基地、人才培养实践基地、文化基地、生态产业融合基地的建设提供组织保障；
另一方面可以有力地组织村民参与各类项目的建设，为职业院校、企业等社会力量与村民之间的良性沟通建立起友好的桥梁，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起村民参与乡村振兴项目的热情，有利于聚集民智，助推乡村治理有效。比如王村在建设美丽乡村的过程中，村党支部和村委就助推村民围绕徽文化“古色”，采取出租老宅、易地搬迁等方式，将古建筑改造成古宅民宿，形成一种特色旅游项目；
万春村则在村党支部和村委的组织与沟通下，引导村民充分发挥土法养猪的优势，入股建设腊肉加工工厂，让乡村产业得以振兴。
我国是农业大国，乡村发展问题关乎民生，更关乎国家发展。通过以上对婺源王村和巫溪万春村两个村庄发展现状的分析，发现在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项目推进中，乡村当前仍旧面临着产业融合度不高、人才供给不足、文化建设力度偏弱、生态文明理念传播力度不够、多元主体协同联动松散的问题。而职业教育承担着乡村振兴战略赋予的时代使命，需要充分发挥职业院校的撬动作用，协同政府、企业、农民、乡村基层组织等多主体共同治理乡村问题，从明确发展取向、明晰责任使命、找准助力方式三个层面构建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多元协同模式。
1.明确发展取向：“五位一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第三条指出“促进乡村振兴应当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4］。此要求涉及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多个方面，彼此之间相辅相成。产业兴旺奠定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要求职业院校协调政府、企业、农民、乡村基层组织等多元主体发挥产业兴农的经济功能，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
生态宜居衡量乡村振兴的内在品质，要求职业院校协同其他多元主体在服务乡村经济发展的时候，帮助农民牢固树立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促进本地基础农业与旅游、商业、文化、生态等产业深度融合；
乡风文明塑造乡村振兴的主体价值，要求职业院校协同多元主体发挥文化强农的治理功能，不仅要关注农村的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要重视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培育有乡土文化记忆的新型农村和现代文化观念的新型农民；
治理有效关系乡村振兴主体能动性，要求职业院校协调政府、企业、农民、乡村基层组织等多元主体发挥人才助农的教育功能，培养能够扎根农村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型职业农民，增强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生活富裕明确乡村振兴的目标导向，要求职业院校协调多元主体围绕农民的现实利益需求来发展产业、优化生态、传承乡风、强化治理。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思想保障，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和重要保障。在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职业院校需要根据政策导向，发挥智力支撑的优势，协同政府、企业、农民和乡村基层组织走出单一的产业兴农的发展思维，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方面推动乡村的全方面发展，最终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2.明晰责任主体：“五方联动”
在群体心理学当中，两个或者以上的个体通过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进而联合起来产生增力的现象即为联动效应。在联动效应的作用下，内部各个元素之间相互合作使得个体获益，整体效应增强，最终实现多方共赢发展的格局。［5］政府、职业院校、企业、农民和乡村基层组织要走向“五位一体”，需要承担好各自责任，发挥各自优势，形成“联动”局面。地方政府应发挥好“元治理”作用，以地方发展特色为基础，制定有针对性的乡村振兴发展规划和强有力的政策保障措施，其中就需要对地区内职业教育体系有统筹安排，结合各乡村的人才需求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情况，有目标地推动职业教育供给，比如对职业院校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方向的确立给予明确的规定，也包括对企业资助乡村发展的感恩回馈行为的政策支持和宣传等。职业院校作为技术技能推广、乡村文化普及、农业科技人才、乡村服务人才、乡村治理人才等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应积极发挥学校“陪、引、训、育”的改革驱动力量［6］，通过专业转型、培育方式创新、送技术入户、送专家下地、送教师下乡等方式帮村民解决本领恐慌问题，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壮大一支不走的本土人才队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合作办学，推行“校企”双元育人是职业教育实施混合所有制办学的内在要求。在政校企联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企业可以为职业院校提供资金、场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和资源，为乡村企业建立、就业岗位增加发挥重要的资源配置作用。农民和乡村基层组织是政校企联动推进的各类产业项目、科技项目、培训项目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主体。农民需要变被动接受资助为主动参与学习，提升主人翁意识，主动挖掘乡村特色，推动乡村转变传统的生产方式，走“抱团发展、产教融合、种养结合、文化强村、绿色发展”的道路。
3.找准助力方式：聚焦职业教育的“生态位”
职业教育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当前职业教育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集中在教育扶贫方面，服务乡村振兴往往是被动实践，服务内容不深，但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决定着职业教育需要在乡村振兴这样一个涉及多领域、多组织、多要素的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中认清自己的时代使命，找准自己的“生态位”，主动服务“三农”，服务城乡融合发展，在主动服务中寻找到发展契机。一是职业院校可以基于自身的办学优势，用好地方政府在乡村振兴和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规划指引作用和资源整合能力，打破一元化的传统办学模式，联合地方政府、相关农业企业成立政校企多元办学的乡村振兴产业学院，缓解乡村教育资源不足的现状，满足乡村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二是顺应新时代建设要求，精准职业教育资源供给，从专业方向、课程设置、实训实习、技能培训、产教融合等方面突出“三农”指向，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的价值性和适切性［7］。三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应从外援式、救济式帮扶模式向内生式、市场化帮扶模式转变，不做盲目跟从的“服务员”，而应让自己成为农村发展的“领跑者”［8］，引导乡村因地制宜发挥特色和品牌产业，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领头雁”，将职业教育职业性特点嵌入乡村振兴各个环节，激活乡村资源要素，提升乡村内源性发展驱动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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